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欧美之行
蔡元培此次远行，固然是由于军阀暴戾而促发，但学界需要他在国外办理的事务却并非可有可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均发生一定变革，对此加以考察，显然有益于“五四”之后国内的文化建设；学界发起“退款兴学”运动之后，各国反应不一，要实现这一设想，尤需教育界有力人士之推动；规模颇大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随着法国战后经济形势的恶化而陷入困境，对这一棘手问题，必须做出处置；北京大学计划营建新图书馆，海外募捐乃解决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同时，邀请知名学者来华讲学，聘请海外学子归国任教……上述种种，构成蔡欧美之行的既定任务。与他同行的，有罗文干、汤尔和、陈大齐、李阐初、张申府、刘清扬等。其中，罗文干是以修订法律馆总裁身份受命考察欧美司法情形。1920年12月27日，蔡元培一行抵达法国。
1921年1月，对于蔡元培个人来说是一个暗淡的月份。与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黄夫人在新年元旦这天病逝，一个多星期之后，蔡接到了噩耗。匆匆出国之前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远在异国他乡，只能独自承受这人生的悲苦和打击。怀着沉重的内心隐痛，却必须责无旁贷地处理难度甚大的留法勤工俭学事务，在此问题上，他的举措招致了严重的非难--
早在1917年，李石曾等华法教育会成员陆续回国以后，便着手建立组织，开办学校，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这期间，蔡元培的活动重心虽在北京大学，但他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华法教育会“京兆分会”的工作，与彭志云等一起动员、联络和管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湖南学生大批放洋赴欧之前，即首先与蔡等人联系，得其赞助。山西留法学生亦是通过蔡的帮助，得以顺利进入法语补习学校，之后前往法国。当然，在这一特殊的留学教育运动中，李石曾投入了主要精力，起着主导作用。至1919年和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省的青年约二千人先后分作二十批奔赴法国。蔡、李等倡导者的初衷，是鉴于法国因欧战而劳动力缺乏，通过输送中国青年赴法，采用先前成功的经验，实行勤工俭学，使单纯的劳务输出成为变相的留学教育，为国家培育人才。当留法运动进入高潮以后，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一华法教育的盛况肯定有助于促使法国当局退还庚子赔款。然而，留法运动的管理工作十分薄弱，甚至呈现混乱和失控的态势。相当数量的赴法学生未经外语补习且携款甚少，致使华法教育会在法国的安置工作倍感艰难。1919年下半年，蔡元培曾致电在巴黎的李石曾，建议暂停派送学生，李于翌年初回国后，重申勤工俭学生必备的条件，甚至一度宣布停止派送。但留法势头的发展已非他们的意志所能改变。1920年6月以后，法国经济急剧恶化，工厂倒闭或开工不足，加之大批军人退役，勤工俭学生们觅工甚难，处境窘迫，只得依靠巴黎华法教育会救济。而教育会方面人力、财力均有限，已无力负荷如此沉重的负担，而一些工作人员又处事不当，使得学生与教育会的关系日益恶化。同年7月，蔡、李连发两电，嘱教育会挪用正在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以维持学生；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事务，高到法后即全面改组了教育会的办事机构--学生事务部。但此类措施治标不治本，危机仍在深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来到了法国。
蔡的到来，使留法学界“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惟有斯人”。然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省捐助款，别无任何救济经费。而此时巴黎华法教育会的财政已濒临破产：从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的三个月期间，按月平均计算，经费开支增加四倍多，贷款增加二倍多，到1920年底，教育会负债高达六十余万法郎。面对如此情形，作为教育家，蔡亦无回天之术。1月间，他在巴黎听取各方面所反映的情况后，便于12日和16日以华法教育会长名义发布两个通告。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教助。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于学生的经济维持到2月底截止。这两个通告发布之前，蔡在其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事业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绌，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可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问学生经费事。”这是他本人对此事的唯一记述，也是两个通告的最直接的注解。
不难想象，蔡氏两个通告发出之后，原本满怀希望的学生会有怎样激烈的反应。正如当年周恩来撰写的通讯所述：“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在蔡一生中，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受到来自青年的非难更多、更严重的了。留法学界对于两个通告的态度和评论，大致可分如下几种：1.强烈责难。认为蔡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观点的大多是集中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其同情者。2.处置失当。周恩来认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甚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3.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因此蔡的通告并不重要。赵世炎认为，“现在根本动摇，就是因为没有忠于勤工。”李立三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须勤工俭学生自家猛省，共同补救。”这些人大都是在工厂勤工俭学较有成绩者。4.能够理解。认为蔡此举“纯系经济问题”，乃出于不得已。对此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5.代人受过。张东荪认为，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
客观地讲，蔡的两个通告是在华法教育会财政濒临破产的情况下，不得已发出的。在当时，采取这个非常办法，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总要有人做此处置，舍此别无他法。问题是，蔡对于一些勤工俭学生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而对其实际困难则了解不够，估量不足，更多是从教育会角度考虑问题，给人一种急于甩掉包袱的印象。通告的发出，虽然果决，但面对孤悬海外的勤工俭学生的生计问题，显然还欠细致和稳妥。不过，勤工俭学运动所积存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最后竟由蔡做终结性整顿而为人诟病，倒确乎有些代人受过的意味。需要指出的是，留法勤工俭学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独特的平民子弟留学西方的教育试验，这一尝试虽然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者），但从留学教育角度看，它基本上没有成功。当时留法学界就对勤工俭学的能否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其倡导者显然是以理想主义精神开展这一大规模活动的，因而从一开始便有某些脱离实际的先天不足。当时曾有人指出：“李石曾、蔡孑民诸先生提倡的时候，急于要开风气，既没有有耕种这种主义，又没有仔细选择。”似乎是说，勤工俭学的思想既未普及，赴法人员的条件又过于宽泛。因而，一旦客观形势恶化，潜伏的问题和矛盾也就突发出来，导致悲剧性结局。
蔡元培发布两个通告以后，曾应学生代表的邀请，于1月25日在巴黎共同商议善后办法。此后，他又与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告留法学生现状，吁请各省“从速设法汇银接济……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同时，他将湖南捐助款妥为转交给徐特立、汤松等代表，还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尽力安排一些学生就业。然而这些已是他尽力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尾声了。
在欧洲，蔡元培滞留了五个月，以在法国访问的时间为最长，此外，还先后游历了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原拟顺访丹麦，因遇海员罢工，未能成行。这期间，他走访了包括巴黎、柏林、牛津、剑桥在内的几十所大学，详细考察其学校传统、办学特点、管理体制及专业分布，尤其对法国的大学区教育体制深感兴趣。在英国爱丁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发表感想说：国内正在倡行地方自治，采用法式大学区制，可以解决各省地方教育的提高和管理问题；不过，法国大学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校长一人，似应略作变通，设立评议会统揽其权。这一认识，是其日后在中国从事大学区试验的思想基源。蔡元培还与西欧各国的知识精英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旨在建立和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与联系。3月8日，他偕李圣章访问坐落在巴黎的镭锭研究所，会晤了居里夫人。这位发现镭元素的科学家向蔡表述了希望中国科学昌明的良好愿望，尤其强调中国不能没有镭锭的研究机构，并提议这个研究机构最好设在北京，因为那里的环境清静，不像巴黎嘈杂而又有污染。蔡深感其“质朴诚恳”，邀请她利用本年暑假访美之机，顺便到中国讲学。居里夫人因假期短暂，难以来华，乃答应以后争取访华。一个星期后，3月16日，蔡与夏元瑮、林宰平在柏林访问了爱因斯坦。蔡询以能否往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甚愿访华，并问来华讲演应操何种语言，称自己的英语“甚劣”，蔡答可用德语，配备翻译。一年之后，爱因斯坦通过中国驻德公使与蔡商定，前往北京大学讲学，但由于书信误期等因，爱氏虽到上海，却未能实现讲学。此外，受梁启超的嘱托，蔡在德国还拜访了著名哲学家倭铿，并通过张君劢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联系，敦请这两位学者访华。其后，倭铿推荐的杜里舒应邀来华讲学。
此次欧洲之行，对于蔡元培来说，真可谓是对欧洲人文传统和近代文明的一次巡礼。他参观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机关、设施、名胜、景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更加全面、具体。他瞻仰了卢梭、黑格尔的故居，观览了拿破仑一世的纪念馆，又一次重游莱比锡，光顾当年歌德写作《浮士德》的奥爱布赫小酒馆，也漫游了那古气森森的庞培城和古罗马时代遗留下的建筑群，更有幸饱览梵蒂冈教皇宫内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艺术杰作。同时，他又广泛领略近代科技的繁盛成果，曾兴趣盎然地参观巴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语音试验设备，走访六〇六发明人爱里希的研究所，还现场直观体现先进医疗技术的复杂手术。当然，他也切身感受到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尤其对一位德国大学教授所表现出的激切复仇情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异域他邦，蔡元培见到不少在此留学或旅居的学生和朋友，诸如傅斯年、刘半农、章行严、徐志摩、林语堂等，蔡的许多活动，便是由他们陪同进行。
6月1日，蔡元培从法国驶抵美国纽约，第一次踏上这块“新大陆”。他由东向西，遍访华盛顿、巴尔的摩、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重要城市，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与孟禄、李佳白、芮恩施等知名人士晤谈。在这个新兴的国度，他充分体味到崇尚实用的学术风气，即使在“形而上”领域，亦呈现“实用哲学渐超过于康德黑格尔派之观念论”的趋势。与在欧洲访问略为不同的是，他在美几乎每到一地，必作演说，总计接近30次，演说内容大多涉及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有关东西文化融合的观点。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说中，他明确阐述道：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已经到来，现今学者应当“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做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美期间，他还与罗家伦等北大留美学生座谈，出席国民党海外机关的会议，向各界爱国华侨讲述北大的现状及其与中国文艺中兴的关系，并募集捐款。8月中旬，蔡元培受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出席了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教育会议，韦悫、王天木等陪同其与会。蔡以中国代表身份向会议提交了《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和《举行太平洋各国联合运动会》两项提案，前者主张对十岁以上的小学生开设世界语课程，后者则建议每年举行一次太平洋地区运动会，由各国轮流承办。同月底，蔡离开夏威夷，乘船回国，经日本横滨、神户，于9月14日返抵上海。
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作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环球旅行。他以其在中国教育界的崇高声望和对新文化运动的突出建树，受到欧美知识界的广泛尊敬和热情礼遇，法国政府赠送他三等荣光宝星名誉徽章一枚，里昂大学和纽约大学则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蔡的欧美之行，使中国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的联系，这对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1921年1月，对于蔡元培个人来说是一个暗淡的月份。与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黄夫人在新年元旦这天病逝，一个多星期之后，蔡接到了噩耗。匆匆出国之前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远在异国他乡，只能独自承受这人生的悲苦和打击。怀着沉重的内心隐痛，却必须责无旁贷地处理难度甚大的留法勤工俭学事务，在此问题上，他的举措招致了严重的非难--
早在1917年，李石曾等华法教育会成员陆续回国以后，便着手建立组织，开办学校，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这期间，蔡元培的活动重心虽在北京大学，但他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华法教育会“京兆分会”的工作，与彭志云等一起动员、联络和管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湖南学生大批放洋赴欧之前，即首先与蔡等人联系，得其赞助。山西留法学生亦是通过蔡的帮助，得以顺利进入法语补习学校，之后前往法国。当然，在这一特殊的留学教育运动中，李石曾投入了主要精力，起着主导作用。至1919年和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省的青年约二千人先后分作二十批奔赴法国。蔡、李等倡导者的初衷，是鉴于法国因欧战而劳动力缺乏，通过输送中国青年赴法，采用先前成功的经验，实行勤工俭学，使单纯的劳务输出成为变相的留学教育，为国家培育人才。当留法运动进入高潮以后，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一华法教育的盛况肯定有助于促使法国当局退还庚子赔款。然而，留法运动的管理工作十分薄弱，甚至呈现混乱和失控的态势。相当数量的赴法学生未经外语补习且携款甚少，致使华法教育会在法国的安置工作倍感艰难。1919年下半年，蔡元培曾致电在巴黎的李石曾，建议暂停派送学生，李于翌年初回国后，重申勤工俭学生必备的条件，甚至一度宣布停止派送。但留法势头的发展已非他们的意志所能改变。1920年6月以后，法国经济急剧恶化，工厂倒闭或开工不足，加之大批军人退役，勤工俭学生们觅工甚难，处境窘迫，只得依靠巴黎华法教育会救济。而教育会方面人力、财力均有限，已无力负荷如此沉重的负担，而一些工作人员又处事不当，使得学生与教育会的关系日益恶化。同年7月，蔡、李连发两电，嘱教育会挪用正在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以维持学生；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事务，高到法后即全面改组了教育会的办事机构--学生事务部。但此类措施治标不治本，危机仍在深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来到了法国。
蔡的到来，使留法学界“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惟有斯人”。然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省捐助款，别无任何救济经费。而此时巴黎华法教育会的财政已濒临破产：从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的三个月期间，按月平均计算，经费开支增加四倍多，贷款增加二倍多，到1920年底，教育会负债高达六十余万法郎。面对如此情形，作为教育家，蔡亦无回天之术。1月间，他在巴黎听取各方面所反映的情况后，便于12日和16日以华法教育会长名义发布两个通告。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教助。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于学生的经济维持到2月底截止。这两个通告发布之前，蔡在其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事业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绌，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可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问学生经费事。”这是他本人对此事的唯一记述，也是两个通告的最直接的注解。
不难想象，蔡氏两个通告发出之后，原本满怀希望的学生会有怎样激烈的反应。正如当年周恩来撰写的通讯所述：“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在蔡一生中，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受到来自青年的非难更多、更严重的了。留法学界对于两个通告的态度和评论，大致可分如下几种：1.强烈责难。认为蔡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观点的大多是集中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其同情者。2.处置失当。周恩来认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甚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3.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因此蔡的通告并不重要。赵世炎认为，“现在根本动摇，就是因为没有忠于勤工。”李立三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须勤工俭学生自家猛省，共同补救。”这些人大都是在工厂勤工俭学较有成绩者。4.能够理解。认为蔡此举“纯系经济问题”，乃出于不得已。对此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5.代人受过。张东荪认为，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
客观地讲，蔡的两个通告是在华法教育会财政濒临破产的情况下，不得已发出的。在当时，采取这个非常办法，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总要有人做此处置，舍此别无他法。问题是，蔡对于一些勤工俭学生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而对其实际困难则了解不够，估量不足，更多是从教育会角度考虑问题，给人一种急于甩掉包袱的印象。通告的发出，虽然果决，但面对孤悬海外的勤工俭学生的生计问题，显然还欠细致和稳妥。不过，勤工俭学运动所积存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最后竟由蔡做终结性整顿而为人诟病，倒确乎有些代人受过的意味。需要指出的是，留法勤工俭学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独特的平民子弟留学西方的教育试验，这一尝试虽然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者），但从留学教育角度看，它基本上没有成功。当时留法学界就对勤工俭学的能否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其倡导者显然是以理想主义精神开展这一大规模活动的，因而从一开始便有某些脱离实际的先天不足。当时曾有人指出：“李石曾、蔡孑民诸先生提倡的时候，急于要开风气，既没有有耕种这种主义，又没有仔细选择。”似乎是说，勤工俭学的思想既未普及，赴法人员的条件又过于宽泛。因而，一旦客观形势恶化，潜伏的问题和矛盾也就突发出来，导致悲剧性结局。
蔡元培发布两个通告以后，曾应学生代表的邀请，于1月25日在巴黎共同商议善后办法。此后，他又与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告留法学生现状，吁请各省“从速设法汇银接济……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同时，他将湖南捐助款妥为转交给徐特立、汤松等代表，还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尽力安排一些学生就业。然而这些已是他尽力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尾声了。
在欧洲，蔡元培滞留了五个月，以在法国访问的时间为最长，此外，还先后游历了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原拟顺访丹麦，因遇海员罢工，未能成行。这期间，他走访了包括巴黎、柏林、牛津、剑桥在内的几十所大学，详细考察其学校传统、办学特点、管理体制及专业分布，尤其对法国的大学区教育体制深感兴趣。在英国爱丁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发表感想说：国内正在倡行地方自治，采用法式大学区制，可以解决各省地方教育的提高和管理问题；不过，法国大学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校长一人，似应略作变通，设立评议会统揽其权。这一认识，是其日后在中国从事大学区试验的思想基源。蔡元培还与西欧各国的知识精英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旨在建立和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与联系。3月8日，他偕李圣章访问坐落在巴黎的镭锭研究所，会晤了居里夫人。这位发现镭元素的科学家向蔡表述了希望中国科学昌明的良好愿望，尤其强调中国不能没有镭锭的研究机构，并提议这个研究机构最好设在北京，因为那里的环境清静，不像巴黎嘈杂而又有污染。蔡深感其“质朴诚恳”，邀请她利用本年暑假访美之机，顺便到中国讲学。居里夫人因假期短暂，难以来华，乃答应以后争取访华。一个星期后，3月16日，蔡与夏元瑮、林宰平在柏林访问了爱因斯坦。蔡询以能否往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甚愿访华，并问来华讲演应操何种语言，称自己的英语“甚劣”，蔡答可用德语，配备翻译。一年之后，爱因斯坦通过中国驻德公使与蔡商定，前往北京大学讲学，但由于书信误期等因，爱氏虽到上海，却未能实现讲学。此外，受梁启超的嘱托，蔡在德国还拜访了著名哲学家倭铿，并通过张君劢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联系，敦请这两位学者访华。其后，倭铿推荐的杜里舒应邀来华讲学。
此次欧洲之行，对于蔡元培来说，真可谓是对欧洲人文传统和近代文明的一次巡礼。他参观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机关、设施、名胜、景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更加全面、具体。他瞻仰了卢梭、黑格尔的故居，观览了拿破仑一世的纪念馆，又一次重游莱比锡，光顾当年歌德写作《浮士德》的奥爱布赫小酒馆，也漫游了那古气森森的庞培城和古罗马时代遗留下的建筑群，更有幸饱览梵蒂冈教皇宫内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艺术杰作。同时，他又广泛领略近代科技的繁盛成果，曾兴趣盎然地参观巴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语音试验设备，走访六〇六发明人爱里希的研究所，还现场直观体现先进医疗技术的复杂手术。当然，他也切身感受到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尤其对一位德国大学教授所表现出的激切复仇情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异域他邦，蔡元培见到不少在此留学或旅居的学生和朋友，诸如傅斯年、刘半农、章行严、徐志摩、林语堂等，蔡的许多活动，便是由他们陪同进行。
6月1日，蔡元培从法国驶抵美国纽约，第一次踏上这块“新大陆”。他由东向西，遍访华盛顿、巴尔的摩、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重要城市，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与孟禄、李佳白、芮恩施等知名人士晤谈。在这个新兴的国度，他充分体味到崇尚实用的学术风气，即使在“形而上”领域，亦呈现“实用哲学渐超过于康德黑格尔派之观念论”的趋势。与在欧洲访问略为不同的是，他在美几乎每到一地，必作演说，总计接近30次，演说内容大多涉及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有关东西文化融合的观点。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说中，他明确阐述道：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已经到来，现今学者应当“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做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美期间，他还与罗家伦等北大留美学生座谈，出席国民党海外机关的会议，向各界爱国华侨讲述北大的现状及其与中国文艺中兴的关系，并募集捐款。8月中旬，蔡元培受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出席了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教育会议，韦悫、王天木等陪同其与会。蔡以中国代表身份向会议提交了《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和《举行太平洋各国联合运动会》两项提案，前者主张对十岁以上的小学生开设世界语课程，后者则建议每年举行一次太平洋地区运动会，由各国轮流承办。同月底，蔡离开夏威夷，乘船回国，经日本横滨、神户，于9月14日返抵上海。
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作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环球旅行。他以其在中国教育界的崇高声望和对新文化运动的突出建树，受到欧美知识界的广泛尊敬和热情礼遇，法国政府赠送他三等荣光宝星名誉徽章一枚，里昂大学和纽约大学则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蔡的欧美之行，使中国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的联系，这对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