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生活
人物传记倘缺少传主个人生活的记述，那肯定是不完备的。从生活角度观察一个人的处世风格和人际关系，将会深化对其学识修养的认识和体悟，不论他是贤哲还是凡人。
如前所述，蔡元培生长于商人世家，他有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两个姐姐均于20岁前后亡故，四弟和幼妹均未成人即夭折，实际上，他仅有一兄一弟。蔡氏兄弟三人，只有蔡元培走了读书、办学和从政之路，其余二人则从事实业。其兄蔡元分长期在上海崇实石印局供职，其弟蔡元坚则承继祖业，在家乡绍兴钱庄业工作。共同的家庭教养，使三兄弟之间充满怡怡之情。蔡元培长年在外奔波，其事业和生活颇得兄弟的助力。早年，他在上海与张元济、杜亚泉等创办《外交报》，其兄元分曾从多方面予以赞助。“苏报》案”发生前后，元分设法劝导元培避走青岛，并打探消息，确定行止，其作用十分突出。蔡弟元坚在家乡料理具体事务，免除元培许多后顾之忧。如此休戚与共的手足关系，对蔡元培事业上的进展和高尚人品的养成不能说没有作用。然而，若论对蔡的事业具有较大直接帮助的，则是他的堂弟蔡元康（字谷青，国亲）。元培在上海开办爱国女校、草创光复会以及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之时，元康跟随其兄，倾力相助。经元培介绍，元康列名光复会，加入同盟会，并回绍兴积极发展会员，扩充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离京，避居西子湖畔，时任杭州中国银行行长的蔡元康，照拂其起居，并转递和代洽各方“挽蔡”的函电及代表。元康早年留学日本，与鲁迅、周作人二人过从颇密，蔡元培与周氏兄弟的最初接触，即由元康居间函介。蔡元培自述：“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运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可是，1921年4月，蔡元培旅欧期间，元康以四十三岁的盛年暴病而亡，元培闻讯哀痛异常，惋惜不已。他曾先后在《西游日记》和《自写年谱》中详述此事，足见其哀思之甚。
蔡元培的婚姻生活谈不上平静，却又是幸运的。他曾先后两度丧妻，历经生活磨难，然而陆续走入他的生活之中的三位女性，尽管时代风貌、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在扶助他的事业、理解他的追求方面又无不表现出贤淑的特性。其间，蔡的男女平等主张得到了自然而充分的体现。
1889年4月，23岁的秀才蔡元培与长他一岁的会稽县姑娘王昭结婚。新娘的父亲王荣庭是绍兴城内一家典当铺的出纳，为人“坦白无城府”，乡里以长者目之。王有二女，长女嫁山阴县秀才、蔡的同窗薛炳，次女即王昭。蔡、王的婚姻即由薛炳介绍而成。婚后数月，蔡往杭州应恩科乡试，考中举人。在此后的四五年间，蔡为求取功名，多年在外，居家时间甚短，直至1895年冬向翰林院请假一年，归里省亲，得与王夫人团聚。1897年春，王夫人移居北京，与蔡元培寓居绳匠胡同。在京的近两年间，蔡氏夫妇不时与同年、乡友结伴出游，观赏古都名胜风景。王夫人持家谨严节俭、好洁成癖；同时性情淡泊。对丈夫连登科第泰然处之，居京华之中却不趋事权要。当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毅然弃官南归，举家就道，辛苦备尝之时，王夫人毫无怨言，随夫而返。在维新思潮兴起之前，蔡在夫妻关系上依旧抱有女子既嫁从夫的旧观念。后来，他接受新思想，将男女平权行诸家庭，对王夫人更加尊重，并开导她不再迷信鬼神，劝其解放自幼被缠的小脚。王夫人的观念也渐渐变得开通。蔡元培回到故乡后，投身教育和地方公益，不时奔走于杭州、临安、嘉善等地。他不曾想到，此时严重的肝病正耗损着王夫人的生命，到1900年6月，终于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时年35岁。人亡室空，王夫人留给他的，是那两个还不省事的幼子：阿根和无忌。中年丧偶这一人生之大不幸降临到蔡元培身上。从他所撰《祭文》和挽联中不难看出其深深的哀思。挽联内云：“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王夫人病故一周年的祭日，蔡重新抄录这些挽联，以寄托对亡妻的怀念之情。
许多乡人和朋友关心蔡元培的续娶，纷纷上门说媒。蔡提出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些条件一经提出，媒人所荐者几乎无一合格，尤其是后两项，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显得悖乎常情，颇有些惊世骇俗。因此，人们闻而却步，蔡亦许久没有寻得合适的人选。后来，有位姓林的朋友告诉他说：江西都昌的黄尔轩先生携眷寓居杭州，黄的次女便是天足，且善长书画，不妨托人探询一下。事有凑巧，不久，蔡与童亦韩为筹办学校前往临安，路经余杭，天色已晚，遂到童相识的该县厘局局长叶祖芗府上投宿。叶热情款待，并出示所存字画请来客观览。其中的一张直幅扇页，所画工笔仕女精巧细腻，落款字迹亦十分端秀，款署黄世振。主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乡黄尔轩之女，她自幼得父亲钟爱，不曾缠足，且自学绘画，技艺不俗，经常卖画以维持家计，尤其讲求孝道，称得上是贤能之女。蔡闻听，当即表示倾慕之意，请叶祖芗从中玉成。叶则慨然以媒介自任，不出一个月，蔡即与黄女士订婚。1902年的元旦，二人在杭州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形式奇特、新旧参半的婚礼：一幅绣着“孔子”两个大字的红色幛子取代了浙江婚俗中必须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像，但新婚夫妇却仍依旧习，同行三跪九叩头礼，而历来的闹洞房惯例，却变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演说会。杭州学界人士宋恕、汪希、孙翼中、陈介石、叶景范等前来贺喜并发表即席演说。蔡元培在开场白中说：“夫妇之道，极正大，极重要，无可引以为羞涩，并无可援以为谐谑之理。而近世东南诸省，盛行闹房之俗，务以诡侧谑浪为宗，实不可解。然天下极谬误事，其中必有真理，此为哲学家名言。窃意古者女子于归，诸母有警戒之词；初到夫家，舅、姑及戚族来者，亦必有以教之。《颜氏家训》所谓教妇初来，此其义也。流传讹变，乃至如近日闹房者之所为。吾意欲改今复古，既承诸君不弃惠临，敬乞各以意赐教，当铭之神鞶，永为矜式。”
看来蔡元培的标新，其意在“复古”，是要表明“极正大”的夫妇之道。在这个别开生面的演说会上，浙江名流陈介石引经据典，证明男女平等的观念，而另一著名学人宋恕则不无调侃地论证男女平等之不可能，他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应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在此喜庆场合，对来宾的发言本不必认真，但它多少也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价值转换过程中的观念差异。蔡元培在致答词中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不妨说，人格平等是蔡男女平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不论是在后来的社会实践抑或家庭生活中，他基本上依此行事。蔡、黄的婚礼，在当时堪称文明结婚的一个尝试，这固然与当事人的个性有关，但也显露了那个时代士林风气的某一侧面。
黄夫人，名世振，字浣芗，号仲玉。她与蔡元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在蔡从事反清革命、留学德国、1912年入阁参政，以及后来旅居海外、回国出长北京大学这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始终作为一个贤内助，含辛茹苦，在精神上和实际生活中支持丈夫的事业。尤其是在创办上海爱国女学过程中，她发挥了非常直接的作用。蔡、黄婚后，携阿根、无忌二子同往上海，寓居新马路登贤里。随着社会风气的开通，女学日显重要。为倡行女子教育，当时同在上海的林少泉（白水）夫妇及其妹宗素，吴彦复及其女亚男、弱男，陈范及其女撷芬，韦增珮、韦增瑛姐妹，以及经莲珊等数人在蔡宅商议办学之事，蔡与黄夫人出面接待。其后，蒋智由又托请黄夫人召集薛锦琴、陈撷芬、夏小正等人再次协商兴学事宜。经过几次聚谈，大家决定开办爱国女学。最初由蒋智由任校长，后由蔡元培接任。这期间，黄夫人在女学中担任主要教员，成为爱国女学创办初期的骨干。
从1907年以后的四五年间，蔡元培只身赴德留学，黄夫人则带子女回绍兴老家居住，这时他们已有了一双儿女：女儿威廉，儿子柏龄。辛亥革命以后，蔡回国即忙于政务，直到辞去北京政府的职务后才得以合家团聚。此后四年，蔡挈妇将雏，远走德、法，夫妇二人在海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而愉悦的生活。自1917年始，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举家迁居北京东城。从此，蔡元培悉心改革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操劳与繁忙自不必说。黄夫人是一位受中国传统妇德教育很深的女性，她比蔡小八九岁，却仰慕古代烈女，抱定为丈夫献身的决心。不论蔡元培进行秘密反清活动如何危险，也不论他在军阀势力的重压下苦撑教育文化残局怎样艰难，她都全身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和活动，全力担负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的重任。同时，她同样不慕奢华，虽曾身居柏林、巴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却丝毫不染上层社会妇女的靡丽风习。蔡曾回忆道：黄夫人“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骛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1920年冬，蔡元培将赴欧美考察教育，远行在即，黄夫人此时却病体沉重，延请法国医生诊治，病势好转。蔡怀着忧虑的心情踏上旅途。不料，黄夫人病情急剧恶化，于1921年元旦去世。九天之后，蔡在日内瓦得到噩耗，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心甚痛，写祭亡妻仲玉文一首。今日此地举行葬青年军人病故者之典礼，有飞机游行湖面及空际，军乐队等在我窗前往还，观者如堵。人生无常，益令我悲念仲玉。”再度丧妻的打击，对于年已55岁的蔡元培来说无疑是沉重的，难怪他触景生情，哀叹这多舛的人生！时隔二十年，他又一次为亡妻撰写祭文，这内中的痛楚该不难想象。其祭文有云：“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病故的妻子的挚诚哀思。该文后来曾被选为全国通用中学教科书的国文教材。
黄夫人去世后，蔡元培深藏内心创痛，依旧忙于北京大学的各项事务，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两年过去了，他的家庭状况使其不得不又一次续娶。其择偶条件为：（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可为助手者。此时，蔡想起了当年爱国女学的一位学生周怒清。这位辛亥革命前反清意识强烈的女学生，后来又在承志、启明等几所学校学习，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抱持独身主义，素有出国深造的志愿。其时，已更名为周峻（字养浩）。1923年1月，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离京赴沪，准备再次出国。他托请好友徐珂及夫人何墨君与周女士洽商。徐夫人是当年爱国女学的舍监，与周女士颇为契合，由她说项，蔡、周二人很快即于5月间在上海订婚。7月10日，他们在苏州留园举行了婚礼，随后，便携同子女一起旅居海外。在驶往欧洲的轮船上，蔡写下《题留园俪照》一诗：“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显然，在屡经生活磨难之后，已近晚年的蔡元培为有这样一位学友和伴侣而倍觉欣慰。
在欧洲的两年半时间里，蔡氏夫妇先后旅居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蔡除了写作、研究之外，还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周夫人则先后入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和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攻习绘画。同时，她还以相当的精力陪同丈夫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协助他在英国朝野进行退还庚子赔款的一系列活动。她曾有意将蔡元培在欧洲各地所作的演说词加以整理编次，辑为《蔡孑民在欧洲讲演集》，并已编定了目次。可以说，作为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蔡夫人对蔡的辅助作用是较为广泛的。1924年冬，蔡氏夫妇共同进入汉堡大学，从事研究和深造，直至1926年初回国。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历任要职，周夫人亦时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在全国或地方性美术展览的作品评选和募捐筹建杭州国立艺术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活动中颇为活跃。这时，虽然她已有了睟盎、怀新、英多三个子女，家务缠身，但始终没有放下画笔，同时她还喜作诗词。这就为晚年蔡元培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雅趣，常常是周夫人作画，蔡元培题咏，每逢生辰节日，夫妻间你唱我和，作诗相贺，偶或小别，亦每每以诗代札，互道珍重。
人生一世，遭逢不幸，实所难免。然而，在可能的限度内，把握际遇，改变命运，以放达和明智，善待自己及他人，失衡的天秤总会平复，幸运之神便将降临。这或许是蔡元培波折而又平凡的家庭生活给予人们的有益启示。
如前所述，蔡元培生长于商人世家，他有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两个姐姐均于20岁前后亡故，四弟和幼妹均未成人即夭折，实际上，他仅有一兄一弟。蔡氏兄弟三人，只有蔡元培走了读书、办学和从政之路，其余二人则从事实业。其兄蔡元分长期在上海崇实石印局供职，其弟蔡元坚则承继祖业，在家乡绍兴钱庄业工作。共同的家庭教养，使三兄弟之间充满怡怡之情。蔡元培长年在外奔波，其事业和生活颇得兄弟的助力。早年，他在上海与张元济、杜亚泉等创办《外交报》，其兄元分曾从多方面予以赞助。“苏报》案”发生前后，元分设法劝导元培避走青岛，并打探消息，确定行止，其作用十分突出。蔡弟元坚在家乡料理具体事务，免除元培许多后顾之忧。如此休戚与共的手足关系，对蔡元培事业上的进展和高尚人品的养成不能说没有作用。然而，若论对蔡的事业具有较大直接帮助的，则是他的堂弟蔡元康（字谷青，国亲）。元培在上海开办爱国女校、草创光复会以及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之时，元康跟随其兄，倾力相助。经元培介绍，元康列名光复会，加入同盟会，并回绍兴积极发展会员，扩充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离京，避居西子湖畔，时任杭州中国银行行长的蔡元康，照拂其起居，并转递和代洽各方“挽蔡”的函电及代表。元康早年留学日本，与鲁迅、周作人二人过从颇密，蔡元培与周氏兄弟的最初接触，即由元康居间函介。蔡元培自述：“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运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可是，1921年4月，蔡元培旅欧期间，元康以四十三岁的盛年暴病而亡，元培闻讯哀痛异常，惋惜不已。他曾先后在《西游日记》和《自写年谱》中详述此事，足见其哀思之甚。
蔡元培的婚姻生活谈不上平静，却又是幸运的。他曾先后两度丧妻，历经生活磨难，然而陆续走入他的生活之中的三位女性，尽管时代风貌、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在扶助他的事业、理解他的追求方面又无不表现出贤淑的特性。其间，蔡的男女平等主张得到了自然而充分的体现。
1889年4月，23岁的秀才蔡元培与长他一岁的会稽县姑娘王昭结婚。新娘的父亲王荣庭是绍兴城内一家典当铺的出纳，为人“坦白无城府”，乡里以长者目之。王有二女，长女嫁山阴县秀才、蔡的同窗薛炳，次女即王昭。蔡、王的婚姻即由薛炳介绍而成。婚后数月，蔡往杭州应恩科乡试，考中举人。在此后的四五年间，蔡为求取功名，多年在外，居家时间甚短，直至1895年冬向翰林院请假一年，归里省亲，得与王夫人团聚。1897年春，王夫人移居北京，与蔡元培寓居绳匠胡同。在京的近两年间，蔡氏夫妇不时与同年、乡友结伴出游，观赏古都名胜风景。王夫人持家谨严节俭、好洁成癖；同时性情淡泊。对丈夫连登科第泰然处之，居京华之中却不趋事权要。当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毅然弃官南归，举家就道，辛苦备尝之时，王夫人毫无怨言，随夫而返。在维新思潮兴起之前，蔡在夫妻关系上依旧抱有女子既嫁从夫的旧观念。后来，他接受新思想，将男女平权行诸家庭，对王夫人更加尊重，并开导她不再迷信鬼神，劝其解放自幼被缠的小脚。王夫人的观念也渐渐变得开通。蔡元培回到故乡后，投身教育和地方公益，不时奔走于杭州、临安、嘉善等地。他不曾想到，此时严重的肝病正耗损着王夫人的生命，到1900年6月，终于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时年35岁。人亡室空，王夫人留给他的，是那两个还不省事的幼子：阿根和无忌。中年丧偶这一人生之大不幸降临到蔡元培身上。从他所撰《祭文》和挽联中不难看出其深深的哀思。挽联内云：“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王夫人病故一周年的祭日，蔡重新抄录这些挽联，以寄托对亡妻的怀念之情。
许多乡人和朋友关心蔡元培的续娶，纷纷上门说媒。蔡提出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些条件一经提出，媒人所荐者几乎无一合格，尤其是后两项，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显得悖乎常情，颇有些惊世骇俗。因此，人们闻而却步，蔡亦许久没有寻得合适的人选。后来，有位姓林的朋友告诉他说：江西都昌的黄尔轩先生携眷寓居杭州，黄的次女便是天足，且善长书画，不妨托人探询一下。事有凑巧，不久，蔡与童亦韩为筹办学校前往临安，路经余杭，天色已晚，遂到童相识的该县厘局局长叶祖芗府上投宿。叶热情款待，并出示所存字画请来客观览。其中的一张直幅扇页，所画工笔仕女精巧细腻，落款字迹亦十分端秀，款署黄世振。主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乡黄尔轩之女，她自幼得父亲钟爱，不曾缠足，且自学绘画，技艺不俗，经常卖画以维持家计，尤其讲求孝道，称得上是贤能之女。蔡闻听，当即表示倾慕之意，请叶祖芗从中玉成。叶则慨然以媒介自任，不出一个月，蔡即与黄女士订婚。1902年的元旦，二人在杭州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形式奇特、新旧参半的婚礼：一幅绣着“孔子”两个大字的红色幛子取代了浙江婚俗中必须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像，但新婚夫妇却仍依旧习，同行三跪九叩头礼，而历来的闹洞房惯例，却变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演说会。杭州学界人士宋恕、汪希、孙翼中、陈介石、叶景范等前来贺喜并发表即席演说。蔡元培在开场白中说：“夫妇之道，极正大，极重要，无可引以为羞涩，并无可援以为谐谑之理。而近世东南诸省，盛行闹房之俗，务以诡侧谑浪为宗，实不可解。然天下极谬误事，其中必有真理，此为哲学家名言。窃意古者女子于归，诸母有警戒之词；初到夫家，舅、姑及戚族来者，亦必有以教之。《颜氏家训》所谓教妇初来，此其义也。流传讹变，乃至如近日闹房者之所为。吾意欲改今复古，既承诸君不弃惠临，敬乞各以意赐教，当铭之神鞶，永为矜式。”
看来蔡元培的标新，其意在“复古”，是要表明“极正大”的夫妇之道。在这个别开生面的演说会上，浙江名流陈介石引经据典，证明男女平等的观念，而另一著名学人宋恕则不无调侃地论证男女平等之不可能，他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应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在此喜庆场合，对来宾的发言本不必认真，但它多少也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价值转换过程中的观念差异。蔡元培在致答词中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不妨说，人格平等是蔡男女平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不论是在后来的社会实践抑或家庭生活中，他基本上依此行事。蔡、黄的婚礼，在当时堪称文明结婚的一个尝试，这固然与当事人的个性有关，但也显露了那个时代士林风气的某一侧面。
黄夫人，名世振，字浣芗，号仲玉。她与蔡元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在蔡从事反清革命、留学德国、1912年入阁参政，以及后来旅居海外、回国出长北京大学这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始终作为一个贤内助，含辛茹苦，在精神上和实际生活中支持丈夫的事业。尤其是在创办上海爱国女学过程中，她发挥了非常直接的作用。蔡、黄婚后，携阿根、无忌二子同往上海，寓居新马路登贤里。随着社会风气的开通，女学日显重要。为倡行女子教育，当时同在上海的林少泉（白水）夫妇及其妹宗素，吴彦复及其女亚男、弱男，陈范及其女撷芬，韦增珮、韦增瑛姐妹，以及经莲珊等数人在蔡宅商议办学之事，蔡与黄夫人出面接待。其后，蒋智由又托请黄夫人召集薛锦琴、陈撷芬、夏小正等人再次协商兴学事宜。经过几次聚谈，大家决定开办爱国女学。最初由蒋智由任校长，后由蔡元培接任。这期间，黄夫人在女学中担任主要教员，成为爱国女学创办初期的骨干。
从1907年以后的四五年间，蔡元培只身赴德留学，黄夫人则带子女回绍兴老家居住，这时他们已有了一双儿女：女儿威廉，儿子柏龄。辛亥革命以后，蔡回国即忙于政务，直到辞去北京政府的职务后才得以合家团聚。此后四年，蔡挈妇将雏，远走德、法，夫妇二人在海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而愉悦的生活。自1917年始，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举家迁居北京东城。从此，蔡元培悉心改革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操劳与繁忙自不必说。黄夫人是一位受中国传统妇德教育很深的女性，她比蔡小八九岁，却仰慕古代烈女，抱定为丈夫献身的决心。不论蔡元培进行秘密反清活动如何危险，也不论他在军阀势力的重压下苦撑教育文化残局怎样艰难，她都全身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和活动，全力担负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的重任。同时，她同样不慕奢华，虽曾身居柏林、巴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却丝毫不染上层社会妇女的靡丽风习。蔡曾回忆道：黄夫人“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骛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1920年冬，蔡元培将赴欧美考察教育，远行在即，黄夫人此时却病体沉重，延请法国医生诊治，病势好转。蔡怀着忧虑的心情踏上旅途。不料，黄夫人病情急剧恶化，于1921年元旦去世。九天之后，蔡在日内瓦得到噩耗，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心甚痛，写祭亡妻仲玉文一首。今日此地举行葬青年军人病故者之典礼，有飞机游行湖面及空际，军乐队等在我窗前往还，观者如堵。人生无常，益令我悲念仲玉。”再度丧妻的打击，对于年已55岁的蔡元培来说无疑是沉重的，难怪他触景生情，哀叹这多舛的人生！时隔二十年，他又一次为亡妻撰写祭文，这内中的痛楚该不难想象。其祭文有云：“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病故的妻子的挚诚哀思。该文后来曾被选为全国通用中学教科书的国文教材。
黄夫人去世后，蔡元培深藏内心创痛，依旧忙于北京大学的各项事务，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两年过去了，他的家庭状况使其不得不又一次续娶。其择偶条件为：（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可为助手者。此时，蔡想起了当年爱国女学的一位学生周怒清。这位辛亥革命前反清意识强烈的女学生，后来又在承志、启明等几所学校学习，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抱持独身主义，素有出国深造的志愿。其时，已更名为周峻（字养浩）。1923年1月，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离京赴沪，准备再次出国。他托请好友徐珂及夫人何墨君与周女士洽商。徐夫人是当年爱国女学的舍监，与周女士颇为契合，由她说项，蔡、周二人很快即于5月间在上海订婚。7月10日，他们在苏州留园举行了婚礼，随后，便携同子女一起旅居海外。在驶往欧洲的轮船上，蔡写下《题留园俪照》一诗：“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显然，在屡经生活磨难之后，已近晚年的蔡元培为有这样一位学友和伴侣而倍觉欣慰。
在欧洲的两年半时间里，蔡氏夫妇先后旅居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蔡除了写作、研究之外，还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周夫人则先后入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和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攻习绘画。同时，她还以相当的精力陪同丈夫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协助他在英国朝野进行退还庚子赔款的一系列活动。她曾有意将蔡元培在欧洲各地所作的演说词加以整理编次，辑为《蔡孑民在欧洲讲演集》，并已编定了目次。可以说，作为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蔡夫人对蔡的辅助作用是较为广泛的。1924年冬，蔡氏夫妇共同进入汉堡大学，从事研究和深造，直至1926年初回国。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历任要职，周夫人亦时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在全国或地方性美术展览的作品评选和募捐筹建杭州国立艺术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活动中颇为活跃。这时，虽然她已有了睟盎、怀新、英多三个子女，家务缠身，但始终没有放下画笔，同时她还喜作诗词。这就为晚年蔡元培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雅趣，常常是周夫人作画，蔡元培题咏，每逢生辰节日，夫妻间你唱我和，作诗相贺，偶或小别，亦每每以诗代札，互道珍重。
人生一世，遭逢不幸，实所难免。然而，在可能的限度内，把握际遇，改变命运，以放达和明智，善待自己及他人，失衡的天秤总会平复，幸运之神便将降临。这或许是蔡元培波折而又平凡的家庭生活给予人们的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