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五四”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的胜利，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建议”，在中国知识界鼓荡起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对未来的乐观向往。人们欢庆“公理战胜强权”，以为倍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从此可以摆脱厄运，踏上坦途。原先决计致力文化建设的学人们，再也掩抑不住热衷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致，《新青年》杂志遂衍生出政论时评性的刊物《每周评论》。这一对世界时势的浪漫估计和新文化运动的重心移动，构成五四运动得以勃发的直接潜在因素。
在此过程中，作为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的言行是引人注目的。他曾目睹欧战爆发之初的残烈景象，对战时欧洲亦颇多观感，随着战事的演变，他内心所接受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思想更为坚定了。他认为，“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自19世纪末年以来，由于严复《天演论》的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中国知识社会中几乎独领风骚，少数知识分子有幸接触西方其他社会学说，对“优胜劣败”一类观点有所丰富甚或修正。蔡元培即代表了思想界这一动向。1918年11月，当北京城内完全沉浸在欢腾气氛之中时，他与北大同人及社会名流在天安门广场连续演讲，即广泛宣扬其“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的信念，为欧战结束后的乐观情绪注入了思想旨归。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派往战区的却是几十万华工，劳工们用艰辛和汗水，为祖国换得“战胜国”的名义。欢庆之际，蔡元培没有忘记劳工们的作用，特意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以罕见的激情大声疾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个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反映了蔡元培“泛劳动”的激进平民思想，在同类场合的演说中别具一格，尽管还看不出它与一年前发生在俄国的工人革命有何直接关联，却为日后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养分。
从这时起，蔡元培亦复明显涉足社会政治领域。自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内政治争端，他基本倾向于和平解决，不赞成诉诸武力，即使对于高扬护法旗帜的南方政府亦是如此。由于欧战结束，国内的和平呼声大起，旨在终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等相继成立，蔡元培参与了上述组织的初期活动。1918年11月18日，他致函孙中山，婉劝其赞同南北和平，提挈同志，共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此后不久，他又与熊希龄联名致函孙中山，以和平期成会负责人名义，恳请其“大力匡勷”。孙中山于12月4日复函蔡元培，表示，争取和平，应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会暂安久乱；欧战之后，公理大昌，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决非少数暴戾军阀所能做到。因而要“贯彻初衷，以竟护法之全功，而期法治之实现”。显然，孙、蔡二人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并不一致。蔡似乎更多地倾向于维护一个公认的中央政府，在统一、和平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实业及教育，奠立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逐步完善国家体制。孙则保持了一个革命家的本色，为了民主共和的目标，毫不妥协，执着地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抗争。他们二人的民主价值观大体相同，但外在表现形式在排除清廷之后却有某些不同。在国内和平问题上，二人基本上各行其道，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与此同时，蔡元培与教育界人士发起了“退款兴学”运动，促使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同年12月，他与陈独秀、夏元瑮、黄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吁请各界借助欧战结束后有利的国际条件，敦促各国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并进而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即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此后，他即与学界同人着手进行具体工作。是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主张，扩大影响。翌年4月，他又致函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欧。对于英语各国，以郭为代表；对于法语诸国，则当请先生为代表。”其后，李和郭等人开始在英、法朝野进行退还庚款的游说，退款兴学运动自此发轫。至1921年，北京政府因参战而缓付庚款五年的期限已满，运动勃然达到高潮。此后，有关的交涉持续进行，直到30年代初方告结束。在此过程中，蔡元培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始终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北京大学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汇集北大之后，迭发抨击旧思想旧学术、倡行白话文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固守道统的人们对此类“离经叛道”行为大为不满，皆视蔡元培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责任者。就蔡个人而言，对于《新青年》等刊物上的各种言论未必都能赞成，但在传扬科学的价值、反对独尊孔孟、使用白话文以改变国人“言文不一致”现状等方面，他与陈、胡一派的主张基本相同。而这些，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尽管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做到了容纳各方、兼收并蓄，但对陈独秀等人的扶持和保护亦十分明显。因此，他愈来愈感受到来自传统社会的压力。1919年2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在上海《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目中先后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诋毁北京大学的革新力量。其中，以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蔡，述其对校内教师毁伦常、倡白话之举动“点首称赏不已”，结果为阎罗妖所吞杀，化成一堆“臭不可近”的粪土。诚如胡适所言，这类“游戏文字”，“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与此同时，林纾还在北京《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一栏，复行先前为《平报》撰写白话讽谕新乐府之例，“遇有关世道人心题目，即出一篇”。并称言：“琴南年垂七十，与世何争，既不为名，亦不为利，所争者名教耳。”这位当年曾以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西洋文学作品而风靡一时的文坛骄子，此刻却成了新思潮反对派的代言人。上述间接地影射攻击似乎尚嫌不够，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陈述他对学界前途的“悲悯之情”。
林、蔡二人均科举出身，先前曾有过交往。蔡出掌北大之后，有人提议聘林任教，蔡认为林的那套桐城古文功夫已过时，未予延揽。不久，一位名叫赵体孟的人，为出版明季遗老刘应秋的遗著，函请蔡向商务印书馆代为先容，并请其介绍梁启超、章太炎及林纾等名流为遗著题字。为此，蔡致函林氏，告知此事。林却借机发作，回复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略谓：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但近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用以哗众，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且实行白话，尽废古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更有甚者，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切不可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很明显，林纾将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改革斥责为“尽反常轨，趋怪走奇”，对新文化倡导者们更是极尽诋毁，即使市井传言，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且词令间充斥教训口吻，俨然一派“伸张正气”之概。《公言报》在刊载林氏公开信的同时，还发表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之变迁》的文章，此文以貌似客观的笔调指出，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丕变，尤以文科为甚；进而评述校内各学派及其主张，指责陈独秀、胡适提倡新学、否定传统，“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面对传统社会的强劲挑战，蔡元培没有保持沉默或退缩，他于林氏公开信发表的当日，便写就《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寄交《公言报》于4月1日发表。他首先表明，虽林氏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他指出，林责备北大各项，多据外界纷传之谣言，并非真实情况，如此混淆真伪，实在有悖其爱惜大学的本意。其后，他论事说理，对林氏公开信中“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指责进行有力地申辩。他写道：北大教员中开设涉及孔孟学说之课程者所在多有，其中尊孔之人亦非少数，岂有覆孔之虞？即使“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校内所组织之进德会，增进道德风尚之意甚明，岂有铲除人类伦常之理？至于文言与白话，仅仅形式不同而已，并非势若水火，两不相立，谨严之文言，于授课之时，亦须通俗之白话讲解。善作白话文的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诸位，其古文根底甚深，有著述可资为证，并非以白话藏拙，逊于先人。最后，他重申自己办学的两种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因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强调，教员授课，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为界限，其校外之言动，本校既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况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蔡氏的复函，分明是一篇为北京大学洗去“不白之冤”的辩护词，通篇平实深沉，重在说理，毫无意气轻浮之态，于细谨的辩白之中，申述坚定的办学主旨和革新意向，入情入理，不卑不亢，恰到好处地护卫了新思潮的生存权利，同时也避开与守旧顽固势力正面激烈冲突。
林、蔡二人的信函，一来一往，一攻一守，反映了“五四”前夕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对立。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观念论争，往往不可避免地引来传统社会的政治介入。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蔡元培作为北京政府的简任官，当然更能感到来自权力中枢的不安与干扰。大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请蔡等学界人士，亲自过问“新旧两派冲突”之事；势焰正炽的安福系成员甚至提出撤销蔡的校长职务，整饬北大文科。一时间，各种谣言沸沸扬扬，不胫而走。3月26日，对北大的兴革尚能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予蔡，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社会的言论表示担忧，内称：“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并且劝导说：“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他企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蔡元培于一星期后复函傅增湘，这封由傅斯年代写的信函略如蔡答林纾函之格调，一方面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另一方面则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同时也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就此函而言，蔡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对傅增湘来函所提要求基本予以合作，至少在字面上没有拂逆这位同样承受很大压力的教育总长。
其实，蔡元培此时正为北大新派内部的问题所困扰。高擎新文化大旗的陈独秀，以其明快的思想和洒脱的文笔，开辟出思想启蒙的崭新局面，成为众多新青年仰慕的偶像。可是由于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不够检点，嫖娼丑闻被公诸报端，以致舆论哗然，议论蜂起。反对派对此不无炫染，而新派人物却无以为辩。此事无疑使蔡元培陷于被动、难堪的境地。社会上反对新思潮的人扬言要将陈独秀逐出北大，而先前向蔡推荐陈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此刻也坚决主张解聘其职。蔡欣赏陈的才干，辛亥之前从事反清革命时即对其苦撑局面、独力办报的精神产生“一种不忘的印象”！两年来的合作共事，尤其是《新青年》北迁之后在思想文化界开创的新格局，愈加使蔡感到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不可缺少。面对内外压力，蔡最初并不让步，甚至不惜自己被革职。然而社会道德牵引下的公众舆论，其力量是强大的，作为进德会的倡导者，蔡亦自有苦衷。几经商议，最后不得已采取变通方法免去陈文科学长之职，留聘为教授，校方给假一年。显然，这是一个折中的处置办法，不难想象在此过程中蔡元培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应当说，在新、旧思想尖锐对立的情势下，陈独秀引发的风波早已超出了“评斥私德”的范围，而成为新旧较量的一个热点。蔡元培执意将陈独秀留在北大，其用心可谓深远。
1919年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在“公理大昌”的心理作用下，人们期待中国外交获得前所未有的大成功。2月中旬，蔡元培与汪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熊希龄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旨在作为政府外交的后援。他们致电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其据理力争，一举收回先后被德国、日本侵占的山东主权。可是，随着夏季的临近，从西边传来的竟是令人大失所望的讯息：和会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掠得的权益悉数让予日本，此决定分三条写入《凡尔赛和约》。5月的最初两天，上海《大陆报》和北京《晨报》分别披露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惨讯。人们终于明白：强权依旧蔑视公理，贫弱的中国仍是列强的俎上肉，于是激愤的情绪开始蔓延。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那里得知：北洋军阀操纵的钱能训内阁已密令中国代表签约。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他迅即召集学生代表，告知这一消息，同时与王宠惠、叶景莘以北京欧美同学会名义急电中国首席代表章宗祥，劝诫其切勿在和约上签字。北大学生闻风而动，当晚即在北河沿第三院礼堂召开大会，议决将原订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活动提前到翌日进行。5月4日下午，北大等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随即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而三十余名学生亦遭警方拘捕。
对于这一事件，蔡元培的心情颇为复杂，甚至矛盾。他个人认为，辛亥光复之后，全国学风应从热衷政治转为潜心学业，不鼓励学生涉及政事。1912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即已表明这一观点。“五四”前一年，北大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前往总统府请愿，他曾出面阻止，并一度辞职。但此次中国外交失败，令他痛心疾首，环顾国人，惟有热情明达的青年学生勇于率先表达民意，而这在冷漠麻木的社会里尤显难能可贵。因此，得知学生将采取行动，他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全力阻止，而是保持某种“放任”姿态。虽然当年北大学生的诸多回忆不乏相互矛盾的细节记述，但蔡内心同情乃至赞许学生的爱国举动是毫无疑问的。当然，由于运动而停止课业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至于焚宅殴人的“越轨之举”更非其意料所及。然而不管怎样，当学生与政府形成对立之后，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政府方面认定此次学生运动与北大平日提倡新思想有关，蔡随即成为众矢之的，安福系进而提出查封北大，惩办校长。在紧张严峻的形势下，他不慌不惧，一方面与政府周旋，减缓压力；一方面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与各国立学校校长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如愿。此时，“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持不作不休的态度”，身为校长置身其间，他感到已难有作为；而权力上层正拟议由马其昶取代他出长北大。在此情况下，蔡元培于5月8日夜晚正式提交辞呈，第二天清晨便悄然离京赴津。
校长辞职出走，北大师生既震惊又困惑。特别对他离京前留下一纸启事中所引僻典，“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颇为费解，甚至以为蔡校长有责备学生之意。10日午后，北大职员段子均从天津带回蔡致学生的一封信，内称：“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一国民，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这封信，道出了作为国民与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矛盾心理，也解释了何以事件发生数日后才辞职的原由。北大师生及北京教育界迅即发起“挽蔡”运动，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校长。学界“挽蔡”出诸挚诚，而政府方面的所谓“慰留”则虚应故事，毫无真意。蔡元培在天津逗留数日，旋即南下远走沪、杭，息影于西子湖畔。几年来在北大经历的风风雨雨，确乎使他感到疲惫，而北方社会浓重的官衙旧习更令人厌烦。置身这湖光山色之中，返璞归真而惬意自如，辛劳奔波了大半生的蔡元培此刻确曾萌生摒除尘嚣，寄情山水，著书译书，就此终老的意念。他草拟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以惊人的率直倾诉了不愿再任“半官僚性质”、“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的心曲。其堂弟蔡元康显然认为这篇文字不宜发表，遂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遵医嘱屏绝外缘，俾得静养云云。这样，蔡元培便得到了一段相对宁静的“世外”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终完成了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工作。李慈铭一生坚持记日记四十年之久，文字达数百万言，其中对清代同、光朝政和北京等地社会风貌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是大量的读书札记，文史价值甚高。李病逝后，蔡受其家人之托，对七十余册李氏日记曾作初步整理，以备刻印。后来，沈曾植、缪荃孙、刘翰怡等人先后筹划印行该日记，均未能实现。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要出售，立即与友人商定：“仿曾湘乡日记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李氏日记。他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谋求社会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及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蔡进而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议定出版事宜。此刻，闲居沪、杭，他得以专心致力于日记的编印。其间，李慈铭之侄璧臣带来日记六十四册（另有九册由樊增祥取走），蔡翻检后与之商议，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即1863年--1888年的日记五十一册，取越缦堂为其共名，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此后，从送交书稿，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商议书价，蔡都亲自经手。至1920年，《越缦堂日记》终于影印问世。
命运似乎注定蔡元培不可能做“世外之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随着工、商阶层的参与，终于实现了拒签和约、罢免曹、陆、章的目标，北京学界的“挽蔡”亦随之成功。6月下旬，沈尹默、马裕藻、狄福鼎等北大的师生代表相继南来，力劝蔡取消辞意，返校复职。北京政府教育部亦派员促驾。同时，各方面敦劝其复职的函电纷纷而至。众意难违，蔡乃于7月9日通电放弃辞职。然此时胃疾复发，难以即刻北上，他电请北大温宗禹教授继续代行校务，却被坚辞，这样，正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长并主编《新教育》杂志的蒋梦麟便以蔡个人代表身份进入北大暂主校政。此后，尽管安福系曾尝试以胡仁源、蒋智由取代蔡元培，但在北大师生的锐意抗争下均未得逞。不过，经历此番风潮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业，服从管理吗？蔡的一些朋友担心此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蔡本人对“五四”以后学生界的认识要积极、全面一些，但也认为有必要做些“善后”引导。他于返京之前与学生代表谈话或公开致书全国学生，均阐发了这样的观点：此次运动，学生唤醒国民，作用重大，然牺牲学业，代价不轻。青年救国，不可单凭热情，主要应靠学识才力，因而目前应当力学报国。由此，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他十分赞赏北京学界关于“恢复五四以前教育现状”的主张，其中显然含有重建学校秩序、继续全力进行文化学术建设的用意。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望，蔡元培于9月中旬回到北京，重主校政。返校伊始，他便提出进一步完善校内体制，使之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正常运转。为此，拟议组织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进校不久的蒋梦麟受命通盘规划，具体实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组设总务、教务两个职能机构，并聘请各系教授充任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委员，使北大行政方面的教授治校更形完备。此后，蒋作为总务长，成为蔡最为倚重的助手，每每蔡离校远行，均由蒋代理其职。
“五四”之后的北京学界呈现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广为传播，各类团体大量涌现，蔡元培仍旧兼容并包，任其自由竞争。胡适、陶行知等簇拥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四处讲学而久居北京，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喧腾于一时；景仰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兼任教授，其新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史学理念开始流行于青年中间；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一代文豪鲁迅正式受聘在北大讲坛研讲其独步一时的中国小说史；“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走出四川谷地来到最高学府，继续点评先秦诸子；就是那位从官场上被迫退出来而转向学术竟成果斐然的梁任公，也不时涉足北大校园登台演说，阐发学理、与人论辩……这一时期，蔡元培一仍其信奉的互助论思想，对周作人积极倡导的“新村主义”颇感兴趣，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评论周氏所译日本新村倡办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并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的工学互助团给予热情赞助。正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他在北大内部大力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五四运动带给学生的最大收益，是他们由此感受到启迪民智的极端必要性，从而能够以空前的热情利用课余举办平民夜校和星期演讲会，编印通俗刊物，这是极为可贵的行动。对此，他不仅高度赞许，而且从校方的角度提供财、物支持。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开学，他发表演说，称这一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此前，悬挂在马神庙北大门前那块仿佛虎头牌一般的匾额被摘了下来，这无异象征性地撤除了横在最高学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道传统屏障。这样，相当数量的校外旁听生便自由地登堂入室，选听课程，构成一派自由、开放办学的宏大气象。应当说，这气象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来自五四之后那活跃舒展的社会文化氛围。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这个事实上的“男子学校”也开始出现女生的身影。王兰、邓春兰等九位勇敢的女性先后以旁听生身份进入最高学府，同年暑假，她们通过入学考试成为北大的正式学生。为她们的入学敞开大门，开放绿灯的是蔡元培。当时，有人责问他：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回答道：“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三言两语，于轻描淡写之中，智巧地破除了传统束缚，开创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此举，对于封建守旧的中国社会不啻是一种挑战。刚刚经过直皖战争而取代皖系控制北京政权的直、奉两系首领曹锟和张作霖，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竟忽然谈起“姓蔡的”（指其实行男女同校等举措）“闹得很凶”，以至要“看管他起来”。这一动向，引起蔡及其朋友们的警惕，李石曾为了减缓矛盾、免生意外，遂运动政府派蔡赴欧美考察。1920年10月，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他本人亦就文化、美学及教育等问题作了七次系列性演说。一个月后，便束装启行，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
在此过程中，作为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的言行是引人注目的。他曾目睹欧战爆发之初的残烈景象，对战时欧洲亦颇多观感，随着战事的演变，他内心所接受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思想更为坚定了。他认为，“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自19世纪末年以来，由于严复《天演论》的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中国知识社会中几乎独领风骚，少数知识分子有幸接触西方其他社会学说，对“优胜劣败”一类观点有所丰富甚或修正。蔡元培即代表了思想界这一动向。1918年11月，当北京城内完全沉浸在欢腾气氛之中时，他与北大同人及社会名流在天安门广场连续演讲，即广泛宣扬其“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的信念，为欧战结束后的乐观情绪注入了思想旨归。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派往战区的却是几十万华工，劳工们用艰辛和汗水，为祖国换得“战胜国”的名义。欢庆之际，蔡元培没有忘记劳工们的作用，特意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以罕见的激情大声疾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个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反映了蔡元培“泛劳动”的激进平民思想，在同类场合的演说中别具一格，尽管还看不出它与一年前发生在俄国的工人革命有何直接关联，却为日后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养分。
从这时起，蔡元培亦复明显涉足社会政治领域。自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内政治争端，他基本倾向于和平解决，不赞成诉诸武力，即使对于高扬护法旗帜的南方政府亦是如此。由于欧战结束，国内的和平呼声大起，旨在终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等相继成立，蔡元培参与了上述组织的初期活动。1918年11月18日，他致函孙中山，婉劝其赞同南北和平，提挈同志，共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此后不久，他又与熊希龄联名致函孙中山，以和平期成会负责人名义，恳请其“大力匡勷”。孙中山于12月4日复函蔡元培，表示，争取和平，应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会暂安久乱；欧战之后，公理大昌，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决非少数暴戾军阀所能做到。因而要“贯彻初衷，以竟护法之全功，而期法治之实现”。显然，孙、蔡二人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并不一致。蔡似乎更多地倾向于维护一个公认的中央政府，在统一、和平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实业及教育，奠立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逐步完善国家体制。孙则保持了一个革命家的本色，为了民主共和的目标，毫不妥协，执着地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抗争。他们二人的民主价值观大体相同，但外在表现形式在排除清廷之后却有某些不同。在国内和平问题上，二人基本上各行其道，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与此同时，蔡元培与教育界人士发起了“退款兴学”运动，促使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同年12月，他与陈独秀、夏元瑮、黄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吁请各界借助欧战结束后有利的国际条件，敦促各国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并进而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即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此后，他即与学界同人着手进行具体工作。是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主张，扩大影响。翌年4月，他又致函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欧。对于英语各国，以郭为代表；对于法语诸国，则当请先生为代表。”其后，李和郭等人开始在英、法朝野进行退还庚款的游说，退款兴学运动自此发轫。至1921年，北京政府因参战而缓付庚款五年的期限已满，运动勃然达到高潮。此后，有关的交涉持续进行，直到30年代初方告结束。在此过程中，蔡元培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始终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北京大学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汇集北大之后，迭发抨击旧思想旧学术、倡行白话文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固守道统的人们对此类“离经叛道”行为大为不满，皆视蔡元培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责任者。就蔡个人而言，对于《新青年》等刊物上的各种言论未必都能赞成，但在传扬科学的价值、反对独尊孔孟、使用白话文以改变国人“言文不一致”现状等方面，他与陈、胡一派的主张基本相同。而这些，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尽管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做到了容纳各方、兼收并蓄，但对陈独秀等人的扶持和保护亦十分明显。因此，他愈来愈感受到来自传统社会的压力。1919年2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在上海《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目中先后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诋毁北京大学的革新力量。其中，以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蔡，述其对校内教师毁伦常、倡白话之举动“点首称赏不已”，结果为阎罗妖所吞杀，化成一堆“臭不可近”的粪土。诚如胡适所言，这类“游戏文字”，“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与此同时，林纾还在北京《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一栏，复行先前为《平报》撰写白话讽谕新乐府之例，“遇有关世道人心题目，即出一篇”。并称言：“琴南年垂七十，与世何争，既不为名，亦不为利，所争者名教耳。”这位当年曾以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西洋文学作品而风靡一时的文坛骄子，此刻却成了新思潮反对派的代言人。上述间接地影射攻击似乎尚嫌不够，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陈述他对学界前途的“悲悯之情”。
林、蔡二人均科举出身，先前曾有过交往。蔡出掌北大之后，有人提议聘林任教，蔡认为林的那套桐城古文功夫已过时，未予延揽。不久，一位名叫赵体孟的人，为出版明季遗老刘应秋的遗著，函请蔡向商务印书馆代为先容，并请其介绍梁启超、章太炎及林纾等名流为遗著题字。为此，蔡致函林氏，告知此事。林却借机发作，回复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略谓：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但近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用以哗众，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且实行白话，尽废古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更有甚者，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切不可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很明显，林纾将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改革斥责为“尽反常轨，趋怪走奇”，对新文化倡导者们更是极尽诋毁，即使市井传言，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且词令间充斥教训口吻，俨然一派“伸张正气”之概。《公言报》在刊载林氏公开信的同时，还发表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之变迁》的文章，此文以貌似客观的笔调指出，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丕变，尤以文科为甚；进而评述校内各学派及其主张，指责陈独秀、胡适提倡新学、否定传统，“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面对传统社会的强劲挑战，蔡元培没有保持沉默或退缩，他于林氏公开信发表的当日，便写就《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寄交《公言报》于4月1日发表。他首先表明，虽林氏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他指出，林责备北大各项，多据外界纷传之谣言，并非真实情况，如此混淆真伪，实在有悖其爱惜大学的本意。其后，他论事说理，对林氏公开信中“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指责进行有力地申辩。他写道：北大教员中开设涉及孔孟学说之课程者所在多有，其中尊孔之人亦非少数，岂有覆孔之虞？即使“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校内所组织之进德会，增进道德风尚之意甚明，岂有铲除人类伦常之理？至于文言与白话，仅仅形式不同而已，并非势若水火，两不相立，谨严之文言，于授课之时，亦须通俗之白话讲解。善作白话文的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诸位，其古文根底甚深，有著述可资为证，并非以白话藏拙，逊于先人。最后，他重申自己办学的两种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因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强调，教员授课，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为界限，其校外之言动，本校既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况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蔡氏的复函，分明是一篇为北京大学洗去“不白之冤”的辩护词，通篇平实深沉，重在说理，毫无意气轻浮之态，于细谨的辩白之中，申述坚定的办学主旨和革新意向，入情入理，不卑不亢，恰到好处地护卫了新思潮的生存权利，同时也避开与守旧顽固势力正面激烈冲突。
林、蔡二人的信函，一来一往，一攻一守，反映了“五四”前夕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对立。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观念论争，往往不可避免地引来传统社会的政治介入。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蔡元培作为北京政府的简任官，当然更能感到来自权力中枢的不安与干扰。大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请蔡等学界人士，亲自过问“新旧两派冲突”之事；势焰正炽的安福系成员甚至提出撤销蔡的校长职务，整饬北大文科。一时间，各种谣言沸沸扬扬，不胫而走。3月26日，对北大的兴革尚能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予蔡，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社会的言论表示担忧，内称：“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并且劝导说：“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他企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蔡元培于一星期后复函傅增湘，这封由傅斯年代写的信函略如蔡答林纾函之格调，一方面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另一方面则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同时也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就此函而言，蔡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对傅增湘来函所提要求基本予以合作，至少在字面上没有拂逆这位同样承受很大压力的教育总长。
其实，蔡元培此时正为北大新派内部的问题所困扰。高擎新文化大旗的陈独秀，以其明快的思想和洒脱的文笔，开辟出思想启蒙的崭新局面，成为众多新青年仰慕的偶像。可是由于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不够检点，嫖娼丑闻被公诸报端，以致舆论哗然，议论蜂起。反对派对此不无炫染，而新派人物却无以为辩。此事无疑使蔡元培陷于被动、难堪的境地。社会上反对新思潮的人扬言要将陈独秀逐出北大，而先前向蔡推荐陈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此刻也坚决主张解聘其职。蔡欣赏陈的才干，辛亥之前从事反清革命时即对其苦撑局面、独力办报的精神产生“一种不忘的印象”！两年来的合作共事，尤其是《新青年》北迁之后在思想文化界开创的新格局，愈加使蔡感到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不可缺少。面对内外压力，蔡最初并不让步，甚至不惜自己被革职。然而社会道德牵引下的公众舆论，其力量是强大的，作为进德会的倡导者，蔡亦自有苦衷。几经商议，最后不得已采取变通方法免去陈文科学长之职，留聘为教授，校方给假一年。显然，这是一个折中的处置办法，不难想象在此过程中蔡元培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应当说，在新、旧思想尖锐对立的情势下，陈独秀引发的风波早已超出了“评斥私德”的范围，而成为新旧较量的一个热点。蔡元培执意将陈独秀留在北大，其用心可谓深远。
1919年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在“公理大昌”的心理作用下，人们期待中国外交获得前所未有的大成功。2月中旬，蔡元培与汪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熊希龄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旨在作为政府外交的后援。他们致电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其据理力争，一举收回先后被德国、日本侵占的山东主权。可是，随着夏季的临近，从西边传来的竟是令人大失所望的讯息：和会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掠得的权益悉数让予日本，此决定分三条写入《凡尔赛和约》。5月的最初两天，上海《大陆报》和北京《晨报》分别披露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惨讯。人们终于明白：强权依旧蔑视公理，贫弱的中国仍是列强的俎上肉，于是激愤的情绪开始蔓延。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那里得知：北洋军阀操纵的钱能训内阁已密令中国代表签约。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他迅即召集学生代表，告知这一消息，同时与王宠惠、叶景莘以北京欧美同学会名义急电中国首席代表章宗祥，劝诫其切勿在和约上签字。北大学生闻风而动，当晚即在北河沿第三院礼堂召开大会，议决将原订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活动提前到翌日进行。5月4日下午，北大等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随即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而三十余名学生亦遭警方拘捕。
对于这一事件，蔡元培的心情颇为复杂，甚至矛盾。他个人认为，辛亥光复之后，全国学风应从热衷政治转为潜心学业，不鼓励学生涉及政事。1912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即已表明这一观点。“五四”前一年，北大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前往总统府请愿，他曾出面阻止，并一度辞职。但此次中国外交失败，令他痛心疾首，环顾国人，惟有热情明达的青年学生勇于率先表达民意，而这在冷漠麻木的社会里尤显难能可贵。因此，得知学生将采取行动，他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全力阻止，而是保持某种“放任”姿态。虽然当年北大学生的诸多回忆不乏相互矛盾的细节记述，但蔡内心同情乃至赞许学生的爱国举动是毫无疑问的。当然，由于运动而停止课业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至于焚宅殴人的“越轨之举”更非其意料所及。然而不管怎样，当学生与政府形成对立之后，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政府方面认定此次学生运动与北大平日提倡新思想有关，蔡随即成为众矢之的，安福系进而提出查封北大，惩办校长。在紧张严峻的形势下，他不慌不惧，一方面与政府周旋，减缓压力；一方面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与各国立学校校长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如愿。此时，“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持不作不休的态度”，身为校长置身其间，他感到已难有作为；而权力上层正拟议由马其昶取代他出长北大。在此情况下，蔡元培于5月8日夜晚正式提交辞呈，第二天清晨便悄然离京赴津。
校长辞职出走，北大师生既震惊又困惑。特别对他离京前留下一纸启事中所引僻典，“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颇为费解，甚至以为蔡校长有责备学生之意。10日午后，北大职员段子均从天津带回蔡致学生的一封信，内称：“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一国民，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这封信，道出了作为国民与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矛盾心理，也解释了何以事件发生数日后才辞职的原由。北大师生及北京教育界迅即发起“挽蔡”运动，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校长。学界“挽蔡”出诸挚诚，而政府方面的所谓“慰留”则虚应故事，毫无真意。蔡元培在天津逗留数日，旋即南下远走沪、杭，息影于西子湖畔。几年来在北大经历的风风雨雨，确乎使他感到疲惫，而北方社会浓重的官衙旧习更令人厌烦。置身这湖光山色之中，返璞归真而惬意自如，辛劳奔波了大半生的蔡元培此刻确曾萌生摒除尘嚣，寄情山水，著书译书，就此终老的意念。他草拟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以惊人的率直倾诉了不愿再任“半官僚性质”、“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的心曲。其堂弟蔡元康显然认为这篇文字不宜发表，遂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遵医嘱屏绝外缘，俾得静养云云。这样，蔡元培便得到了一段相对宁静的“世外”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终完成了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工作。李慈铭一生坚持记日记四十年之久，文字达数百万言，其中对清代同、光朝政和北京等地社会风貌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是大量的读书札记，文史价值甚高。李病逝后，蔡受其家人之托，对七十余册李氏日记曾作初步整理，以备刻印。后来，沈曾植、缪荃孙、刘翰怡等人先后筹划印行该日记，均未能实现。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要出售，立即与友人商定：“仿曾湘乡日记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李氏日记。他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谋求社会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及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蔡进而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议定出版事宜。此刻，闲居沪、杭，他得以专心致力于日记的编印。其间，李慈铭之侄璧臣带来日记六十四册（另有九册由樊增祥取走），蔡翻检后与之商议，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即1863年--1888年的日记五十一册，取越缦堂为其共名，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此后，从送交书稿，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商议书价，蔡都亲自经手。至1920年，《越缦堂日记》终于影印问世。
命运似乎注定蔡元培不可能做“世外之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随着工、商阶层的参与，终于实现了拒签和约、罢免曹、陆、章的目标，北京学界的“挽蔡”亦随之成功。6月下旬，沈尹默、马裕藻、狄福鼎等北大的师生代表相继南来，力劝蔡取消辞意，返校复职。北京政府教育部亦派员促驾。同时，各方面敦劝其复职的函电纷纷而至。众意难违，蔡乃于7月9日通电放弃辞职。然此时胃疾复发，难以即刻北上，他电请北大温宗禹教授继续代行校务，却被坚辞，这样，正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长并主编《新教育》杂志的蒋梦麟便以蔡个人代表身份进入北大暂主校政。此后，尽管安福系曾尝试以胡仁源、蒋智由取代蔡元培，但在北大师生的锐意抗争下均未得逞。不过，经历此番风潮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业，服从管理吗？蔡的一些朋友担心此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蔡本人对“五四”以后学生界的认识要积极、全面一些，但也认为有必要做些“善后”引导。他于返京之前与学生代表谈话或公开致书全国学生，均阐发了这样的观点：此次运动，学生唤醒国民，作用重大，然牺牲学业，代价不轻。青年救国，不可单凭热情，主要应靠学识才力，因而目前应当力学报国。由此，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他十分赞赏北京学界关于“恢复五四以前教育现状”的主张，其中显然含有重建学校秩序、继续全力进行文化学术建设的用意。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望，蔡元培于9月中旬回到北京，重主校政。返校伊始，他便提出进一步完善校内体制，使之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正常运转。为此，拟议组织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进校不久的蒋梦麟受命通盘规划，具体实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组设总务、教务两个职能机构，并聘请各系教授充任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委员，使北大行政方面的教授治校更形完备。此后，蒋作为总务长，成为蔡最为倚重的助手，每每蔡离校远行，均由蒋代理其职。
“五四”之后的北京学界呈现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广为传播，各类团体大量涌现，蔡元培仍旧兼容并包，任其自由竞争。胡适、陶行知等簇拥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四处讲学而久居北京，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喧腾于一时；景仰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兼任教授，其新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史学理念开始流行于青年中间；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一代文豪鲁迅正式受聘在北大讲坛研讲其独步一时的中国小说史；“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走出四川谷地来到最高学府，继续点评先秦诸子；就是那位从官场上被迫退出来而转向学术竟成果斐然的梁任公，也不时涉足北大校园登台演说，阐发学理、与人论辩……这一时期，蔡元培一仍其信奉的互助论思想，对周作人积极倡导的“新村主义”颇感兴趣，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评论周氏所译日本新村倡办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并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的工学互助团给予热情赞助。正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他在北大内部大力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五四运动带给学生的最大收益，是他们由此感受到启迪民智的极端必要性，从而能够以空前的热情利用课余举办平民夜校和星期演讲会，编印通俗刊物，这是极为可贵的行动。对此，他不仅高度赞许，而且从校方的角度提供财、物支持。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开学，他发表演说，称这一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此前，悬挂在马神庙北大门前那块仿佛虎头牌一般的匾额被摘了下来，这无异象征性地撤除了横在最高学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道传统屏障。这样，相当数量的校外旁听生便自由地登堂入室，选听课程，构成一派自由、开放办学的宏大气象。应当说，这气象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来自五四之后那活跃舒展的社会文化氛围。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这个事实上的“男子学校”也开始出现女生的身影。王兰、邓春兰等九位勇敢的女性先后以旁听生身份进入最高学府，同年暑假，她们通过入学考试成为北大的正式学生。为她们的入学敞开大门，开放绿灯的是蔡元培。当时，有人责问他：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回答道：“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三言两语，于轻描淡写之中，智巧地破除了传统束缚，开创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此举，对于封建守旧的中国社会不啻是一种挑战。刚刚经过直皖战争而取代皖系控制北京政权的直、奉两系首领曹锟和张作霖，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竟忽然谈起“姓蔡的”（指其实行男女同校等举措）“闹得很凶”，以至要“看管他起来”。这一动向，引起蔡及其朋友们的警惕，李石曾为了减缓矛盾、免生意外，遂运动政府派蔡赴欧美考察。1920年10月，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他本人亦就文化、美学及教育等问题作了七次系列性演说。一个月后，便束装启行，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