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籍佚书的搜集、刊布
罗振玉在古籍佚书的搜集、整理、刊布方面的贡献，是学术界所公认的。1928年罗氏的增订本《碑别字》问世，书后附《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其后的跋中写道：
不佞夙抱传古之志，凡古人著录未刊者及旧刊罕传者，尝欲鸿合同志，创流通古书之会，以刊传之。顾数十年来，同好聚合不常，益以世变，此愿竟不获偿。辛亥以后，素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十余年间，得书二百五十种，意所欲刊者，尚未及半，而资力已竭矣。
这是他自己作的一个小结。如文中所言，传刻的重点是有学术价值的前人未刊遗稿和旧刻罕传者，还有大量新发现的秘籍。早在淮安家居修学的时代，罗氏就曾谋刻过阮葵生《风雅蒙求》手稿，这是一部简明详赅的音韵书。由邱于蕃刻行、陆山夫作序，陆氏序中说“此书从古音正今韵，以五音配四声，以唇齿清浊定通转，证以古诗歌”。“以简御繁，以本齐末，使学者能于古韵今韵分合之迹，纽字反切之法，皆了若指掌。”后来罗氏又将此书与另一部罕传古籍《经史动静字音》合刊，后者为元刘鉴注，谢启昆作《小学考》录此书名却注曰未见，鲜为流传，故据明刊本精抄影印。罗氏三十岁以后，旅食江南，见闻日广，如1902年考察日本教育，《扶桑两月记》中曾记述考察之余遍阅书肆，每每得异书之事。1903年任两粤教育顾问，曾尽薪水所得，购岳雪楼藏书。1909年再次考察日本教育时，更是每到一地必游书肆，访求秘籍，收集黎庶昌、杨守敬等家藏书流入日本者，并通过日本友人纵览各大图书馆及私人家藏书。这时罗氏已入京供职学部，有了一整套传刻古籍的设想，不久就开始辑刻《玉简斋丛书》，并且准备创办《国学丛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伯（光瑞）邀罗氏东渡日本，京都大学旧友内藤、狩野、富冈也纷纷来书相邀，在藤田剑峰的帮助下，罗氏举家东渡，同行还有弟罗振常、长婿刘季英及王国维等三家。安顿好以后，就将很大精力投入古籍佚书的搜集、整理，刊行、编刊了一系列的丛书，到1918年已刊行了二百五十余种、九百余卷，罗氏曾将其中近一百六十篇序、跋集成《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回国后继续刊布。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至1936年编刊的丛书有：
《玉简斋丛书》初集十四种，二集八种，共七十二卷；
《宸翰楼丛书》初编五种，续编八种，共四十八卷；
《孴古丛刻》十种，十一卷；
《永慕园丛书》六种，二十卷；
《云窗丛刻》十种，十四卷；
《吉石庵丛书》初集十种，二集三种，三集六种，四集八种，共五十六卷；
《海东古籍丛残》五种，十卷；《雪堂丛刻》五十二种，一百一十卷；
《四时嘉至轩丛书》三种各一卷；
《嘉草轩丛书》十一种，二十八卷；
《雪堂金石丛书》十种；
《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三十种，四十九卷；
《六经勘丛书》十三种，一百七十一卷；
《七经勘丛书》七种；
《殷礼在斯堂丛书》二十种，五十九卷；
《百爵斋丛刊》十四种，二十八卷；
《楚雨楼丛书》八种；
《鸣沙石室古佚书》初编十九种，续编四种；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群经丛残十五卷，群书丛残十五卷；
《敦煌遗书》三种；
《史料丛编》二十一种，十六卷；
《明季辽事丛刊》四种，十四卷；
此外还有辑印的单本及对古籍整理、校勘的自著文集。
罗氏在这几十年中，刊布的古籍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他还尽量使其不断完善，以方便研究利用。1934年墨缘堂编订的《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按经、史、子、集四部介绍了其中的大部分成果，例如：
（一）经部之书。
包括古写本《尚书》、《礼记》等。1913年罗氏辑《鸣沙石室佚书》，收录了法国巴黎图书馆藏的敦煌古写本《尚书》残卷，1918年在日本又见到京都神田香藏日本古写本《尚书》残卷，可补敦煌本的不足，罗氏立即用珂珞版影印，录入《群经点勘》中。由于珂珞版成本高，印数很少，因而1928年，将敦煌本及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写本合刊为《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影原本摹印。又如《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6年罗氏作跋影印，说该卷前部断缺，末书《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无著者姓名，但书中见“灼案”，考《陈书郑灼传》载，灼受业于皇侃，尤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则此即灼所抄皇侃之《疏》，“灼案”诸条则为灼时所增之《传》，可见这是一罕见的古佚书。罗氏不仅搜集、考订、传布传世真本经典，还整理出版了地下出土的石经。不仅刊印了《汉熹平石经》，还刊印了《蜀石经残字》、《北宋二体石经宋拓残本》，后两种石经碑绝大部分久已佚失，传世墨本也极罕见了。
罗氏刊印的不仅有中土经典及研读这些典籍所不可缺少的语言、文字学书籍，如《古写原本玉篇残卷》等，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古文字、死文字和佛学经典。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是俄人柯智洛夫在我国张掖黑水河故址盗掘的西夏文字书，西夏骨勒茂才撰，乾祐二十一年（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刊行的一本字书。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早在立国前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在中土流传甚少，无人辨识。《掌中珠》一书并列汉字和西夏文，各注音于旁，是破译西夏文的重要字书，1921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博士携其中一页至日本，向罗氏请教，罗氏告诉他“此习西夏国书之津梁”，并提出希望能提供影本，不久获部分残卷影本，立即影印刊行。1922年伊凤阁博士又携其余残卷至天津罗氏寓所拜访，罗氏“知携有全书影本为之惊喜，亟假归影写而还之”，使其长子罗福成“手摹一通，付诸石印”，为《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足本》。又如，刊行了三种研究梵文的重要资料，第一种是《古写本涅盘经悉昙章》一卷，悉昙即梵语字母的译音。罗氏在跋中写道，儿子福苌粗明悉昙文字，于书肆得此书旧本，前有佚页，后记《涅盘经悉昙章》罗什三藏翻译，并考证“是书撰于晋世，言梵文者莫先于是矣”。于是1917年影印传世。第二种是《日本古写本悉昙字记》，唐沙门智广撰，中土无传本，不知何时流入海东，该本为日本宽治七年（公元1093年）古钞，日本吉泽教授所藏，内容叙悉昙源流等，为习梵文者所必需。第三种是《景祐天竺字源》六卷，并附《字源私钞》一卷，均为七百年前的古抄本，中土早已不见，罗氏认为，梵文“世罕习者，故尤易亡佚”，所以特地影印传之于世。
（二）史部之书。
传刻的古写本也有不少是在日本发现的，如罗氏在《古写本史记残卷》跋中写道，该卷为“东邦编入国宝者是也”，从书迹看，应是千年以前的写本，虽有夺字，“然亦有胜今本处，爰写影流传之”。又《贞观政要》是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长期只见元戈直集论本传世，戈氏作集论时曾移易篇章重新编辑，刊行过程中文字也多有衍脱。罗氏到日本后，得古写本《贞观政要》五、六两卷残卷于日本故家，1925年作校记及序为之刊行。罗氏在序中说，此古写本为“彼邦六百年前物，取校戈本，凡衍脱不可通者，悉得据以勘订。且补逸文数章”，故传刻之，使学者能“得窥唐本之一班”。罗氏于1924年至1927年辑印的《六经勘丛书》，收录一批史部之书，如《皇宋十朝纲要》、《续宋资治通鉴编年》、《黑鞑事略》（附校记）、《西游录》等等。《西游录》为元耶律楚材撰，不见藏书家著录，日本神田信畅于昭和元年（1926年）奉命校刊秘阁，始得该书于金匮，遂别录一本排印以永流传。由于这是治元史的重要资料，罗氏将神田信畅所作的跋与全书一道刻行。
（三）子部之书。
传刻内容包罗很广，如关于医学方面的有《食医心鉴》一卷，唐咎殷撰，佚于宋代以后，此书为日本人从《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而成。文学方面的有《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即《世说新语》，罗氏在跋中说，我国传世最古的善本是嘉靖袁氏覆宋本。后悉日本所藏的唐写本已断为四段，分藏于小川简斋翁、京都山田氏、小西氏、神田香翁等四家，“因请于诸氏，欲合印之，诸氏慨然许诺”，故得合影刊行。还有《宋椠本三藏取经诗话》，为日本三浦将军所藏，罗氏借出付印，遂使宋人平话传世者有了第四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有《空际格致》二卷，耶苏会士高一忠撰，附《地震解》一卷，龙华民述。
（四）集部之书。
罗氏刊行的古人文集有唐王绩《王无功集》三卷。《补遗》三卷，罗氏作《校勘记》一卷。还据日本所见古籍，辑印了《王子安集佚文》、《临川集拾遗》等。其中比较珍贵的佚书，有宋周密《草窗韵语》，为宋咸淳辛未（公元1271年）刊，罗氏为之影印流传，跋中写道，该书“宋刊宋印，完善无丝毫缺损，字迹清劲”，是“宋季椠本之至精者”。并且考证了草窗著作皆载入《元史艺文志补》，而未载此集，亦不见明以来诸家目录中，可知早已不传，因而此卷可称“天壤间仅存之孤本”。其内容可补《草窗年谱》和《元史艺文志补》。而另一部书《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的辑印过程，可稍稍反映罗氏在这项事业中的博识与毅力。《文选》是南朝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全面的文学集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李善注，后人的评价也很高。唐代又有吕延祚将五臣（吕延济、刘良等五人）注进呈，成为同行的两种注本。而《唐写本文选集注》由于残佚大半，不知撰人姓氏，但卷中所引除李善及五臣注外，还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都是传世本所没有的。罗氏在京师时曾得一卷，极为珍视。1909年，奉命到日本考察教育，得知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欲往披览，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氏诺焉”。罗氏以所获抄本与善注本详校，知异同甚多，且将善注本的六十卷分为百二十卷。又访知《唐写本文选集注》全书久已星散，自己辛苦搜集到全卷一、残卷二，此外，日本友人小川简斋、海盐张氏、楚中杨氏等都藏有残卷。1918年罗氏将所能借到的残卷一并收集起来，除去重出的共得十六卷，写跋付印。这时距请人从金泽文库移写残卷已过去十年了，罗氏说：“予念此零卷者，虽所存不及什二，然不谋印行，异日且求此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余当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罗氏还发现小川简斋所藏誊写小字本钞补的部分，与原本所注详略互异，但由于资料太少，其余注文如何无从比勘，跋末注云“似此书原本外尚有誊写别本，且与此本有异同也，顾未尝闻东邦学者言之，附记于此，俟他日访焉”。对于有价值的书长期关注访求，不断积累，进行考证、校勘，并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附后，以便后人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这些做法贯穿于罗氏整个搜集、流传古籍的过程中。只要略加翻阅一下《雪堂校刊群书叙目》就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罗振玉传刻的古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注重宋椠、正史资料，又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保存下很多长期不受重视却很有价值的古文献。例如他十分重视流传于日本的古钞本，这些相传是唐代时被带到日本的，因此罗氏称之为“唐钞”。过去黎庶昌刻《古逸丛书》不收日本古钞本，张元济等到日本访书，也主要关心宋、元版书。罗氏却认为这些钞本时代更早，不少是中土早佚的秘籍，所以不遗余力地搜集、刻行。同时，罗氏对当代藏家的古籍流入日本者，则亦尽量加以收集。如贵阳陈松山在清末光、宣年间“官掌印给事中，抗直不阿附，为权贵所侧目，累疏劾庆亲王奕劻误国，又拒北洋贿买”，辛亥革命以后，“贫不得归故里，鬻所藏明人集数百种，乃得依其弟子于常德，后明人文集归日本文求堂”。罗氏得知，从文求堂购归数十种。陈松山曾从日本得《宋椠本二李唱和集》刻传于世，这也是中土久佚的古书，是宋李昉李至唱和的诗集。缮刻很精但有缺页不完整，雕版辗转归罗氏。1909年罗氏在日本京都富冈氏桃花庵中，见日本影宋旧椠本《宋椠本二李唱和集》款式与陈刻全同，缺页则异，罗氏非常惊喜，影写以归，将两本汇合，把陈刻补为足本，收入《宸翰楼丛书》，作跋“以记古籍复定之可喜，且志富冈君假录之厚谊”。
流入日本的古文献，还有一批敦煌石室古卷轴，罗氏在影写刊行了归法国巴黎的数十种敦煌古经籍后，又准备刊印归日本的部分。1914年他到日本武库郡观西陲古物，与曾去过敦煌石室的桔氏（瑞超）相见，“亟请观所得经卷，慨然见许，且示以编目，目中所列凡四百余轴，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以今藏校其异同、存佚，颇秩然有条理。而题记中可考证史事者不少，因请假是目归，篝灯录之，印行以诒当世”。罗氏刊行了这份《日本桔氏敦煌将来经目录》后，继续影印原件，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敦煌卷轴及唐钞本各书，只影印了少部分。而且出于对故土的眷恋，罗氏也准备归国了。
回国之事大约在刘季英、罗振常、王国维三家相继离日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1915年以后罗氏频频回国扫墓、放赈、访古。1919年春，坚辞了日本友人提出的优厚挽留条件，携家返国。他在《题小像留别东友》中写道：
八年浮海鬓成霜，魂梦依稀恋首阳。他日盲翁传话柄，小臣有墓傍先皇。
在日本友人公饯宴上，罗氏赋长诗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一昨梦觚棱，疑缀鹓鹭行。又梦游京洛，故宫禾黍长。一心交欣戚，志意方彷徨。”同时呼吁睦邻友好：“敢陈恤邻义，唇齿勿相忘。矧复迫外侮，胡不同舟船。”不过尽管归国心切，罗氏仍不忘传刻古籍之事，临离东京前，曾写信重托内藤、狩野，信中说：
玉昔尝叹敝国黎莼斋先生在贵国刻《古逸丛书》，但收宋、元刊而不收唐钞，至为可憾，窃不自量欲身任之，而匆匆归国，此愿莫偿。念有寓居可售以充印书之资……即以此资，烦诸先生印唐钞古籍……书成，除颁送各国图书馆外，售价所入，以为维持之用。
后来内藤、狩野两博士辑录刊行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十集，将罗氏托付的书信刊于卷首，并写道：
我友罗君叔言携眷东渡，筑室京都东山下，闲居无事，乃获大展力于学，其述作足以传后世……君将回国，托炳卿博士及予，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充印书资，是其第一集也。兹记缘起，并附君书于后，以见其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穷而不少衰，尤可敬重云。
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一书中，收集和征引了上述信件，评说罗氏“解囊传古和日本公家学者的慷慨无私，交相辉映，这里没有一点金钱关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宣扬的罗氏通过售卖古籍文物路子，和日本拉上关系之说，是极其荒唐的，当然也暴露了他对学术的无知。
不过社会上确曾有人见罗氏大量传刻古籍，推断他必然很有钱，或必然从中大获其利。如罗继祖（甘孺）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提到湖南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有“罗某在日本卖书买书颇获利市”之说。但作者指出，罗氏祖产推于庶弟，清俸罄于访古，避地海东不得不借鬻长物以代采薇，辛苦著书，不无盈利，然比诸贾贩本一利万不能同日而语。“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对此最有发言权的应是王国维，罗氏传刻古书最集中的时候，他们间的交往最密切，因而他最了解实情。1918年他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集中论及这个问题。王国维首先指出”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然后分析”刊书之家约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笃古三也“且不论逐利者，就已知以好事或笃古而刊书的诸士，”皆生国家全盛之日，物力饶裕，士大夫又崇尚学术，诸士或席丰厚，或居官师之位，有所凭借，成书较易。罗氏刊书却处于社会动荡的年代，条件不同，所以分外艰难，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与过去的刊书者有完全不同的动机。他写道：
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一学术之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知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
以下记述罗氏截止到1918年以前，已校刊编辑古文献、古器物著录数百种，“其尤殊者，皆有叙录，戊午夏日集为二卷，别行于世”。其所著所刊之书有功于学术最大的如《殷虚书契》、《流沙坠简》、《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此三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所出”。然后，着重分析罗氏与以往收藏和刊书之家的区别，他说，这些古器、古籍：
其初出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传之者，鉴于事之艰巨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固将有时而毁且佚，或永锢海外之书库中，虽出犹不出也。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物、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视所以寿其躯体者，与常人之视养其口腹无以异。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
序中还叙述了罗氏在日本印书，所费以万计，而家无旬月之蓄，罗氏自己编次校写，设计款式，计算用料，很多学者们不屑做的凌杂烦辱之事都亲自动手，最后指出，罗氏校刊群书取得卓越成绩不是偶然的：
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为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而其志与勤世殆鲜知之，余从先生游久，知之为最详，故书以为之叙，使世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业者……非好事者与寻常笃古家所能比也。
这些应就是实情，罗氏在日本靠变卖长物维持生计，生活非常节俭，却大量印书，经济上的窘境尚有当时与沈曾植、王国维等往来信函为证。1991年笔者在上海曾听罗振常之女罗静老人谈及当时在日本的生活。老人虽已九十二岁高龄，却耳聪目明，终日以读书、看报、手工编织为消遣，关心国内外时局，对往事的记忆还非常清晰。她说，当时罗振常一家六口，每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最少时仅三十元可过一个月。而稍晚，郭沫若流亡日本时，同样一家六口，固定收入每月百元，后为二百元犹叹经济有压力。可见当时罗氏生活的简朴，罗振常一家如此，罗振玉一家也是一样，对此罗继祖的《庭闻忆略》、《涉世琐记》及陈邦直的《罗振玉传》等都有记述，这里不再赘言。而罗氏“世殆鲜知之”的“志与勤”则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品格。
罗氏在日本“肆其才力以著书”，每年都要著书数种乃至十数种，刊书更不可胜计。沈乙庵（曾植）尝谓乡人“分公才力，足了十人”。据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罗氏确实体质不健而精力过人，虽然养生之道惟在慎食节欲，而每日睡眠时间少于常人，却精力充沛著作不已。但能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以学术存亡为己任的责任感。罗氏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传古之志，中年以后闻见日广，尤其是看到大量珍贵的古籍、古器物出土了，被珍藏了，过不了几代人，却又散佚、毁灭了。从而，怀抱着一种紧迫感，自觉肩负起抢救、保存、流传中华文化遗产的职责，他紧紧抓住一切机会，搜集、校勘古籍，前述在日本搜集古抄本是这样，在去日本以前和归国以后也始终是这样。如《永丰乡人行年录》载：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正月，《殷虚书契前编》二十卷成……二月，田伏侯归自日本东京，以所得竹添氏旧藏宋本《庄子》示乡人……伏侯为僚属偿亏欠，售诸厂友谭笃生。乡人亟假归校勘，记异同于浙局本上。八日，校竟两卷……月望又从谭假得金凤翔过录何义门校本……时以陪祀关帝斋宿大学，复以成元英本与何校互勘……
如此紧凑的时间表，无疑记录了罗氏收集、校勘古籍之“勤”，类似的例子，在有关他的一生的记载中屡见不鲜。
正是出于紧迫感，罗氏只要得知线索，无不积极设法借阅、抄录、翻拍或购求，常常得到的只是残本，但只要有流传价值的就尽快刊印，并将可以进一步求索的线索记录下来，以待来者。例如《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不仅谈到《尚书顾命》残卷的由来，还介绍了分藏于法国、日本的敦煌本、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尚书》各篇的保存和刊行情况，并记英国伦敦还藏有敦煌本《尚书》中的《洛诰》、《大禹谟》、《泰誓》等篇，以备后人去搜求。有时残本刊出后，又有新的发现，则重新补为足本，再次刊行，而且只要有传世本的，尽量详加校勘。如宋陈舜俞《庐山记》是一部类似《水经注》的古地理书，在国内明初已佚失大半，传世的仅有守山阁丛书所刊四库本，仅存前三篇。罗氏很重视此书，却不见善本。1909年，罗氏赴日本考察教育，得友人介绍纵览公、私家藏书，在德富氏成箦堂文库中忽然发现高山寺藏宋本《庐山记》，共八篇五卷，卷二、三为宋椠本，余三卷为旧抄补，从文字中看到宋高宗及以前诸帝讳皆缺笔，知亦从宋本抄出。罗氏到日本以后，“丙辰（1916年）移书从苏峰翁假印，慨然许诺，逾月影印告成”。作跋，记发现、刊布的经过，并指出在日本还有元禄十年刊本，且略举宋椠本、元禄本、守山阁本的异同。《宋椠本庐山记》刊入《吉石庵丛书》第二集，1928年罗氏辑印《殷礼在斯堂丛书》，又收录了元禄本《庐山记》，以备学者比勘。1939年，罗氏在养病期间以宋椠本、元禄本、守山阁本《庐山记》互勘，完成《校记》一卷。
孜孜不倦地著书、刊书，是贯穿罗氏一生的事业，他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五月，而这一年正月还影印了日本小山氏藏《日本古写本华严经音义》，完成了《魏书宗室传校补》一卷。罗继祖在《贞松老人遗稿甲集》跋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先祖晚岁，深居养疴，而伏案无间，卧榻左右，罗列图史碑拓……己卯春病眩，屏书卷月余，病已，又刻厉如故，秋初以明钞《北堂书钞》校孔刻，日尽数卷，继祖侍侧，以校书耗目力，窃以代任为请，笑许之，而别校《庐山记》。好劳而恶逸，天性然也。”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记述说，罗氏晚年体力已衰，居常在病中，医者常要他停止读书写作，静心休养，但他仍手不释卷，笔不停书，常说，“书为我之生命，读书写字，即为我之生活休养，倘若一律停止，则实不能生活，等于死矣”。这表明数十年来他的唯一嗜好是读与写，已养成牢不可破的习惯。
张舜徽在《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一文中评论说：
在中国的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的，未必能读；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又未必能以私人财力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欲一生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不少工夫，成为我国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
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罗氏一生搜集、传布了大量古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他辛苦搜集、传布的还有一批学者的未刊遗作，这是前人的心血，也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借鉴。这些遗作中，既有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的《高邮王氏遗书》、《昭代经师手简》；也有如孙诒让《契文举例》一类讹误较多的开山之作；还有一些未定稿，如钮树玉所遗“涂乙狼藉，编次杂乱”的《匪石先生文集》，翁大年所遗“零落散佚”、“涂乙描纸”的《古兵符考略残稿》。为了不使其湮没，罗氏一一为之整理手写付印，以贻当世。更有如山阳丁俭卿《颐志斋集》稿，罗氏从其后人手中得到后，感到“其说经之文多非精诣，其他酬应之作，亦可不存”。但还是从中选传记十七篇，“非传其文，传其文中之人也”，并选感旧诗一卷，“以其略存当时事”，刊为《颐志斋文钞》。
可见，罗振玉的刊书的过程就是尽量从历史的时空中，收集学术研究成果的每一道光线，聚集起来，以便于后来学人继续前进。
不佞夙抱传古之志，凡古人著录未刊者及旧刊罕传者，尝欲鸿合同志，创流通古书之会，以刊传之。顾数十年来，同好聚合不常，益以世变，此愿竟不获偿。辛亥以后，素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十余年间，得书二百五十种，意所欲刊者，尚未及半，而资力已竭矣。
这是他自己作的一个小结。如文中所言，传刻的重点是有学术价值的前人未刊遗稿和旧刻罕传者，还有大量新发现的秘籍。早在淮安家居修学的时代，罗氏就曾谋刻过阮葵生《风雅蒙求》手稿，这是一部简明详赅的音韵书。由邱于蕃刻行、陆山夫作序，陆氏序中说“此书从古音正今韵，以五音配四声，以唇齿清浊定通转，证以古诗歌”。“以简御繁，以本齐末，使学者能于古韵今韵分合之迹，纽字反切之法，皆了若指掌。”后来罗氏又将此书与另一部罕传古籍《经史动静字音》合刊，后者为元刘鉴注，谢启昆作《小学考》录此书名却注曰未见，鲜为流传，故据明刊本精抄影印。罗氏三十岁以后，旅食江南，见闻日广，如1902年考察日本教育，《扶桑两月记》中曾记述考察之余遍阅书肆，每每得异书之事。1903年任两粤教育顾问，曾尽薪水所得，购岳雪楼藏书。1909年再次考察日本教育时，更是每到一地必游书肆，访求秘籍，收集黎庶昌、杨守敬等家藏书流入日本者，并通过日本友人纵览各大图书馆及私人家藏书。这时罗氏已入京供职学部，有了一整套传刻古籍的设想，不久就开始辑刻《玉简斋丛书》，并且准备创办《国学丛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伯（光瑞）邀罗氏东渡日本，京都大学旧友内藤、狩野、富冈也纷纷来书相邀，在藤田剑峰的帮助下，罗氏举家东渡，同行还有弟罗振常、长婿刘季英及王国维等三家。安顿好以后，就将很大精力投入古籍佚书的搜集、整理，刊行、编刊了一系列的丛书，到1918年已刊行了二百五十余种、九百余卷，罗氏曾将其中近一百六十篇序、跋集成《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回国后继续刊布。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至1936年编刊的丛书有：
《玉简斋丛书》初集十四种，二集八种，共七十二卷；
《宸翰楼丛书》初编五种，续编八种，共四十八卷；
《孴古丛刻》十种，十一卷；
《永慕园丛书》六种，二十卷；
《云窗丛刻》十种，十四卷；
《吉石庵丛书》初集十种，二集三种，三集六种，四集八种，共五十六卷；
《海东古籍丛残》五种，十卷；《雪堂丛刻》五十二种，一百一十卷；
《四时嘉至轩丛书》三种各一卷；
《嘉草轩丛书》十一种，二十八卷；
《雪堂金石丛书》十种；
《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三十种，四十九卷；
《六经勘丛书》十三种，一百七十一卷；
《七经勘丛书》七种；
《殷礼在斯堂丛书》二十种，五十九卷；
《百爵斋丛刊》十四种，二十八卷；
《楚雨楼丛书》八种；
《鸣沙石室古佚书》初编十九种，续编四种；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群经丛残十五卷，群书丛残十五卷；
《敦煌遗书》三种；
《史料丛编》二十一种，十六卷；
《明季辽事丛刊》四种，十四卷；
此外还有辑印的单本及对古籍整理、校勘的自著文集。
罗氏在这几十年中，刊布的古籍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他还尽量使其不断完善，以方便研究利用。1934年墨缘堂编订的《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按经、史、子、集四部介绍了其中的大部分成果，例如：
（一）经部之书。
包括古写本《尚书》、《礼记》等。1913年罗氏辑《鸣沙石室佚书》，收录了法国巴黎图书馆藏的敦煌古写本《尚书》残卷，1918年在日本又见到京都神田香藏日本古写本《尚书》残卷，可补敦煌本的不足，罗氏立即用珂珞版影印，录入《群经点勘》中。由于珂珞版成本高，印数很少，因而1928年，将敦煌本及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写本合刊为《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影原本摹印。又如《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6年罗氏作跋影印，说该卷前部断缺，末书《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无著者姓名，但书中见“灼案”，考《陈书郑灼传》载，灼受业于皇侃，尤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则此即灼所抄皇侃之《疏》，“灼案”诸条则为灼时所增之《传》，可见这是一罕见的古佚书。罗氏不仅搜集、考订、传布传世真本经典，还整理出版了地下出土的石经。不仅刊印了《汉熹平石经》，还刊印了《蜀石经残字》、《北宋二体石经宋拓残本》，后两种石经碑绝大部分久已佚失，传世墨本也极罕见了。
罗氏刊印的不仅有中土经典及研读这些典籍所不可缺少的语言、文字学书籍，如《古写原本玉篇残卷》等，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古文字、死文字和佛学经典。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是俄人柯智洛夫在我国张掖黑水河故址盗掘的西夏文字书，西夏骨勒茂才撰，乾祐二十一年（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刊行的一本字书。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早在立国前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在中土流传甚少，无人辨识。《掌中珠》一书并列汉字和西夏文，各注音于旁，是破译西夏文的重要字书，1921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博士携其中一页至日本，向罗氏请教，罗氏告诉他“此习西夏国书之津梁”，并提出希望能提供影本，不久获部分残卷影本，立即影印刊行。1922年伊凤阁博士又携其余残卷至天津罗氏寓所拜访，罗氏“知携有全书影本为之惊喜，亟假归影写而还之”，使其长子罗福成“手摹一通，付诸石印”，为《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足本》。又如，刊行了三种研究梵文的重要资料，第一种是《古写本涅盘经悉昙章》一卷，悉昙即梵语字母的译音。罗氏在跋中写道，儿子福苌粗明悉昙文字，于书肆得此书旧本，前有佚页，后记《涅盘经悉昙章》罗什三藏翻译，并考证“是书撰于晋世，言梵文者莫先于是矣”。于是1917年影印传世。第二种是《日本古写本悉昙字记》，唐沙门智广撰，中土无传本，不知何时流入海东，该本为日本宽治七年（公元1093年）古钞，日本吉泽教授所藏，内容叙悉昙源流等，为习梵文者所必需。第三种是《景祐天竺字源》六卷，并附《字源私钞》一卷，均为七百年前的古抄本，中土早已不见，罗氏认为，梵文“世罕习者，故尤易亡佚”，所以特地影印传之于世。
（二）史部之书。
传刻的古写本也有不少是在日本发现的，如罗氏在《古写本史记残卷》跋中写道，该卷为“东邦编入国宝者是也”，从书迹看，应是千年以前的写本，虽有夺字，“然亦有胜今本处，爰写影流传之”。又《贞观政要》是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长期只见元戈直集论本传世，戈氏作集论时曾移易篇章重新编辑，刊行过程中文字也多有衍脱。罗氏到日本后，得古写本《贞观政要》五、六两卷残卷于日本故家，1925年作校记及序为之刊行。罗氏在序中说，此古写本为“彼邦六百年前物，取校戈本，凡衍脱不可通者，悉得据以勘订。且补逸文数章”，故传刻之，使学者能“得窥唐本之一班”。罗氏于1924年至1927年辑印的《六经勘丛书》，收录一批史部之书，如《皇宋十朝纲要》、《续宋资治通鉴编年》、《黑鞑事略》（附校记）、《西游录》等等。《西游录》为元耶律楚材撰，不见藏书家著录，日本神田信畅于昭和元年（1926年）奉命校刊秘阁，始得该书于金匮，遂别录一本排印以永流传。由于这是治元史的重要资料，罗氏将神田信畅所作的跋与全书一道刻行。
（三）子部之书。
传刻内容包罗很广，如关于医学方面的有《食医心鉴》一卷，唐咎殷撰，佚于宋代以后，此书为日本人从《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而成。文学方面的有《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即《世说新语》，罗氏在跋中说，我国传世最古的善本是嘉靖袁氏覆宋本。后悉日本所藏的唐写本已断为四段，分藏于小川简斋翁、京都山田氏、小西氏、神田香翁等四家，“因请于诸氏，欲合印之，诸氏慨然许诺”，故得合影刊行。还有《宋椠本三藏取经诗话》，为日本三浦将军所藏，罗氏借出付印，遂使宋人平话传世者有了第四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有《空际格致》二卷，耶苏会士高一忠撰，附《地震解》一卷，龙华民述。
（四）集部之书。
罗氏刊行的古人文集有唐王绩《王无功集》三卷。《补遗》三卷，罗氏作《校勘记》一卷。还据日本所见古籍，辑印了《王子安集佚文》、《临川集拾遗》等。其中比较珍贵的佚书，有宋周密《草窗韵语》，为宋咸淳辛未（公元1271年）刊，罗氏为之影印流传，跋中写道，该书“宋刊宋印，完善无丝毫缺损，字迹清劲”，是“宋季椠本之至精者”。并且考证了草窗著作皆载入《元史艺文志补》，而未载此集，亦不见明以来诸家目录中，可知早已不传，因而此卷可称“天壤间仅存之孤本”。其内容可补《草窗年谱》和《元史艺文志补》。而另一部书《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的辑印过程，可稍稍反映罗氏在这项事业中的博识与毅力。《文选》是南朝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全面的文学集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李善注，后人的评价也很高。唐代又有吕延祚将五臣（吕延济、刘良等五人）注进呈，成为同行的两种注本。而《唐写本文选集注》由于残佚大半，不知撰人姓氏，但卷中所引除李善及五臣注外，还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都是传世本所没有的。罗氏在京师时曾得一卷，极为珍视。1909年，奉命到日本考察教育，得知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欲往披览，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氏诺焉”。罗氏以所获抄本与善注本详校，知异同甚多，且将善注本的六十卷分为百二十卷。又访知《唐写本文选集注》全书久已星散，自己辛苦搜集到全卷一、残卷二，此外，日本友人小川简斋、海盐张氏、楚中杨氏等都藏有残卷。1918年罗氏将所能借到的残卷一并收集起来，除去重出的共得十六卷，写跋付印。这时距请人从金泽文库移写残卷已过去十年了，罗氏说：“予念此零卷者，虽所存不及什二，然不谋印行，异日且求此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余当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罗氏还发现小川简斋所藏誊写小字本钞补的部分，与原本所注详略互异，但由于资料太少，其余注文如何无从比勘，跋末注云“似此书原本外尚有誊写别本，且与此本有异同也，顾未尝闻东邦学者言之，附记于此，俟他日访焉”。对于有价值的书长期关注访求，不断积累，进行考证、校勘，并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附后，以便后人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这些做法贯穿于罗氏整个搜集、流传古籍的过程中。只要略加翻阅一下《雪堂校刊群书叙目》就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罗振玉传刻的古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注重宋椠、正史资料，又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保存下很多长期不受重视却很有价值的古文献。例如他十分重视流传于日本的古钞本，这些相传是唐代时被带到日本的，因此罗氏称之为“唐钞”。过去黎庶昌刻《古逸丛书》不收日本古钞本，张元济等到日本访书，也主要关心宋、元版书。罗氏却认为这些钞本时代更早，不少是中土早佚的秘籍，所以不遗余力地搜集、刻行。同时，罗氏对当代藏家的古籍流入日本者，则亦尽量加以收集。如贵阳陈松山在清末光、宣年间“官掌印给事中，抗直不阿附，为权贵所侧目，累疏劾庆亲王奕劻误国，又拒北洋贿买”，辛亥革命以后，“贫不得归故里，鬻所藏明人集数百种，乃得依其弟子于常德，后明人文集归日本文求堂”。罗氏得知，从文求堂购归数十种。陈松山曾从日本得《宋椠本二李唱和集》刻传于世，这也是中土久佚的古书，是宋李昉李至唱和的诗集。缮刻很精但有缺页不完整，雕版辗转归罗氏。1909年罗氏在日本京都富冈氏桃花庵中，见日本影宋旧椠本《宋椠本二李唱和集》款式与陈刻全同，缺页则异，罗氏非常惊喜，影写以归，将两本汇合，把陈刻补为足本，收入《宸翰楼丛书》，作跋“以记古籍复定之可喜，且志富冈君假录之厚谊”。
流入日本的古文献，还有一批敦煌石室古卷轴，罗氏在影写刊行了归法国巴黎的数十种敦煌古经籍后，又准备刊印归日本的部分。1914年他到日本武库郡观西陲古物，与曾去过敦煌石室的桔氏（瑞超）相见，“亟请观所得经卷，慨然见许，且示以编目，目中所列凡四百余轴，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以今藏校其异同、存佚，颇秩然有条理。而题记中可考证史事者不少，因请假是目归，篝灯录之，印行以诒当世”。罗氏刊行了这份《日本桔氏敦煌将来经目录》后，继续影印原件，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敦煌卷轴及唐钞本各书，只影印了少部分。而且出于对故土的眷恋，罗氏也准备归国了。
回国之事大约在刘季英、罗振常、王国维三家相继离日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1915年以后罗氏频频回国扫墓、放赈、访古。1919年春，坚辞了日本友人提出的优厚挽留条件，携家返国。他在《题小像留别东友》中写道：
八年浮海鬓成霜，魂梦依稀恋首阳。他日盲翁传话柄，小臣有墓傍先皇。
在日本友人公饯宴上，罗氏赋长诗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一昨梦觚棱，疑缀鹓鹭行。又梦游京洛，故宫禾黍长。一心交欣戚，志意方彷徨。”同时呼吁睦邻友好：“敢陈恤邻义，唇齿勿相忘。矧复迫外侮，胡不同舟船。”不过尽管归国心切，罗氏仍不忘传刻古籍之事，临离东京前，曾写信重托内藤、狩野，信中说：
玉昔尝叹敝国黎莼斋先生在贵国刻《古逸丛书》，但收宋、元刊而不收唐钞，至为可憾，窃不自量欲身任之，而匆匆归国，此愿莫偿。念有寓居可售以充印书之资……即以此资，烦诸先生印唐钞古籍……书成，除颁送各国图书馆外，售价所入，以为维持之用。
后来内藤、狩野两博士辑录刊行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十集，将罗氏托付的书信刊于卷首，并写道：
我友罗君叔言携眷东渡，筑室京都东山下，闲居无事，乃获大展力于学，其述作足以传后世……君将回国，托炳卿博士及予，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充印书资，是其第一集也。兹记缘起，并附君书于后，以见其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穷而不少衰，尤可敬重云。
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一书中，收集和征引了上述信件，评说罗氏“解囊传古和日本公家学者的慷慨无私，交相辉映，这里没有一点金钱关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宣扬的罗氏通过售卖古籍文物路子，和日本拉上关系之说，是极其荒唐的，当然也暴露了他对学术的无知。
不过社会上确曾有人见罗氏大量传刻古籍，推断他必然很有钱，或必然从中大获其利。如罗继祖（甘孺）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提到湖南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有“罗某在日本卖书买书颇获利市”之说。但作者指出，罗氏祖产推于庶弟，清俸罄于访古，避地海东不得不借鬻长物以代采薇，辛苦著书，不无盈利，然比诸贾贩本一利万不能同日而语。“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对此最有发言权的应是王国维，罗氏传刻古书最集中的时候，他们间的交往最密切，因而他最了解实情。1918年他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集中论及这个问题。王国维首先指出”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然后分析”刊书之家约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笃古三也“且不论逐利者，就已知以好事或笃古而刊书的诸士，”皆生国家全盛之日，物力饶裕，士大夫又崇尚学术，诸士或席丰厚，或居官师之位，有所凭借，成书较易。罗氏刊书却处于社会动荡的年代，条件不同，所以分外艰难，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与过去的刊书者有完全不同的动机。他写道：
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一学术之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知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
以下记述罗氏截止到1918年以前，已校刊编辑古文献、古器物著录数百种，“其尤殊者，皆有叙录，戊午夏日集为二卷，别行于世”。其所著所刊之书有功于学术最大的如《殷虚书契》、《流沙坠简》、《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此三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所出”。然后，着重分析罗氏与以往收藏和刊书之家的区别，他说，这些古器、古籍：
其初出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传之者，鉴于事之艰巨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固将有时而毁且佚，或永锢海外之书库中，虽出犹不出也。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物、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视所以寿其躯体者，与常人之视养其口腹无以异。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
序中还叙述了罗氏在日本印书，所费以万计，而家无旬月之蓄，罗氏自己编次校写，设计款式，计算用料，很多学者们不屑做的凌杂烦辱之事都亲自动手，最后指出，罗氏校刊群书取得卓越成绩不是偶然的：
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为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而其志与勤世殆鲜知之，余从先生游久，知之为最详，故书以为之叙，使世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业者……非好事者与寻常笃古家所能比也。
这些应就是实情，罗氏在日本靠变卖长物维持生计，生活非常节俭，却大量印书，经济上的窘境尚有当时与沈曾植、王国维等往来信函为证。1991年笔者在上海曾听罗振常之女罗静老人谈及当时在日本的生活。老人虽已九十二岁高龄，却耳聪目明，终日以读书、看报、手工编织为消遣，关心国内外时局，对往事的记忆还非常清晰。她说，当时罗振常一家六口，每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最少时仅三十元可过一个月。而稍晚，郭沫若流亡日本时，同样一家六口，固定收入每月百元，后为二百元犹叹经济有压力。可见当时罗氏生活的简朴，罗振常一家如此，罗振玉一家也是一样，对此罗继祖的《庭闻忆略》、《涉世琐记》及陈邦直的《罗振玉传》等都有记述，这里不再赘言。而罗氏“世殆鲜知之”的“志与勤”则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品格。
罗氏在日本“肆其才力以著书”，每年都要著书数种乃至十数种，刊书更不可胜计。沈乙庵（曾植）尝谓乡人“分公才力，足了十人”。据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罗氏确实体质不健而精力过人，虽然养生之道惟在慎食节欲，而每日睡眠时间少于常人，却精力充沛著作不已。但能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以学术存亡为己任的责任感。罗氏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传古之志，中年以后闻见日广，尤其是看到大量珍贵的古籍、古器物出土了，被珍藏了，过不了几代人，却又散佚、毁灭了。从而，怀抱着一种紧迫感，自觉肩负起抢救、保存、流传中华文化遗产的职责，他紧紧抓住一切机会，搜集、校勘古籍，前述在日本搜集古抄本是这样，在去日本以前和归国以后也始终是这样。如《永丰乡人行年录》载：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正月，《殷虚书契前编》二十卷成……二月，田伏侯归自日本东京，以所得竹添氏旧藏宋本《庄子》示乡人……伏侯为僚属偿亏欠，售诸厂友谭笃生。乡人亟假归校勘，记异同于浙局本上。八日，校竟两卷……月望又从谭假得金凤翔过录何义门校本……时以陪祀关帝斋宿大学，复以成元英本与何校互勘……
如此紧凑的时间表，无疑记录了罗氏收集、校勘古籍之“勤”，类似的例子，在有关他的一生的记载中屡见不鲜。
正是出于紧迫感，罗氏只要得知线索，无不积极设法借阅、抄录、翻拍或购求，常常得到的只是残本，但只要有流传价值的就尽快刊印，并将可以进一步求索的线索记录下来，以待来者。例如《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不仅谈到《尚书顾命》残卷的由来，还介绍了分藏于法国、日本的敦煌本、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尚书》各篇的保存和刊行情况，并记英国伦敦还藏有敦煌本《尚书》中的《洛诰》、《大禹谟》、《泰誓》等篇，以备后人去搜求。有时残本刊出后，又有新的发现，则重新补为足本，再次刊行，而且只要有传世本的，尽量详加校勘。如宋陈舜俞《庐山记》是一部类似《水经注》的古地理书，在国内明初已佚失大半，传世的仅有守山阁丛书所刊四库本，仅存前三篇。罗氏很重视此书，却不见善本。1909年，罗氏赴日本考察教育，得友人介绍纵览公、私家藏书，在德富氏成箦堂文库中忽然发现高山寺藏宋本《庐山记》，共八篇五卷，卷二、三为宋椠本，余三卷为旧抄补，从文字中看到宋高宗及以前诸帝讳皆缺笔，知亦从宋本抄出。罗氏到日本以后，“丙辰（1916年）移书从苏峰翁假印，慨然许诺，逾月影印告成”。作跋，记发现、刊布的经过，并指出在日本还有元禄十年刊本，且略举宋椠本、元禄本、守山阁本的异同。《宋椠本庐山记》刊入《吉石庵丛书》第二集，1928年罗氏辑印《殷礼在斯堂丛书》，又收录了元禄本《庐山记》，以备学者比勘。1939年，罗氏在养病期间以宋椠本、元禄本、守山阁本《庐山记》互勘，完成《校记》一卷。
孜孜不倦地著书、刊书，是贯穿罗氏一生的事业，他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五月，而这一年正月还影印了日本小山氏藏《日本古写本华严经音义》，完成了《魏书宗室传校补》一卷。罗继祖在《贞松老人遗稿甲集》跋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先祖晚岁，深居养疴，而伏案无间，卧榻左右，罗列图史碑拓……己卯春病眩，屏书卷月余，病已，又刻厉如故，秋初以明钞《北堂书钞》校孔刻，日尽数卷，继祖侍侧，以校书耗目力，窃以代任为请，笑许之，而别校《庐山记》。好劳而恶逸，天性然也。”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记述说，罗氏晚年体力已衰，居常在病中，医者常要他停止读书写作，静心休养，但他仍手不释卷，笔不停书，常说，“书为我之生命，读书写字，即为我之生活休养，倘若一律停止，则实不能生活，等于死矣”。这表明数十年来他的唯一嗜好是读与写，已养成牢不可破的习惯。
张舜徽在《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一文中评论说：
在中国的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的，未必能读；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又未必能以私人财力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欲一生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不少工夫，成为我国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
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罗氏一生搜集、传布了大量古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他辛苦搜集、传布的还有一批学者的未刊遗作，这是前人的心血，也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借鉴。这些遗作中，既有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的《高邮王氏遗书》、《昭代经师手简》；也有如孙诒让《契文举例》一类讹误较多的开山之作；还有一些未定稿，如钮树玉所遗“涂乙狼藉，编次杂乱”的《匪石先生文集》，翁大年所遗“零落散佚”、“涂乙描纸”的《古兵符考略残稿》。为了不使其湮没，罗氏一一为之整理手写付印，以贻当世。更有如山阳丁俭卿《颐志斋集》稿，罗氏从其后人手中得到后，感到“其说经之文多非精诣，其他酬应之作，亦可不存”。但还是从中选传记十七篇，“非传其文，传其文中之人也”，并选感旧诗一卷，“以其略存当时事”，刊为《颐志斋文钞》。
可见，罗振玉的刊书的过程就是尽量从历史的时空中，收集学术研究成果的每一道光线，聚集起来，以便于后来学人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