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办东文学社和《教育世界》
罗振玉在从故乡淮安到了上海立志学农的同时，还究心教育。1902年张绍文在罗氏考察日本教育笔记《扶桑两月记》的跋中写道：君少时锐志撰述，壮而留心当世之故，“频年乃专意学农与教育二者，以教养两事为政治根本。瘏口焦唇，日聒于当世，冀一挽今日之厄运”。实际上他从在淮安的时代起就力主办学堂。1895年邑中拟开西学书院，授舆地、时务、算学、外语四科，除聘任刘渭清外，经常关心时务的罗氏也被聘为前两科的教习。他非常高兴家乡的这一变化，后来却因无从筹款，而使西学书院的计划流产，仅设一算学义塾。罗氏认为办学堂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又写信给越中友人徐维则、蔡元培，请他们向当政者进言，绍兴当局表示赞同这一意见后，也是再无下文了。所以罗氏到了上海不久，就与朋友创办了私人的东文学社，以后又多次应聘于湖北、广东、江苏等地办学堂。端方在《奏陈办学情况折》中说罗氏“明于教育管理之法，若能假以事权，始终经理，将来必有成效可睹”。可见其办学是有成绩的。在进入学部前后，罗氏对国内外教育进行考察，提出了兴办学堂的全面规划措施，还为了研究借鉴国外经验，创办了第一个教育界专门刊物《教育世界》。只是作为一介寒士，私人办学财力不足，又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在国家办的学堂中，罗氏始终没有得到“假以事权，始终经理”的机会，究心教育十余年后，又转入了殚力国学的时期。然而他为兴办学堂教育方面，仍做出了不少贡献。
1896年罗振玉、蒋伯斧在上海创学农社后不久，又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丰八）任教务。藤田剑峰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文科，获文学士学位后，任教于东京专门学校及哲学馆，来华后受聘学农社译书。相处日久，宾主很为投契，关系也日益密切。他常将日本访华学者介绍给罗氏，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后又在上海南洋公学东文科及苏州师范学堂任总教习，都与罗氏一起从事教育活动，后来回国，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家。
东文学社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主要工作是翻译农学书籍。开始仅授日语，后因农书内容常涉及物理、化学、数学，所以后来又添置了这几门及英语课程，均用日语讲授。当时上海还没有传授日语的学校，所以报考的学生很多，于是从淮安请来邱于蕃总管校务，教务除了藤田剑峰负责外，又增聘田冈岭云为助教，上海日本领事馆副领事诸井六郎、书记船津辰一郎任义务教员。经费原定由学农社、农报馆筹措，这一年八月维新变法失败，农报馆濒于倒闭，学社经费落空，学生散去约三分之一，邱于蕃、蒋伯斧先后回乡，但罗氏还是独自一人借资将学社坚持办了下去。当时沈肱、樊少泉、王国维都是该校的学生，曾由于月末考试不及格面临除名的危险，罗氏了解他们一贯学习努力，仍允许他们继续学习下去，后来他们都成了学社的好帮手。这一事例反映了罗氏确实明于教育管理之法，不仅仅以考试成绩判断一个学生。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进入东文学社则成了他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在樊、王等人结业后，第二年罗氏组织他们将学社中讲授的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讲义译成中文，筹款付印，由于销路甚畅，基本解决了经费困难。靠着这样的经营周转，学社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学生日益增多，以至要迁到更大的校址中。1900年秋，学社再次由于经费问题拟停办，后靠辑印《农学丛书》解决了学社经费。因而有论者指出，当罗氏一身兼主农报馆和东文学社之时，“数载之间，财力困穷，时告支绌，而先生始终如一，独立支持，亲友辈莫不忧其艰苦而服其勇气，盖由于出身寒苦，忧患备经，故能坚持奋斗，沉毅不挠”。东文学社的成绩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出于此学社者颇多，而翻释东方书籍、派遣赴日留学生，实发轫于是焉。”
由于东文学社取得了成绩，1902年罗氏还受聘南洋公学东文科任监督。南洋公学是洋务派大员盛宣怀所办，委托沈曾植主持的。沈氏字子培，是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学问渊博。罗氏于1898年在上海与之相识，1915年曾介绍王国维向他学古音韵之学，所以王国维对他推崇备至。盛宣怀当时以工部右侍郎留沪办铁路，为培养日语人才，于虹口增设南洋公学分校，为东文科，聘任罗氏创设。罗氏有办东文学社的经验，轻车熟路，举荐藤田剑峰为总教习，再次共同办学。由于他们协作得好，师资配备得力，学生勤学，东文科虽只开设了两年，但成绩可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两广总督岑春煊聘罗氏任教育顾问，曾将南洋公学东文科高材生数人补官费留学海外。
为适应了解世界须具备大批翻译人才的社会需要，罗氏最初兴办的是语言学校，但对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仅培养外语人才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组织他们移译国外教育学说、规章、经验，作为我们的借鉴。为此罗氏仿效学农社和《农学报》的办法，于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这时湖北农务学堂已步入正轨，樊少泉、王国维所任译员工作并不繁重，因而可利用闲暇移译国外资料。该刊物在武昌创办，寄到上海印行，最初是旬刊，专载译文，第六十九期后改为半月刊，有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国内外学事等栏目，先后五年出版了一百一十六期。这是我国教育界最早的专门刊物，欲让国人了解包括国外的有关教育问题而称《教育世界》，这一新生事物当时甚至在文化人中也发生过误解。被端方聘任主持南洋译书局的邓嘉缉，曾将刊名中的“教育”二字读为动词，在致缪荃孙信中大惑不解地说：“叔蕴至欲教育世界，可谓毫无忌惮。”实际上从《教育世界》刊登的广告可知，罗氏当时也准备像编辑《农学丛书》一样，将自辛丑（1901年）四月创办以后，所译数十种有关教育的文章及教育界发表过的各种见解、介绍“按年分集，合订丛书，以便观览”。
《教育世界》发行量不大，保存下来的已难见全貌了，不过从这则广告约略可知其内容相当丰富，《教育丛书》共三集三十七种。初集有国内外教育小史、国民教育资料、教育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法、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法国乡学章程、十九世纪教育史、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日本文部省沿革等十一种；第二集十五种，有家庭教育法、简便国民教育法、社会教育法、实业教育、子女教育论、心理教授原则、小学教授法、理科教授法、教育法沿革史、欧美教学观、日本近世教育概览、孔门之德育、读书法、二十世纪之家庭；第三集十一种，有西额微克氏著西洋伦理学、幼稚教育恩物图说、斯迈尔斯氏著自助论、心里记忆术、卢骚著教育小说爱美尔钞（今译《爱弥儿》）、日本现实教育、费尔巴图派之教育、日本高等学校规划要览、视学提要、日本海军学校章程汇纂、学校卫生书等等。以上是《教育世界》主要内容的大类，据今所见其细目译篇不仅有日本文部省下达的《师范学校简易科章程》、《发布实业补习学校规程训示》等文件，还有《论英普小学之优劣》、《记阐族博物馆》，后者设于美国纽约哈巴达大学，文中介绍该博物馆的沿革、主旨及藏品。杂纂有《留声机教授法之利害》，介绍国外讨论的意见。
《教育世界》设有文牍栏目，主要交流信息，曾刊罗氏《江苏教育办法说帖》、《学部为学堂考试事札各省提学司文》、《学部为饬议罗署正振玉草案剳各省提学司文》、《北洋大臣袁南洋大臣端会奏调用留学生变通旧章折》等等。占分量较大的文篇栏目，主要载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如罗氏所撰《教育五要》一文曾刊于某年八月出版的第九期上，提出：
第一是教育要翻译国外资料，他比喻说教育有如营室，“教习犹工匠也，学生犹材料也，章程犹绳墨也，课书犹斧斤也”。所以办教育首先要译教科书；二要译教育法令规则之书；三要译农、工、商、矿、医、法、兵的专业之书；四要译宗教、风俗、哲理之书以认识世界。“四类之书，当合朝野之力次第印行，必须计三年之中应用之书略备，于是政府行政乃有措手，学子受业乃有成效。”否则“学子既迷于问学之途，政府亦窘于措施之术”，教育是办不好的。
第二是教育要用本国的宗教、语言、文字，它凝聚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情感，“考俄帝大彼得大改其国之文物制度，惟语言、文字、宗教不改”。俄国兼并波兰，先禁用波兰语，“后乃概用俄语”、“此外交家长技也”。他认为“中国宜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各国各教若不碍法令，亦得自由崇奉，但不得喧宾夺主”。学堂讲课要用国语讲授、记述，外语应是中等教育的科目，为研究专门学科及外交之用，普及教育不宜“用西书讲授”。
第三是教育之权不可授之外人，提出“近者官府立一学堂，必聘一西人主其事，民间兴学堂，亦愿与西人合作经营，而同国人反无协力图维者”是不应该的。教育与开矿、修路一样，是国家的主权，没有授予外人的道理。
第四是不可开不合规则的学堂，小学、中学不同级别的学校有不同的宗旨、不同的学科，但应有一定的规则。当时很多学堂的教育不是循序渐进，而只教西语、算术，办教育者对其他学科茫然不知。这样的学堂只能培养买办或翻译，开展国民教育事业，应改变这种状况。
第五是要把“修身为教科之首要”，提出“凡一切国民，无论才技如何优美，而德行缺然，如此人者有益于国家乎？有损于国家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之”。而培养德行，以公德尤为重要，就是说要反复教育学子，修身励行并“谋公共之利益”，“以修身为首，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此当强聒于学子之前而不休者也”。换言之如果教育偏于技术，修身仅备一科，甚至不立该课程，长远看来，培养大批“有才无行之士”，“非国家之福矣”。
最后还说“以上五者，语焉未详，然大旨则如是矣，审而行之，是所望于有位之君子”。可见罗氏办《教育世界》与办《农学报》的宗旨是一样的，是要通过办杂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于社会，呼唤同道，尤其是当政者共同复兴中国的教育事业。
《教育世界》也载有王国维的文论，在《哲学辨惑》一文中，一论“哲学非有害之学”；二论“哲学非无益之学”；三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强调言教育，不得不言教育学，而教育学即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应用，都与哲学关系密切，不通哲学而言教育，犹如“不通物理、化学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四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六经与宋儒之说，都涉及哲学问题的探讨；五论“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性”，提出并不是要人人研究哲学，也不是要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但在专门教育中，哲学应与其他科目并列，培养教育家更必须学哲学。
罗氏关于教育方面的撰述，主要发表在这一刊物上。如文篇栏目中还有《教育私议》、《学制私议》、《设师范急就科议》、《各省立寻常小学议》、《与友人论中国古代教育函》、《拟定寻常小学校课程表》以及高等小学校、寻常中学校课程表，视学报告有《山东学务调查总说》、《安徽学务调查总说》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资料，而就罗氏来说，更是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学风的第一手资料。
他在《集蓼编》中总结自己十余年究心教育时说，办教育杂志“先后凡五年，予始知外国教育与中国教育不能一致，外国地小，故可行义务教育，中国则壤地占亚洲之半，人民四万万，势必不可行，故古者四民分职，各世其业……”“强行义务教育，于是各省苛捐日出，民不堪命，谋之不臧，卒陷国家于危地。”如果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照搬外国普及教育（或称义务教育）的经验，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中国因此不能实行普及教育并通过这一途径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观点，则是不妥的。它反映了罗氏晚年思想的倒退，实际上在他究心教育的时代，曾是积极按照中国国情，多次提倡普及教育的。例如在《学制私议》中提出“定六岁至十二岁为义务教育年限，于此期间内必授寻常小学四年，不得违犯”。而且特别提出，不仅男童要接受寻常小学的普及教育，还要立“女子寻常小学”，“将来更须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且“谋教育之普及必须立简易学校、废人（残疾人）学校”，简易学校以教育贫民及工人，或为半日学校，或为夜校，或为周日学校，以利半工半读。残疾人学校教以音乐、按摩及手工之类，使他们得以自食其力。同时还提出不仅要普及教育，将来更要实现小学义务教育，但根据中国国情，不能一步到位，“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理宜免束修，以公费任之，然此刻尚未能，且援日本之例，权行征收，随后豁除”。为了大量培养教师，以适应普及教育的需要，参证国外经验，他提出，惟师范生不出学费，连同食宿均为官费，但毕业后，至少从事教育工作十年，“十年内不得事他业”。此外对教师还有一定礼遇，如“教育有功，得相其劳绩而加俸金”，以后在有条件时，还应实行对老教师的退休金及遗属赡助费制度。这些都反映出在办《教育世界》时，罗氏是积极推行普及教育的。该刊物的很多议论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1896年罗振玉、蒋伯斧在上海创学农社后不久，又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丰八）任教务。藤田剑峰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文科，获文学士学位后，任教于东京专门学校及哲学馆，来华后受聘学农社译书。相处日久，宾主很为投契，关系也日益密切。他常将日本访华学者介绍给罗氏，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后又在上海南洋公学东文科及苏州师范学堂任总教习，都与罗氏一起从事教育活动，后来回国，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家。
东文学社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主要工作是翻译农学书籍。开始仅授日语，后因农书内容常涉及物理、化学、数学，所以后来又添置了这几门及英语课程，均用日语讲授。当时上海还没有传授日语的学校，所以报考的学生很多，于是从淮安请来邱于蕃总管校务，教务除了藤田剑峰负责外，又增聘田冈岭云为助教，上海日本领事馆副领事诸井六郎、书记船津辰一郎任义务教员。经费原定由学农社、农报馆筹措，这一年八月维新变法失败，农报馆濒于倒闭，学社经费落空，学生散去约三分之一，邱于蕃、蒋伯斧先后回乡，但罗氏还是独自一人借资将学社坚持办了下去。当时沈肱、樊少泉、王国维都是该校的学生，曾由于月末考试不及格面临除名的危险，罗氏了解他们一贯学习努力，仍允许他们继续学习下去，后来他们都成了学社的好帮手。这一事例反映了罗氏确实明于教育管理之法，不仅仅以考试成绩判断一个学生。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进入东文学社则成了他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在樊、王等人结业后，第二年罗氏组织他们将学社中讲授的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讲义译成中文，筹款付印，由于销路甚畅，基本解决了经费困难。靠着这样的经营周转，学社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学生日益增多，以至要迁到更大的校址中。1900年秋，学社再次由于经费问题拟停办，后靠辑印《农学丛书》解决了学社经费。因而有论者指出，当罗氏一身兼主农报馆和东文学社之时，“数载之间，财力困穷，时告支绌，而先生始终如一，独立支持，亲友辈莫不忧其艰苦而服其勇气，盖由于出身寒苦，忧患备经，故能坚持奋斗，沉毅不挠”。东文学社的成绩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出于此学社者颇多，而翻释东方书籍、派遣赴日留学生，实发轫于是焉。”
由于东文学社取得了成绩，1902年罗氏还受聘南洋公学东文科任监督。南洋公学是洋务派大员盛宣怀所办，委托沈曾植主持的。沈氏字子培，是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学问渊博。罗氏于1898年在上海与之相识，1915年曾介绍王国维向他学古音韵之学，所以王国维对他推崇备至。盛宣怀当时以工部右侍郎留沪办铁路，为培养日语人才，于虹口增设南洋公学分校，为东文科，聘任罗氏创设。罗氏有办东文学社的经验，轻车熟路，举荐藤田剑峰为总教习，再次共同办学。由于他们协作得好，师资配备得力，学生勤学，东文科虽只开设了两年，但成绩可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两广总督岑春煊聘罗氏任教育顾问，曾将南洋公学东文科高材生数人补官费留学海外。
为适应了解世界须具备大批翻译人才的社会需要，罗氏最初兴办的是语言学校，但对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仅培养外语人才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组织他们移译国外教育学说、规章、经验，作为我们的借鉴。为此罗氏仿效学农社和《农学报》的办法，于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这时湖北农务学堂已步入正轨，樊少泉、王国维所任译员工作并不繁重，因而可利用闲暇移译国外资料。该刊物在武昌创办，寄到上海印行，最初是旬刊，专载译文，第六十九期后改为半月刊，有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国内外学事等栏目，先后五年出版了一百一十六期。这是我国教育界最早的专门刊物，欲让国人了解包括国外的有关教育问题而称《教育世界》，这一新生事物当时甚至在文化人中也发生过误解。被端方聘任主持南洋译书局的邓嘉缉，曾将刊名中的“教育”二字读为动词，在致缪荃孙信中大惑不解地说：“叔蕴至欲教育世界，可谓毫无忌惮。”实际上从《教育世界》刊登的广告可知，罗氏当时也准备像编辑《农学丛书》一样，将自辛丑（1901年）四月创办以后，所译数十种有关教育的文章及教育界发表过的各种见解、介绍“按年分集，合订丛书，以便观览”。
《教育世界》发行量不大，保存下来的已难见全貌了，不过从这则广告约略可知其内容相当丰富，《教育丛书》共三集三十七种。初集有国内外教育小史、国民教育资料、教育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法、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法国乡学章程、十九世纪教育史、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日本文部省沿革等十一种；第二集十五种，有家庭教育法、简便国民教育法、社会教育法、实业教育、子女教育论、心理教授原则、小学教授法、理科教授法、教育法沿革史、欧美教学观、日本近世教育概览、孔门之德育、读书法、二十世纪之家庭；第三集十一种，有西额微克氏著西洋伦理学、幼稚教育恩物图说、斯迈尔斯氏著自助论、心里记忆术、卢骚著教育小说爱美尔钞（今译《爱弥儿》）、日本现实教育、费尔巴图派之教育、日本高等学校规划要览、视学提要、日本海军学校章程汇纂、学校卫生书等等。以上是《教育世界》主要内容的大类，据今所见其细目译篇不仅有日本文部省下达的《师范学校简易科章程》、《发布实业补习学校规程训示》等文件，还有《论英普小学之优劣》、《记阐族博物馆》，后者设于美国纽约哈巴达大学，文中介绍该博物馆的沿革、主旨及藏品。杂纂有《留声机教授法之利害》，介绍国外讨论的意见。
《教育世界》设有文牍栏目，主要交流信息，曾刊罗氏《江苏教育办法说帖》、《学部为学堂考试事札各省提学司文》、《学部为饬议罗署正振玉草案剳各省提学司文》、《北洋大臣袁南洋大臣端会奏调用留学生变通旧章折》等等。占分量较大的文篇栏目，主要载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如罗氏所撰《教育五要》一文曾刊于某年八月出版的第九期上，提出：
第一是教育要翻译国外资料，他比喻说教育有如营室，“教习犹工匠也，学生犹材料也，章程犹绳墨也，课书犹斧斤也”。所以办教育首先要译教科书；二要译教育法令规则之书；三要译农、工、商、矿、医、法、兵的专业之书；四要译宗教、风俗、哲理之书以认识世界。“四类之书，当合朝野之力次第印行，必须计三年之中应用之书略备，于是政府行政乃有措手，学子受业乃有成效。”否则“学子既迷于问学之途，政府亦窘于措施之术”，教育是办不好的。
第二是教育要用本国的宗教、语言、文字，它凝聚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情感，“考俄帝大彼得大改其国之文物制度，惟语言、文字、宗教不改”。俄国兼并波兰，先禁用波兰语，“后乃概用俄语”、“此外交家长技也”。他认为“中国宜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各国各教若不碍法令，亦得自由崇奉，但不得喧宾夺主”。学堂讲课要用国语讲授、记述，外语应是中等教育的科目，为研究专门学科及外交之用，普及教育不宜“用西书讲授”。
第三是教育之权不可授之外人，提出“近者官府立一学堂，必聘一西人主其事，民间兴学堂，亦愿与西人合作经营，而同国人反无协力图维者”是不应该的。教育与开矿、修路一样，是国家的主权，没有授予外人的道理。
第四是不可开不合规则的学堂，小学、中学不同级别的学校有不同的宗旨、不同的学科，但应有一定的规则。当时很多学堂的教育不是循序渐进，而只教西语、算术，办教育者对其他学科茫然不知。这样的学堂只能培养买办或翻译，开展国民教育事业，应改变这种状况。
第五是要把“修身为教科之首要”，提出“凡一切国民，无论才技如何优美，而德行缺然，如此人者有益于国家乎？有损于国家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之”。而培养德行，以公德尤为重要，就是说要反复教育学子，修身励行并“谋公共之利益”，“以修身为首，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此当强聒于学子之前而不休者也”。换言之如果教育偏于技术，修身仅备一科，甚至不立该课程，长远看来，培养大批“有才无行之士”，“非国家之福矣”。
最后还说“以上五者，语焉未详，然大旨则如是矣，审而行之，是所望于有位之君子”。可见罗氏办《教育世界》与办《农学报》的宗旨是一样的，是要通过办杂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于社会，呼唤同道，尤其是当政者共同复兴中国的教育事业。
《教育世界》也载有王国维的文论，在《哲学辨惑》一文中，一论“哲学非有害之学”；二论“哲学非无益之学”；三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强调言教育，不得不言教育学，而教育学即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应用，都与哲学关系密切，不通哲学而言教育，犹如“不通物理、化学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四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六经与宋儒之说，都涉及哲学问题的探讨；五论“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性”，提出并不是要人人研究哲学，也不是要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但在专门教育中，哲学应与其他科目并列，培养教育家更必须学哲学。
罗氏关于教育方面的撰述，主要发表在这一刊物上。如文篇栏目中还有《教育私议》、《学制私议》、《设师范急就科议》、《各省立寻常小学议》、《与友人论中国古代教育函》、《拟定寻常小学校课程表》以及高等小学校、寻常中学校课程表，视学报告有《山东学务调查总说》、《安徽学务调查总说》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资料，而就罗氏来说，更是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学风的第一手资料。
他在《集蓼编》中总结自己十余年究心教育时说，办教育杂志“先后凡五年，予始知外国教育与中国教育不能一致，外国地小，故可行义务教育，中国则壤地占亚洲之半，人民四万万，势必不可行，故古者四民分职，各世其业……”“强行义务教育，于是各省苛捐日出，民不堪命，谋之不臧，卒陷国家于危地。”如果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照搬外国普及教育（或称义务教育）的经验，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中国因此不能实行普及教育并通过这一途径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观点，则是不妥的。它反映了罗氏晚年思想的倒退，实际上在他究心教育的时代，曾是积极按照中国国情，多次提倡普及教育的。例如在《学制私议》中提出“定六岁至十二岁为义务教育年限，于此期间内必授寻常小学四年，不得违犯”。而且特别提出，不仅男童要接受寻常小学的普及教育，还要立“女子寻常小学”，“将来更须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且“谋教育之普及必须立简易学校、废人（残疾人）学校”，简易学校以教育贫民及工人，或为半日学校，或为夜校，或为周日学校，以利半工半读。残疾人学校教以音乐、按摩及手工之类，使他们得以自食其力。同时还提出不仅要普及教育，将来更要实现小学义务教育，但根据中国国情，不能一步到位，“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理宜免束修，以公费任之，然此刻尚未能，且援日本之例，权行征收，随后豁除”。为了大量培养教师，以适应普及教育的需要，参证国外经验，他提出，惟师范生不出学费，连同食宿均为官费，但毕业后，至少从事教育工作十年，“十年内不得事他业”。此外对教师还有一定礼遇，如“教育有功，得相其劳绩而加俸金”，以后在有条件时，还应实行对老教师的退休金及遗属赡助费制度。这些都反映出在办《教育世界》时，罗氏是积极推行普及教育的。该刊物的很多议论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