第一节 甲骨四堂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过百年。近一个世纪以来，甲骨学日益成为显学。治史、治古文字以至从事书法艺术的人都要吸收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殷墟甲骨被安阳小屯村民发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那时无字卜骨与铲去刻文的龟甲、兽骨每每作为“龙骨”售与药铺，所以后来有由于用药而发现甲骨文的传说。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药铺不收字骨。
甲骨文被收藏家发现是在19世纪末，一般认为1899年被王懿荣首先辨认出来，最早的一批收藏家则还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等。但是甲骨文从发现到形成一门科学，是又经过一批学者辛勤耕耘的结果。在这一批奠基人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四堂”之首--罗振玉。
20世纪30年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在一篇文章中概括甲骨学发展史时说：
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这段著名的评论，点出了甲骨学发展史上四个代表人物各自对该学科的贡献，为学术界所公认，并被简称“甲骨四堂”。这“四堂”分别指：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鼎堂”郭沫若涉足甲骨研究始于1928年，当时正流亡日本，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先是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罗振玉编辑的《殷虚书契》，从序言得知是出于殷墟的古文字，正是他要寻找的第一手资料。接着转向求索甲骨文入门书，找到了罗氏的《殷虚书契考释》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初步掌握了解读卜辞的钥匙。经过刻苦的自学，除了文字考释和利用卜辞复原历史外，较多地注意到通过辞例分析，探讨卜辞语法、契刻规律，同时进行残片缀合、残辞互补。因而其突出的贡献为“发其辞例”。谈到甲骨学史，郭沫若在1929年9月竣稿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一再写道：
甲骨自出土之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殷虚书契考释》……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故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为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彦堂”董作宾是1928年至193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主持者，并对发掘出的两万多片甲骨进行了整理研究，辑为《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1933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甲骨文研究断代例》。对于殷墟甲骨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他曾评论说，刘鹗印《铁云藏龟》“断定甲骨卜辞为殷代之字”，孙诒让撰《契文举例》“为中国史学开辟一新领域”，但是：
刘、孙两氏相继凋谢，在甲骨学中只算昙花一现。刘氏书原由罗氏手拓编次且怂恿付印者，王氏（按：指王国维）考证卜辞，皆在罗氏之后，且受罗氏的启迪实深。所以严格来讲，甲骨学能建立起来，得有今日，实出于罗氏一人之力。
“观堂”王国维，与罗氏一起作为“罗王之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早已为人熟知，尤其在清华学校所作《古史新证》讲义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纸上”和“地下”（甲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互证研究古史，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在王国维以前，首开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先河的正是罗振玉。1903年，罗氏在《铁云藏龟》序中就明确提出甲骨文可证经史，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更将卜辞中的王名与《史记殷本纪》对勘。后来，他在《殷虚书契考释》中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而王国维正是在作《殷虚书契考释》抄录工作之后，才开始研究甲骨文的，更是在罗氏对勘的基础上，又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完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重要的考史著作，并把他使用的方法概括为“二重证据法”加以提倡。正因为这样，1925年，王国维在总结《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里，论述甲骨出土后“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
由此可见，“雪堂”罗振玉被推为“四堂”之首，并非唐兰杜撰，而是对其他“三堂”所论的概括；也不是由于他最年长，而是取决于他在甲骨学起步时期的先导作用，这先导作用都记录在罗氏有关的学术活动及著作中。
甲骨文被收藏家发现是在19世纪末，一般认为1899年被王懿荣首先辨认出来，最早的一批收藏家则还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等。但是甲骨文从发现到形成一门科学，是又经过一批学者辛勤耕耘的结果。在这一批奠基人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四堂”之首--罗振玉。
20世纪30年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在一篇文章中概括甲骨学发展史时说：
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这段著名的评论，点出了甲骨学发展史上四个代表人物各自对该学科的贡献，为学术界所公认，并被简称“甲骨四堂”。这“四堂”分别指：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鼎堂”郭沫若涉足甲骨研究始于1928年，当时正流亡日本，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先是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罗振玉编辑的《殷虚书契》，从序言得知是出于殷墟的古文字，正是他要寻找的第一手资料。接着转向求索甲骨文入门书，找到了罗氏的《殷虚书契考释》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初步掌握了解读卜辞的钥匙。经过刻苦的自学，除了文字考释和利用卜辞复原历史外，较多地注意到通过辞例分析，探讨卜辞语法、契刻规律，同时进行残片缀合、残辞互补。因而其突出的贡献为“发其辞例”。谈到甲骨学史，郭沫若在1929年9月竣稿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一再写道：
甲骨自出土之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殷虚书契考释》……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故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为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彦堂”董作宾是1928年至193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主持者，并对发掘出的两万多片甲骨进行了整理研究，辑为《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1933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甲骨文研究断代例》。对于殷墟甲骨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他曾评论说，刘鹗印《铁云藏龟》“断定甲骨卜辞为殷代之字”，孙诒让撰《契文举例》“为中国史学开辟一新领域”，但是：
刘、孙两氏相继凋谢，在甲骨学中只算昙花一现。刘氏书原由罗氏手拓编次且怂恿付印者，王氏（按：指王国维）考证卜辞，皆在罗氏之后，且受罗氏的启迪实深。所以严格来讲，甲骨学能建立起来，得有今日，实出于罗氏一人之力。
“观堂”王国维，与罗氏一起作为“罗王之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早已为人熟知，尤其在清华学校所作《古史新证》讲义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纸上”和“地下”（甲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互证研究古史，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在王国维以前，首开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先河的正是罗振玉。1903年，罗氏在《铁云藏龟》序中就明确提出甲骨文可证经史，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更将卜辞中的王名与《史记殷本纪》对勘。后来，他在《殷虚书契考释》中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而王国维正是在作《殷虚书契考释》抄录工作之后，才开始研究甲骨文的，更是在罗氏对勘的基础上，又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完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重要的考史著作，并把他使用的方法概括为“二重证据法”加以提倡。正因为这样，1925年，王国维在总结《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里，论述甲骨出土后“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
由此可见，“雪堂”罗振玉被推为“四堂”之首，并非唐兰杜撰，而是对其他“三堂”所论的概括；也不是由于他最年长，而是取决于他在甲骨学起步时期的先导作用，这先导作用都记录在罗氏有关的学术活动及著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