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承乏家事
1917年，罗振玉在《处理淮安家务谕福成》中谈到，自己自十六岁承乏佐母理家，备尝艰苦的往事。纵观其一生，后来学术成就的取得，与这一段生活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罗氏在《集蓼编》和《上虞罗氏枝分谱》中都记述童年时代是生活在春风化雨中，祖母主家政，“御下及训子孙以礼，未尝有急言遽色，而上下莫不严惮”，祖母不允许家中有争诟非礼事，也不让家人随意外出，尽力创造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和煦宁静的环境。但随着子孙的长大，人口日多，薄产日难维持生活。他的父亲于光绪初年与同乡集资在清河县经营典当之业，由于委托的经办人不善经营，两年亏损两万金。这时叔父适选浙江遂昌教谕，于是析产赴任。典当闭歇，债务日重。光绪七年（1881年），即在县试结束返淮安后，他的父亲接到署江宁县丞通知，前往就职避债，命罗振玉协助母亲主家政。从此岁，他承担起接待债家、奔走衣食的责任，生活在春风化雨中的童年成了遥远的记忆。
父亲就职前将债单交给他，还让他与司田租者接洽。这时的田产，只能偿还债务的一半，而母亲则因为田产是祖母辛苦手置，无论如何不肯出售。但每年的田租收入还不够欠债利息的一半，以至债主日日来催，有的携家坐索，累月不去。这一切不能不使这平日足不逾书塾的少年常常“汗出如浆”。
不仅如此，当父亲避债外出时，子女们已渐次长大成人，到了婚嫁年龄。先是长兄、次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光绪八年（1882年），即罗振玉协助母亲主家政的第二年，媒人来催娶，不能不答应。冬天，典当筹款办定喜事，生活费都用尽了。除夕之晨，母亲来告诉他，岁暮祭祖还无从筹办，罗振玉急出奔走借贷，傍晚，借得四千钱（制钱四吊），才算过了年。次年，长姊出嫁。以后，嫁娶之事，一两年就有一次，使家庭经济愈呈拮据。而且每当有婚嫁，债家索债更急，在他迎亲的那天，债主中有一芮姓老妪，竟当门诅咒。母亲以礼请入，待为宾客，诅咒方止。
除了婚嫁还有丧葬。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十四岁的长兄病殁，由于经济窘迫，难以入殓，罗振玉的妻子范氏拿出陪嫁的金饰，易六万钱，才算办了丧事。家人赞叹范氏明大义，却引起富家出身的长嫂王氏不满，认为是“市恩沽誉”，大家庭中的矛盾日益暴露。光绪十六年（1890年），祖母方氏卒；光绪十八年（1892年），妻子范氏也因为产后蓐劳而卒。一连串的不幸不仅使经济生活雪上加霜，而且大家庭的裂痕、亲属的去世，尤其是贤俪由于疑谤横生、多愁屡病而亡，给他心灵带来深深的伤痛。他在《悼亡》（六首）诗中写道：
填膺幽懑向谁伸，往事寻思总怆神。从此蘧风庐雨夜，牛衣对泣更何人。
卿从黄壤归真去，我亦长征拟远游。最是双珠难位置，彷徨终夜与谁谋。
表达了“腹悲何日已，凄绝只心知”（《内子亡后百日赋》）的心情。
正由于这一切，罗氏在《集蓼编》回忆说：自佐母主家政“毕生忧患自此始矣”。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忧患、艰辛也是一种历练，它能锤炼坚韧的品质，培养才干，开启智能。例如在淮安时，罗氏为补助家用曾为人刻印，订有“陆庵仿秦汉篆刻润例”其后人继之，渐成一派。罗氏在《答人问刻印书》中主张“刻印以摹古印为第一，犹唐人学书从油素双勾及响拓殆正相同，但汉人印多铸成，凿者惟私印及官印之急就者耳，故学朱文印以秦玺为佳”。他对诸家印谱加以评论，首推吴氏《双虞壶斋印谱》代表了古文字学者兼篆刻家的一派。又如罗氏于1896年“出门谋食，一肩行李，他无长物”。开始是与蒋伯斧创建农报馆和东文学社，后来举私债“一身兼报、社两事，财力之穷，一如予之理家，同辈赞予果毅，且为予危，其实此境予所惯经也”。以后，经济情况好转，却有搜集古物的癖好，每每节衣缩食购置古器物和书画、碑帖，遇到印书、抢救大库史料等大宗急用，往往要举债或出卖藏品。罗氏一生不仅著作等身，而且辑印了大量古籍，正如王国维所说：“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人之力成之。”有人猜测这是因为他有莫大的财力，而当时朝夕共处的知情人王国维却写道：在“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之时，“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钜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零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为之。”这道出了罗氏学术成就取得的重要原因，而其形成则植根于艰辛的少年时代。
父亲就职前将债单交给他，还让他与司田租者接洽。这时的田产，只能偿还债务的一半，而母亲则因为田产是祖母辛苦手置，无论如何不肯出售。但每年的田租收入还不够欠债利息的一半，以至债主日日来催，有的携家坐索，累月不去。这一切不能不使这平日足不逾书塾的少年常常“汗出如浆”。
不仅如此，当父亲避债外出时，子女们已渐次长大成人，到了婚嫁年龄。先是长兄、次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光绪八年（1882年），即罗振玉协助母亲主家政的第二年，媒人来催娶，不能不答应。冬天，典当筹款办定喜事，生活费都用尽了。除夕之晨，母亲来告诉他，岁暮祭祖还无从筹办，罗振玉急出奔走借贷，傍晚，借得四千钱（制钱四吊），才算过了年。次年，长姊出嫁。以后，嫁娶之事，一两年就有一次，使家庭经济愈呈拮据。而且每当有婚嫁，债家索债更急，在他迎亲的那天，债主中有一芮姓老妪，竟当门诅咒。母亲以礼请入，待为宾客，诅咒方止。
除了婚嫁还有丧葬。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十四岁的长兄病殁，由于经济窘迫，难以入殓，罗振玉的妻子范氏拿出陪嫁的金饰，易六万钱，才算办了丧事。家人赞叹范氏明大义，却引起富家出身的长嫂王氏不满，认为是“市恩沽誉”，大家庭中的矛盾日益暴露。光绪十六年（1890年），祖母方氏卒；光绪十八年（1892年），妻子范氏也因为产后蓐劳而卒。一连串的不幸不仅使经济生活雪上加霜，而且大家庭的裂痕、亲属的去世，尤其是贤俪由于疑谤横生、多愁屡病而亡，给他心灵带来深深的伤痛。他在《悼亡》（六首）诗中写道：
填膺幽懑向谁伸，往事寻思总怆神。从此蘧风庐雨夜，牛衣对泣更何人。
卿从黄壤归真去，我亦长征拟远游。最是双珠难位置，彷徨终夜与谁谋。
表达了“腹悲何日已，凄绝只心知”（《内子亡后百日赋》）的心情。
正由于这一切，罗氏在《集蓼编》回忆说：自佐母主家政“毕生忧患自此始矣”。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忧患、艰辛也是一种历练，它能锤炼坚韧的品质，培养才干，开启智能。例如在淮安时，罗氏为补助家用曾为人刻印，订有“陆庵仿秦汉篆刻润例”其后人继之，渐成一派。罗氏在《答人问刻印书》中主张“刻印以摹古印为第一，犹唐人学书从油素双勾及响拓殆正相同，但汉人印多铸成，凿者惟私印及官印之急就者耳，故学朱文印以秦玺为佳”。他对诸家印谱加以评论，首推吴氏《双虞壶斋印谱》代表了古文字学者兼篆刻家的一派。又如罗氏于1896年“出门谋食，一肩行李，他无长物”。开始是与蒋伯斧创建农报馆和东文学社，后来举私债“一身兼报、社两事，财力之穷，一如予之理家，同辈赞予果毅，且为予危，其实此境予所惯经也”。以后，经济情况好转，却有搜集古物的癖好，每每节衣缩食购置古器物和书画、碑帖，遇到印书、抢救大库史料等大宗急用，往往要举债或出卖藏品。罗氏一生不仅著作等身，而且辑印了大量古籍，正如王国维所说：“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人之力成之。”有人猜测这是因为他有莫大的财力，而当时朝夕共处的知情人王国维却写道：在“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之时，“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钜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零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为之。”这道出了罗氏学术成就取得的重要原因，而其形成则植根于艰辛的少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