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海外视学
1901年，罗振玉辞去湖北农务学堂之职后，张之洞又委任他襄办江楚编译局。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设立江楚编译局于江宁，请黄绍箕、缪荃孙为总纂，罗振玉襄办。任命之后即派罗氏率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汉教习陈毅等六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又因为没有经济基础，教育难以振兴，所以还兼考察财政。
这次考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四日动身，经长崎、马关、神户到达东京，再至京都。次年孟春经奈良、大阪、神户、长崎，于正月十二日抵达上海，历时两个月零八天。在东京先是师范校长嘉纳为讲教育，每日一小时，其余时间参观学校，访谈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所视察的学校有东京农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中学校、府立师范学校、私立女子职业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济美寻常小学校等，每日将观看、考察所得一一笔录。回国后，山阳旧交张绍文曾将该笔记清缮为《扶桑两月记》，并在跋中写道：“记中于东邦教育，钩元提要，如指诸掌，且于财政、治体、风俗，稽考尤详。披览一过，不啻置身十洲三岛间也。”这本考察记于同年三月，由教育世界社石印出版。
这次考察，首先是开阔了眼界，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例如《扶桑两月记》中谈到：
闻客言，日本去岁商船学校诸生毕业学驾驶，舟行不远而沉没，学生数十人毕无踪迹……然后来投考入校，乃较多于前，此可见彼邦人之勇猛励学，遭失败而不惧，可敬可畏也。
予尝与友人论人禽之界，在用外界之力与一己之力之分也，禽兽之力恃爪牙之力、羽翼之丰、蹄足之捷耳。人能以丝布为衣被，铸金铁为戈矛，服牛马以奔走，求知识于世界。
盖取之于一身其力有尽，借助于外界其力无穷。世之欲成事业、成学问者，皆非借助于外界之力不可。
日本实业多师法各国，如制茶、哺鸡皆聘中国人为教习，铅字印刷机器亦萨摩藩遣人就上海所购者，今则其技精出中国之上矣。又闻医术中之按摩法，西洋初无之，后自荷兰人得其法于日本，始传入欧洲。今西人按摩法乃远过东邦。冰寒青胜，前事可师，我邦人其勉旃勿耻学步也。
可见这次走出国门罗氏深深感到，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求知识于世界，要学习的不仅有科学技术，还有教育制度，以及他们勇猛励学的精神，这是他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
但还有另一方面。他在晚年写的《集蓼编》中，曾强调此行当记者有三件事。第一是日本外务大臣小村氏谈对中国留学生中革命思潮的恐惧。第二是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谈变法须相国情，不能概法外人，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初派的留学生回国后，照搬欧美教育制度，弃东方学说于不顾是不对的，“东西方国情不同，宜以东方道德为基础，而以西方物质文明补其不足”。“新知固当启迪，国粹务宜保存，此关于国家前途利害至大，幸宜留意。”罗氏很同意他的话，并表示回国后“言之当道”。要根据国情进行改革，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就会贻人以保存封建专制制度的口实，罗氏晚年思想的倒退正与此有关。第三是日本同文会会长长冈子爵的所谓“密事相质”，长冈说，甲午战后日本日益强大，日俄战争将难以避免。而一旦开战，中国的东三省首当其冲。“日本为战争存计，必首先侵犯贵国中立。甲午之役睦谊已损，何可一而再乎？”为避免战争，日本天皇与元老枢府协商提出一策，“变法危事，今中国日言变法，其得失非可一言尽……何不由贵国皇帝遴选近支王公之贤者，分封奉天，合满蒙为一帝国，开发地利，雇用各国客卿，以此作为新法试验之地”。新国即建，通过国际会议“暂定为局外中立，惟不可以为藩属”，由此“贵国可免变法之危，日本亦可免日俄之战”，“请密告江鄂两督与政府筹之”。从长冈巧舌如簧的游说中，我们已看到了后来伪满洲国的影子，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早有蓄谋。1898年，罗氏创建上海第一所日语学校--东文学社，日本也开始创建以公爵近卫笃磨、子爵长冈护美为首的同文会，标榜同文同种，来华联络感情，“于是两国朝野名人交谊增进”。后来罗氏正是被这“故交”的巧言令色所动，“亟称其策之善，意之诚”，回国后密陈张之洞、刘坤一，经二督会商，张之洞令罗氏密招长冈面谈。后来，正会长近卫公爵来华，鄂抚端方曾与之“相商极洽，乃以此密询荣文公，文公不可，遂已”。荣禄制止了此事，应该说是值得庆幸的，罗氏却长久未能识破日本野心勃勃的阴谋。这三事对罗氏一生影响很大，当然也影响到他的学术思想，不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前述积极的方面。
罗氏视学日本归来，立即拟关于学制的报告，呈张之洞、刘坤一两督后深得赞许，准备提出江鄂会奏。二月罗氏在家书中写道，在鄂张之洞接见五次，“学务一切顺手，并属于督署学务处，为幕府及各学堂提调教习与守令演说教育事十天，所拟教育制度允商江督会奏，请颁行天下”。又至江宁刘坤一督署，刘坤一“以病卧不能接谈，由其幕府施君传语，亦深以此事为然”。由于“两帅虚衷以听”，罗氏很振奋。所拟的《呈两帅之学制》原件已佚，但《教育世界》第二十四期（三月下旬）刊出罗氏的《学制私议》，可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全文共十二条，列有教育宗旨，义务教育年限，自小学至大学的学制，教育设置（包括学区、校舍、教学用具、学生、班数等），各种学校应立学科及其课时、教材，学校管理（包括机构、学费、规则及簿籍等），关于考试、毕业、名位及任用，关于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的设立，为贫民和工人设立简易学校，为盲哑人设立残疾人学校，提倡民间创立各种学会、商埠设商品陈列所，进行实业教育等等。内容十分具体细致，有的注明一时条件不成熟可稍事缓办，但必不可少。最后说明“以上所陈，乃通国教育通制，本现在之程度立之，随后逐渐更改，至各学校设立时当再拟细则”。
罗继祖《庭闻忆略》一书谈到送呈的学制稿时曾说，顾家相《励堂读书记》著录有罗氏《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顾说‘此乃中国议设学堂之始，叔蕴就考察所得，抒陈所见，自谓排印便于传抄，尚非定本，然后奏定学堂章程，莫能外也’。”《教育世界》所发的这篇《学制私议》，确是时代较早又较全面的议设学堂的文论，提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文中第一条第一项就指出：“守教育普及之主义，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及人生必须知识、技能（即小学教育），驯而进之以高等普通教育（即中等教育）再进之……循序渐进。”教育设置除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规划外，商埠附近立商业学校，以后渐及内地，矿产胜处立矿务学校，以后还可逐步建警察学校、商船学校等。校舍除教室、实验室外，还提出要“有体操教场，有雨中体操场”，小学将来要设手工教室，理化等课要有阶梯教室，以便观览教师实验操作。教室桌椅“与卫生大有关碍，必折中东西洋学校之桌椅，相中国人体段尺寸而颁为定式”。此外如设图书馆、博物馆、陈列所、残疾人学校等都是很重要的倡议。
罗氏关于学制和学堂章程的意见，原拟先在两江讨论，刘坤一为此于二月下旬曾急招张謇参加商议，三月中再与黄绍箕商酌并送至鄂便可奏出。但据《张謇日记》，在两江署衙讨论时，“司道同辞以阻，胡道（盐道胡延）言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謇）过信罗叔蕴，叔蕴过信东人之过也。’吴藩司（吴重熹）亦赞之”。刘坤一认为“此事难办，叹息不已”。奏稿在两江未能通过，江鄂会奏遂成泡影。罗氏振兴教育的计划得不到支持和实施的机会，不久辞谢了江楚编译局襄办之职回到上海，接受了南洋公学的聘任，后来又接手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虽数经挫折，但还是抓住一切机会投身振兴教育事业。
这次考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四日动身，经长崎、马关、神户到达东京，再至京都。次年孟春经奈良、大阪、神户、长崎，于正月十二日抵达上海，历时两个月零八天。在东京先是师范校长嘉纳为讲教育，每日一小时，其余时间参观学校，访谈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所视察的学校有东京农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中学校、府立师范学校、私立女子职业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济美寻常小学校等，每日将观看、考察所得一一笔录。回国后，山阳旧交张绍文曾将该笔记清缮为《扶桑两月记》，并在跋中写道：“记中于东邦教育，钩元提要，如指诸掌，且于财政、治体、风俗，稽考尤详。披览一过，不啻置身十洲三岛间也。”这本考察记于同年三月，由教育世界社石印出版。
这次考察，首先是开阔了眼界，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例如《扶桑两月记》中谈到：
闻客言，日本去岁商船学校诸生毕业学驾驶，舟行不远而沉没，学生数十人毕无踪迹……然后来投考入校，乃较多于前，此可见彼邦人之勇猛励学，遭失败而不惧，可敬可畏也。
予尝与友人论人禽之界，在用外界之力与一己之力之分也，禽兽之力恃爪牙之力、羽翼之丰、蹄足之捷耳。人能以丝布为衣被，铸金铁为戈矛，服牛马以奔走，求知识于世界。
盖取之于一身其力有尽，借助于外界其力无穷。世之欲成事业、成学问者，皆非借助于外界之力不可。
日本实业多师法各国，如制茶、哺鸡皆聘中国人为教习，铅字印刷机器亦萨摩藩遣人就上海所购者，今则其技精出中国之上矣。又闻医术中之按摩法，西洋初无之，后自荷兰人得其法于日本，始传入欧洲。今西人按摩法乃远过东邦。冰寒青胜，前事可师，我邦人其勉旃勿耻学步也。
可见这次走出国门罗氏深深感到，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求知识于世界，要学习的不仅有科学技术，还有教育制度，以及他们勇猛励学的精神，这是他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
但还有另一方面。他在晚年写的《集蓼编》中，曾强调此行当记者有三件事。第一是日本外务大臣小村氏谈对中国留学生中革命思潮的恐惧。第二是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谈变法须相国情，不能概法外人，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初派的留学生回国后，照搬欧美教育制度，弃东方学说于不顾是不对的，“东西方国情不同，宜以东方道德为基础，而以西方物质文明补其不足”。“新知固当启迪，国粹务宜保存，此关于国家前途利害至大，幸宜留意。”罗氏很同意他的话，并表示回国后“言之当道”。要根据国情进行改革，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就会贻人以保存封建专制制度的口实，罗氏晚年思想的倒退正与此有关。第三是日本同文会会长长冈子爵的所谓“密事相质”，长冈说，甲午战后日本日益强大，日俄战争将难以避免。而一旦开战，中国的东三省首当其冲。“日本为战争存计，必首先侵犯贵国中立。甲午之役睦谊已损，何可一而再乎？”为避免战争，日本天皇与元老枢府协商提出一策，“变法危事，今中国日言变法，其得失非可一言尽……何不由贵国皇帝遴选近支王公之贤者，分封奉天，合满蒙为一帝国，开发地利，雇用各国客卿，以此作为新法试验之地”。新国即建，通过国际会议“暂定为局外中立，惟不可以为藩属”，由此“贵国可免变法之危，日本亦可免日俄之战”，“请密告江鄂两督与政府筹之”。从长冈巧舌如簧的游说中，我们已看到了后来伪满洲国的影子，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早有蓄谋。1898年，罗氏创建上海第一所日语学校--东文学社，日本也开始创建以公爵近卫笃磨、子爵长冈护美为首的同文会，标榜同文同种，来华联络感情，“于是两国朝野名人交谊增进”。后来罗氏正是被这“故交”的巧言令色所动，“亟称其策之善，意之诚”，回国后密陈张之洞、刘坤一，经二督会商，张之洞令罗氏密招长冈面谈。后来，正会长近卫公爵来华，鄂抚端方曾与之“相商极洽，乃以此密询荣文公，文公不可，遂已”。荣禄制止了此事，应该说是值得庆幸的，罗氏却长久未能识破日本野心勃勃的阴谋。这三事对罗氏一生影响很大，当然也影响到他的学术思想，不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前述积极的方面。
罗氏视学日本归来，立即拟关于学制的报告，呈张之洞、刘坤一两督后深得赞许，准备提出江鄂会奏。二月罗氏在家书中写道，在鄂张之洞接见五次，“学务一切顺手，并属于督署学务处，为幕府及各学堂提调教习与守令演说教育事十天，所拟教育制度允商江督会奏，请颁行天下”。又至江宁刘坤一督署，刘坤一“以病卧不能接谈，由其幕府施君传语，亦深以此事为然”。由于“两帅虚衷以听”，罗氏很振奋。所拟的《呈两帅之学制》原件已佚，但《教育世界》第二十四期（三月下旬）刊出罗氏的《学制私议》，可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全文共十二条，列有教育宗旨，义务教育年限，自小学至大学的学制，教育设置（包括学区、校舍、教学用具、学生、班数等），各种学校应立学科及其课时、教材，学校管理（包括机构、学费、规则及簿籍等），关于考试、毕业、名位及任用，关于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的设立，为贫民和工人设立简易学校，为盲哑人设立残疾人学校，提倡民间创立各种学会、商埠设商品陈列所，进行实业教育等等。内容十分具体细致，有的注明一时条件不成熟可稍事缓办，但必不可少。最后说明“以上所陈，乃通国教育通制，本现在之程度立之，随后逐渐更改，至各学校设立时当再拟细则”。
罗继祖《庭闻忆略》一书谈到送呈的学制稿时曾说，顾家相《励堂读书记》著录有罗氏《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顾说‘此乃中国议设学堂之始，叔蕴就考察所得，抒陈所见，自谓排印便于传抄，尚非定本，然后奏定学堂章程，莫能外也’。”《教育世界》所发的这篇《学制私议》，确是时代较早又较全面的议设学堂的文论，提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文中第一条第一项就指出：“守教育普及之主义，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及人生必须知识、技能（即小学教育），驯而进之以高等普通教育（即中等教育）再进之……循序渐进。”教育设置除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规划外，商埠附近立商业学校，以后渐及内地，矿产胜处立矿务学校，以后还可逐步建警察学校、商船学校等。校舍除教室、实验室外，还提出要“有体操教场，有雨中体操场”，小学将来要设手工教室，理化等课要有阶梯教室，以便观览教师实验操作。教室桌椅“与卫生大有关碍，必折中东西洋学校之桌椅，相中国人体段尺寸而颁为定式”。此外如设图书馆、博物馆、陈列所、残疾人学校等都是很重要的倡议。
罗氏关于学制和学堂章程的意见，原拟先在两江讨论，刘坤一为此于二月下旬曾急招张謇参加商议，三月中再与黄绍箕商酌并送至鄂便可奏出。但据《张謇日记》，在两江署衙讨论时，“司道同辞以阻，胡道（盐道胡延）言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謇）过信罗叔蕴，叔蕴过信东人之过也。’吴藩司（吴重熹）亦赞之”。刘坤一认为“此事难办，叹息不已”。奏稿在两江未能通过，江鄂会奏遂成泡影。罗氏振兴教育的计划得不到支持和实施的机会，不久辞谢了江楚编译局襄办之职回到上海，接受了南洋公学的聘任，后来又接手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虽数经挫折，但还是抓住一切机会投身振兴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