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劬学与交游
家政的重担不能窒息对学业的追求，十六七岁的罗振玉，白天要应付债主，奔走衣食，只有在夜晚读书。每天准备好满满两盏灯的油，总要用尽才睡。由于每日睡眠太少，一年后，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后来迎娶了比他大一岁的范氏入门，生活比较有规律了，失眠症才渐愈，但在贤淑妻子的支持下仍经常夜读。《集蓼编》中写：当时小仅方丈的书斋，别置小榻，每夕夜读，妻子总要先帮他整理书案，自己持衣在旁缝纫，“儿啼则往抚之，予丙夜就寝，淑人必为予整书卷、理衾枕，始伴儿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语，恐妨予读也”。
在淮安的那些年，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而引他入门的一部书，却是父亲以三十千钱给他买的《皇清经解》。光绪八年（1882年），他与兄长同赴乡试，归途绕道江宁省视父亲，于书肆见到《皇清经解》，引起很大兴趣。书中汇集清代学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千余卷，是摹勒《石鼓文》的阮元辑刻的。当时自己无钱购买，父亲知道后，满足了他的愿望。书到手，他如获至宝，归后，按计划每天读三册，一年间一字一句地将书读了三遍。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闻先辈言，读书当一字不遗”，所以“虽观象授时、畴人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解之。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于是时也”。
在读经史的同时，他深感古碑刻对经史考订的意义很大，因而很重视这些物质文化资料。十七岁乡试之行的另一项重要收获，就是在扬州买到仪征张氏榕园藏石拓本十余纸，这是他一生收藏墓志拓本的开始，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将其用于经史考订之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首先校勘《金石萃编》，这是清代重要金石著作，王昶著，共一百六十卷，收录秦至宋、辽、金碑刻达千五百种，还有一些铜器和其他铭刻。内容包括：铭文、考释或前人题跋、按语。内容丰富，但有一些讹文、误字、漏字。当时家无碑刻拓本，又无力购买，就赁碑校读。当时山东碑帖商人刘金科常带山东、河南、陕西碑刻拓本到淮安贩卖，租赁每份二十钱。从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1885年）共赁碑八百余通，与长兄振韵共同研读。罗氏后来回忆说：当时兄弟二人各居东西二舍，每夜在青油灯下疾读，煤染于手，十指尽黑，摩挲倦眼，面目亦黝然而墨，二人相顾不禁哑然失笑，就这样涤荡了平日的抑郁忧愁。在长兄去世的第五个周年，他曾请人画《赁碑图》，自己写了《赁碑图记》，编入《面城精舍杂文》甲集，追忆这一段生活经历，寄托对长兄的怀念，“且以志寒士为学之非易也”。
在这几年中，长兄完成了《碑别字》五卷。长兄去世后，随着所见碑志的增多，又一再进行了校补，罗振玉曾让三子福苌随时将所见新字补于书眉，后成《碑别字补》五卷。1928年将正续两编十卷合刊为《增订碑别字》五卷时，距离长兄著作《碑别字》已四十三年了。而他自己，通过赁碑校读完成了《金石萃编校字记》，对照碑文将《金石萃编》失录的字补上，讹文误字予以补正。还有《寰宇访碑录》是清代大经学家孙星衍和邢澍合撰的历代石刻目录，收录周秦到元代碑刻八千余种，注明书体、立石年月等，是很有用的目录书。后来赵之谦又作《补寰宇访碑录》。罗氏通过赁碑校读，作《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二十八岁再作《补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和《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以后还有学者不断续补、校勘，使《寰宇访碑录》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赁碑校读过程中罗振玉还作了《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均成于十九岁（1884年）。《读碑小笺》主要是以碑刻证经史，收笔记九十九条，除了订正《金石萃编》十九条外，订正涉及的书有段氏《说文解字注》、《集古录》、《金石录》、《中州金石记》、《字汇》、《正字通》、《宝刻类编》、《授堂金石跋》、《关中金石记》、《曲阜志》等二十余种，反映当时他已读了很多书，而且能融会贯通。《集蓼编》写在淮安时“平日就人借书”、“日必挟册出入”决非夸大之辞。《存拙斋札疏》是集小小考订，如证《论语》“温故而知新”的“温”即“蕴”字，《礼记中庸》“素隐行怪”《汉书》引作“索隐”，乃“素”“索”古字通用。清代经学大师俞樾曾将其中的一些考证摘入《茶香室笔记》。就像童子应试时学使张霁亭怀疑试卷并非出于一少年之手一样，《存拙斋札疏》再次被误认为出于名宿。后来，有人把该书送给著名学者汪梅村看，汪梅村为之作《跋》，称“其书不盈一卷，而考证极多精核”，“君贫笃行，敏于著述，年才弱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这两本小书是罗氏著书之始，由妻子范氏脱簪珥刻行。
从十九岁开始著书到二十九岁，十年间著作近二十种，有的在他此后的一生中还不断增补、完善。熟悉他这一时期著作的学者，如张舜徽教授曾评说，这些著作“内容极为广泛，而他的治学严谨、考证精审，是承乾嘉学者们的学术风气一脉而来的”，“在很年轻的岁月里，就已成为清末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了”。
罗氏早年在故乡淮安期间的学术活动，还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支持。
光绪九年（1883年）冬天，罗振玉结识了周至路山夫（岯）。路山夫出身翰苑世家，以荫子得官做到知县，由于不肯逢迎上司，被劾罢官，流寓淮安，筑屋于郡城东北隅，因在边高士（寿民）苇间书屋之西，就称“苇西草堂”。他有学问又有收藏，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比罗振玉年长近三十岁，但二人谈起金石考订之学却很投契，从而订忘年之交。“遂晨夕过从，无闻寒暑”，稍后，常会于草堂的还有丹徒刘梦熊、刘铁云兄弟，山阳邱崧生，吴县蒋伯斧等。在草堂或“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毫赋诗”。
罗氏与山阳邱于蕃（崧生）订交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十三岁时。邱氏出身诗礼世家，家境也不错，有先世的遗产足以自赡，但因不善治家，随着子女婚嫁，家道日益衰落。在淮安时，他们不仅一起谈学，邱氏对罗氏经济困境的解脱，也给予过帮助。
罗氏自长兄病逝，家计愈加艰难。祖母说，死守祖产不忍割舍，志虽可嘉却未免太愚，应割产一半还去急债，得脱身出门谋生才能打破僵局，使家庭有复兴的希望。但当时米价极贱，田更难卖，想通过父亲在外谋职，也未找到门路。后来，还是邱于蕃推荐，应山阳刘氏馆为童子师，每年酬修两万钱（约合白银二十两）。三年后，移馆邱于蕃家，再一年又移馆刘家，教授刘梦熊、刘铁云兄弟之子，岁收增至八万钱。由于当时的物价贱，这笔收入对一个债务重压下的家庭是不小的帮助。罗氏家庭困境的缓解，第一步是在邱氏帮助下迈出的，这是事实。然而有一种说法流传颇广，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就说罗氏在邱家教书时，将其百数十件唐人写经及五百多件唐、宋、元、明字画席卷而去，因此发了家，却是无稽之谈。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进行了剖析，特别指出：唐人写经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始被发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以后，大量流出国外，才逐渐被国人所知；罗振玉于邱家为童子师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见敦煌卷轴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赴日本考察农学归国返京，与伯希和相见时，伯氏告知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件，以写经为多，由此罗氏奔走于学部和京师大学堂，致力于将“唐人写经”等购至京师；而邱于蕃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完全不可能家藏“唐人写经”。可见这种说法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而且从《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可以看到，罗、邱的关系决不仅仅是西席与东家，而有终其一生的友谊和交往。如：
1888年，订交，罗氏得山阳阮吾山（葵生）《风雅蒙求》稿本，“以示路山夫与于蕃，路、邱各作序、跋，醵金刻行之”。
1889年夏，“以所藏明仿宋庆元晁氏宝文堂本《具茨集》赠邱于蕃”。
1890年正月，馆于山阳刘氏，“邱于蕃所推荐也”。
1891年，“有李氏者藏五代杨吴李涛妻志石，扬州浚漕渠所得”，后“移石至邱于蕃家，乡人与吴县蒋伯斧亲施毡墨”拓之。该年还常在一起作诗联句。
1892年，妻子病逝，愁苦中邱于蕃等友人时邀为文酒之会，曾留下步韵和遣怀之作，有《闷坐书怀呈邱君蔷庵》等。
1893年，馆于山阳邱氏。次年移馆刘氏，仍有交游。
1895年，存诗有《有感事步邱蔷庵韵》（七律）二首。
1898年，在沪创东文学社，举邱于蕃任校务。
1905年，邱于蕃卒，年四十八岁，罗氏为其作墓志铭，叙其平生抱负。还提到“及今年夏，君以益贫且病，将归淮安，邂逅于沪渎”，“乃不数月而遽死矣”。
由此可见罗氏非但不可能从邱家“席卷唐人写经”，也不可能“席卷”其他财物字画，这是没有疑义的。
蒋伯斧，家境小康，中乡试后父丧，定居淮安读书养亲。他和罗氏同庚，关系更为密切，交谊“垂二十年，出入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后来一起在上海办农学社，一起到广东参议学务，到苏州办师范学堂，同在学部授二等谘议官。因而是“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世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轸，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予家者半岁……”蒋氏卒于1913年，罗氏为之撰写了墓志铭。
在刘氏兄弟中，罗氏较早熟识的是刘渭清（梦熊），他懂法文，醉心西学，不愿为官而闲居淮安。1895年邑中拟开西学书院，曾聘他教授外文、算学。罗氏同刘铁云的交谊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当时山东河患频繁，山东巡抚的幕僚中，多援引贾让不与河争地说，主张放宽河身。上海筹赈绅士施少卿，更拟用海内赈灾之款收购河边民地。罗振玉以为不可，作《治河论》五千余言，拟投报社以警当世。刘渭清得见文稿，寄给在山东的刘铁云，铁云读后大喜，将自己所作《治河七说》送给罗氏，附信说：“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1894年，刘铁云回乡守丧，两人才相见。当时正值甲午战前，友朋相聚常论及时事。1915年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回忆道：
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持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知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将也。
尽管罗、刘二人性格不同，但不少见解一致，特别是都有“好古癖”。刘铁云对古文物有相当高的鉴赏力，收藏范围广、数量多，罗振玉在同一篇回忆中，曾念念不忘地说“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也许正因为这些共同语言，使他们有较深的交谊，并成为儿女亲家。
淮安时代的交游在罗振玉一生中是难忘的，后来他在《题小像》一诗中深情地回顾道：
少年意气正纵横，何事呼朋共耦耕。
种树书成谁乞稿，海滨回首不胜情。
§§第三章 开拓现代农学
在淮安的那些年，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而引他入门的一部书，却是父亲以三十千钱给他买的《皇清经解》。光绪八年（1882年），他与兄长同赴乡试，归途绕道江宁省视父亲，于书肆见到《皇清经解》，引起很大兴趣。书中汇集清代学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千余卷，是摹勒《石鼓文》的阮元辑刻的。当时自己无钱购买，父亲知道后，满足了他的愿望。书到手，他如获至宝，归后，按计划每天读三册，一年间一字一句地将书读了三遍。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闻先辈言，读书当一字不遗”，所以“虽观象授时、畴人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解之。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于是时也”。
在读经史的同时，他深感古碑刻对经史考订的意义很大，因而很重视这些物质文化资料。十七岁乡试之行的另一项重要收获，就是在扬州买到仪征张氏榕园藏石拓本十余纸，这是他一生收藏墓志拓本的开始，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将其用于经史考订之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首先校勘《金石萃编》，这是清代重要金石著作，王昶著，共一百六十卷，收录秦至宋、辽、金碑刻达千五百种，还有一些铜器和其他铭刻。内容包括：铭文、考释或前人题跋、按语。内容丰富，但有一些讹文、误字、漏字。当时家无碑刻拓本，又无力购买，就赁碑校读。当时山东碑帖商人刘金科常带山东、河南、陕西碑刻拓本到淮安贩卖，租赁每份二十钱。从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1885年）共赁碑八百余通，与长兄振韵共同研读。罗氏后来回忆说：当时兄弟二人各居东西二舍，每夜在青油灯下疾读，煤染于手，十指尽黑，摩挲倦眼，面目亦黝然而墨，二人相顾不禁哑然失笑，就这样涤荡了平日的抑郁忧愁。在长兄去世的第五个周年，他曾请人画《赁碑图》，自己写了《赁碑图记》，编入《面城精舍杂文》甲集，追忆这一段生活经历，寄托对长兄的怀念，“且以志寒士为学之非易也”。
在这几年中，长兄完成了《碑别字》五卷。长兄去世后，随着所见碑志的增多，又一再进行了校补，罗振玉曾让三子福苌随时将所见新字补于书眉，后成《碑别字补》五卷。1928年将正续两编十卷合刊为《增订碑别字》五卷时，距离长兄著作《碑别字》已四十三年了。而他自己，通过赁碑校读完成了《金石萃编校字记》，对照碑文将《金石萃编》失录的字补上，讹文误字予以补正。还有《寰宇访碑录》是清代大经学家孙星衍和邢澍合撰的历代石刻目录，收录周秦到元代碑刻八千余种，注明书体、立石年月等，是很有用的目录书。后来赵之谦又作《补寰宇访碑录》。罗氏通过赁碑校读，作《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二十八岁再作《补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和《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以后还有学者不断续补、校勘，使《寰宇访碑录》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赁碑校读过程中罗振玉还作了《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均成于十九岁（1884年）。《读碑小笺》主要是以碑刻证经史，收笔记九十九条，除了订正《金石萃编》十九条外，订正涉及的书有段氏《说文解字注》、《集古录》、《金石录》、《中州金石记》、《字汇》、《正字通》、《宝刻类编》、《授堂金石跋》、《关中金石记》、《曲阜志》等二十余种，反映当时他已读了很多书，而且能融会贯通。《集蓼编》写在淮安时“平日就人借书”、“日必挟册出入”决非夸大之辞。《存拙斋札疏》是集小小考订，如证《论语》“温故而知新”的“温”即“蕴”字，《礼记中庸》“素隐行怪”《汉书》引作“索隐”，乃“素”“索”古字通用。清代经学大师俞樾曾将其中的一些考证摘入《茶香室笔记》。就像童子应试时学使张霁亭怀疑试卷并非出于一少年之手一样，《存拙斋札疏》再次被误认为出于名宿。后来，有人把该书送给著名学者汪梅村看，汪梅村为之作《跋》，称“其书不盈一卷，而考证极多精核”，“君贫笃行，敏于著述，年才弱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这两本小书是罗氏著书之始，由妻子范氏脱簪珥刻行。
从十九岁开始著书到二十九岁，十年间著作近二十种，有的在他此后的一生中还不断增补、完善。熟悉他这一时期著作的学者，如张舜徽教授曾评说，这些著作“内容极为广泛，而他的治学严谨、考证精审，是承乾嘉学者们的学术风气一脉而来的”，“在很年轻的岁月里，就已成为清末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了”。
罗氏早年在故乡淮安期间的学术活动，还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支持。
光绪九年（1883年）冬天，罗振玉结识了周至路山夫（岯）。路山夫出身翰苑世家，以荫子得官做到知县，由于不肯逢迎上司，被劾罢官，流寓淮安，筑屋于郡城东北隅，因在边高士（寿民）苇间书屋之西，就称“苇西草堂”。他有学问又有收藏，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比罗振玉年长近三十岁，但二人谈起金石考订之学却很投契，从而订忘年之交。“遂晨夕过从，无闻寒暑”，稍后，常会于草堂的还有丹徒刘梦熊、刘铁云兄弟，山阳邱崧生，吴县蒋伯斧等。在草堂或“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毫赋诗”。
罗氏与山阳邱于蕃（崧生）订交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十三岁时。邱氏出身诗礼世家，家境也不错，有先世的遗产足以自赡，但因不善治家，随着子女婚嫁，家道日益衰落。在淮安时，他们不仅一起谈学，邱氏对罗氏经济困境的解脱，也给予过帮助。
罗氏自长兄病逝，家计愈加艰难。祖母说，死守祖产不忍割舍，志虽可嘉却未免太愚，应割产一半还去急债，得脱身出门谋生才能打破僵局，使家庭有复兴的希望。但当时米价极贱，田更难卖，想通过父亲在外谋职，也未找到门路。后来，还是邱于蕃推荐，应山阳刘氏馆为童子师，每年酬修两万钱（约合白银二十两）。三年后，移馆邱于蕃家，再一年又移馆刘家，教授刘梦熊、刘铁云兄弟之子，岁收增至八万钱。由于当时的物价贱，这笔收入对一个债务重压下的家庭是不小的帮助。罗氏家庭困境的缓解，第一步是在邱氏帮助下迈出的，这是事实。然而有一种说法流传颇广，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就说罗氏在邱家教书时，将其百数十件唐人写经及五百多件唐、宋、元、明字画席卷而去，因此发了家，却是无稽之谈。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进行了剖析，特别指出：唐人写经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始被发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以后，大量流出国外，才逐渐被国人所知；罗振玉于邱家为童子师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见敦煌卷轴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赴日本考察农学归国返京，与伯希和相见时，伯氏告知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件，以写经为多，由此罗氏奔走于学部和京师大学堂，致力于将“唐人写经”等购至京师；而邱于蕃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完全不可能家藏“唐人写经”。可见这种说法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而且从《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可以看到，罗、邱的关系决不仅仅是西席与东家，而有终其一生的友谊和交往。如：
1888年，订交，罗氏得山阳阮吾山（葵生）《风雅蒙求》稿本，“以示路山夫与于蕃，路、邱各作序、跋，醵金刻行之”。
1889年夏，“以所藏明仿宋庆元晁氏宝文堂本《具茨集》赠邱于蕃”。
1890年正月，馆于山阳刘氏，“邱于蕃所推荐也”。
1891年，“有李氏者藏五代杨吴李涛妻志石，扬州浚漕渠所得”，后“移石至邱于蕃家，乡人与吴县蒋伯斧亲施毡墨”拓之。该年还常在一起作诗联句。
1892年，妻子病逝，愁苦中邱于蕃等友人时邀为文酒之会，曾留下步韵和遣怀之作，有《闷坐书怀呈邱君蔷庵》等。
1893年，馆于山阳邱氏。次年移馆刘氏，仍有交游。
1895年，存诗有《有感事步邱蔷庵韵》（七律）二首。
1898年，在沪创东文学社，举邱于蕃任校务。
1905年，邱于蕃卒，年四十八岁，罗氏为其作墓志铭，叙其平生抱负。还提到“及今年夏，君以益贫且病，将归淮安，邂逅于沪渎”，“乃不数月而遽死矣”。
由此可见罗氏非但不可能从邱家“席卷唐人写经”，也不可能“席卷”其他财物字画，这是没有疑义的。
蒋伯斧，家境小康，中乡试后父丧，定居淮安读书养亲。他和罗氏同庚，关系更为密切，交谊“垂二十年，出入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后来一起在上海办农学社，一起到广东参议学务，到苏州办师范学堂，同在学部授二等谘议官。因而是“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世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轸，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予家者半岁……”蒋氏卒于1913年，罗氏为之撰写了墓志铭。
在刘氏兄弟中，罗氏较早熟识的是刘渭清（梦熊），他懂法文，醉心西学，不愿为官而闲居淮安。1895年邑中拟开西学书院，曾聘他教授外文、算学。罗氏同刘铁云的交谊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当时山东河患频繁，山东巡抚的幕僚中，多援引贾让不与河争地说，主张放宽河身。上海筹赈绅士施少卿，更拟用海内赈灾之款收购河边民地。罗振玉以为不可，作《治河论》五千余言，拟投报社以警当世。刘渭清得见文稿，寄给在山东的刘铁云，铁云读后大喜，将自己所作《治河七说》送给罗氏，附信说：“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1894年，刘铁云回乡守丧，两人才相见。当时正值甲午战前，友朋相聚常论及时事。1915年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回忆道：
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持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知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将也。
尽管罗、刘二人性格不同，但不少见解一致，特别是都有“好古癖”。刘铁云对古文物有相当高的鉴赏力，收藏范围广、数量多，罗振玉在同一篇回忆中，曾念念不忘地说“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也许正因为这些共同语言，使他们有较深的交谊，并成为儿女亲家。
淮安时代的交游在罗振玉一生中是难忘的，后来他在《题小像》一诗中深情地回顾道：
少年意气正纵横，何事呼朋共耦耕。
种树书成谁乞稿，海滨回首不胜情。
§§第三章 开拓现代农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