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著述中引起学术界特别关注，以至引发一场争论的，是那部《石头记索隐》。由此，蔡氏得到了旧红学家索隐派的称号。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蔡元培是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徐时栋观点的启发，徐氏认为，《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清初巨宦明珠食客，其中以薛宝钗影射高澹人（士奇）、妙玉影射姜西溟。蔡开始作《红楼梦》疏证，是在1898年或这之前。他在该年的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述：“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以资印证。”如“林黛玉（朱竹垞）、薛宝钗（高澹人）……宝玉（纳兰容若）、刘姥姥（安三）。”此时，蔡元培正在北京清政府翰林院供职。以后，他又接触到清人《乘光舍笔记》等书，其中关于红楼梦小说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说法，使他感到：“尤与鄙见相合”。循此思路，蔡元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陆续考证出十余则，但他自忖这项《红楼梦》疏证的工作尚不成熟和完备，并未付诸梓版。不过，他对于这部文学巨著的研究在其朋辈之中该是有所了解的。因此，1914年，蔡在法国将《红楼梦疏证》（《石头记索隐》初名）基本定稿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便驰函建议他加一结束语，尽快发表。蔡氏《石头记索隐》首次面世是1916年1-6月在商务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出版者特辟“名著”一栏，以示重视。依照蔡原来的想法，刊载后本不急于将此稿结集出书，而愿进一步润修增补，以成全璧，至少在内容上要更加充实。可是同年秋，蔡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旋即回国。同时，上海出版界已经刊出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的发行广告。故此，张元济函劝蔡元培：“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这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遂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单行本。
长篇小说《红楼梦》问世后，从清季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围绕这部内容宏大、构思奇巧的文学巨著，人们曾进行热烈地评论和多方面的猜度、探讨。其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自清光绪初年，便出现“红学”这一专门概念，有人甚至将“红学”与“经学”相提并论，小说家言俨然步入了大雅之堂。进入民国以后，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增无已，一些有分量的红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学术界似乎正酝酿着一次红学研究的“突破”。蔡元培作为民国名人，在学界有很高地位，他亦加入到红学研究的行列，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石头记索隐》从1917年初版，到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疏证的十余年间，正是“排满”之声四起、民族主义激情高扬之时，这种时代氛围，对于他显然有深刻影响。《石头记索隐》劈头便写道：“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从这段文字可知：蔡元培考证疏解红楼梦的基本动机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由此出发，他认定，小说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福尊贵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娇杏即微幸……于有意接近（清朝），而反受种种之侮辱，如钱谦益之流，则以贾瑞代表之……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他还指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甚至断定，贾府即伪朝，乃指斥清廷之意。诸如此类的疏证，其根据是否充分、论断是否可信，我们暂且不论，只就其中所强烈显现的民族的、政治的意念而言，可以说，蔡氏作此《索隐》有别于闲适文人的“戏笔”之谈，而寓有相当的社会现实深义。也正因如此，人们称蔡为红学中的“政治索隐派”。
《石头记索隐》采用对比的方法，广泛征引史籍记载的相关材料，与小说情节相比附，以支持考证者的论点。蔡元培对《石头记》探索幽隐的具体成果是，他考证出：贾宝玉，即是传国玉玺之义，乃影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林黛玉，影朱竹垞，即朱彝尊；薛宝钗，影高江村，即高士奇；探春，影徐乾学；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其年；妙玉，影姜西溟；惜春，影严荪友；宝琴，影冒辟疆；刘姥姥，影汤潜庵。此外，他还列举了若干小说情节与康熙朝时事相关连的条目，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结束这四万余字的考证文章之前，蔡氏写道：“以上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总之，蔡元培认为，小说《红楼梦》实在是把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上面，完全可以视为政治小说，只要剥离作者故意布下的“障幕”，便可作为历史书籍来读了。在这部著述中，蔡广征博引，努力使自己欲证明的问题具有充分的依据，从而达到他主观上所认真追求的“严谨”和“审慎”。看来，蔡元培对这部《石头记索隐》也颇为自信，视为自己著述中的精心得意之作。
清末民初时期，学术界探索《红楼梦》本事的倾向趋盛，人们依照各自的观感和理解，参考不同资料，分别作出论断。其中，即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书。由于他们着力于钩稽探寻《红楼梦》小说中“真事隐去”的那部分内容，因而通常被称为“索隐派”。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篇幅要小得多，其内容亦并非逐回索证，而只是就其考证所得翔实记述而已。但是，蔡氏该书在其疏解问题方面所征引的资料较为丰富，表明了作者用力之勤；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在进行人物疏证时，绝非毫无原则可循，而是自有其一套“规范”。蔡元培称：小说中所影射的人物“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他举例说：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是用第一法；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胤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是用第二法；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是用第三法。并且“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当然，这并不是说蔡氏这部《索隐》比那个时代的同类著作高明多少，而是意在指出，蔡元培在主观上是追求比较严谨的治学方法的，与那些游文戏笔的红学研究文字不同，蔡的治学和写作是认真的。正因如此，当胡适一派新红学家大胆批评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旧红学索隐派时，一向雍容大度的蔡先生禁不住站出来与之争论短长了。
《石头记索隐》出版四年之后，年轻气盛的胡适推出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这篇近二万字的论文，系统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得出该书乃作者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的结论。胡适在文章中对以往的红学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向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料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他嘲笑“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只是“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由于胡适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又发现脂评红楼梦抄本，因而在红学研究领域产生绝大影响，新红学派由此发轫，他的许多观点也渐为学界所信服。应当说，胡适对于旧红学的批评，用语虽稍嫌尖刻，但显然是正确的。不过，胡适的考证亦有自身的弱点，如过于夸大考证小说作者的意义，断定《红楼梦》为作者自传之说仍是建立在假设、猜度的基础之上，论据不足而显得武断。正因如此，蔡元培对于胡适的批评不大服气，遂撰文进行自辩，并与之“商榷”。
1922年1月，蔡元培趁《石头记索隐》出版第六版的机会，写了一篇“自序”，其副题即标明“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他申述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方法之后，颇为自信地表示“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故而，对于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而胡氏考证《红楼梦》的观点，“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接着，蔡从几个方面与胡展开“商榷”。他写道：胡先生考证出作者的生平与家世，固然有功于红学研究，但“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他列举中外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考证情节，不能一概视为附会而加以排斥。他还写道：“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蔡的这一辩白，从形式上似乎颇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相吻合。总起来看，蔡元培的自辩虽罗列了不少材料，但因逻辑松散、偏离主题，而显得不很有力，倒是他驳论胡适“自传说”的文字比较切中要害。他写道：“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又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最后，蔡仍坚持认为，“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末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对于蔡元培的这篇驳论性文章，胡适颇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蔡先生对于此事，做得不很漂亮。我想再做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1922年2月18日）胡的弟子俞平伯读了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蔡元培文章后，先自在上海《时事新报》撰文予以批评，指出，“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我始终不懂，为什么《红楼梦》的情节定须解成如此支离破碎？又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节的考证？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的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的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字里行间，颇具一种质疑辩难的气势。胡适从事《红楼梦》考证的主要“同道”顾颉刚则在致胡的信中深入剖析了蔡的观点，他认为，“蔡先生的根本错误有两点。第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的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这项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第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从无关系发生关系。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林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又有何吃醋的关系？这两项是蔡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解答的。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去！实在蔡先生这种见解是汉以来的经学家给与他的。”在顾颉刚看来，蔡氏研究红楼梦的方法，颇有几分类似于经学家诠解孔孟典籍的“注经之法”，实际是说，在治学路径上，蔡受旧学影响太深。不妨说，顾的见解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新型知识分子对蔡研治红学的基本评价。
胡适于同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认为，蔡氏的“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这三种推求小说人物的方法，只适用于《孽海花》、《儒林外史》等少数小说之中，而“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他引述顾颉刚来函中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作为对蔡氏自辨的反驳，进而突出强调考证作者生平的意义，指出，离开作者生平而索解小说，只会陷入荒唐可笑的盲人说象的境地。蔡、胡之间的这场争论，曾被有的学者称为“一场震撼全国的论战”，它确乎反映了在红学研究领域里新与旧两种学派的意见对立，其分歧的内含，则显示出两代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思维训练。争论的结果，仍是各执己见。直到30年代，同样性质的学术争论还时有出现。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作依然相继出版，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蔡元培的主要观点。甚至到50年代末海外出版的研究专著中仍有学者坚持认为红楼梦乃反清吊明之书。不过，应当承认，胡适所开辟的研究路径业已成为“五四”之后红学研究的主导，旧红学的余脉却日渐萎缩。
客观地讲，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反映了“五四”之前红学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水准，在后人看来，其治学方法的幼稚和所得结论的不确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它宣扬了在那个时代具有革命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认可其学术价值。当年，胡适等人对他们所尊敬的蔡先生进行的尖锐的学术批评，表现了后辈学者的进取精神和更新意识。蔡元培能够扶助胡适一代人从事新文化的建设，却在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流露出相当程度的滞后倾向，这充分显示了蔡文化性格上的复杂性。就文化教育的背景而言，蔡与胡一辈人属于两代人，他们之间发生学术争议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蔡长期吸吮西洋文化的养分，主观上亦十分注重科学方法，在中国的文化建设上颇多卓越见解，并有非凡建树，何以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与传统的中国文人并无二致？这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现象，还是暴露出蔡在思想方法上的严重缺欠？显然，在他身上，西洋近代学术的科学精神还没有化解为得心应手的思维方法，在一些问题上，中国旧学的影响仍具有十分强韧的张力。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复杂文化性格，在清末民初那样的过渡时代，很具有代表性。《石头记索隐》及其所引出的故事，十分明显地揭示人们：要理性地认识作为学者的蔡元培的成败得失及其因由。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蔡元培是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徐时栋观点的启发，徐氏认为，《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清初巨宦明珠食客，其中以薛宝钗影射高澹人（士奇）、妙玉影射姜西溟。蔡开始作《红楼梦》疏证，是在1898年或这之前。他在该年的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述：“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以资印证。”如“林黛玉（朱竹垞）、薛宝钗（高澹人）……宝玉（纳兰容若）、刘姥姥（安三）。”此时，蔡元培正在北京清政府翰林院供职。以后，他又接触到清人《乘光舍笔记》等书，其中关于红楼梦小说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说法，使他感到：“尤与鄙见相合”。循此思路，蔡元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陆续考证出十余则，但他自忖这项《红楼梦》疏证的工作尚不成熟和完备，并未付诸梓版。不过，他对于这部文学巨著的研究在其朋辈之中该是有所了解的。因此，1914年，蔡在法国将《红楼梦疏证》（《石头记索隐》初名）基本定稿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便驰函建议他加一结束语，尽快发表。蔡氏《石头记索隐》首次面世是1916年1-6月在商务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出版者特辟“名著”一栏，以示重视。依照蔡原来的想法，刊载后本不急于将此稿结集出书，而愿进一步润修增补，以成全璧，至少在内容上要更加充实。可是同年秋，蔡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旋即回国。同时，上海出版界已经刊出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的发行广告。故此，张元济函劝蔡元培：“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这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遂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单行本。
长篇小说《红楼梦》问世后，从清季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围绕这部内容宏大、构思奇巧的文学巨著，人们曾进行热烈地评论和多方面的猜度、探讨。其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自清光绪初年，便出现“红学”这一专门概念，有人甚至将“红学”与“经学”相提并论，小说家言俨然步入了大雅之堂。进入民国以后，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增无已，一些有分量的红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学术界似乎正酝酿着一次红学研究的“突破”。蔡元培作为民国名人，在学界有很高地位，他亦加入到红学研究的行列，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石头记索隐》从1917年初版，到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疏证的十余年间，正是“排满”之声四起、民族主义激情高扬之时，这种时代氛围，对于他显然有深刻影响。《石头记索隐》劈头便写道：“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从这段文字可知：蔡元培考证疏解红楼梦的基本动机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由此出发，他认定，小说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福尊贵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娇杏即微幸……于有意接近（清朝），而反受种种之侮辱，如钱谦益之流，则以贾瑞代表之……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他还指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甚至断定，贾府即伪朝，乃指斥清廷之意。诸如此类的疏证，其根据是否充分、论断是否可信，我们暂且不论，只就其中所强烈显现的民族的、政治的意念而言，可以说，蔡氏作此《索隐》有别于闲适文人的“戏笔”之谈，而寓有相当的社会现实深义。也正因如此，人们称蔡为红学中的“政治索隐派”。
《石头记索隐》采用对比的方法，广泛征引史籍记载的相关材料，与小说情节相比附，以支持考证者的论点。蔡元培对《石头记》探索幽隐的具体成果是，他考证出：贾宝玉，即是传国玉玺之义，乃影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林黛玉，影朱竹垞，即朱彝尊；薛宝钗，影高江村，即高士奇；探春，影徐乾学；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其年；妙玉，影姜西溟；惜春，影严荪友；宝琴，影冒辟疆；刘姥姥，影汤潜庵。此外，他还列举了若干小说情节与康熙朝时事相关连的条目，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结束这四万余字的考证文章之前，蔡氏写道：“以上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总之，蔡元培认为，小说《红楼梦》实在是把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上面，完全可以视为政治小说，只要剥离作者故意布下的“障幕”，便可作为历史书籍来读了。在这部著述中，蔡广征博引，努力使自己欲证明的问题具有充分的依据，从而达到他主观上所认真追求的“严谨”和“审慎”。看来，蔡元培对这部《石头记索隐》也颇为自信，视为自己著述中的精心得意之作。
清末民初时期，学术界探索《红楼梦》本事的倾向趋盛，人们依照各自的观感和理解，参考不同资料，分别作出论断。其中，即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书。由于他们着力于钩稽探寻《红楼梦》小说中“真事隐去”的那部分内容，因而通常被称为“索隐派”。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篇幅要小得多，其内容亦并非逐回索证，而只是就其考证所得翔实记述而已。但是，蔡氏该书在其疏解问题方面所征引的资料较为丰富，表明了作者用力之勤；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在进行人物疏证时，绝非毫无原则可循，而是自有其一套“规范”。蔡元培称：小说中所影射的人物“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他举例说：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是用第一法；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胤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是用第二法；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是用第三法。并且“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当然，这并不是说蔡氏这部《索隐》比那个时代的同类著作高明多少，而是意在指出，蔡元培在主观上是追求比较严谨的治学方法的，与那些游文戏笔的红学研究文字不同，蔡的治学和写作是认真的。正因如此，当胡适一派新红学家大胆批评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旧红学索隐派时，一向雍容大度的蔡先生禁不住站出来与之争论短长了。
《石头记索隐》出版四年之后，年轻气盛的胡适推出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这篇近二万字的论文，系统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得出该书乃作者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的结论。胡适在文章中对以往的红学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向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料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他嘲笑“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只是“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由于胡适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又发现脂评红楼梦抄本，因而在红学研究领域产生绝大影响，新红学派由此发轫，他的许多观点也渐为学界所信服。应当说，胡适对于旧红学的批评，用语虽稍嫌尖刻，但显然是正确的。不过，胡适的考证亦有自身的弱点，如过于夸大考证小说作者的意义，断定《红楼梦》为作者自传之说仍是建立在假设、猜度的基础之上，论据不足而显得武断。正因如此，蔡元培对于胡适的批评不大服气，遂撰文进行自辩，并与之“商榷”。
1922年1月，蔡元培趁《石头记索隐》出版第六版的机会，写了一篇“自序”，其副题即标明“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他申述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方法之后，颇为自信地表示“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故而，对于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而胡氏考证《红楼梦》的观点，“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接着，蔡从几个方面与胡展开“商榷”。他写道：胡先生考证出作者的生平与家世，固然有功于红学研究，但“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他列举中外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考证情节，不能一概视为附会而加以排斥。他还写道：“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蔡的这一辩白，从形式上似乎颇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相吻合。总起来看，蔡元培的自辩虽罗列了不少材料，但因逻辑松散、偏离主题，而显得不很有力，倒是他驳论胡适“自传说”的文字比较切中要害。他写道：“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又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最后，蔡仍坚持认为，“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末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对于蔡元培的这篇驳论性文章，胡适颇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蔡先生对于此事，做得不很漂亮。我想再做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1922年2月18日）胡的弟子俞平伯读了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蔡元培文章后，先自在上海《时事新报》撰文予以批评，指出，“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我始终不懂，为什么《红楼梦》的情节定须解成如此支离破碎？又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节的考证？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的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的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字里行间，颇具一种质疑辩难的气势。胡适从事《红楼梦》考证的主要“同道”顾颉刚则在致胡的信中深入剖析了蔡的观点，他认为，“蔡先生的根本错误有两点。第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的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这项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第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从无关系发生关系。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林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又有何吃醋的关系？这两项是蔡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解答的。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去！实在蔡先生这种见解是汉以来的经学家给与他的。”在顾颉刚看来，蔡氏研究红楼梦的方法，颇有几分类似于经学家诠解孔孟典籍的“注经之法”，实际是说，在治学路径上，蔡受旧学影响太深。不妨说，顾的见解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新型知识分子对蔡研治红学的基本评价。
胡适于同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认为，蔡氏的“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这三种推求小说人物的方法，只适用于《孽海花》、《儒林外史》等少数小说之中，而“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他引述顾颉刚来函中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作为对蔡氏自辨的反驳，进而突出强调考证作者生平的意义，指出，离开作者生平而索解小说，只会陷入荒唐可笑的盲人说象的境地。蔡、胡之间的这场争论，曾被有的学者称为“一场震撼全国的论战”，它确乎反映了在红学研究领域里新与旧两种学派的意见对立，其分歧的内含，则显示出两代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思维训练。争论的结果，仍是各执己见。直到30年代，同样性质的学术争论还时有出现。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作依然相继出版，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蔡元培的主要观点。甚至到50年代末海外出版的研究专著中仍有学者坚持认为红楼梦乃反清吊明之书。不过，应当承认，胡适所开辟的研究路径业已成为“五四”之后红学研究的主导，旧红学的余脉却日渐萎缩。
客观地讲，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反映了“五四”之前红学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水准，在后人看来，其治学方法的幼稚和所得结论的不确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它宣扬了在那个时代具有革命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认可其学术价值。当年，胡适等人对他们所尊敬的蔡先生进行的尖锐的学术批评，表现了后辈学者的进取精神和更新意识。蔡元培能够扶助胡适一代人从事新文化的建设，却在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流露出相当程度的滞后倾向，这充分显示了蔡文化性格上的复杂性。就文化教育的背景而言，蔡与胡一辈人属于两代人，他们之间发生学术争议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蔡长期吸吮西洋文化的养分，主观上亦十分注重科学方法，在中国的文化建设上颇多卓越见解，并有非凡建树，何以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与传统的中国文人并无二致？这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现象，还是暴露出蔡在思想方法上的严重缺欠？显然，在他身上，西洋近代学术的科学精神还没有化解为得心应手的思维方法，在一些问题上，中国旧学的影响仍具有十分强韧的张力。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复杂文化性格，在清末民初那样的过渡时代，很具有代表性。《石头记索隐》及其所引出的故事，十分明显地揭示人们：要理性地认识作为学者的蔡元培的成败得失及其因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