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暮年倾心民族学
1934年12月10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了一个题为《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的演说。其中谈道：“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的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于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我看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适值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教育部命我去参加，从此我对于民族学更发生兴趣，最近几年常在这方面从事研究。”这段自述，勾勒了蔡氏中年以后研治学术的基本轨迹，同时告诉人们，他对于民族学的兴趣老而弥坚，以至成为其暮年倾心研讨的一门学问。
蔡氏多年游学于德国和法国，深受欧洲民族学大陆学派的熏染，即使在其对美学和美术史发生浓烈兴趣之时，民族学（或称人类文化学）也始终作为一个密切的相关学科，在方法和材料方面为他研究美学理论和美术史起着辅助性作用。蔡的长篇论文《美术的起源》即广泛利用民族学的学术成果来论述美的起源问题。可以说，在蔡元培研治美术史的过程中，美学偏于抽象的理念，而民族学则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实证，这或许是他晚年较多偏向于民族学问题的某种原因。1924年，他在欧洲参加国际民族学会议，遇莱比锡大学同学、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在但氏的鼓动下，他以年近花甲之龄进入汉堡大学，专研民族学。从此，民族学在晚年蔡元培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突出位置，他向国人介绍这门学科，并热心从事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工作。
关于民族学的材料，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或其他地区，均有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文物资料。但是，民族学正式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则是在19世纪中叶。欧美等国家的许多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创立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不同的学派。西方民族学著作首次传入我国，是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的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一书。该书原作者为德国人哈伯兰，英人罗威译成英文为《Ethnology》（民族学），林纾等据英译本转译为中文，而称民种学。次年，蒋观云又译称“人种学”。在一段时间内，有关民族学的定义既不固定，也不统一。在我国，正式提出“民族学”这一概念并使之沿用至今的，是蔡元培。他于1926年12月在上海《一般》月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阐明“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的，名为“比较民族学”。他详细考比了法文、德文、英文关于“民族学”这一名称的词义，并溯源到古希腊文的语义演变，说明自己提出民族学概念主要“是依傍德国语法”。其实，就广义而言，民族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英美学者通常将民族学视为人类学，亦即相当于人类文化学和社会人类学。但在欧洲大陆，如德、法等国，习惯上将体质人类学称作人类学，而社会人类学则另有民族学（Ethnology）之称。蔡元培提出并确定民族学概念，显系源于德、法等国的学术传统。
在《说民族学》这篇文章中，他还着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有关民族学的资料，以证明这一学科在中国具有良好基础，并非纯然的舶来品。他指出，《山海经》一书中有很多民族学的丰富记载，“例如《山经》，于每章末段，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怎样，其祠礼怎样，那都是记山间居民宗教的状况。”此外《史记》“匈奴”、“西南夷”等列传和后来史书中的这类部分，以及唐樊绰的《蛮书》、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邝露的《赤雅》等书，都是记录民族学的专书。而《小戴记王制篇》中则有颇为详明的比较民族学方面的记述。随后，蔡元培分别阐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西方学术界有以人类学包含民族学的倾向，但现今民族学注重于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头绪纷繁，决非人类学所能包容，实际上民族学久已脱离人类学而独立。这样，便使民族学在中国创立伊始，即与人类学脱钩，具有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蔡还初步论证了“民族的文化随时代而进步”的观点，认为民族学的研究颇可补中国史前史若干方面的阙如，从而显露出他与欧洲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某种学术渊源。
《说民族学》一文，是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以来，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族学的文章，它不仅确定了这门学科的名称和定义，还具体介绍了该学科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用中国固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演释，为这门新兴学科增大了可接受性。自《说民族学》发表之后，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中国学林中得到了立足之地。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按照蔡元培的设想，拟议创设民族学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研究力量的不足，改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内组建民族学组，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民族学组主任，并从事具体项目的研究。从中央研究院当年的文件记载中可知，蔡的研究课题为：1.各民族关于数之观念；2.结绳及最初书法之比较研究。在30年代，年逾花甲的蔡元培在应付各类繁杂事务的情况下，始终没有降低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兴致。有文字可寻的，是他公开发表的两次演说词。一次是1930年5月，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上所讲《社会学与民族学》。他概要论述了民族学对社会学的补助作用，指出，“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他进而例举母系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等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论证中国古代传说的历史，使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推动民族学的普及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次，于1934年1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他讲道：“民族学上的进化问题是我平日最感兴趣的……在民族学上，我觉得人类进化的公例，是由近及远的一条，即人类的目光和手段，都是由近处而逐渐及于远处的。”他从美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宗教九个方面阐发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就美术而言，“人类爱美的装饰，先表示于自己身上，然后及于所用的器物，再及于建筑，最后则进化为都市设计。”但他同时也指出“尚有不可忘记的一点，即此种进化的结果，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易言之，即旧物并不因新物产生而全归消灭”。蔡氏提出的这一“由近及远”的进化观点，被后来的民族学专家评赞为进化学说在民族学方面的“一个正确新解”，“此乃折衷历史派与进化派的学说，以补旧进化论之偏”。这两篇演说词分别发表在《社会学刊》第一卷第四期和《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冬季号上，它们与《说民族学》一起，成为蔡元培民族学研究方面仅存的三篇文字。
但是，晚年蔡元培对于中国民族学的贡献远非仅止这些。他的关于民族学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他所领导的中研院民族学组的工作方面。从1928年民族学组建立到1934年该组归入历史语言所的六年间，他悉心指导，大力擘画，推动民族学组积极展开调查、研究。蔡元培主张，民族学既是理论科学，也是应用科学，其研究工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特点，它与边疆地区的政治进步、教育普及和文化提高均有密切关系。研究民族学不应当一味地从现有典籍中搜讨间接的材料，而更应注重采撷大量生动的直接材料，即应当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在他的主持下，民族学组确定了工作项目，计有：广西凌云瑶人之调查及研究；台湾番族之调查和研究；浙闽畲民之调查；松花江下游赫哲民族之调查研究；海南岛黎人之调查；湘西一带苗瑶人之调查；西南民族之研究；亚洲人种分类之研究；标本图表之整理陈列等等。可以看出，其中实地调研占有较大比重。蔡亲自指定、安排研究人员赴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从1928年开始，民族学组的研究员颜复礼、凌纯声，编辑员商承祖，助理员林惠祥，以及芮逸夫、陶云逵等均曾分赴边陲内地实地考察，所撰调研报告则在中研院有关刊物上公开发表。这是国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开展民族区域调查。为了集中展示民族学的标本和资料，蔡元培还着手筹建中华民族博物馆，他特意聘请时任汉堡民族博物院非洲部主任的但采尔协理此事，经多方努力，有关文物标本和图片初具规模，但终因经费不足，只在中研院内设立一民族学陈列室。
在我国，民族学毕竟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50年代，有关部门正式确认“民族学”为此一独立学科的统一称谓，从那时以来，该学科已有了喜人的发展。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蔡元培在中国民族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所进行的“开辟草莱”的种种努力，没有他那代人的奠基性工作，中国民族学日后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可想象的。
§§第七章 家庭、品格及交游
蔡氏多年游学于德国和法国，深受欧洲民族学大陆学派的熏染，即使在其对美学和美术史发生浓烈兴趣之时，民族学（或称人类文化学）也始终作为一个密切的相关学科，在方法和材料方面为他研究美学理论和美术史起着辅助性作用。蔡的长篇论文《美术的起源》即广泛利用民族学的学术成果来论述美的起源问题。可以说，在蔡元培研治美术史的过程中，美学偏于抽象的理念，而民族学则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实证，这或许是他晚年较多偏向于民族学问题的某种原因。1924年，他在欧洲参加国际民族学会议，遇莱比锡大学同学、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在但氏的鼓动下，他以年近花甲之龄进入汉堡大学，专研民族学。从此，民族学在晚年蔡元培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突出位置，他向国人介绍这门学科，并热心从事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工作。
关于民族学的材料，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或其他地区，均有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文物资料。但是，民族学正式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则是在19世纪中叶。欧美等国家的许多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创立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不同的学派。西方民族学著作首次传入我国，是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的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一书。该书原作者为德国人哈伯兰，英人罗威译成英文为《Ethnology》（民族学），林纾等据英译本转译为中文，而称民种学。次年，蒋观云又译称“人种学”。在一段时间内，有关民族学的定义既不固定，也不统一。在我国，正式提出“民族学”这一概念并使之沿用至今的，是蔡元培。他于1926年12月在上海《一般》月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阐明“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的，名为“比较民族学”。他详细考比了法文、德文、英文关于“民族学”这一名称的词义，并溯源到古希腊文的语义演变，说明自己提出民族学概念主要“是依傍德国语法”。其实，就广义而言，民族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英美学者通常将民族学视为人类学，亦即相当于人类文化学和社会人类学。但在欧洲大陆，如德、法等国，习惯上将体质人类学称作人类学，而社会人类学则另有民族学（Ethnology）之称。蔡元培提出并确定民族学概念，显系源于德、法等国的学术传统。
在《说民族学》这篇文章中，他还着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有关民族学的资料，以证明这一学科在中国具有良好基础，并非纯然的舶来品。他指出，《山海经》一书中有很多民族学的丰富记载，“例如《山经》，于每章末段，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怎样，其祠礼怎样，那都是记山间居民宗教的状况。”此外《史记》“匈奴”、“西南夷”等列传和后来史书中的这类部分，以及唐樊绰的《蛮书》、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邝露的《赤雅》等书，都是记录民族学的专书。而《小戴记王制篇》中则有颇为详明的比较民族学方面的记述。随后，蔡元培分别阐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西方学术界有以人类学包含民族学的倾向，但现今民族学注重于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头绪纷繁，决非人类学所能包容，实际上民族学久已脱离人类学而独立。这样，便使民族学在中国创立伊始，即与人类学脱钩，具有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蔡还初步论证了“民族的文化随时代而进步”的观点，认为民族学的研究颇可补中国史前史若干方面的阙如，从而显露出他与欧洲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某种学术渊源。
《说民族学》一文，是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以来，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族学的文章，它不仅确定了这门学科的名称和定义，还具体介绍了该学科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用中国固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演释，为这门新兴学科增大了可接受性。自《说民族学》发表之后，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中国学林中得到了立足之地。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按照蔡元培的设想，拟议创设民族学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研究力量的不足，改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内组建民族学组，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民族学组主任，并从事具体项目的研究。从中央研究院当年的文件记载中可知，蔡的研究课题为：1.各民族关于数之观念；2.结绳及最初书法之比较研究。在30年代，年逾花甲的蔡元培在应付各类繁杂事务的情况下，始终没有降低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兴致。有文字可寻的，是他公开发表的两次演说词。一次是1930年5月，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上所讲《社会学与民族学》。他概要论述了民族学对社会学的补助作用，指出，“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他进而例举母系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等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论证中国古代传说的历史，使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推动民族学的普及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次，于1934年1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他讲道：“民族学上的进化问题是我平日最感兴趣的……在民族学上，我觉得人类进化的公例，是由近及远的一条，即人类的目光和手段，都是由近处而逐渐及于远处的。”他从美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宗教九个方面阐发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就美术而言，“人类爱美的装饰，先表示于自己身上，然后及于所用的器物，再及于建筑，最后则进化为都市设计。”但他同时也指出“尚有不可忘记的一点，即此种进化的结果，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易言之，即旧物并不因新物产生而全归消灭”。蔡氏提出的这一“由近及远”的进化观点，被后来的民族学专家评赞为进化学说在民族学方面的“一个正确新解”，“此乃折衷历史派与进化派的学说，以补旧进化论之偏”。这两篇演说词分别发表在《社会学刊》第一卷第四期和《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冬季号上，它们与《说民族学》一起，成为蔡元培民族学研究方面仅存的三篇文字。
但是，晚年蔡元培对于中国民族学的贡献远非仅止这些。他的关于民族学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他所领导的中研院民族学组的工作方面。从1928年民族学组建立到1934年该组归入历史语言所的六年间，他悉心指导，大力擘画，推动民族学组积极展开调查、研究。蔡元培主张，民族学既是理论科学，也是应用科学，其研究工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特点，它与边疆地区的政治进步、教育普及和文化提高均有密切关系。研究民族学不应当一味地从现有典籍中搜讨间接的材料，而更应注重采撷大量生动的直接材料，即应当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在他的主持下，民族学组确定了工作项目，计有：广西凌云瑶人之调查及研究；台湾番族之调查和研究；浙闽畲民之调查；松花江下游赫哲民族之调查研究；海南岛黎人之调查；湘西一带苗瑶人之调查；西南民族之研究；亚洲人种分类之研究；标本图表之整理陈列等等。可以看出，其中实地调研占有较大比重。蔡亲自指定、安排研究人员赴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从1928年开始，民族学组的研究员颜复礼、凌纯声，编辑员商承祖，助理员林惠祥，以及芮逸夫、陶云逵等均曾分赴边陲内地实地考察，所撰调研报告则在中研院有关刊物上公开发表。这是国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开展民族区域调查。为了集中展示民族学的标本和资料，蔡元培还着手筹建中华民族博物馆，他特意聘请时任汉堡民族博物院非洲部主任的但采尔协理此事，经多方努力，有关文物标本和图片初具规模，但终因经费不足，只在中研院内设立一民族学陈列室。
在我国，民族学毕竟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50年代，有关部门正式确认“民族学”为此一独立学科的统一称谓，从那时以来，该学科已有了喜人的发展。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蔡元培在中国民族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所进行的“开辟草莱”的种种努力，没有他那代人的奠基性工作，中国民族学日后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可想象的。
§§第七章 家庭、品格及交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