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兼容并包
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的北京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学派林立，任情抒发的“自由王国”。
《新青年》杂志离沪北迁后不久，即成为事实上的北大同人刊物，它的创办人陈独秀既没有开设课程，也没有单纯投入文科学长的公务，其活动重心仍是通过《新青年》的激扬文字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断升温。在他身边聚拢而来的是一批同他一样崇奉科学和民主、立志更新中国文化的激进学人，诸如胡适、陶孟和、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等。他们倡行白话文，创作自由体新诗，传扬西方最新学说，力主个性解放；同时，抨击封建礼教，批判孔孟传统，痛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甚至提议废除汉字……这些新派人物在北大、在全国知识界涌动起巨大的波澜，形成辛亥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内除旧布新的强劲激流。
青年学生为老师们的大胆言论所鼓舞，纷起效尤。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创编《新潮》月刊，“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成舍我、康白情、顾颉刚、毛子水、谭平山等一批有才华的学生参与其间，他们以评论、诗歌、小说等形式，与《新青年》密切配合，颇有“青胜于蓝”之势。
视中华文化为最高价值的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林损等国学教员，对《新青年》一派的激越高论大为不满，“慨然于国学沦夷”，他们商议续编清末民初曾风行一阵的《国粹学报》及《国粹丛编》，作为护卫古学的阵地。后来终于面世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确乎吸引了一些热心国学的教师和学生。那个曾宣称“进北大，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对校内盛行新思潮，以致“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的气氛颇为抵触，同时，对于《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古董”的做法亦有所保留，他独自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示，公开征求研究东方学的同道，并组成“孔子哲学研究会”，系统研讲儒家学说，与新派人物的批孔反其道而行之。
在激进与保守的两派之间，持调和观点的也大有人在。由易家钺、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等北大学生组成的《国民》杂志社，在新、旧文化问题上便具有中性色彩。这一由学生救国会派生出的刊物，仍采用文言文，其政论文章启迪国人爱国意识，宣扬新观念，而学术论文则多采刘师培、马叙伦、陈仲凡等人的著述，其创刊之际，黄侃特为之撰写了祝词。在教员中，朱希祖等亦被外界舆论视为介于新、旧两派之间持中调和的人物。
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在北大能够各行其道、尽情表现，适足反映了校长蔡元培所秉持的办学原则和方针，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位曾长期在欧洲学习和生活的教育家，理性地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中的自由思想，同时，经过考察德、法等国的大学教育，确信学术自由乃各国大学的通例，不如此，便不会有发达的学术文化。他认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他看来，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地，应当包容各类学问、各种观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的这一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发之自然，并非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策略考虑。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虽说已进入民国时代，但自由民主的空气仍然十分稀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人们习惯于那种定于一尊的固有秩序，相当多的读书人也未能革除“专己守残之陋见”。显然，社会政治的表层变革并不能替代文化心理的深层更新。蔡元培于1912年曾提出世界观教育，“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但时人对他的这番用意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和赞同。经过袁世凯的祸殃，迟至的新文化运动方始悄然发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蔡元培这位“自由主义者”，借助北京大学这方“圣土”，励行“兼容并包”，将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行之于孔孟之乡，在传统社会瞠目结舌、啧啧非难之中，迅速改变着最高学府的面貌。
“兼容并包”主张的最初阐释，是在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他申明，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学术研究“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可以说，这是他对待中西两大文化系统所持的进取态度，也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目标引导。他尖锐批评学界存在着的株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它学问的积习，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要拓展学术视野，必须广设学科，增进交流，这便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现实需要。他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众家学说争鸣于大学之中，似相反而实相成。并进一步强调：“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期望通过《北京大学月刊》的印行，使外界了解“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于一道同风之旧习相绳”。借助国学经典，陈说世界通则，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传统和时代两方面求得合理性，从而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开放、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氛围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便是蔡元培“兼容并包”主张的底蕴所在。
根据这样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在选聘教师、安排课程、丰富课外活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广泛的包容性。他意识到，陈独秀等人编撰的《新青年》杂志代表了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进步潮流，足以指导青年学生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境界。因而将这些时代精英纳入北大的教师阵容。陈独秀进入北大之后，由于锐意推进新思潮，加之性格耿介而有时又细行不检，招致一些同人的不满和议论。蔡从大处着眼，对陈极尽维护之力，保障其启蒙事业不致夭折。与此同时，许多在中国旧学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也被蔡元培请入北大，并得到应有的重视。研治经学、造诣颇深的崔适，著有《春秋复始》等书，对《公羊春秋》详解有加，阐释甚明，蔡便邀请他开设课程，讲述研究心得。精通中国戏曲艺术的专家吴梅，擅长词曲，蔡请其担任国文系教授，从而使先前视为“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词曲艺术，被作为一门学问而占有一席之地。素以研究殷商甲骨文而著称于世的罗振玉、王国维，亦曾受到蔡的邀请，王还一度允为担任北大研究所国文门的通信导师。诚如当年北大学生顾颉刚所言，蔡先生聘任教师“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正因如此，像辜鸿铭、刘师培那样政治上保守的人物，因其确有学识，亦被延聘。各类学者相继踏上北大讲坛，使这所大学的课程表空前的博杂；在经学方面，既有主讲今文学派的崔适，也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也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宗汉魏的黄侃，同时并存；在政法方面，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又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在外语方面，也一改以往仅偏重英语的倾向，增设法、德、俄等国语言文学，甚至还将世界语列入选修课……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努力实践其“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他希望人家发展个性，他鼓励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人家不知天地之大，他惟恐人家成见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讨论”。在比较和选择中，确立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学识基础；在比较和竞争中，自然完成对各种学派、各类观点的择优汰劣。无疑，“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内含着发展教育和学术的客观运行法则，北京大学的变化和进步，证明了“兼容并包”方针的可行和有效。
其实，蔡元培提出并付诸实行的“兼容并包”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及其“融和中西文化”的思想。他早年饱读儒家经典，并登临科举阶梯的顶端，中年以后，激于时变转而涉猎西洋文化，以至数年旅居德、法，深入接触欧洲文明，充分感知西方人文的精神实质。从而形成了多元、立体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定“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以为滋养料”。这即是说，在并不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前提下，积极引入外来文化成果，通过并存与竞争，造就一个既有根基又不乏活力的适合时代的融合型文化。他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时代。”没有接触，便无融合、创造可言。这位矢志培育新文化的教育家，一方面“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专制做法，另一方面，力主“对于新思潮要舍湮法，用导法，让它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因此，促使中西两种文化接触、融合的必由途径，便是实行“兼容并包”，舍此别无选择。就学术文化而言，蔡元培确信，“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他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点：学术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并非永远不相容的。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应当说，蔡元培实行的“兼容并包”，为旧学提供了求得更新发展的可能性，为新学开辟了立足和张扬的空间，这就使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争奇斗艳、百家鸣放的活跃局面。五四新文化的空前繁盛与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方针有着显而易见的因缘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包”，成为日后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人们或以此印证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或从中揣度蔡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基本偏向，甚或藉此伸张文化压抑状态下扭曲的正当要求，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当年新文化阵营中人对此的认识亦颇不一致。青年教授胡适认为：“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似乎在埋怨校长未能独力扶助新学。陈独秀则不同意这一看法，在致胡的信中写道：“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展；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二十多年后，陈论及蔡仍赞叹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看来，在此问题上，陈独秀较之胡适更能理解“兼容并包”的深刻意义。曾经作为《新青年》重要成员之一的周作人，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兼容并包”主张时却认为，“我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所以即可目为唯理主义。”周氏一生思想起伏颇大，暮年冷寂深沉，所发议论不失独特精到之见。梁漱溟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评论了蔡的个性与兼容并包的关联，他在40年代初所写一篇文章中指出：“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他认为，实行兼容并包乃蔡之至性所致，寻常人是不可企及的，这番论说，多少有些玄奥，然其知人论事的识见不可谓不深刻。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在70年代后期口述自传时，忆述在北大的感受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这一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编年中，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仅仅在短暂的时刻出现过几次。每一次百家争鸣局面的到来，都为人才涌流、思想创新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越环境，其观念定势往往影响后世的几代人。这思想上自由“狂欢”的辉煌时刻，常常令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珍念不已。“五四”之前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带着历史的启蒙使命，由实行“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辐射于九州方圆，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学术文化风气由此为之改变。人们如此高度评赞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做法，其根由或许就在于此。“兼容并包”主张的思想根基是学术至上和思想自由，蔡元培牢牢地把握住这两个原则尺度，不因一己的爱好和倾向而有所变通，从而在校内真正造就了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也在相当程度上赢得各方面的广泛敬重和拥戴。即使顽固守旧的辜鸿铭于校内也信服蔡的领导，在“五四”之后的“挽蔡”活动中同样维护其权威。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当年北大的教师戏称其校长为“古今中外派”，颇为贴切地说明了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方针所保持的“超然形象”。正如梁漱溟所说：“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新青年》杂志离沪北迁后不久，即成为事实上的北大同人刊物，它的创办人陈独秀既没有开设课程，也没有单纯投入文科学长的公务，其活动重心仍是通过《新青年》的激扬文字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断升温。在他身边聚拢而来的是一批同他一样崇奉科学和民主、立志更新中国文化的激进学人，诸如胡适、陶孟和、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等。他们倡行白话文，创作自由体新诗，传扬西方最新学说，力主个性解放；同时，抨击封建礼教，批判孔孟传统，痛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甚至提议废除汉字……这些新派人物在北大、在全国知识界涌动起巨大的波澜，形成辛亥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内除旧布新的强劲激流。
青年学生为老师们的大胆言论所鼓舞，纷起效尤。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创编《新潮》月刊，“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成舍我、康白情、顾颉刚、毛子水、谭平山等一批有才华的学生参与其间，他们以评论、诗歌、小说等形式，与《新青年》密切配合，颇有“青胜于蓝”之势。
视中华文化为最高价值的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林损等国学教员，对《新青年》一派的激越高论大为不满，“慨然于国学沦夷”，他们商议续编清末民初曾风行一阵的《国粹学报》及《国粹丛编》，作为护卫古学的阵地。后来终于面世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确乎吸引了一些热心国学的教师和学生。那个曾宣称“进北大，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对校内盛行新思潮，以致“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的气氛颇为抵触，同时，对于《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古董”的做法亦有所保留，他独自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示，公开征求研究东方学的同道，并组成“孔子哲学研究会”，系统研讲儒家学说，与新派人物的批孔反其道而行之。
在激进与保守的两派之间，持调和观点的也大有人在。由易家钺、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等北大学生组成的《国民》杂志社，在新、旧文化问题上便具有中性色彩。这一由学生救国会派生出的刊物，仍采用文言文，其政论文章启迪国人爱国意识，宣扬新观念，而学术论文则多采刘师培、马叙伦、陈仲凡等人的著述，其创刊之际，黄侃特为之撰写了祝词。在教员中，朱希祖等亦被外界舆论视为介于新、旧两派之间持中调和的人物。
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在北大能够各行其道、尽情表现，适足反映了校长蔡元培所秉持的办学原则和方针，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位曾长期在欧洲学习和生活的教育家，理性地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中的自由思想，同时，经过考察德、法等国的大学教育，确信学术自由乃各国大学的通例，不如此，便不会有发达的学术文化。他认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他看来，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地，应当包容各类学问、各种观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的这一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发之自然，并非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策略考虑。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虽说已进入民国时代，但自由民主的空气仍然十分稀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人们习惯于那种定于一尊的固有秩序，相当多的读书人也未能革除“专己守残之陋见”。显然，社会政治的表层变革并不能替代文化心理的深层更新。蔡元培于1912年曾提出世界观教育，“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但时人对他的这番用意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和赞同。经过袁世凯的祸殃，迟至的新文化运动方始悄然发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蔡元培这位“自由主义者”，借助北京大学这方“圣土”，励行“兼容并包”，将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行之于孔孟之乡，在传统社会瞠目结舌、啧啧非难之中，迅速改变着最高学府的面貌。
“兼容并包”主张的最初阐释，是在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他申明，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学术研究“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可以说，这是他对待中西两大文化系统所持的进取态度，也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目标引导。他尖锐批评学界存在着的株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它学问的积习，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要拓展学术视野，必须广设学科，增进交流，这便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现实需要。他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众家学说争鸣于大学之中，似相反而实相成。并进一步强调：“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期望通过《北京大学月刊》的印行，使外界了解“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于一道同风之旧习相绳”。借助国学经典，陈说世界通则，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传统和时代两方面求得合理性，从而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开放、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氛围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便是蔡元培“兼容并包”主张的底蕴所在。
根据这样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在选聘教师、安排课程、丰富课外活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广泛的包容性。他意识到，陈独秀等人编撰的《新青年》杂志代表了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进步潮流，足以指导青年学生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境界。因而将这些时代精英纳入北大的教师阵容。陈独秀进入北大之后，由于锐意推进新思潮，加之性格耿介而有时又细行不检，招致一些同人的不满和议论。蔡从大处着眼，对陈极尽维护之力，保障其启蒙事业不致夭折。与此同时，许多在中国旧学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也被蔡元培请入北大，并得到应有的重视。研治经学、造诣颇深的崔适，著有《春秋复始》等书，对《公羊春秋》详解有加，阐释甚明，蔡便邀请他开设课程，讲述研究心得。精通中国戏曲艺术的专家吴梅，擅长词曲，蔡请其担任国文系教授，从而使先前视为“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词曲艺术，被作为一门学问而占有一席之地。素以研究殷商甲骨文而著称于世的罗振玉、王国维，亦曾受到蔡的邀请，王还一度允为担任北大研究所国文门的通信导师。诚如当年北大学生顾颉刚所言，蔡先生聘任教师“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正因如此，像辜鸿铭、刘师培那样政治上保守的人物，因其确有学识，亦被延聘。各类学者相继踏上北大讲坛，使这所大学的课程表空前的博杂；在经学方面，既有主讲今文学派的崔适，也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也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宗汉魏的黄侃，同时并存；在政法方面，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又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在外语方面，也一改以往仅偏重英语的倾向，增设法、德、俄等国语言文学，甚至还将世界语列入选修课……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努力实践其“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他希望人家发展个性，他鼓励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人家不知天地之大，他惟恐人家成见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讨论”。在比较和选择中，确立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学识基础；在比较和竞争中，自然完成对各种学派、各类观点的择优汰劣。无疑，“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内含着发展教育和学术的客观运行法则，北京大学的变化和进步，证明了“兼容并包”方针的可行和有效。
其实，蔡元培提出并付诸实行的“兼容并包”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及其“融和中西文化”的思想。他早年饱读儒家经典，并登临科举阶梯的顶端，中年以后，激于时变转而涉猎西洋文化，以至数年旅居德、法，深入接触欧洲文明，充分感知西方人文的精神实质。从而形成了多元、立体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定“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以为滋养料”。这即是说，在并不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前提下，积极引入外来文化成果，通过并存与竞争，造就一个既有根基又不乏活力的适合时代的融合型文化。他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时代。”没有接触，便无融合、创造可言。这位矢志培育新文化的教育家，一方面“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专制做法，另一方面，力主“对于新思潮要舍湮法，用导法，让它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因此，促使中西两种文化接触、融合的必由途径，便是实行“兼容并包”，舍此别无选择。就学术文化而言，蔡元培确信，“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他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点：学术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并非永远不相容的。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应当说，蔡元培实行的“兼容并包”，为旧学提供了求得更新发展的可能性，为新学开辟了立足和张扬的空间，这就使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争奇斗艳、百家鸣放的活跃局面。五四新文化的空前繁盛与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方针有着显而易见的因缘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包”，成为日后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人们或以此印证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或从中揣度蔡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基本偏向，甚或藉此伸张文化压抑状态下扭曲的正当要求，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当年新文化阵营中人对此的认识亦颇不一致。青年教授胡适认为：“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似乎在埋怨校长未能独力扶助新学。陈独秀则不同意这一看法，在致胡的信中写道：“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展；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二十多年后，陈论及蔡仍赞叹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看来，在此问题上，陈独秀较之胡适更能理解“兼容并包”的深刻意义。曾经作为《新青年》重要成员之一的周作人，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兼容并包”主张时却认为，“我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所以即可目为唯理主义。”周氏一生思想起伏颇大，暮年冷寂深沉，所发议论不失独特精到之见。梁漱溟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评论了蔡的个性与兼容并包的关联，他在40年代初所写一篇文章中指出：“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他认为，实行兼容并包乃蔡之至性所致，寻常人是不可企及的，这番论说，多少有些玄奥，然其知人论事的识见不可谓不深刻。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在70年代后期口述自传时，忆述在北大的感受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这一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编年中，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仅仅在短暂的时刻出现过几次。每一次百家争鸣局面的到来，都为人才涌流、思想创新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越环境，其观念定势往往影响后世的几代人。这思想上自由“狂欢”的辉煌时刻，常常令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珍念不已。“五四”之前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带着历史的启蒙使命，由实行“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辐射于九州方圆，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学术文化风气由此为之改变。人们如此高度评赞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做法，其根由或许就在于此。“兼容并包”主张的思想根基是学术至上和思想自由，蔡元培牢牢地把握住这两个原则尺度，不因一己的爱好和倾向而有所变通，从而在校内真正造就了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也在相当程度上赢得各方面的广泛敬重和拥戴。即使顽固守旧的辜鸿铭于校内也信服蔡的领导，在“五四”之后的“挽蔡”活动中同样维护其权威。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当年北大的教师戏称其校长为“古今中外派”，颇为贴切地说明了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方针所保持的“超然形象”。正如梁漱溟所说：“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