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哲学、美学与美育
在蔡元培一生所发表的较为系统的文字中，有关哲学的内容最多，其中主要是译述。如果说，他的关于伦理学方面的著述还只是集中在民国之前完成的话，那么，对于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对中国哲学的阐释则贯串于他的中年和晚年，即令在其对于美学的兴致极高之时，也不曾中断对于哲学问题的关注，垂暮之年，他还兴致勃勃地为青年刊物撰写《怎样研究哲学》的文章。本来，不论是伦理学抑或美学理论，均涵盖于哲学的范畴，离不开哲学这个学科基础。因此，说蔡元培生平学术的根基是哲学，大致是不错的。
引发蔡元培对于哲学问题产生兴趣的，应当是他早年“寝馈其间”的中国旧学经典。自中年之后，大量阅读西学译本书，使他对于近代西洋哲学萌生倾慕之心。追本寻源的求知热望，推动着他谋求留学德国的机缘。他所翻译印行的第一本书便是德国学者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其时，他正在青岛躲避“苏报》案”的风波并准备赴德求学。为什么要译述这本书？蔡元培在该书序言中谈到他的本义说：时当新旧过渡，各类学说樊然并峙，哲学方面自有不同流派，倘断章取义，难免误入迷津。“初学者不得正宗之说以导之，将言惟物而诋纯正哲学之蹈空，言惟心而嗤物质文明之为幻，言有神而遂局古代宗教之范围，言无神而又以一切宗教为仇敌。门径既误，成见自封，知之进步，于焉窒矣。”有鉴于此，他选译了德国科培尔在日本文科大学的授课笔记。在他看来，科氏所言，“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黑格尔、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非特惟物、惟心两派之折衷而已。其所言神秘状态，实有见于哲学、宗教同源之故。而于古代哲学、提要钩元，又足以示学者研究之法，诚斯学之门径书也”。20世纪初，西洋哲学在中国还属相当生疏的新学，即使在开新较早的上海学界，对于诸多哲学概念、学说及其相互关系亦处一知半解的朦胧状态。要使国人较为全面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部相对严谨而通俗的入门书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蔡元培适时地做了这项工作。《哲学要领》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学术类别、研究方法及派别体系，从古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到近世欧洲哲学的各种理论，均作论列，其中尤其详述归纳法、类推法、演绎法和辩证法的各自特点，对学习和研究西洋哲学颇有助力。蔡元培最初译述此书虽较为粗糙，但后来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至七版，可见该书还是受到社会欢迎的。
此后，蔡元培还翻译了一部份量颇大的学术著作，这就是日本学者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井上圆了曾在日本创办一所哲学学校，潜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他的著述比较适合东方民族的求知心理，其著作在20世纪初的中国读书界颇为流行。《妖怪学讲义》采用近代科学原理解释自然界种种奇异现象，又通过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说明人类的各种异常精神感觉，使人们视为“妖怪”的现象逐一求得科学解释，堪称一部新奇之书。虽然此书并非哲学专著，但其内容涉及人类的认知心理和过程，与哲学问题有不少联系。蔡元培奋力翻译了该书总共八大卷中的绝大部分，交杜亚泉在上海开办的亚泉学馆付梓。因学馆失火，书稿大部被焚，仅先行排印的总论部分得以保存，遂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06年8月印行的《妖怪学讲义总论》。值得一提的是，井上圆了此书在当时有多种中译本，章太炎、何琪等人亦曾对此书进行翻译，可见该书受重视的程度。蔡元培对此书的译述，是他赴德国留学之前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文字工作。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还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先后编译了两本哲学导论性书籍，作为师范学校的教科书。一本是1915年出版的《哲学大纲》，一本是1924年出版的《简易哲学纲要》。两书均是蔡旅居欧洲时所完成，而依据的蓝本又都是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在德国四年的留学生活，以及后来数次旅居欧洲，使蔡元培的学术视野大为拓展，广泛接触西方哲学著述和学者，使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在借鉴和比较中，开始形成自己的某些固定见解。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上述两本书中。《哲学大纲》和《简易哲学纲要》虽然主要是依据李希脱尔、泡尔生、冯特和文德尔班四人的有关著作编译而成，但蔡元培同时兼采的其他哲学著述却相当广泛，在论述过程中又往往加入他自己的观点，故而，可以说，这两本书所体现的学术水平和素养，与先前译述的《哲学要领》一书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它们均以哲学入门书的形式出现。《哲学大纲》中“宗教思想”一节，蔡元培便表达了他那“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的宗教观。在《简易哲学纲要》“自序”中，他告诫“初学哲学的人，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以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哪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这一本书，大半是提出问题与提出答案中疑点的，或者不至引人到独断论上去。”可见，这两本书确乎是“引人研究哲学之作”。两书的章节框架大体相同，但由于其所据底本出版时间相隔约20年，故学术观点的时代性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也反映出蔡元培治学的进取精神。
那么，蔡元培何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编写哲学入门读物呢？这与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的总体认识有关。在他看来，宋代以后，中国的哲学思想便渐趋僵化，到清代，几乎无哲学思辨可言。这种学术状况，是导致近代中国全面落后的要因之一。欲救此弊，便应学习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创造中西合璧的新文化。因此，大力介绍西洋哲学即成为至关重要的急务。20年代初，《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集中向国人介绍这位西方哲学大师的生平和学说，蔡元培特为之译述《柏格森哲学导言》，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完全可以说，在传播西方近代哲学方面，蔡元培做了许多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在广泛接触西方哲学思想过程中，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尤以康德为甚。蔡几乎没有保留地接受了康德学说中有关“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思想，并将之运用到他的教育实践之中。蔡首次在国人面前演绎他的哲学观念，是1912年发表的那篇知名度颇高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这篇阐释民国教育方针的文章中，蔡元培所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充分展现了出来。在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不同时，他搬出了哲学依据：“盖世界有二方面，一如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那么，所谓“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二者区别何在？蔡元培解释道：“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他指出，“实体世界”，难以名状，“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在这多少有些玄奥神秘的论述中，人们不难看到康德“心物二元论”的思想成分，也似乎感受到某种略带宗教色彩的高妙与超然。在蔡元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倡导“教育独立”，提倡美感教育与心灵陶冶，追求“完全之人格”，都是以这个哲学意识作为其理念根基。虽然，他没有能够撰成专著，阐发其哲学思想，但在为数可观的文章、演说中，康德哲学所给予他的影响一再表露，并且间或掺杂着叔本华等人的思想成分，这些确乎构成他庞杂的哲学思想的中坚部分。
蔡元培对于使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甚为热心，大力提倡。他曾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以及《自由哲学》、《逻辑学》、《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哲学辞典》、《中国思想研究法》等多种专著作序，热情推广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变迁，他也予以高度关注，并有精到评论。这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这篇写作于1922年的三万字的长文，详述清末民初几十年间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及其学说、特点，并适当进行评价。他写道：“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关于西洋哲学的介绍，他高度赞许严复译介西方人文社会学说的贡献，指出：“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蔡元培以很大的篇幅充分评述了王国维介绍德国哲学的学术活动，他评论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关于中国旧学的整理，他认为，近年整理国故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在孔子学派上想做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是康有为，康是把进化论的理论应用于《公羊春秋》的“三世说”和《小戴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上面，仿效其路径的还有谭嗣同。蔡元培特别提及，与康、谭同时的宋恕和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宋也是反对宋、元烦琐哲学，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夏则是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蔡同样以相当数量的文字评述了宋、夏二人的著述和观点。
在这篇总结性文字中，蔡元培以十分突出的笔触论及章太炎的学术成果，他写道：“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他认为，章氏对于佛教各宗，除密宗、净土宗外，虽皆所不弃，而所注重的是法相。章以齐物论为作用，又时取“随顺有边”之法。看国内基督教的流布，在日本时，见彼方学者稗贩欧化的无聊，所以发矫枉的议论。章氏《检论》中订孔、道本、道微、原墨、通程、议王、正颜诸篇，都可当哲学的材料。其中说王阳明是“剀切”，不是“玄远”；说颜元“所学务得皮肤，而总之用微”，都是卓见。其《菿汉微言》上半卷，用“唯识”证明《易》、《论语》、《孟子》中的玄言，也都很有理致，并非随意附会。蔡元培也对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著述有所论列。他从哲学史的角度概括道：“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是中国学术界对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思想学术成果的首次全面回顾和总结，他那平实的叙述和精到的点评，不仅帮助时人进行了一次学术巡礼，也为后代留下了可贵的学术思想史料。
在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过程中，蔡元培对美学产生浓厚兴趣。从他在德国留学的活动来看，对欧洲民族艺术的欣赏是促使他研究美学的触媒。然而，几乎从一开始，他所从事的美学研究便含有一种社会功利的动机，即通过美来陶冶心灵，净化社会。这样，蔡元培对于美学理论的兴趣和钟爱就主要不是进行理论体系的架构，而是致力于对大众的感化--美育。蔡元培在民国以后的二十余年里，曾经写过不少有关美学的文章，诸如《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等等。其中，除了运用西方人类学材料探讨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具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性质以外，大部分是对西方美学理论（尤以康德美学观点为中心）所作的转述性介绍，虽然偶或亦掺有蔡的个人见解。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美学方面，蔡元培向国人所作的普及工作远远甚于理论研究。这便是人们所遗憾地看到的：他的美学观点既不系统（缺乏思辨性），又在许多方面显得浮泛。的确，在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蔡元培不如同时代的王国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蔡元培在其教育生涯中力倡美育，不论是1912年首次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还是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伊始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鲜明主张，甚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都不同程度地在学界产生了影响。相形之下，他探讨美术起源的学术文章，在湖南教育界所连续进行的关于美学的演说，以及以校长身份在北大等校讲授美学课程，似乎都是在为使国人认同和接受美育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认识蔡元培的美学研究与美育实践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他研治美学的“入世”倾向。
无疑，蔡元培是中国提倡美育最有力的第一人。王国维、鲁迅等人虽在理论或某些实践方面均有建树，可是不足以与蔡元培的影响相比较。在时间的长久、范围的广度和提倡的力度上，蔡堪称中国近代美育之父。他自称：“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但是早在1900年3月他手订的《夫妇公约》中，已经能够找到与后来的《美育实施的方法》几乎相同的一些内容。那时，其美育主张即已初露端倪。这一主张的正式提出是在1912年，“针对当时疲惫的人心，动乱的社会，极力倡导美育”。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知识界深切关注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之际。美育的提出，实质上是蔡元培从进取的方面，为重新塑造合于近代文明标准的完美国民性所提出的设想。他认为，要使国人从蒙昧状态中彻底觉醒，非“扩充其知识，高尚其道德，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其中心是培养“完全人格”的道德教化，而“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科学与美育，在他看来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两个支点：“文化是意志活动的现象，意志的活动，恃有两种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为出发点，演成种种科学；一是想象力，以直观为出发点，演成种种文艺。”基于此，他在大力推行科学教育的同时，连篇累牍地撰写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以一种虔诚而激切的心理向国人宣讲美育的作用和价值，同时，设立艺术院校，开展美育活动。这样做，显然是从陶冶人的性情入手，改变国民的生活和心理环境，使整个民族具备一种内在的优美气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改变文化人的精神面貌，是推行美育的重要一步。蔡元培多次指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应当“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这里的所谓“美术”是指文学、艺术的广义概念。内在精神的变革常常是最重要的变革，蔡元培的美育主张是深得此要领的。鲁迅亦曾讲过类似的话：“盖使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显然，充溢优美气质的民族，必定是有生气而富于创造力的。蔡元培曾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交战，谈起美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佐证了其以美育改造国民性的深层动机。然而，这个良好愿望在条件不充分具备的历史时代，显得大大“超前”了。人们抱怨这种来自书房或客厅的一相情愿的理想，并非毫无道理。蔡元培也不无遗憾地回顾：“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很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事实确实如此，当20年代初，蔡元培力倡美育之时，文化教育界颇有人应和。刘伯明、李石岑、吕澂、孟宪承、张竞生等都曾发表文章或演说，赞成实行美育。甚至梁启超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演，亦以《美术与生活》为题，盛言美育之作用。但是，实际社会成果则寥寥无几。当然，美育在人类生活中有一个伴随环境变化而逐渐被接受的过程，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在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中毕竟已占据了一个位置。
不能不指出的是，蔡元培在美学理论上的薄弱，使他在提倡美育时常常处于论据不充分的境地。“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后的二十年中，虽被反复重申和强调，但终因这一命题缺乏足够的理论论证而难以为社会认可和接受。仅仅单纯传扬西方美学理论，不做细密的理论再创造，这一欠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育的社会普及进程。如果不是苛求的话，这或许是蔡元培力倡美育而成效不彰的一个主观因素。
引发蔡元培对于哲学问题产生兴趣的，应当是他早年“寝馈其间”的中国旧学经典。自中年之后，大量阅读西学译本书，使他对于近代西洋哲学萌生倾慕之心。追本寻源的求知热望，推动着他谋求留学德国的机缘。他所翻译印行的第一本书便是德国学者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其时，他正在青岛躲避“苏报》案”的风波并准备赴德求学。为什么要译述这本书？蔡元培在该书序言中谈到他的本义说：时当新旧过渡，各类学说樊然并峙，哲学方面自有不同流派，倘断章取义，难免误入迷津。“初学者不得正宗之说以导之，将言惟物而诋纯正哲学之蹈空，言惟心而嗤物质文明之为幻，言有神而遂局古代宗教之范围，言无神而又以一切宗教为仇敌。门径既误，成见自封，知之进步，于焉窒矣。”有鉴于此，他选译了德国科培尔在日本文科大学的授课笔记。在他看来，科氏所言，“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黑格尔、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非特惟物、惟心两派之折衷而已。其所言神秘状态，实有见于哲学、宗教同源之故。而于古代哲学、提要钩元，又足以示学者研究之法，诚斯学之门径书也”。20世纪初，西洋哲学在中国还属相当生疏的新学，即使在开新较早的上海学界，对于诸多哲学概念、学说及其相互关系亦处一知半解的朦胧状态。要使国人较为全面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部相对严谨而通俗的入门书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蔡元培适时地做了这项工作。《哲学要领》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学术类别、研究方法及派别体系，从古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到近世欧洲哲学的各种理论，均作论列，其中尤其详述归纳法、类推法、演绎法和辩证法的各自特点，对学习和研究西洋哲学颇有助力。蔡元培最初译述此书虽较为粗糙，但后来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至七版，可见该书还是受到社会欢迎的。
此后，蔡元培还翻译了一部份量颇大的学术著作，这就是日本学者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井上圆了曾在日本创办一所哲学学校，潜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他的著述比较适合东方民族的求知心理，其著作在20世纪初的中国读书界颇为流行。《妖怪学讲义》采用近代科学原理解释自然界种种奇异现象，又通过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说明人类的各种异常精神感觉，使人们视为“妖怪”的现象逐一求得科学解释，堪称一部新奇之书。虽然此书并非哲学专著，但其内容涉及人类的认知心理和过程，与哲学问题有不少联系。蔡元培奋力翻译了该书总共八大卷中的绝大部分，交杜亚泉在上海开办的亚泉学馆付梓。因学馆失火，书稿大部被焚，仅先行排印的总论部分得以保存，遂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06年8月印行的《妖怪学讲义总论》。值得一提的是，井上圆了此书在当时有多种中译本，章太炎、何琪等人亦曾对此书进行翻译，可见该书受重视的程度。蔡元培对此书的译述，是他赴德国留学之前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文字工作。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还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先后编译了两本哲学导论性书籍，作为师范学校的教科书。一本是1915年出版的《哲学大纲》，一本是1924年出版的《简易哲学纲要》。两书均是蔡旅居欧洲时所完成，而依据的蓝本又都是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在德国四年的留学生活，以及后来数次旅居欧洲，使蔡元培的学术视野大为拓展，广泛接触西方哲学著述和学者，使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在借鉴和比较中，开始形成自己的某些固定见解。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上述两本书中。《哲学大纲》和《简易哲学纲要》虽然主要是依据李希脱尔、泡尔生、冯特和文德尔班四人的有关著作编译而成，但蔡元培同时兼采的其他哲学著述却相当广泛，在论述过程中又往往加入他自己的观点，故而，可以说，这两本书所体现的学术水平和素养，与先前译述的《哲学要领》一书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它们均以哲学入门书的形式出现。《哲学大纲》中“宗教思想”一节，蔡元培便表达了他那“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的宗教观。在《简易哲学纲要》“自序”中，他告诫“初学哲学的人，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以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哪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这一本书，大半是提出问题与提出答案中疑点的，或者不至引人到独断论上去。”可见，这两本书确乎是“引人研究哲学之作”。两书的章节框架大体相同，但由于其所据底本出版时间相隔约20年，故学术观点的时代性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也反映出蔡元培治学的进取精神。
那么，蔡元培何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编写哲学入门读物呢？这与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的总体认识有关。在他看来，宋代以后，中国的哲学思想便渐趋僵化，到清代，几乎无哲学思辨可言。这种学术状况，是导致近代中国全面落后的要因之一。欲救此弊，便应学习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创造中西合璧的新文化。因此，大力介绍西洋哲学即成为至关重要的急务。20年代初，《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集中向国人介绍这位西方哲学大师的生平和学说，蔡元培特为之译述《柏格森哲学导言》，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完全可以说，在传播西方近代哲学方面，蔡元培做了许多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在广泛接触西方哲学思想过程中，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尤以康德为甚。蔡几乎没有保留地接受了康德学说中有关“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思想，并将之运用到他的教育实践之中。蔡首次在国人面前演绎他的哲学观念，是1912年发表的那篇知名度颇高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这篇阐释民国教育方针的文章中，蔡元培所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充分展现了出来。在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不同时，他搬出了哲学依据：“盖世界有二方面，一如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那么，所谓“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二者区别何在？蔡元培解释道：“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他指出，“实体世界”，难以名状，“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在这多少有些玄奥神秘的论述中，人们不难看到康德“心物二元论”的思想成分，也似乎感受到某种略带宗教色彩的高妙与超然。在蔡元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倡导“教育独立”，提倡美感教育与心灵陶冶，追求“完全之人格”，都是以这个哲学意识作为其理念根基。虽然，他没有能够撰成专著，阐发其哲学思想，但在为数可观的文章、演说中，康德哲学所给予他的影响一再表露，并且间或掺杂着叔本华等人的思想成分，这些确乎构成他庞杂的哲学思想的中坚部分。
蔡元培对于使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甚为热心，大力提倡。他曾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以及《自由哲学》、《逻辑学》、《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哲学辞典》、《中国思想研究法》等多种专著作序，热情推广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变迁，他也予以高度关注，并有精到评论。这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这篇写作于1922年的三万字的长文，详述清末民初几十年间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及其学说、特点，并适当进行评价。他写道：“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关于西洋哲学的介绍，他高度赞许严复译介西方人文社会学说的贡献，指出：“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蔡元培以很大的篇幅充分评述了王国维介绍德国哲学的学术活动，他评论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关于中国旧学的整理，他认为，近年整理国故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在孔子学派上想做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是康有为，康是把进化论的理论应用于《公羊春秋》的“三世说”和《小戴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上面，仿效其路径的还有谭嗣同。蔡元培特别提及，与康、谭同时的宋恕和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宋也是反对宋、元烦琐哲学，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夏则是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蔡同样以相当数量的文字评述了宋、夏二人的著述和观点。
在这篇总结性文字中，蔡元培以十分突出的笔触论及章太炎的学术成果，他写道：“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他认为，章氏对于佛教各宗，除密宗、净土宗外，虽皆所不弃，而所注重的是法相。章以齐物论为作用，又时取“随顺有边”之法。看国内基督教的流布，在日本时，见彼方学者稗贩欧化的无聊，所以发矫枉的议论。章氏《检论》中订孔、道本、道微、原墨、通程、议王、正颜诸篇，都可当哲学的材料。其中说王阳明是“剀切”，不是“玄远”；说颜元“所学务得皮肤，而总之用微”，都是卓见。其《菿汉微言》上半卷，用“唯识”证明《易》、《论语》、《孟子》中的玄言，也都很有理致，并非随意附会。蔡元培也对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著述有所论列。他从哲学史的角度概括道：“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是中国学术界对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思想学术成果的首次全面回顾和总结，他那平实的叙述和精到的点评，不仅帮助时人进行了一次学术巡礼，也为后代留下了可贵的学术思想史料。
在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过程中，蔡元培对美学产生浓厚兴趣。从他在德国留学的活动来看，对欧洲民族艺术的欣赏是促使他研究美学的触媒。然而，几乎从一开始，他所从事的美学研究便含有一种社会功利的动机，即通过美来陶冶心灵，净化社会。这样，蔡元培对于美学理论的兴趣和钟爱就主要不是进行理论体系的架构，而是致力于对大众的感化--美育。蔡元培在民国以后的二十余年里，曾经写过不少有关美学的文章，诸如《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等等。其中，除了运用西方人类学材料探讨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具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性质以外，大部分是对西方美学理论（尤以康德美学观点为中心）所作的转述性介绍，虽然偶或亦掺有蔡的个人见解。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美学方面，蔡元培向国人所作的普及工作远远甚于理论研究。这便是人们所遗憾地看到的：他的美学观点既不系统（缺乏思辨性），又在许多方面显得浮泛。的确，在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蔡元培不如同时代的王国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蔡元培在其教育生涯中力倡美育，不论是1912年首次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还是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伊始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鲜明主张，甚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都不同程度地在学界产生了影响。相形之下，他探讨美术起源的学术文章，在湖南教育界所连续进行的关于美学的演说，以及以校长身份在北大等校讲授美学课程，似乎都是在为使国人认同和接受美育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认识蔡元培的美学研究与美育实践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他研治美学的“入世”倾向。
无疑，蔡元培是中国提倡美育最有力的第一人。王国维、鲁迅等人虽在理论或某些实践方面均有建树，可是不足以与蔡元培的影响相比较。在时间的长久、范围的广度和提倡的力度上，蔡堪称中国近代美育之父。他自称：“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但是早在1900年3月他手订的《夫妇公约》中，已经能够找到与后来的《美育实施的方法》几乎相同的一些内容。那时，其美育主张即已初露端倪。这一主张的正式提出是在1912年，“针对当时疲惫的人心，动乱的社会，极力倡导美育”。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知识界深切关注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之际。美育的提出，实质上是蔡元培从进取的方面，为重新塑造合于近代文明标准的完美国民性所提出的设想。他认为，要使国人从蒙昧状态中彻底觉醒，非“扩充其知识，高尚其道德，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其中心是培养“完全人格”的道德教化，而“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科学与美育，在他看来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两个支点：“文化是意志活动的现象，意志的活动，恃有两种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为出发点，演成种种科学；一是想象力，以直观为出发点，演成种种文艺。”基于此，他在大力推行科学教育的同时，连篇累牍地撰写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以一种虔诚而激切的心理向国人宣讲美育的作用和价值，同时，设立艺术院校，开展美育活动。这样做，显然是从陶冶人的性情入手，改变国民的生活和心理环境，使整个民族具备一种内在的优美气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改变文化人的精神面貌，是推行美育的重要一步。蔡元培多次指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应当“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这里的所谓“美术”是指文学、艺术的广义概念。内在精神的变革常常是最重要的变革，蔡元培的美育主张是深得此要领的。鲁迅亦曾讲过类似的话：“盖使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显然，充溢优美气质的民族，必定是有生气而富于创造力的。蔡元培曾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交战，谈起美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佐证了其以美育改造国民性的深层动机。然而，这个良好愿望在条件不充分具备的历史时代，显得大大“超前”了。人们抱怨这种来自书房或客厅的一相情愿的理想，并非毫无道理。蔡元培也不无遗憾地回顾：“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很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事实确实如此，当20年代初，蔡元培力倡美育之时，文化教育界颇有人应和。刘伯明、李石岑、吕澂、孟宪承、张竞生等都曾发表文章或演说，赞成实行美育。甚至梁启超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演，亦以《美术与生活》为题，盛言美育之作用。但是，实际社会成果则寥寥无几。当然，美育在人类生活中有一个伴随环境变化而逐渐被接受的过程，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在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中毕竟已占据了一个位置。
不能不指出的是，蔡元培在美学理论上的薄弱，使他在提倡美育时常常处于论据不充分的境地。“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后的二十年中，虽被反复重申和强调，但终因这一命题缺乏足够的理论论证而难以为社会认可和接受。仅仅单纯传扬西方美学理论，不做细密的理论再创造，这一欠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育的社会普及进程。如果不是苛求的话，这或许是蔡元培力倡美育而成效不彰的一个主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