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进入学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开始实行“新政”，九月命令将书院改为大学堂或中学堂，1902年至1904年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下令废科举，年底成立了学部掌管教育事业。学部正式成立前，先设学务处，刘铁云乙巳（1905年）日记载，八月十三日访学务处主持人之一的乔茂轩，“议举罗叔蕴入学务处，先为作函”。可知罗振玉于这年八月中始知举荐学部事，而“乙巳九月”即写出《学部建立后之教育管见》，列二十二条共六七千言，可以想见这一得以参与振兴教育的机会使罗氏多么振奋。1906年罗氏被学部派往直隶、山西考察，1907年携眷入都，供职学部，又视察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学务，历任考试留学生考官等。
罗氏被选入学部，是因为多年来致力于现代农学与教育，译述各国书籍，属于“维新派”，但很快就被一些人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了。这是因为他不能适应当时官场，初到学部就直言纵论自己的看法。例如到学部后第一次议事，讨论废国子监和以南学为京师第一师范学堂的提案，罗氏反对说：“师范虽急，京师之大，似不至无他处可为校地，何必南学，即用南学，似亦不必遽废国子监，且是否当废，他日尚须讨论。”第二天又去太学观石鼓，见有历代皇帝临雍讲座，回来问相国荣庆，废国子监这些座位如何处理。后来这一提案被撤销了。又如关于各省提学的任命，学部侍郎天津严修提出应遴选懂教育，即曾在学校任教职员者充任，罗氏认为“提学使与藩臬同等，名位甚尊，似宜选资望相当者”，并提名曾在南洋公学主事的沈曾植、江楚编译局总纂黄绍箕等，但遭到曾任小学教员的部员激烈反对，说沈曾植腐朽顽固万万不可用。由于罗氏虽然致力中外学术，宗旨还是要保存和发展国学，所以往往与当时作为“维新派”代表的同僚意见相左，“居官数载，终未腾达”。然而读一读罗氏关于教育问题的撰述，可知至少在当时、在教育问题上，他并不属于维持旧学制的保守派。仅就《学部设立后之教育管见》一文而言，他曾写道：“右管见二十二条，乃就蠡测所及，拉杂书之，未能详备。”然“荦荦大者咸已包括无遗，若循此而力行之，二十年间谓不能与日本教育争烈于亚东者，吾不信也”。这反映了他对振兴现代国民教育的热切企望，而这正是当时中国所要做的事。
罗振玉不仅是企盼，而且提出了具体措施，他认为振兴教育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增进主持教育者之知识”；二是“循先后本末之序”；三是“节省经费”。并将这三点融入二十二条具体措施中。这二十二条是：
第一，开教育讲演会。罗氏说“中国今日设立学部，苦于深明教育者尚少”，若待深明教育者培养成再成立学部，则将无成立之日矣。提出解决办法是“开教育讲演会”，即今日常用的讲习班。请国内外教育家，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等，而后渐及精深”，可分为数学期结业。此外还“可开临时讲会，如派视学官时，则增讲视学制度之类，凡部中办事之人，上自侍郎，下至司员，皆一律听讲，若尚书能亲临尤善”。部中事务虽冗，但只要每日抽出两小时参加学习班，数月以后，就能知教育大要，再“分科授职，必能事事洽当，教育之发达，乃有望矣”。
第二，修订章程。以前订的章程适应于科举、教育并行，现专一育才于学校，则应酌情修改，如大学“固应相本国之宜定之，而学科结构则与外国大学不能殊异。”又如小学学制九年，“初等小学之学科已能精深至于五洲各国，恐无此理”。而且学制太长，加上中学八年，入大学专科前已读十七年书，大学毕业年将三十。“将以何时为办事之岁月乎？”“此次兴学方始，章程早改一日，早得一日之益。”而修订以前应先在讲习班“讲演教育原理与各国学制”，这样修订时才不致于只凭理想而有所借鉴。
第三，养成师范。再论成立两级师范及师范传习所的办法，经三个梯队的前后相继，“五年以后，小学可遍立而基础固矣”。
第四，各府迅立中学校。提出“今科举遽停，各省抚多留意于安置老生，而缓于教育少年之生徒，此误也”。对于超过小学年龄的少年，“十人中居五六，此急应为之设法”，因而急需设立中学，学制暂定四年，第一年为预科，后三年学本科。每府立一学校，生徒至少三百人，外国教师七八人，“令学生贴膳及学费，岁二万元足矣，当就各府所有宾兴书院考费积谷等费充之，不足再于完粮时加串费以充之”。认为“兴学之费与其立苛细各捐，不如仍取之于地丁，所加甚少而积之则多，至各处积谷徒饱劣绅之囊橐”，不如充之学费。至于“聘教员于外国，暂时虽似失利，然此系无可奈何之举，譬如求谷种于外国，一熟以后，不复再求”。这些中学毕业生或入高等及各种专门学堂，或入高等师范，开教育研究科，半年至一年，即可任小学教师，以助小学的普及。
第五，亟立高等专门学校。倘若财力不足，可数省共立一所，或文科、或理科、或医、或工、或法，聘请外国大学专家为讲师，学制五年。每年每所学校费用至少十万元，“各省合筹，尚易为力”。当时官费留学生很多。仅以留日学生，“近公私费生将五千人”，以半数为官费计，学费、装费、津贴每人每年约四百元，总计一年“六十万矣，省此一项，即可于国内设完全之高等学堂六所”，毕业生或入大学，或充中学、师范任教，“较之在外国短期修学，所得多矣”。
第六，省外国留学生而兴国内教育。选派留学生必当“外国语娴熟，已卒高等之学科”，“捐巨金于海外，以修普通学，非计之得者”。
第七，卒业学生不必仍用科举出身。
第八，各省学务处宜直隶学部。
第九，勤设地方教育公所。教育公所直隶于各省学务处，照学部之法开教育讲习班，培训各学堂办事人及教育公所绅士。
第十，严禁因循苟且教育。
第十一，罢学使。
第十二，安置年老诸生。
第十三，划定经费。以便于筹措，保证落实。
第十四，定视学制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都应设视学官，巡视各级学堂学科是否完备，教职员是否胜任，对该地教育总体情况及改进意见要写成报告“以资参考，此亦兴学之要图也”。
第十五，译印书籍。提出开教科书编纂研究会，以研究编纂之法，然后从事编辑，还要译印中西教学参考书。
第十六，制造学校用器。提出仅上海一埠购买外国教具、仪器等岁约数十万金，全国要教育振兴，所需要增加数十百倍。“此项经费尽为外人所得，甚属可惜”，而且“本国所用标本，应用本国物产”。要聘专家进行调查制作，其他教具“宜雇佣外国技师，令生徒传习，一一仿造，一面挽回利权，一面取便教育，此亦必要之事”。
第十七，创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陈列馆。
第十八，兴实业教育。
第十九，振兴医学与法律。提出大专学校均立医科，学法律除办学校外，“宜令各省开政法讲演会”，层层培训，普及政法知识，“将来宪法立后，所有议士，不至无议员之知识矣”。
第二十，兵事教育。高小以上，设兵式体操，为全国征兵之准备。
第二十一，罢捐纳，捐官改为虚衔的鬻爵。
第二十二，奖励宿学及教育有功者。
以上二十二条的提出，不仅参考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且还切中了当时废科举办学堂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些内容如中小学的学制，大专学校的学科设置，图书馆、博物馆的创办等，后来得到实现，无疑是正确的。又如教师的培养，经费的落实，在有关的国家公职人员中普及现代国民教育及政法知识的具体做法，考虑得相当细致，其中有些在他自己办学过程中曾加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经验。能在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写成并刊出这一比较全面而有系统的推行现代国民教育的意见，反映了他长期以来的潜心研究，更和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的实践密切相关。
罗氏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不仅有创办学堂，还多次视察学务，今见其1907年视察安徽、山东等地的视学报告，刊于《教育世界》第十一和第十三期上。如《山东学务调查总说》，首先提出山东教育“着手较早”，当道“提倡颇利，署提学亦能洞悉学务利弊”；同时指出了办学成绩、尚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如首创师范教育方面，学堂及传习所从1902年陆续成立，毕业生不少，“可谓得要”，但教员未尽合宜，学期又短，毕业生成绩不够理想，因而提出裁并传习所，“立初等师范，精选合格之教员，改良学科”等意见。并说可用直隶经验，解决简易师范毕业生的安置办法。在专门教育方面，指出山东法政学堂、省城农林学堂组织完备，基础较好，但校舍还应扩大，教员仍须增多，“将来成绩，必有可观”。提到山东济宁、青州、兖州分别成立农桑、蚕业、农业学堂，将来“农业改良大有可望”。山东造林风气渐开，应大力提倡林业和林学，尤其是“现在铁道敷设，又各处建筑日增，林木日少”，“东抚于此着意颇力，深为得要”。此外蚕丝和柞蚕自古以来是山东特产，“宜于学堂依新法制无毒蚕种，出售于养蚕各家”，还要在农学堂中“研究柞蚕饲养及柞蚕丝制造改良之法，以广利益，此东省蚕学中应特别讲求者”。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提出省城中学堂“名实未能相副，学科、设备、校地均未能完善”。但“公立初等女学一处，组织颇完善，成绩尚佳，手工成绩尤良……”下注“此堂匆匆，未填调查表，故补著于此”，未立专项报告，由此可见当时调查相当细致。此外还列有“省外各州县教育”、“建筑与卫生”、“私立学堂”、“外（国）人所立之学堂”、“教育经费与行政组织”各项。更提出山东各州府县教育，较山西、江西为优，但潍坊等富裕地区士子求学之心不如较贫瘠州县，“宜由提学使加意劝导”。还有教育经费虽已筹足，“但仍一面力求撙节，一面再图推广”。仅从这一报告，就可以看到罗氏对振兴教育不仅提出建议，而且身体力行。
近年有研究者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前，中日两国“师夷之长技”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致力于破除封建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1872年开始，兴办现代国民教育，到1898年，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同时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和派遣留学人员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且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终于富强起来了。并经过十几年努力，在1911年迫使西方全部废除了对其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守旧思想浓重，守旧派敌视、蔑视西学，洋务派对西方文明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洋务运动只着眼于技术，很少留心西洋的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不求根本的改革，官场上的种种恶习，在各个领域养了一批不懂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官僚，所以同样历经三十年，清政府到灭亡也没富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罗氏“与日本教育争烈于亚东”的理想，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究心教育十余年，像开拓现代农学一样，组织移译国外教育资料，创办刊物，外出考察，较系统地提出在中国办教育的规章制度和措施，投身办学实践并取得一定成绩，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在我国现代国民教育最初的起步阶段，罗振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五章 殚力国学
罗氏被选入学部，是因为多年来致力于现代农学与教育，译述各国书籍，属于“维新派”，但很快就被一些人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了。这是因为他不能适应当时官场，初到学部就直言纵论自己的看法。例如到学部后第一次议事，讨论废国子监和以南学为京师第一师范学堂的提案，罗氏反对说：“师范虽急，京师之大，似不至无他处可为校地，何必南学，即用南学，似亦不必遽废国子监，且是否当废，他日尚须讨论。”第二天又去太学观石鼓，见有历代皇帝临雍讲座，回来问相国荣庆，废国子监这些座位如何处理。后来这一提案被撤销了。又如关于各省提学的任命，学部侍郎天津严修提出应遴选懂教育，即曾在学校任教职员者充任，罗氏认为“提学使与藩臬同等，名位甚尊，似宜选资望相当者”，并提名曾在南洋公学主事的沈曾植、江楚编译局总纂黄绍箕等，但遭到曾任小学教员的部员激烈反对，说沈曾植腐朽顽固万万不可用。由于罗氏虽然致力中外学术，宗旨还是要保存和发展国学，所以往往与当时作为“维新派”代表的同僚意见相左，“居官数载，终未腾达”。然而读一读罗氏关于教育问题的撰述，可知至少在当时、在教育问题上，他并不属于维持旧学制的保守派。仅就《学部设立后之教育管见》一文而言，他曾写道：“右管见二十二条，乃就蠡测所及，拉杂书之，未能详备。”然“荦荦大者咸已包括无遗，若循此而力行之，二十年间谓不能与日本教育争烈于亚东者，吾不信也”。这反映了他对振兴现代国民教育的热切企望，而这正是当时中国所要做的事。
罗振玉不仅是企盼，而且提出了具体措施，他认为振兴教育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增进主持教育者之知识”；二是“循先后本末之序”；三是“节省经费”。并将这三点融入二十二条具体措施中。这二十二条是：
第一，开教育讲演会。罗氏说“中国今日设立学部，苦于深明教育者尚少”，若待深明教育者培养成再成立学部，则将无成立之日矣。提出解决办法是“开教育讲演会”，即今日常用的讲习班。请国内外教育家，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等，而后渐及精深”，可分为数学期结业。此外还“可开临时讲会，如派视学官时，则增讲视学制度之类，凡部中办事之人，上自侍郎，下至司员，皆一律听讲，若尚书能亲临尤善”。部中事务虽冗，但只要每日抽出两小时参加学习班，数月以后，就能知教育大要，再“分科授职，必能事事洽当，教育之发达，乃有望矣”。
第二，修订章程。以前订的章程适应于科举、教育并行，现专一育才于学校，则应酌情修改，如大学“固应相本国之宜定之，而学科结构则与外国大学不能殊异。”又如小学学制九年，“初等小学之学科已能精深至于五洲各国，恐无此理”。而且学制太长，加上中学八年，入大学专科前已读十七年书，大学毕业年将三十。“将以何时为办事之岁月乎？”“此次兴学方始，章程早改一日，早得一日之益。”而修订以前应先在讲习班“讲演教育原理与各国学制”，这样修订时才不致于只凭理想而有所借鉴。
第三，养成师范。再论成立两级师范及师范传习所的办法，经三个梯队的前后相继，“五年以后，小学可遍立而基础固矣”。
第四，各府迅立中学校。提出“今科举遽停，各省抚多留意于安置老生，而缓于教育少年之生徒，此误也”。对于超过小学年龄的少年，“十人中居五六，此急应为之设法”，因而急需设立中学，学制暂定四年，第一年为预科，后三年学本科。每府立一学校，生徒至少三百人，外国教师七八人，“令学生贴膳及学费，岁二万元足矣，当就各府所有宾兴书院考费积谷等费充之，不足再于完粮时加串费以充之”。认为“兴学之费与其立苛细各捐，不如仍取之于地丁，所加甚少而积之则多，至各处积谷徒饱劣绅之囊橐”，不如充之学费。至于“聘教员于外国，暂时虽似失利，然此系无可奈何之举，譬如求谷种于外国，一熟以后，不复再求”。这些中学毕业生或入高等及各种专门学堂，或入高等师范，开教育研究科，半年至一年，即可任小学教师，以助小学的普及。
第五，亟立高等专门学校。倘若财力不足，可数省共立一所，或文科、或理科、或医、或工、或法，聘请外国大学专家为讲师，学制五年。每年每所学校费用至少十万元，“各省合筹，尚易为力”。当时官费留学生很多。仅以留日学生，“近公私费生将五千人”，以半数为官费计，学费、装费、津贴每人每年约四百元，总计一年“六十万矣，省此一项，即可于国内设完全之高等学堂六所”，毕业生或入大学，或充中学、师范任教，“较之在外国短期修学，所得多矣”。
第六，省外国留学生而兴国内教育。选派留学生必当“外国语娴熟，已卒高等之学科”，“捐巨金于海外，以修普通学，非计之得者”。
第七，卒业学生不必仍用科举出身。
第八，各省学务处宜直隶学部。
第九，勤设地方教育公所。教育公所直隶于各省学务处，照学部之法开教育讲习班，培训各学堂办事人及教育公所绅士。
第十，严禁因循苟且教育。
第十一，罢学使。
第十二，安置年老诸生。
第十三，划定经费。以便于筹措，保证落实。
第十四，定视学制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都应设视学官，巡视各级学堂学科是否完备，教职员是否胜任，对该地教育总体情况及改进意见要写成报告“以资参考，此亦兴学之要图也”。
第十五，译印书籍。提出开教科书编纂研究会，以研究编纂之法，然后从事编辑，还要译印中西教学参考书。
第十六，制造学校用器。提出仅上海一埠购买外国教具、仪器等岁约数十万金，全国要教育振兴，所需要增加数十百倍。“此项经费尽为外人所得，甚属可惜”，而且“本国所用标本，应用本国物产”。要聘专家进行调查制作，其他教具“宜雇佣外国技师，令生徒传习，一一仿造，一面挽回利权，一面取便教育，此亦必要之事”。
第十七，创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陈列馆。
第十八，兴实业教育。
第十九，振兴医学与法律。提出大专学校均立医科，学法律除办学校外，“宜令各省开政法讲演会”，层层培训，普及政法知识，“将来宪法立后，所有议士，不至无议员之知识矣”。
第二十，兵事教育。高小以上，设兵式体操，为全国征兵之准备。
第二十一，罢捐纳，捐官改为虚衔的鬻爵。
第二十二，奖励宿学及教育有功者。
以上二十二条的提出，不仅参考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且还切中了当时废科举办学堂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些内容如中小学的学制，大专学校的学科设置，图书馆、博物馆的创办等，后来得到实现，无疑是正确的。又如教师的培养，经费的落实，在有关的国家公职人员中普及现代国民教育及政法知识的具体做法，考虑得相当细致，其中有些在他自己办学过程中曾加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经验。能在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写成并刊出这一比较全面而有系统的推行现代国民教育的意见，反映了他长期以来的潜心研究，更和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的实践密切相关。
罗氏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不仅有创办学堂，还多次视察学务，今见其1907年视察安徽、山东等地的视学报告，刊于《教育世界》第十一和第十三期上。如《山东学务调查总说》，首先提出山东教育“着手较早”，当道“提倡颇利，署提学亦能洞悉学务利弊”；同时指出了办学成绩、尚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如首创师范教育方面，学堂及传习所从1902年陆续成立，毕业生不少，“可谓得要”，但教员未尽合宜，学期又短，毕业生成绩不够理想，因而提出裁并传习所，“立初等师范，精选合格之教员，改良学科”等意见。并说可用直隶经验，解决简易师范毕业生的安置办法。在专门教育方面，指出山东法政学堂、省城农林学堂组织完备，基础较好，但校舍还应扩大，教员仍须增多，“将来成绩，必有可观”。提到山东济宁、青州、兖州分别成立农桑、蚕业、农业学堂，将来“农业改良大有可望”。山东造林风气渐开，应大力提倡林业和林学，尤其是“现在铁道敷设，又各处建筑日增，林木日少”，“东抚于此着意颇力，深为得要”。此外蚕丝和柞蚕自古以来是山东特产，“宜于学堂依新法制无毒蚕种，出售于养蚕各家”，还要在农学堂中“研究柞蚕饲养及柞蚕丝制造改良之法，以广利益，此东省蚕学中应特别讲求者”。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提出省城中学堂“名实未能相副，学科、设备、校地均未能完善”。但“公立初等女学一处，组织颇完善，成绩尚佳，手工成绩尤良……”下注“此堂匆匆，未填调查表，故补著于此”，未立专项报告，由此可见当时调查相当细致。此外还列有“省外各州县教育”、“建筑与卫生”、“私立学堂”、“外（国）人所立之学堂”、“教育经费与行政组织”各项。更提出山东各州府县教育，较山西、江西为优，但潍坊等富裕地区士子求学之心不如较贫瘠州县，“宜由提学使加意劝导”。还有教育经费虽已筹足，“但仍一面力求撙节，一面再图推广”。仅从这一报告，就可以看到罗氏对振兴教育不仅提出建议，而且身体力行。
近年有研究者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前，中日两国“师夷之长技”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致力于破除封建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1872年开始，兴办现代国民教育，到1898年，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同时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和派遣留学人员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且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终于富强起来了。并经过十几年努力，在1911年迫使西方全部废除了对其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守旧思想浓重，守旧派敌视、蔑视西学，洋务派对西方文明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洋务运动只着眼于技术，很少留心西洋的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不求根本的改革，官场上的种种恶习，在各个领域养了一批不懂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官僚，所以同样历经三十年，清政府到灭亡也没富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罗氏“与日本教育争烈于亚东”的理想，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究心教育十余年，像开拓现代农学一样，组织移译国外教育资料，创办刊物，外出考察，较系统地提出在中国办教育的规章制度和措施，投身办学实践并取得一定成绩，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在我国现代国民教育最初的起步阶段，罗振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五章 殚力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