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金石考古辟新途
考古学是对人类历史上留下的遗迹、遗物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以复原古代社会的一门科学。田野考古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由欧洲传入中国，但中国考古学出现以后，能获得很快的发展，还因为它有自己深远的根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在公元11世纪的北宋中叶已经诞生，到了19世纪的清代末期，其研究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已接近近代考古学的古器物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趋向分期、分类整理研究和注意与研究对象共存的遗物，更借助当时最新的照相影印技术，用作研究流传手段。罗振玉正是推动这一进步的倡导者之一，所以有人直接将他称之为考古学家。
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归国寓居天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他任职北大讲授考古学，并询问这一领域开拓事宜。罗氏答书数千言，一面辞谢了他的邀请，一面就中国金石考古的源流、发展方向、研究方法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又以《古器物研究议》为名，发表了答蔡元培书的主要部分。次年将此文收入《云窗漫稿》，易名为《与友人论古器物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金石学”范围较隘，应扩大研究领域，定名古器物学，研究对象可约略分十五目，即礼器、乐器、车马器、古兵器、度量衡诸器、货泉、符契玺印（含封泥）、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墓砖（含墓中壁画）、古器物范、图画刻石、佛教造像等。振兴该学科的当务之急是先抓流传环节，做四方面的工作：一、鉴定传世古物真伪；二、传拓文字、摹拓器形；三、制作古器物标本；四、撰述、编辑名物图考。只要略加翻阅一下现代考古学著述，就可以看到，以上提出门类已囊括了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对流传问题的设想，如今已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中实现。在当时，罗氏不仅提出了这些设想，而且在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努力去实践，为打开金石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对古器物研究范围、方法和目的等方面。
（一）研究范围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阶段，特别是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文字的考订造诣精于前人，但范围较窄，后来由于各种文物的大量出土，一些收藏家和学者开始注意到青铜礼器和金石文字以外的古器物，这样，“金石学”这一用语已不能概括当时的研究对象了。所以罗氏提出用“古器物学”的名称，以便有利于倡导对各种文化遗物的保护和研究。他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在金石学形成的宋代，“古器物”这一研究门类已出现在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当时著名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虽然以青铜礼器为主，但也收录了釜、甑、镜、奁等食器、杂器等，无论是否有文字，都有图形，记尺寸、重量、发现地与藏所。古器物这一用语以后也在沿用，如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可见罗氏所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
然而，他并非仅仅重复前人的成说，所列十五目中的明器研究，就是罗氏首开风气所倡导的。董作宾在《罗雪堂先生传略》中将此列为“其于学术贡献最大”的五事之一。因为彼岸世界正是人世间的翻版，随葬明器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古董商不收购它，百姓们将它视为不祥之物，发现后往往丢弃甚至捣毁，所以没有人收藏研究，罗氏在京师学部供职时，经常涉足厂肆，尽俸金所入搜集古籍、古物，虽然由于财力有限，不能和官僚巨贾大收藏家相比，却往往得到不被一般人重视的重要文物。丁未（1907年）冬，罗氏在京师厂肆发现并购买了两个古俑，肆估说俑出于中州，是购其他古董时捎带上的，惊异这还能卖钱。罗氏告诉他们，凡是墓中出土遗物，都是考古资料，是有价值的，要他们继续代为收购，又开列《唐会要》所载明器目录，说凡遇此类物不可弃毁。
此后，不仅中州所出，关中齐鲁等地明器也相继贩京，充斥市肆。初只是唐代的，后来六朝、两汉遗物也出现了，国内外收藏家、学者纷纷来购买，这就是明器为人重视的开始。罗氏最初是尽数收购，后来只能选购精品了，不及一年，几案上下、室隅座右都罗列着陶俑等明器，故而称之为“俑庐”，并进行历代明器制度的研究。稿未及半而携家东渡，收集的明器遭到不少损失。甲寅（1914年）返国，又倾资购归一部分，总计三百余件，加以整理选编成《古明器图录》四卷，包括人物、鬼神、田宅、车服、井臼、家畜、古画等门类。丙辰（1916年）作序，记述明器发现搜集的经过，珂珞版印行。从那时到现在，明器的发现研究作为现代考古学的构成部分取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果，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秦兵马俑被发掘出来了，色彩绚丽的唐三彩被大量复制，作为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乃至世界各地。而最初引起重视的却是两个被古董店小徒弟视为玩具携回的陶俑。
罗振玉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收集、研究古器物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古物流失、损毁得十分严重。相传五代时由太湖运到广东的九曜石之中药洲一石，旧藏广州藩署，英兵入广州，石为某教堂所得，张之洞为粤督时索归粤督署。1903年罗氏任两督教育顾问到广州，问遍督署人员都不知有此石。一日制军招饮，发现石就在花台竹阴下，遂与蒋伯斧各拓数纸。像这样由于国家不重视而泯灭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是一大批，这也给外国古董商造成盗窃的机会，如保存在西安的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载流行于中亚的景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历史资料，清末丹麦人何乐模曾复刻一石，准备移花接木盗窃原碑，其译员为定海方药雨（若）之弟，方药雨与罗氏于光绪庚子订交沪上，二人常同刘铁云、王孝禹一起交流学术，搜集古器物。方药雨得知何乐模阴谋，即告知正于学部任职的罗氏，罗氏闻此亟请学部致电陕抚及学使，最后将碑由金胜寺移入碑林，何乐模只得载赝碑而去。罗氏在《集蓼编》中回忆此事，曾叹息说，当他将此事报告学部时，“当事颇以为多事，强而后可。然我国之古物流出者多矣，此特千百之一，国家不意保护，亦无从禁其输出也”。
不仅是流落国外的，就是国内的藏品资料研究者想收集也很困难。1902年罗氏在湖北时初与端方相见，端方题赠秦石权拓本，并同意罗氏尽拓所藏十一件秦权的请求，却由于种种原因罗氏始终未能将这批资料收集到手。1911年端方被杀，他的收藏品也流散了。1914年罗氏编《秦金石刻辞》，序中说端方的秦权墨本虽未能得到，但数年来收集了一批海内诸家墨本，“不亟集录，异日求如今之所获或不可得”。当罗氏最初得见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考古资料时，总是庆幸自己有眼福，“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然而随着眼界日宽，“前人著录未成，器已星散”的事看多了，有了更深一层感触，在1916年写的《艺术丛编序》中他谈到：
今出土古物诚众矣，使无学者为之录述，则今日之出为虚出，且澌灭随之。又尝念古人不能见而我所见，而古人所见，至今日散佚转徙之余，我之所不得见者亦多矣，即出于我之同时，而好事家之秘藏与夫舶载以航海外者，又不知几许，凡是者，虽未即澌灭，亦与澌灭等耳，念之滋惧。
古器物比古籍更容易散佚、失传，因为后者总还有副本，而前者即使不毁灭，成为国内外收藏家的秘宝，同样不能起到学术资料的作用。正基于这种认识，罗氏非常重视古器物资料的流传，而且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在当时流传比研究更为重要。所以他总是把自己得到的有价值的古器物和墨本，尤其是器物已佚或已流散海外的器物墨本都一一著录，到1916年已成书数十种，尽管要靠变卖动产维持生活，尽管家人窃笑他不顾“釜中生鱼”，只想印书，他还是千方百计筹款刊行。抱着“传古”的信念，不仅要印，还要印好，为了使后世不可能见到原物的读者，从著录中能尽量多地了解原貌，他根据不同文物的不同情况，有的用石印，有的用珂珞精印，如他在《殷虚书契续编》自序中说：
甲骨文字与古金石刻不同，石刻可拓至数百本，古金文则视石墨本传世者千分之一二而已；若甲骨文则施墨者不过一二本，墨本可贵，不殊实物，倘不精印以传，而听其澌灭，憾甚矣！
有的器物上的文字是用金银或红铜镶嵌的，不能传拓，则用手摹石印，有的为了给人以质感，则用花乳石摹刻，再拓印，使文字更传神。
罗振玉在他著作自序中，不止一次感叹，由于经济原因，他著录问世的古器物资料只占他计划的少部分，更由于他过去的著作多数自己刊行，印数少而且分散，未刊稿更是多散佚、毁灭。台湾文华出版公司辛勤收集刊出的《罗雪堂先生全集》虽已出七编一百四十册，但仍在继续征集。所以罗氏一生搜集、研究、刊布的古器物学著述无法确切统计，但无疑其包容面是很宽的。罗氏在《俑庐日札序》中说，在居京师的三年间，“厂肆知予所好，每以吉金古刻名迹善本求售”，虽然财力有限买得不多，但送上门求售的古物往往要在“斋头壁上”留观数日，亦可考察研究，又每观友人藏品，“见闻所及，暇辄随笔记之，久积稿狼藉”。在收入《辽居杂著丙编》的《古器物识小录》中，罗氏在序中回忆道“居京师时，每见古器无文字，如车马器之类，辄购取，复以暇日为之考订，而笔记之，以为《古器物识小录》”。1916年还编成《金石泥屑》二卷，将数量较少的零星古器物、既难断代又不能按类别单独成书的古器物小品合为一编，内容多为罕见、罕传或器已亡佚、打本难得的金石小品。又如1924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内分四类，即金、石、陶、杂器共两千余件，此外还有泉币、玺印、明器、甲骨因数目繁多，不统计在内。然后又于陶、金、玉、陶范、明器、杂器六类中，选出标本六十七件，用珂珞版影印，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1933年又作《雪堂所藏古器物图说》，编入《居辽杂著乙编》，可见罗氏自己对于广泛搜集、流传古器物“以资考古”是身体力行的。
他搜集研究的范围之广，还反映在分类著录上。如：
1.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类图形著录的代表作有《梦郼草堂吉金图》、《贞松堂吉金图》，摄影图形、墨拓文字、影印精良，前书收录二百二十器，后书收录一百九十八器，殷周时器占半数以上，余为秦汉以至宋元时器，其中包括有带钩、库钥、权、西夏图书铜牌、宋银锭等。铭文著录主要为《三代吉金文存》，这是罗氏以毕生精力搜集的金文拓本的总汇，共计四千八百三十一器，容庚等著《殷周青铜器通论》评介说，该书“搜罗之富，鉴别之严，印刷之美，可说是集殷周金文的大成，得此一书，如《愙斋集古录》《周金文存》等书可不必备”。只是没有考释，初学金文的人，要与其他书同读。
2.度量衡器，罗氏收集的古器或拓本散见于《梦郼草堂吉金图》及《秦金石刻辞》等，他刊布了吴大澂《度量衡实验考残卷》的稿本，以推动这一分支科学的研究。此外，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一文中，涉及对古尺的考证。1936年命其子福颐作《传世古尺图录》，六十年代初又作《古尺考》、《古代量器小考》，后将多年搜集的全部量器资料捐赠国家计量总局，汇入集大成的《中国度量衡图集》中。
3.货泉类，著有《四朝钞币图录》一卷，《考释》一卷。辑金以来钞币及钞版，用珂珞版精印，并考证其文字别书于图后，以便后人进一步研究。此外还刊传马昂《货布文字考》，唐与崑《制钱通考》。前一书有罗氏跋，说此书考古货币文字颇精审，所采古币颇备，刊印精美，因版本亡毁，流传至稀，故影印传之。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说，三代以来钱币形制不断变化，宋元以来集成的谱录也不少，研究日益深入，“惟癖钱者尚无博古之儒，故修明此学，有待于后贤”。1982年，我国成立钱币学会，钱币学和钱币史的研究日益活跃，也取得了很多新成果。
4.符牌玺印类，1914年罗氏辑《历代符牌录》，取墨本用珂珞版精印，以后不断增补，1925年又印增订本，为影摹石印，计收节六、符八十三、牌六十六。此外还刊布了翁大年《古兵符考略残稿》，其中对五件符、十六件牌有考证，刊之以供后人研究参考。古玺印与封泥是罗氏收集著录较为集中的古器物，如1903年已编刊《郑所藏封泥》，后知这批封泥非郑所藏，易名《陆孴古录》，十年以后，在收集更多资料的基础上，与王国维合编《齐鲁封泥集存》。古玺印的著录则有《罄室所藏玺印》（1911年）、《赫连泉馆古印存》（1915年）、《赫连泉馆古印续存》（1916年）、《凝清室古官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1916年）、《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1923年）、《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等。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说，古玺印出土及著录很多，“唐宋以后官印，则谱录家多弃而不录，今宜留意采集”，“玺印之学有裨考古甚巨，古人但为谱录，考订之事尚待来兹”。罗氏较晚的著录偏重官印，应缘于此。此后，其子福颐继续致力于古玺印研究和资料的整理、考订，编辑了《古玺汉印文字徵》、《古玺文编》、《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不仅为古文字和古史研究梳理出一批新材料，还培养出了研究人才。
此外，服饰诸器中，罗氏辑印了《古镜图录》（1916年）、《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存》附《镜话》（1929年）等。古玉、古陶、古器物范等除见于《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录》外，还有《古器物范图录》三卷、《附说》一卷（1916年）。瓦当、墓砖、图画、刻石类有《秦汉瓦当文字》（1914年）、《高昌壁画精华》等等。总之，他所涉及的范围，基本包括了所列的十五目。
（二）研究方法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谈到三代礼器后儒罕见，汉代经学家笺注礼经已多舛误，后世作《三礼图》凭经注猜测礼器形状，多与实物不符，宋翟汝文提出应据传世古器订正礼图，当时虽未能实行，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对复原礼制和订正前人记载之失已有所推进，不过仍有待进一步解决。文中关于研究考释的举例，不仅谈到古器物与古文献相印证，还列举了保存在现代社会中之古代资料，如他谈道：
三代以来，泉币流传形制屡变，刀币以外更有圜金，近世复流传古贝，有天生之贝及贝制、骨制、铜制者。又有小于汉之榆荚、圆穿无文字，殆为汉荚钱所自昉，今台湾番国尚沿斯制，但较小耳。
这里他引述台湾民族学资料，证明这种有圆穿而无文字的古贝是货币，还提出它是榆荚钱的源头，这种证论的方法显然是现代的方法。现代古钱学家论证贝在古代社会曾作为货币，也援引“云南地区，贝（作为货币）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作为证明。近世“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三重证据法”，正是引进了民族学资料作为复原古代社会的第三种参证。对于类似资料的收集，罗氏还提出“唐尺中土不传，日本正仓院尚有之，当仿制以资参考”。收集在国外的资料不仅是古代流传出去的，文中提到“每惜欧美诸国不知拓墨之法，但知藏去，人间不传”。因而对流散海外的古器物要设法与各国联系，“拓其文字或模造其形，以资参考”。
不仅在国外要收集资料，还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技术，如论及对汉画象石研究时罗氏说，汉画象石上的图象多画古事，不仅能了解汉代社会，还能考见三代物象。如画中捕兔的用具，正似甲骨金文表示捕猎会意字中某些用具之形，“知三代物象尚有存于炎汉者，欧人颇为考证”。又如佛教造像刻石，“其刻镂之工可考见古美术而知其流派，欧美海东斯学颇炽，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当兼采，以存艺术”。此外，他很重视利用西方珂珞版印刷技术，如《古镜图录》编辑成于罗氏在京师之时，曾“谋镌木传之，时无良工，不能举其事”。因为铜镜精美繁缛的花纹、纤细的铭文木版印刷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日本后，借用珂珞版影印的方法，“影印精良，视墨本不殊铢黍”。虽然珂珞版印刷成本高，但罗氏对不少出土文物都选取标本，用这种方法影印流传以存其真，尤其对甲骨资料的编辑。
至于大量资料的整理方法，罗氏倡导使用分类法，在《集蓼编》中他回忆说，在日本时曾和王国维谈到，“今日修学，当用分类法”。清代经史考证之学成绩很大，清初多治全经，博大而精密较差，乾嘉以后多分类考究，因而更加深入。用这种方法治学，王国维写了《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罗振玉则分类编辑、刊布了一批古器物资料。对此他有一整套计划。如1916年他在《金石泥屑》序中写道，金石文字之著录，以三代礼器及寰宇石刻为大端，其余分支如玺印、泉布也都有专书，但这还不够，对于石刻应集中墨本，依文体分类，如讼、序、记、神道碑、墓表等等“分类辑录、罗列众本、精意校写，名之曰《寰宇石刻文编》”。对青铜器铭文等断代为书，分殷、周、秦、汉，至于六朝，“各为一集，名之曰《集古遗文》”。又将依物分类之书，如甲骨文、陶文以至明器、封泥、瓦当等“各以类别，总名之曰《集古图录》”。例如：
《寰宇石刻文编》按类分有《芒洛冢墓遗文》及恒农、邺下、襄阳、广陵、吴中、三韩等地冢墓遗文；《唐三家碑录》、《昭陵碑录》；《石屋洞龙泓洞造像题铭》；《西陲石刻录》以及《西陲石刻后录》；《蒿里遗珍》附《考释》；《石鼓文考释》等。在晚年罗氏又致力收集熹平石经资料，“呼儿同校理，含毫考同异；及门有关生，千里驰驿骑”。边搜求、边考证、编辑刊布，而且不断增补。1938年成《增订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共收录“残石总得六千三百六十三言”，七经皆备。序中论其学术价值说，“盖炎汉今文之学，绝于晋永嘉之乱者，至是复见于人间”。
《集古遗文》主要有《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
《集古图录》则有《殷虚古器物图录》、《地券徵存》以及前述的一些依物分类的图录。
其他类除《金石泥屑》外，还有记新旧古刻转徙、存佚、著录情况的《石交录》（1939年），记流落异域金石刻品目的《海外贞珉录》（1915年），以及付工精印的敦煌唐拓温泉铭等，名为《墨林星风》（1916年）。
分类断代的著录方法，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早在1895年，罗氏得到诸城尹祝年（彭寿）寄来的王懿荣所刻《汉石存目》，信中还提到要继续作《六朝石存目》、《唐石存目》。此前罗氏校补《寰宇访碑录》时，已感到数量繁多苦不胜举，产生了“断代为之”的想法，所以得到王懿荣的书后很高兴，后来进一步补订了《汉石存目》和《魏晋石存目》（1915年）刊入《雪堂丛刻》。对古文物著录有的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有的更加以发展。如1917年成《南宋衣钵》，序中简述我国山水画源流说，“山水之画其兴差晚，虽导源于魏晋，实启宇于李唐……开天之际，王、李挺生，两宗并峙，而南宗嗣续孳乳尤繁”，至清初仍“哲匠踵起，良工不绝”。但嘉庆道光以后，名迹散佚日益严重，仅存者被秘藏，人间难以窥见，“致风流歇绝，斯道逾微，有识之士，望古兴慨。十年以来，我国士夫颇或撰集，创为谱录，然朱紫不分，糅杂无纪”，无益于绘画史的研究。罗氏将所能见到的古今名迹，集为《画苑珠英》，山水树石画为其中的第二类，再分山水为甲乙两部，以阐明南北两宗，《南宗衣钵》选录的是南宗代表作，编辑方针、办法和目的是：
所取之迹，甄别至严，不使苗莠并生，荆兰同艺。先后之叙，约为四期，魏晋今不得见，爰以六朝暨五代为上古，宋元为中古，明为近古，嘉道以前为今代，按期分卷，摹印流传，并各系跋尾，用志管窥，将以振方衰之坠绪，续垂烬之传灯，绠短汲深，愿奢知绌，方闻之士，幸有以启予。
这种细致分类、分期，选取代表作阐述绘画史的做法，已经是现代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了。
（三）研究目的
金石学偏重一器一物的考证研究，而罗振玉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则更明确通过古器物学研究历史的目的，而且涉及的面很广，例如他提到值得特别注意的有“古代酒器之记容量者，并当资以考古”。汉墓明器中，曾见“兽圈中有一人以足踏弩，可考古者蹶张之状”。“汉时制机械齿轮范，可考汉代已有机轮，尤为考古者之所取资也。”这些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史料，在旧金石学中，很少有人注意。此外，如前所述，他还提到通过佛教造像研究美术史，“殷墟之古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并可考古生物学，虽与古器物出于人造者略殊，并宜搜求以广学术”。这最后一点认识更使罗氏超过了前代金石学家，与后世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得以接轨。
在搜求一种文物时，罗氏不仅注意一器一物的本身，还注意了解出土地情况及同时存在的遗物，这集中反映在安排罗振常与范兆昌同赴安阳小屯搜集甲骨的事情上。行前，罗氏嘱托“与龟甲同出者，必尚有三代古物，其尊、彝、戈、剑之类，必为估客买去，其余估客所不取者，必尚有之，即不知名，苟确为古物而非近代者之器，弟幸为我致之”。所以罗振常携带的书籍除《殷商贞卜文字考》、《三礼图》、《考工记》以外，还有一部讲古生物、古人类石器时代遗存的《地球发展史》，据以鉴定所获石器时代及以前所遗古器物和古生物遗骸。此行收集的有牙雕、骨柄、律管、蚌璧、石磬、古贝、兽牙、兽骨等。1916年罗氏于其中选出五十五件，著录《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考一卷，自序中说，这些石、骨、牙雕很是精巧，无与伦比，虽是残阙断烂之余，“而可窥见古良工艺制作，兼可考古器之状”。对于这部书，邵子风《甲骨书录解题》介绍说：
自是书问世，契学范围乃骤然扩大，由文字之研究而跃入器物之探讨。前此之以骨董视龟甲、兽骨，而纯带古文字学之兴味者，自是乃转移视线于殷商一代之文化。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罗氏从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论证了这是商王朝遗物，并将它与商史的探索联系在一起。
罗氏还在京师时，1909年开始校补劳经原《唐折冲府考》。因为府兵之制创于西魏，增于周隋，盛于唐代，但唐代所立的府数，早已不清，《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府名又多亡佚，劳经原父子辑于唐志又博考诸书，得府名五百五十七，罗氏每于石刻及隋唐兵符见有府名为劳经原未及者，则补录之，截止到1920年，补唐府名三十八，补劳注六十八。作《唐折冲府考补》附录隋兵府见于金石刻辞者十六。直到晚年仍不断增补，为唐史研究补充了新的资料。此外青铜器及铭文拓本也是罗氏收集、整理、研究较多的。铭文考释，部分集于《雪堂金石跋尾》，收录有关金文的四十五篇，大抵每篇都有考释文字的新创获，如《不敦跋》，考释了薄伐的“薄”字，补充论证了蒋伯斧释出的“束”字，联系其他铭文中的“匹马束丝”，指出诸家释“束”为龟是错误的，又说文中“臣五家”之末字蒋伯斧疑为“家”，是正确的，还列举了其他铜器铭文中赐臣仆若干家的资料。这样，这篇保存了社会史重要资料的铭文就可以通读了。又如《莽量拓本跋》，不仅订正了《两汉金石记》释文之误，还联系文献考订了新莽史事。在日本时罗氏还与王国维谈到，金文研究不仅就一器进行考释，还应会合其他铭文作分类考释，并称“古金文通释，可约分四类，曰邦国、曰官氏、曰礼制、曰文字”。这样铜器铭文可以进一步梳理成便于史学家使用的资料。
由于罗氏以大量精力用于古籍古物搜集、流传，用古器物学资料复原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他在收集这些资料时，是很明确地作为历史资料而收集、刊布的。如在《赫连泉馆古印存》的自序中说，自己十五随学制印，始有印癖，稍长，渐聚诸家印谱，方知古玺印对小学、地理、官氏诸学大有裨益，但数百年来对此研究很不够。文中列举该书著录的资料中有益于考证的八事，书中的廿八日骑舍印，无文献可考，当为传舍之印，从汉代木简可知，塞上亭燧接受和发送文书皆纪日，“此印盖亦为传舍纪日之用”。又如，汉印中曾见“执法直二十二”的印文，“殆汉御史亦分曹当值，此皆可补史志阙文”。不仅如此，即使对书画艺术，罗氏在收集、整理、传布中，不止一次谈到书画不仅是供人欣赏，而且有学术价值。如在《艺术丛编序》中他写道：
艺术者，非供耳目之近玩已也，狭而言之，为学者游艺之助，以考见古人技巧之美、制作之精；广其义言之，则三古以来之制度，文物系焉矣，凡载籍之阙遗、文质之递嬗、人才之兴替、政俗之隆污，莫不于是觇之。
这些都说明罗氏收集、研究、传布古物的主要目的是为古史研究提供资料。
这一目的还充分地体现在他对收藏古物的态度上。罗氏极喜欢收集古物，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中有“兄嗜古若渴”的评语。然而，他又和一般嗜古的收藏家迥然不同，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说，罗氏搜集古物的方针，是求有益于学术，若文字有价值的，即使残物碎片也重价购买，否则无论器形多完整，锈色多美观，也不甚重视。而且收藏家一旦得到珍品，必永久珍藏，轻易不会出售，罗氏不同，购买时是为了作治学资料，著录完后，“往往绝世珍品亦多售出，再将所得代价重新购买，依然为治学资料”。“先生之收藏并非求富，亦非为夸耀一时”，“一生治学，惟以发扬东方数千年之文化为目的，至于一身之名利，子孙之产业，皆非先生之所计也”。确实如此，据所见材料，罗氏的藏品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卖掉。如在日本时用于维持生计及印书；也有义卖用作赈济；或者捐赠，1935年沈阳博物馆前身奉天国立博物馆成立，罗氏将所藏明器精品悉捐该馆。近年沈信夫撰文《罗振玉晚年二三事》谈到罗氏葬礼说，入殓时有不少市民看到，“棺材内除白石灰包（防潮湿）和遗体外，仅有平日用的眼镜一副、怀表一只。终生所搜集的大批甲骨，锁在附近藏书楼上，一片也没带走。悲夫！”实际上，这些正是罗氏的意愿，1935年他在《贞松堂吉金图序》中写道：
予平生无它好，图书以外惟喜收集古物……意谓金石之寿，有时不如楮墨，即为之编印流传，则器之聚散当为一任其自然，固不必私之一己也。
他这种因“嗜古”而致力古物流传，不在乎是否“私之一己”的思想，为当时不少人难以理解，所以才有罗振玉做古董买卖而发财的流言。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学术活动没有国家支持，一个没有恒产的学者不这样做，又怎么能收集刊布更多的史料呢？
§§第六章 甲骨学的奠基人
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归国寓居天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他任职北大讲授考古学，并询问这一领域开拓事宜。罗氏答书数千言，一面辞谢了他的邀请，一面就中国金石考古的源流、发展方向、研究方法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又以《古器物研究议》为名，发表了答蔡元培书的主要部分。次年将此文收入《云窗漫稿》，易名为《与友人论古器物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金石学”范围较隘，应扩大研究领域，定名古器物学，研究对象可约略分十五目，即礼器、乐器、车马器、古兵器、度量衡诸器、货泉、符契玺印（含封泥）、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墓砖（含墓中壁画）、古器物范、图画刻石、佛教造像等。振兴该学科的当务之急是先抓流传环节，做四方面的工作：一、鉴定传世古物真伪；二、传拓文字、摹拓器形；三、制作古器物标本；四、撰述、编辑名物图考。只要略加翻阅一下现代考古学著述，就可以看到，以上提出门类已囊括了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对流传问题的设想，如今已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中实现。在当时，罗氏不仅提出了这些设想，而且在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努力去实践，为打开金石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对古器物研究范围、方法和目的等方面。
（一）研究范围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阶段，特别是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文字的考订造诣精于前人，但范围较窄，后来由于各种文物的大量出土，一些收藏家和学者开始注意到青铜礼器和金石文字以外的古器物，这样，“金石学”这一用语已不能概括当时的研究对象了。所以罗氏提出用“古器物学”的名称，以便有利于倡导对各种文化遗物的保护和研究。他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在金石学形成的宋代，“古器物”这一研究门类已出现在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当时著名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虽然以青铜礼器为主，但也收录了釜、甑、镜、奁等食器、杂器等，无论是否有文字，都有图形，记尺寸、重量、发现地与藏所。古器物这一用语以后也在沿用，如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可见罗氏所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
然而，他并非仅仅重复前人的成说，所列十五目中的明器研究，就是罗氏首开风气所倡导的。董作宾在《罗雪堂先生传略》中将此列为“其于学术贡献最大”的五事之一。因为彼岸世界正是人世间的翻版，随葬明器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古董商不收购它，百姓们将它视为不祥之物，发现后往往丢弃甚至捣毁，所以没有人收藏研究，罗氏在京师学部供职时，经常涉足厂肆，尽俸金所入搜集古籍、古物，虽然由于财力有限，不能和官僚巨贾大收藏家相比，却往往得到不被一般人重视的重要文物。丁未（1907年）冬，罗氏在京师厂肆发现并购买了两个古俑，肆估说俑出于中州，是购其他古董时捎带上的，惊异这还能卖钱。罗氏告诉他们，凡是墓中出土遗物，都是考古资料，是有价值的，要他们继续代为收购，又开列《唐会要》所载明器目录，说凡遇此类物不可弃毁。
此后，不仅中州所出，关中齐鲁等地明器也相继贩京，充斥市肆。初只是唐代的，后来六朝、两汉遗物也出现了，国内外收藏家、学者纷纷来购买，这就是明器为人重视的开始。罗氏最初是尽数收购，后来只能选购精品了，不及一年，几案上下、室隅座右都罗列着陶俑等明器，故而称之为“俑庐”，并进行历代明器制度的研究。稿未及半而携家东渡，收集的明器遭到不少损失。甲寅（1914年）返国，又倾资购归一部分，总计三百余件，加以整理选编成《古明器图录》四卷，包括人物、鬼神、田宅、车服、井臼、家畜、古画等门类。丙辰（1916年）作序，记述明器发现搜集的经过，珂珞版印行。从那时到现在，明器的发现研究作为现代考古学的构成部分取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果，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秦兵马俑被发掘出来了，色彩绚丽的唐三彩被大量复制，作为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乃至世界各地。而最初引起重视的却是两个被古董店小徒弟视为玩具携回的陶俑。
罗振玉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收集、研究古器物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古物流失、损毁得十分严重。相传五代时由太湖运到广东的九曜石之中药洲一石，旧藏广州藩署，英兵入广州，石为某教堂所得，张之洞为粤督时索归粤督署。1903年罗氏任两督教育顾问到广州，问遍督署人员都不知有此石。一日制军招饮，发现石就在花台竹阴下，遂与蒋伯斧各拓数纸。像这样由于国家不重视而泯灭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是一大批，这也给外国古董商造成盗窃的机会，如保存在西安的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载流行于中亚的景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历史资料，清末丹麦人何乐模曾复刻一石，准备移花接木盗窃原碑，其译员为定海方药雨（若）之弟，方药雨与罗氏于光绪庚子订交沪上，二人常同刘铁云、王孝禹一起交流学术，搜集古器物。方药雨得知何乐模阴谋，即告知正于学部任职的罗氏，罗氏闻此亟请学部致电陕抚及学使，最后将碑由金胜寺移入碑林，何乐模只得载赝碑而去。罗氏在《集蓼编》中回忆此事，曾叹息说，当他将此事报告学部时，“当事颇以为多事，强而后可。然我国之古物流出者多矣，此特千百之一，国家不意保护，亦无从禁其输出也”。
不仅是流落国外的，就是国内的藏品资料研究者想收集也很困难。1902年罗氏在湖北时初与端方相见，端方题赠秦石权拓本，并同意罗氏尽拓所藏十一件秦权的请求，却由于种种原因罗氏始终未能将这批资料收集到手。1911年端方被杀，他的收藏品也流散了。1914年罗氏编《秦金石刻辞》，序中说端方的秦权墨本虽未能得到，但数年来收集了一批海内诸家墨本，“不亟集录，异日求如今之所获或不可得”。当罗氏最初得见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考古资料时，总是庆幸自己有眼福，“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然而随着眼界日宽，“前人著录未成，器已星散”的事看多了，有了更深一层感触，在1916年写的《艺术丛编序》中他谈到：
今出土古物诚众矣，使无学者为之录述，则今日之出为虚出，且澌灭随之。又尝念古人不能见而我所见，而古人所见，至今日散佚转徙之余，我之所不得见者亦多矣，即出于我之同时，而好事家之秘藏与夫舶载以航海外者，又不知几许，凡是者，虽未即澌灭，亦与澌灭等耳，念之滋惧。
古器物比古籍更容易散佚、失传，因为后者总还有副本，而前者即使不毁灭，成为国内外收藏家的秘宝，同样不能起到学术资料的作用。正基于这种认识，罗氏非常重视古器物资料的流传，而且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在当时流传比研究更为重要。所以他总是把自己得到的有价值的古器物和墨本，尤其是器物已佚或已流散海外的器物墨本都一一著录，到1916年已成书数十种，尽管要靠变卖动产维持生活，尽管家人窃笑他不顾“釜中生鱼”，只想印书，他还是千方百计筹款刊行。抱着“传古”的信念，不仅要印，还要印好，为了使后世不可能见到原物的读者，从著录中能尽量多地了解原貌，他根据不同文物的不同情况，有的用石印，有的用珂珞精印，如他在《殷虚书契续编》自序中说：
甲骨文字与古金石刻不同，石刻可拓至数百本，古金文则视石墨本传世者千分之一二而已；若甲骨文则施墨者不过一二本，墨本可贵，不殊实物，倘不精印以传，而听其澌灭，憾甚矣！
有的器物上的文字是用金银或红铜镶嵌的，不能传拓，则用手摹石印，有的为了给人以质感，则用花乳石摹刻，再拓印，使文字更传神。
罗振玉在他著作自序中，不止一次感叹，由于经济原因，他著录问世的古器物资料只占他计划的少部分，更由于他过去的著作多数自己刊行，印数少而且分散，未刊稿更是多散佚、毁灭。台湾文华出版公司辛勤收集刊出的《罗雪堂先生全集》虽已出七编一百四十册，但仍在继续征集。所以罗氏一生搜集、研究、刊布的古器物学著述无法确切统计，但无疑其包容面是很宽的。罗氏在《俑庐日札序》中说，在居京师的三年间，“厂肆知予所好，每以吉金古刻名迹善本求售”，虽然财力有限买得不多，但送上门求售的古物往往要在“斋头壁上”留观数日，亦可考察研究，又每观友人藏品，“见闻所及，暇辄随笔记之，久积稿狼藉”。在收入《辽居杂著丙编》的《古器物识小录》中，罗氏在序中回忆道“居京师时，每见古器无文字，如车马器之类，辄购取，复以暇日为之考订，而笔记之，以为《古器物识小录》”。1916年还编成《金石泥屑》二卷，将数量较少的零星古器物、既难断代又不能按类别单独成书的古器物小品合为一编，内容多为罕见、罕传或器已亡佚、打本难得的金石小品。又如1924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内分四类，即金、石、陶、杂器共两千余件，此外还有泉币、玺印、明器、甲骨因数目繁多，不统计在内。然后又于陶、金、玉、陶范、明器、杂器六类中，选出标本六十七件，用珂珞版影印，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1933年又作《雪堂所藏古器物图说》，编入《居辽杂著乙编》，可见罗氏自己对于广泛搜集、流传古器物“以资考古”是身体力行的。
他搜集研究的范围之广，还反映在分类著录上。如：
1.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类图形著录的代表作有《梦郼草堂吉金图》、《贞松堂吉金图》，摄影图形、墨拓文字、影印精良，前书收录二百二十器，后书收录一百九十八器，殷周时器占半数以上，余为秦汉以至宋元时器，其中包括有带钩、库钥、权、西夏图书铜牌、宋银锭等。铭文著录主要为《三代吉金文存》，这是罗氏以毕生精力搜集的金文拓本的总汇，共计四千八百三十一器，容庚等著《殷周青铜器通论》评介说，该书“搜罗之富，鉴别之严，印刷之美，可说是集殷周金文的大成，得此一书，如《愙斋集古录》《周金文存》等书可不必备”。只是没有考释，初学金文的人，要与其他书同读。
2.度量衡器，罗氏收集的古器或拓本散见于《梦郼草堂吉金图》及《秦金石刻辞》等，他刊布了吴大澂《度量衡实验考残卷》的稿本，以推动这一分支科学的研究。此外，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一文中，涉及对古尺的考证。1936年命其子福颐作《传世古尺图录》，六十年代初又作《古尺考》、《古代量器小考》，后将多年搜集的全部量器资料捐赠国家计量总局，汇入集大成的《中国度量衡图集》中。
3.货泉类，著有《四朝钞币图录》一卷，《考释》一卷。辑金以来钞币及钞版，用珂珞版精印，并考证其文字别书于图后，以便后人进一步研究。此外还刊传马昂《货布文字考》，唐与崑《制钱通考》。前一书有罗氏跋，说此书考古货币文字颇精审，所采古币颇备，刊印精美，因版本亡毁，流传至稀，故影印传之。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说，三代以来钱币形制不断变化，宋元以来集成的谱录也不少，研究日益深入，“惟癖钱者尚无博古之儒，故修明此学，有待于后贤”。1982年，我国成立钱币学会，钱币学和钱币史的研究日益活跃，也取得了很多新成果。
4.符牌玺印类，1914年罗氏辑《历代符牌录》，取墨本用珂珞版精印，以后不断增补，1925年又印增订本，为影摹石印，计收节六、符八十三、牌六十六。此外还刊布了翁大年《古兵符考略残稿》，其中对五件符、十六件牌有考证，刊之以供后人研究参考。古玺印与封泥是罗氏收集著录较为集中的古器物，如1903年已编刊《郑所藏封泥》，后知这批封泥非郑所藏，易名《陆孴古录》，十年以后，在收集更多资料的基础上，与王国维合编《齐鲁封泥集存》。古玺印的著录则有《罄室所藏玺印》（1911年）、《赫连泉馆古印存》（1915年）、《赫连泉馆古印续存》（1916年）、《凝清室古官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1916年）、《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1923年）、《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等。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说，古玺印出土及著录很多，“唐宋以后官印，则谱录家多弃而不录，今宜留意采集”，“玺印之学有裨考古甚巨，古人但为谱录，考订之事尚待来兹”。罗氏较晚的著录偏重官印，应缘于此。此后，其子福颐继续致力于古玺印研究和资料的整理、考订，编辑了《古玺汉印文字徵》、《古玺文编》、《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不仅为古文字和古史研究梳理出一批新材料，还培养出了研究人才。
此外，服饰诸器中，罗氏辑印了《古镜图录》（1916年）、《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存》附《镜话》（1929年）等。古玉、古陶、古器物范等除见于《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录》外，还有《古器物范图录》三卷、《附说》一卷（1916年）。瓦当、墓砖、图画、刻石类有《秦汉瓦当文字》（1914年）、《高昌壁画精华》等等。总之，他所涉及的范围，基本包括了所列的十五目。
（二）研究方法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谈到三代礼器后儒罕见，汉代经学家笺注礼经已多舛误，后世作《三礼图》凭经注猜测礼器形状，多与实物不符，宋翟汝文提出应据传世古器订正礼图，当时虽未能实行，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对复原礼制和订正前人记载之失已有所推进，不过仍有待进一步解决。文中关于研究考释的举例，不仅谈到古器物与古文献相印证，还列举了保存在现代社会中之古代资料，如他谈道：
三代以来，泉币流传形制屡变，刀币以外更有圜金，近世复流传古贝，有天生之贝及贝制、骨制、铜制者。又有小于汉之榆荚、圆穿无文字，殆为汉荚钱所自昉，今台湾番国尚沿斯制，但较小耳。
这里他引述台湾民族学资料，证明这种有圆穿而无文字的古贝是货币，还提出它是榆荚钱的源头，这种证论的方法显然是现代的方法。现代古钱学家论证贝在古代社会曾作为货币，也援引“云南地区，贝（作为货币）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作为证明。近世“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三重证据法”，正是引进了民族学资料作为复原古代社会的第三种参证。对于类似资料的收集，罗氏还提出“唐尺中土不传，日本正仓院尚有之，当仿制以资参考”。收集在国外的资料不仅是古代流传出去的，文中提到“每惜欧美诸国不知拓墨之法，但知藏去，人间不传”。因而对流散海外的古器物要设法与各国联系，“拓其文字或模造其形，以资参考”。
不仅在国外要收集资料，还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技术，如论及对汉画象石研究时罗氏说，汉画象石上的图象多画古事，不仅能了解汉代社会，还能考见三代物象。如画中捕兔的用具，正似甲骨金文表示捕猎会意字中某些用具之形，“知三代物象尚有存于炎汉者，欧人颇为考证”。又如佛教造像刻石，“其刻镂之工可考见古美术而知其流派，欧美海东斯学颇炽，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当兼采，以存艺术”。此外，他很重视利用西方珂珞版印刷技术，如《古镜图录》编辑成于罗氏在京师之时，曾“谋镌木传之，时无良工，不能举其事”。因为铜镜精美繁缛的花纹、纤细的铭文木版印刷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日本后，借用珂珞版影印的方法，“影印精良，视墨本不殊铢黍”。虽然珂珞版印刷成本高，但罗氏对不少出土文物都选取标本，用这种方法影印流传以存其真，尤其对甲骨资料的编辑。
至于大量资料的整理方法，罗氏倡导使用分类法，在《集蓼编》中他回忆说，在日本时曾和王国维谈到，“今日修学，当用分类法”。清代经史考证之学成绩很大，清初多治全经，博大而精密较差，乾嘉以后多分类考究，因而更加深入。用这种方法治学，王国维写了《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罗振玉则分类编辑、刊布了一批古器物资料。对此他有一整套计划。如1916年他在《金石泥屑》序中写道，金石文字之著录，以三代礼器及寰宇石刻为大端，其余分支如玺印、泉布也都有专书，但这还不够，对于石刻应集中墨本，依文体分类，如讼、序、记、神道碑、墓表等等“分类辑录、罗列众本、精意校写，名之曰《寰宇石刻文编》”。对青铜器铭文等断代为书，分殷、周、秦、汉，至于六朝，“各为一集，名之曰《集古遗文》”。又将依物分类之书，如甲骨文、陶文以至明器、封泥、瓦当等“各以类别，总名之曰《集古图录》”。例如：
《寰宇石刻文编》按类分有《芒洛冢墓遗文》及恒农、邺下、襄阳、广陵、吴中、三韩等地冢墓遗文；《唐三家碑录》、《昭陵碑录》；《石屋洞龙泓洞造像题铭》；《西陲石刻录》以及《西陲石刻后录》；《蒿里遗珍》附《考释》；《石鼓文考释》等。在晚年罗氏又致力收集熹平石经资料，“呼儿同校理，含毫考同异；及门有关生，千里驰驿骑”。边搜求、边考证、编辑刊布，而且不断增补。1938年成《增订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共收录“残石总得六千三百六十三言”，七经皆备。序中论其学术价值说，“盖炎汉今文之学，绝于晋永嘉之乱者，至是复见于人间”。
《集古遗文》主要有《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
《集古图录》则有《殷虚古器物图录》、《地券徵存》以及前述的一些依物分类的图录。
其他类除《金石泥屑》外，还有记新旧古刻转徙、存佚、著录情况的《石交录》（1939年），记流落异域金石刻品目的《海外贞珉录》（1915年），以及付工精印的敦煌唐拓温泉铭等，名为《墨林星风》（1916年）。
分类断代的著录方法，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早在1895年，罗氏得到诸城尹祝年（彭寿）寄来的王懿荣所刻《汉石存目》，信中还提到要继续作《六朝石存目》、《唐石存目》。此前罗氏校补《寰宇访碑录》时，已感到数量繁多苦不胜举，产生了“断代为之”的想法，所以得到王懿荣的书后很高兴，后来进一步补订了《汉石存目》和《魏晋石存目》（1915年）刊入《雪堂丛刻》。对古文物著录有的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有的更加以发展。如1917年成《南宋衣钵》，序中简述我国山水画源流说，“山水之画其兴差晚，虽导源于魏晋，实启宇于李唐……开天之际，王、李挺生，两宗并峙，而南宗嗣续孳乳尤繁”，至清初仍“哲匠踵起，良工不绝”。但嘉庆道光以后，名迹散佚日益严重，仅存者被秘藏，人间难以窥见，“致风流歇绝，斯道逾微，有识之士，望古兴慨。十年以来，我国士夫颇或撰集，创为谱录，然朱紫不分，糅杂无纪”，无益于绘画史的研究。罗氏将所能见到的古今名迹，集为《画苑珠英》，山水树石画为其中的第二类，再分山水为甲乙两部，以阐明南北两宗，《南宗衣钵》选录的是南宗代表作，编辑方针、办法和目的是：
所取之迹，甄别至严，不使苗莠并生，荆兰同艺。先后之叙，约为四期，魏晋今不得见，爰以六朝暨五代为上古，宋元为中古，明为近古，嘉道以前为今代，按期分卷，摹印流传，并各系跋尾，用志管窥，将以振方衰之坠绪，续垂烬之传灯，绠短汲深，愿奢知绌，方闻之士，幸有以启予。
这种细致分类、分期，选取代表作阐述绘画史的做法，已经是现代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了。
（三）研究目的
金石学偏重一器一物的考证研究，而罗振玉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则更明确通过古器物学研究历史的目的，而且涉及的面很广，例如他提到值得特别注意的有“古代酒器之记容量者，并当资以考古”。汉墓明器中，曾见“兽圈中有一人以足踏弩，可考古者蹶张之状”。“汉时制机械齿轮范，可考汉代已有机轮，尤为考古者之所取资也。”这些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史料，在旧金石学中，很少有人注意。此外，如前所述，他还提到通过佛教造像研究美术史，“殷墟之古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并可考古生物学，虽与古器物出于人造者略殊，并宜搜求以广学术”。这最后一点认识更使罗氏超过了前代金石学家，与后世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得以接轨。
在搜求一种文物时，罗氏不仅注意一器一物的本身，还注意了解出土地情况及同时存在的遗物，这集中反映在安排罗振常与范兆昌同赴安阳小屯搜集甲骨的事情上。行前，罗氏嘱托“与龟甲同出者，必尚有三代古物，其尊、彝、戈、剑之类，必为估客买去，其余估客所不取者，必尚有之，即不知名，苟确为古物而非近代者之器，弟幸为我致之”。所以罗振常携带的书籍除《殷商贞卜文字考》、《三礼图》、《考工记》以外，还有一部讲古生物、古人类石器时代遗存的《地球发展史》，据以鉴定所获石器时代及以前所遗古器物和古生物遗骸。此行收集的有牙雕、骨柄、律管、蚌璧、石磬、古贝、兽牙、兽骨等。1916年罗氏于其中选出五十五件，著录《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考一卷，自序中说，这些石、骨、牙雕很是精巧，无与伦比，虽是残阙断烂之余，“而可窥见古良工艺制作，兼可考古器之状”。对于这部书，邵子风《甲骨书录解题》介绍说：
自是书问世，契学范围乃骤然扩大，由文字之研究而跃入器物之探讨。前此之以骨董视龟甲、兽骨，而纯带古文字学之兴味者，自是乃转移视线于殷商一代之文化。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罗氏从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论证了这是商王朝遗物，并将它与商史的探索联系在一起。
罗氏还在京师时，1909年开始校补劳经原《唐折冲府考》。因为府兵之制创于西魏，增于周隋，盛于唐代，但唐代所立的府数，早已不清，《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府名又多亡佚，劳经原父子辑于唐志又博考诸书，得府名五百五十七，罗氏每于石刻及隋唐兵符见有府名为劳经原未及者，则补录之，截止到1920年，补唐府名三十八，补劳注六十八。作《唐折冲府考补》附录隋兵府见于金石刻辞者十六。直到晚年仍不断增补，为唐史研究补充了新的资料。此外青铜器及铭文拓本也是罗氏收集、整理、研究较多的。铭文考释，部分集于《雪堂金石跋尾》，收录有关金文的四十五篇，大抵每篇都有考释文字的新创获，如《不敦跋》，考释了薄伐的“薄”字，补充论证了蒋伯斧释出的“束”字，联系其他铭文中的“匹马束丝”，指出诸家释“束”为龟是错误的，又说文中“臣五家”之末字蒋伯斧疑为“家”，是正确的，还列举了其他铜器铭文中赐臣仆若干家的资料。这样，这篇保存了社会史重要资料的铭文就可以通读了。又如《莽量拓本跋》，不仅订正了《两汉金石记》释文之误，还联系文献考订了新莽史事。在日本时罗氏还与王国维谈到，金文研究不仅就一器进行考释，还应会合其他铭文作分类考释，并称“古金文通释，可约分四类，曰邦国、曰官氏、曰礼制、曰文字”。这样铜器铭文可以进一步梳理成便于史学家使用的资料。
由于罗氏以大量精力用于古籍古物搜集、流传，用古器物学资料复原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他在收集这些资料时，是很明确地作为历史资料而收集、刊布的。如在《赫连泉馆古印存》的自序中说，自己十五随学制印，始有印癖，稍长，渐聚诸家印谱，方知古玺印对小学、地理、官氏诸学大有裨益，但数百年来对此研究很不够。文中列举该书著录的资料中有益于考证的八事，书中的廿八日骑舍印，无文献可考，当为传舍之印，从汉代木简可知，塞上亭燧接受和发送文书皆纪日，“此印盖亦为传舍纪日之用”。又如，汉印中曾见“执法直二十二”的印文，“殆汉御史亦分曹当值，此皆可补史志阙文”。不仅如此，即使对书画艺术，罗氏在收集、整理、传布中，不止一次谈到书画不仅是供人欣赏，而且有学术价值。如在《艺术丛编序》中他写道：
艺术者，非供耳目之近玩已也，狭而言之，为学者游艺之助，以考见古人技巧之美、制作之精；广其义言之，则三古以来之制度，文物系焉矣，凡载籍之阙遗、文质之递嬗、人才之兴替、政俗之隆污，莫不于是觇之。
这些都说明罗氏收集、研究、传布古物的主要目的是为古史研究提供资料。
这一目的还充分地体现在他对收藏古物的态度上。罗氏极喜欢收集古物，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中有“兄嗜古若渴”的评语。然而，他又和一般嗜古的收藏家迥然不同，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说，罗氏搜集古物的方针，是求有益于学术，若文字有价值的，即使残物碎片也重价购买，否则无论器形多完整，锈色多美观，也不甚重视。而且收藏家一旦得到珍品，必永久珍藏，轻易不会出售，罗氏不同，购买时是为了作治学资料，著录完后，“往往绝世珍品亦多售出，再将所得代价重新购买，依然为治学资料”。“先生之收藏并非求富，亦非为夸耀一时”，“一生治学，惟以发扬东方数千年之文化为目的，至于一身之名利，子孙之产业，皆非先生之所计也”。确实如此，据所见材料，罗氏的藏品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卖掉。如在日本时用于维持生计及印书；也有义卖用作赈济；或者捐赠，1935年沈阳博物馆前身奉天国立博物馆成立，罗氏将所藏明器精品悉捐该馆。近年沈信夫撰文《罗振玉晚年二三事》谈到罗氏葬礼说，入殓时有不少市民看到，“棺材内除白石灰包（防潮湿）和遗体外，仅有平日用的眼镜一副、怀表一只。终生所搜集的大批甲骨，锁在附近藏书楼上，一片也没带走。悲夫！”实际上，这些正是罗氏的意愿，1935年他在《贞松堂吉金图序》中写道：
予平生无它好，图书以外惟喜收集古物……意谓金石之寿，有时不如楮墨，即为之编印流传，则器之聚散当为一任其自然，固不必私之一己也。
他这种因“嗜古”而致力古物流传，不在乎是否“私之一己”的思想，为当时不少人难以理解，所以才有罗振玉做古董买卖而发财的流言。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学术活动没有国家支持，一个没有恒产的学者不这样做，又怎么能收集刊布更多的史料呢？
§§第六章 甲骨学的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