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库档案的抢救、印行
位于故宫东南隅（东华门内）的大库，是清代内阁存放档案和书籍的处所。它西临内阁，北对文华殿，是由两座上下各五间坐南朝北的楼房组成。库分东西，实录库居东，俗称东库，红本库在西，俗呼西库。实录库由满本房掌管，以储存《实录》、《圣训》和《起居注》为主。典籍厅管理的红本库（包括东库楼下），主要储藏档案和书籍。大库的功能告诉我们，除去这里储藏的宋代的典籍外，大量档案是记录清代二百多年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对于大库内这些重要的典籍和史料，内阁并不重视，光绪年间修缮红本库时就曾焚毁过档案，1909年大库又要进行修缮，恰逢宣统即位，载沣监国，令内阁查找清初摄政典礼旧档，阁臣们在堆满档案的大库内找不到，便又采取光绪年间阁臣的办法，称库中无用旧档太多，奏请焚毁。内阁的奏章被批准后，一些阁臣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和以前科举名人的试策，纷纷进入大库寻觅，而将大批档案弃之而不顾。无意中章一山（梫）在典籍中发现宋写本玉牒残页，便影照分贻同好，并呈文襄（张之洞）和荣相（荣庆）。罗氏在荣庆举办的一次午宴上，答张之洞问询，说大库内的宋人玉牒应是《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仙源集庆录》、《宗藩庆系录》，南宋亡后元代试行海运，先运临安国子监藏书，故此书得至燕京（按：即元大都）。又说大库所在地为明代文渊阁旧址，故大库内除此书外，还应有其他宋版书。罗氏之言，张之洞从其他阁僚处得到了证实，因此当罗氏向其进呈《文渊阁书目》并提出将大库图书储藏到京师图书馆时，得到首肯。于是内阁奏请将大库书籍和其他有关资料俱归学部，明确指出“片纸只字不得遗弃”。似乎保存大库档案之事已经解决，但实际并不如此简单，实行起来遇到了许多困难。当时受命清查整理档案的内阁中书曹君直（元忠）和刘翰臣（启瑞），未能贯彻执行“片纸只字不得遗弃”的谕令。“时往相助”的罗氏一日到曹某整理的现场发现，所谓“无用”和“废弃”的档案在地上堆积得相当多，不仅如此，就连架上清初绘制的“地图十大轴”也被列入“无用”和“焚毁”之列。看到这种情景，罗氏急忙“返部，以电话告文襄，文襄立派员径运至部”，才使那些“无用”的档案幸免于难。
罗振玉又一次查看整理的档案时，见到大库庭院里已经“奏请焚毁”的红本、题本按年月顺序捆扎得很整齐，堆积得如小山，随手取出两件翻看，一为管干贞督漕时奏折，一为阿桂征金川时奏折。罗氏想，这是有关清初的重要史料，他不忍眼看其遭此厄运，再三恳请侍郎宝熙向张之洞转陈，张之洞很赞同罗氏的意见，但内阁已“奏请焚毁”，只得让宝熙转告“罗参事速设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于外间”。据此，罗氏迅即与内阁会稽司长宗梓山磋商，为节省学部开支，便于运输，决定把档案装入麻袋储藏，经唐尚书同意，径直将八千袋（有说九千袋）档案，运到学部后堂暂存，而后又转移到国子监敬一亭。
作为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并未受命督察清理档案之事，仅以“相助”之名来往于学部和大库，却积极主动提建议，上下周旋，身体力行，使十几万斤的档案和典籍免遭焚毁，实属不易。但他对于那些“私运外出”的盗窃者就无能为力了。后来从“南北人家流出”的库书精品，都是“当日称为无用废弃”的书籍和档案。据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所述，当时负责整理大库档案的曹元忠、刘翰臣都从“废弃”的旧档中窃出过宋元刊本或抄本的书籍，尤以刘某窃书为多，辛亥后，他曾转卖给傅增湘（民国时曾在北京任教育总长），在傅所著的《藏园群书题初续编》和《双鉴楼藏书续记》都有记载。在学部供职的部员，应该说都是有较深旧学修养的人，对于内阁保管的宋元古书和明清档案的重要性本应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对库档的态度却令人费解。众多读书人哪个不是由经、史起家？面对即将被焚毁的典籍和旧档却无动于衷，竟没人发表不同意见，保护大库档案的动议，却让一个没有科第身份的罗氏率先提出来。这种现象说明科举考试成名的人，并不见得有真才实学，他们进入大库开始只是汲汲于寻找自己或名人“试策”，似乎宋元版古籍和明清档案与他们无关。及至见到古书，他们掌握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也不用在正道上，而当作窃夺古籍的技能加以施展，足见这些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的见识。相比之下，罗振玉则不然，在档案遭毁的紧急关头，不仅一再向上司建议保存，而且亲自参加抢运封存，将档案安置在较为安全的地点。今天，许多海内孤本和善本书得以流传，明清档案能刊印出来供学者研究，实不应忘记当年罗氏的奔走努力。
明清档案从大库经学部转移到国子监，暂时摆脱了被焚毁的境地，不过等来的不是重登历史殿堂，而是要变为“还魂纸”的厄运。幸亏又一次得到罗氏的解救才化险为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1年这批档案又从国子监搬到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当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令人在午门上拆开几十麻袋，寻找宋元刊本、写本的古书，后来傅某曾通过傅斯年把这部分古籍卖给史语所。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彦德，也从麻袋里找到海内孤本的《司马法》，因而“致富”。八千麻袋档案再次遭此洗劫后，幸亏比较完整的被北京大学借去“十二箱，一千五百零二麻袋”进行整理，余下的数千麻袋档案却被历史博物馆冠以“烂字纸”三字，并以馆内“绌于经费”为由，申请教育部批准卖给同懋增纸店。其实博物馆是为“运动费”而出卖档案的，今查到1922年纸店买“烂字纸”的账单为证。纸店用四千元买这些“烂字纸”，是要作“还魂纸”的原料。大库档案真是多灾多难，躲过“火劫”又将遭“水劫”。而参与出卖历史档案的文化人出自历史博物馆，更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大笑话！
这部分大库档案转到同懋增纸店后，去掉麻袋另换芦席渍水捆扎成包，分别运往定兴和唐山化纸浆，同时也零星出售一些。罗氏此时因事至京，在市上看到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断定是大库所出，于是与友人金梁访得库档归同懋增纸店，且闻该部分档案已分别发往定兴和唐山的造纸厂，于是立许以三倍其值买下所有档案，为此奔走于京津筹款。甲子（1924年）十月，罗氏立遗嘱时着重指出，有债务约四万元，须变卖所藏书籍、字画、文物以偿清，“诸欠款中以金息侯老伯之一万元最要，此系京旗生计维持会公款，借以购大库史料者，次则借周作民之五千元……”可知当时他是举私债千余元才换回这批“烂字纸”的。
劫余的大库档案买下以后，罗氏先将留在纸店的数麻袋带回，且令其速速追回已发运的档案。从定兴运回北京的初存彰仪门货栈，又移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善果寺余屋。由唐山运回的留天津，特辟库书楼藏之。罗氏的第二次抢救总算及时，把大库档案留存人间了。王国维为彰其保存档案之功作《库书楼记》云：“非笃古如参事者，又乌足以与于斯役也。”徐中舒则称罗氏之举是“保存内阁大库档案的伟绩”。抢救保存大库档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四方友人纷纷催问清理状况。罗氏自得档案之后，确实着手翻检，但因“以前称贷既竭吾力”，不可能再长期请人帮助检理，又无专馆展开，只能在狭窄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的清查，他曾提出“若得三五同志协力图之，一面鸠金建筑，一面赁大屋从事检理，随时刊布，假以月成百纸，则十年得万余纸，是检理告终，紧要史料亦得大要矣”。但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由于个人财力不济，1924年以不得转售于异国为由，将全部档案转让给大收藏家李盛铎。此后，罗氏继续关注流散于市面之明清档案的蒐集、整理，自1924至1936年间，总计编辑、影印出版的有：《史料丛刊初编》二十二种、《清太祖实录稿》三种、《史料丛编》二十二种、《皇清奏议》六十八卷、《皇清奏议续编》四卷（未刊），还有《大库史料目录》等。这些资料的出版，不仅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影响远播海外。傅斯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对保存档案的意义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代私家记载，究竟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代，御虏诸政，明史均缺，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续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傅斯年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学者的意见，故蔡元培接到傅信后，立即代为筹款，将档案由李盛铎处买下归史语所。从此档案有了归宿。
罗振玉两次抢救和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从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领导档案整理的徐中舒先在《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肯定罗氏“对于整理、储存、传布三事，都有相当的努力”。继之又在《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指出档案的种类和重要性。他说，典籍厅管理的档案里“有许多宋、元版珍贵书籍，及外间不易得或已佚之地志及其他稿本等。此外还有明代启、祯年间的题行稿，有清代开国期及雍、乾以前的重要档案，有历朝诏敕、试卷、金榜等”。这中间宋、元版珍贵书籍当然不容忽视，而档案里以明档的辽事、边情和“流寇”诸端，清人的盛京旧档，清初对郑成功、李定国的用兵，康熙平定三藩，各地的报销黄册等资料最为质实，可以说没有这些史料，而使用经过再三修改过的实录或官修史书，根本无法弄清天启、崇祯时期与清人的关系及清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罗氏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也就在于此。
罗振玉又一次查看整理的档案时，见到大库庭院里已经“奏请焚毁”的红本、题本按年月顺序捆扎得很整齐，堆积得如小山，随手取出两件翻看，一为管干贞督漕时奏折，一为阿桂征金川时奏折。罗氏想，这是有关清初的重要史料，他不忍眼看其遭此厄运，再三恳请侍郎宝熙向张之洞转陈，张之洞很赞同罗氏的意见，但内阁已“奏请焚毁”，只得让宝熙转告“罗参事速设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于外间”。据此，罗氏迅即与内阁会稽司长宗梓山磋商，为节省学部开支，便于运输，决定把档案装入麻袋储藏，经唐尚书同意，径直将八千袋（有说九千袋）档案，运到学部后堂暂存，而后又转移到国子监敬一亭。
作为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并未受命督察清理档案之事，仅以“相助”之名来往于学部和大库，却积极主动提建议，上下周旋，身体力行，使十几万斤的档案和典籍免遭焚毁，实属不易。但他对于那些“私运外出”的盗窃者就无能为力了。后来从“南北人家流出”的库书精品，都是“当日称为无用废弃”的书籍和档案。据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所述，当时负责整理大库档案的曹元忠、刘翰臣都从“废弃”的旧档中窃出过宋元刊本或抄本的书籍，尤以刘某窃书为多，辛亥后，他曾转卖给傅增湘（民国时曾在北京任教育总长），在傅所著的《藏园群书题初续编》和《双鉴楼藏书续记》都有记载。在学部供职的部员，应该说都是有较深旧学修养的人，对于内阁保管的宋元古书和明清档案的重要性本应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对库档的态度却令人费解。众多读书人哪个不是由经、史起家？面对即将被焚毁的典籍和旧档却无动于衷，竟没人发表不同意见，保护大库档案的动议，却让一个没有科第身份的罗氏率先提出来。这种现象说明科举考试成名的人，并不见得有真才实学，他们进入大库开始只是汲汲于寻找自己或名人“试策”，似乎宋元版古籍和明清档案与他们无关。及至见到古书，他们掌握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也不用在正道上，而当作窃夺古籍的技能加以施展，足见这些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的见识。相比之下，罗振玉则不然，在档案遭毁的紧急关头，不仅一再向上司建议保存，而且亲自参加抢运封存，将档案安置在较为安全的地点。今天，许多海内孤本和善本书得以流传，明清档案能刊印出来供学者研究，实不应忘记当年罗氏的奔走努力。
明清档案从大库经学部转移到国子监，暂时摆脱了被焚毁的境地，不过等来的不是重登历史殿堂，而是要变为“还魂纸”的厄运。幸亏又一次得到罗氏的解救才化险为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1年这批档案又从国子监搬到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当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令人在午门上拆开几十麻袋，寻找宋元刊本、写本的古书，后来傅某曾通过傅斯年把这部分古籍卖给史语所。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彦德，也从麻袋里找到海内孤本的《司马法》，因而“致富”。八千麻袋档案再次遭此洗劫后，幸亏比较完整的被北京大学借去“十二箱，一千五百零二麻袋”进行整理，余下的数千麻袋档案却被历史博物馆冠以“烂字纸”三字，并以馆内“绌于经费”为由，申请教育部批准卖给同懋增纸店。其实博物馆是为“运动费”而出卖档案的，今查到1922年纸店买“烂字纸”的账单为证。纸店用四千元买这些“烂字纸”，是要作“还魂纸”的原料。大库档案真是多灾多难，躲过“火劫”又将遭“水劫”。而参与出卖历史档案的文化人出自历史博物馆，更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大笑话！
这部分大库档案转到同懋增纸店后，去掉麻袋另换芦席渍水捆扎成包，分别运往定兴和唐山化纸浆，同时也零星出售一些。罗氏此时因事至京，在市上看到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断定是大库所出，于是与友人金梁访得库档归同懋增纸店，且闻该部分档案已分别发往定兴和唐山的造纸厂，于是立许以三倍其值买下所有档案，为此奔走于京津筹款。甲子（1924年）十月，罗氏立遗嘱时着重指出，有债务约四万元，须变卖所藏书籍、字画、文物以偿清，“诸欠款中以金息侯老伯之一万元最要，此系京旗生计维持会公款，借以购大库史料者，次则借周作民之五千元……”可知当时他是举私债千余元才换回这批“烂字纸”的。
劫余的大库档案买下以后，罗氏先将留在纸店的数麻袋带回，且令其速速追回已发运的档案。从定兴运回北京的初存彰仪门货栈，又移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善果寺余屋。由唐山运回的留天津，特辟库书楼藏之。罗氏的第二次抢救总算及时，把大库档案留存人间了。王国维为彰其保存档案之功作《库书楼记》云：“非笃古如参事者，又乌足以与于斯役也。”徐中舒则称罗氏之举是“保存内阁大库档案的伟绩”。抢救保存大库档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四方友人纷纷催问清理状况。罗氏自得档案之后，确实着手翻检，但因“以前称贷既竭吾力”，不可能再长期请人帮助检理，又无专馆展开，只能在狭窄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的清查，他曾提出“若得三五同志协力图之，一面鸠金建筑，一面赁大屋从事检理，随时刊布，假以月成百纸，则十年得万余纸，是检理告终，紧要史料亦得大要矣”。但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由于个人财力不济，1924年以不得转售于异国为由，将全部档案转让给大收藏家李盛铎。此后，罗氏继续关注流散于市面之明清档案的蒐集、整理，自1924至1936年间，总计编辑、影印出版的有：《史料丛刊初编》二十二种、《清太祖实录稿》三种、《史料丛编》二十二种、《皇清奏议》六十八卷、《皇清奏议续编》四卷（未刊），还有《大库史料目录》等。这些资料的出版，不仅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影响远播海外。傅斯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对保存档案的意义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代私家记载，究竟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代，御虏诸政，明史均缺，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续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傅斯年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学者的意见，故蔡元培接到傅信后，立即代为筹款，将档案由李盛铎处买下归史语所。从此档案有了归宿。
罗振玉两次抢救和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从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领导档案整理的徐中舒先在《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肯定罗氏“对于整理、储存、传布三事，都有相当的努力”。继之又在《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指出档案的种类和重要性。他说，典籍厅管理的档案里“有许多宋、元版珍贵书籍，及外间不易得或已佚之地志及其他稿本等。此外还有明代启、祯年间的题行稿，有清代开国期及雍、乾以前的重要档案，有历朝诏敕、试卷、金榜等”。这中间宋、元版珍贵书籍当然不容忽视，而档案里以明档的辽事、边情和“流寇”诸端，清人的盛京旧档，清初对郑成功、李定国的用兵，康熙平定三藩，各地的报销黄册等资料最为质实，可以说没有这些史料，而使用经过再三修改过的实录或官修史书，根本无法弄清天启、崇祯时期与清人的关系及清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罗氏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也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