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留德四年
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城，到翰林院销假，蔡元培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剖白了心迹：“弟此次进京销假，本为最不安之事。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咨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而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询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其复函均称非进京销假不得图。王书翁到沪面谈，并催弟速行。因此七月进京，此亦日暮途远之为，不意竟成夸父逐日之失……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可知，他渴望出国留学的意念十分强烈，而对入京销假则显现出谨慎和事出无奈的心态。信中提及的陈介公、王书公，即陈介石（陈黻宸）和王书衡（王式通），均为蔡十分洽契的朋友，正是依靠朋友和同乡的大力相助，他才宿愿得偿。到京之后，初闻因经费支拙学部拟缓派赴欧留学，继而确知编检各员志愿留学者甚少，派送之事竟搁置不办。蔡的同乡肖伯棠、缪献甫力劝其私费留学，并慨然代为筹资。蔡元培遂一面应译学馆馆长章一山之聘，充任该馆国文教员，一面向学部申请自费留德，等候批复。是年冬，其堂弟蔡元康风闻有危及兄长之谋，便发急电诱其南归。蔡元培返乡后知悉情由，并不以为意，于1907年初仍回北京，得连襟陈仲骞照拂，寄居赣南馆。不久，顺天府尹孙宝琦（慕韩）奉命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托请其弟孙宝宣及叶瀚从中说项，并登门访孙，表示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孙宝琦慨允每月助银三十两，而不需到使馆服役。同时，蔡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约定：在海外为其编撰教科书，每月得酬百元，留供家用。6月间，蔡元培随同前往赴任的孙宝琦，由西伯利亚铁路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蔡元培留学德国的第一年是在柏林度过的。此时，他已年过四十，依照中国的习惯说法，恰是年当不惑。可是，这位东方古国的饱学之士身临异域，当务之急是补习德语。虽说避居青岛期间也曾接触日耳曼民族的语言，但真正的学习和训练是到柏林之后。生疏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于显然已不年轻的翰林公而言，其艰难程度和所需毅力盖不难想见。他与同来德国留学的译学馆学生齐寿山及钱方度共寓一处，齐的同学顾孟余留德数载，谙熟诸事，顾即代蔡物色德语教师，定时讲授。考虑到蔡的旅居经费不足，孙宝琦介绍他兼任唐绍仪之侄宝书等四人的家庭教师，为其补授国学，每月报酬一百马克。此外，蔡元培还须利用余暇编译书籍，寄回国内，其生活显然是紧张忙碌的。此时，中国留德学界人数尚稀，在柏林的马君武、夏元瑮、薛颂瀛、宾步程，是与蔡时相往来的几位朋友。看来，蔡元培对自己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并不满意，他自述：“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回国，岂不可惜！”因此，1908年暑期，蔡元培离开柏林，与齐寿山一同进入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原属撒克逊王国，与风景胜地特莱斯顿毗邻，是德国最高法院所在地，商贸亦较发达，莱比锡大学是该市一所已有五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大学之内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该机构的孔好古（August Conraty）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十分乐于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因而顺利入学。如果说在柏林的一年属于适应和预备阶段，那么此后在莱比锡度过的三年则使他真正进入了留学生活。
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没有选定某一专业而攻读学位，只是任由兴趣与爱好自由听课，在校的六个学期总计选听了四十门课程，举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论等，“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其中印象较深的教师及其课程是：冯特的心理学和哲学史、福恺尔的哲学、兰普来西的文明史及司马罗的美术史等。冯特（Wilhelm Wundt）教授，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曾在莱比锡大学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为举世所瞩目。这位在医学、哲学及法学方面均有高深造诣的学者，“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蔡元培对他非常推崇，接连三个学期选修其课程。兰普来西（Lemprechs）教授，则是史学领域的革新者，著有数十卷本的《德意志史》。他以进化的历史观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阐释种种矛盾的演化与归趋，同时，其讲史注重美术，尤重雕刻、壁画等造形艺术的史学价值，使蔡元培深受启发和教益，进而参加了兰氏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接受比较文明史方面的训练。这期间，蔡元培一面听课，一面仍延请教师练习德语，对于课堂上未听清或不理解的内容，则求教高年级的德国同学，请其摘讲。同时，大量翻阅有关参考书，藉以消化理解所学知识。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讲坛上占据重要位置，一些注重科学实验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开始介入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并崭露头角，这是一个新旧交融、学术更替的时代。蔡元培身处其间，学泛众家，适足领悟这时代的精神内涵。
课堂之外，蔡元培感受到一个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学校大礼堂正面那一组表现和象征希腊文化真谛的壁画，其精巧的构图和美妙的设色，将他带入欧洲文明发萌时代的古朴境界；市内美术馆虽非一流，却收藏着文艺复兴以来诸位大师的代表性作品。漫步这上下三层楼、琳琅满目的艺术殿堂，仿佛对人文主义传统做了一次巡礼；椰园音乐厅每星期日演奏悠扬乐曲，更令异国学子留连沉迷，德意志浓重的音乐氛围，使他开始拨弄西洋乐器；莱城剧院不断上演的歌剧、话剧，饱含着西洋民族风情，伴随莱茵河畔的徐徐轻风，浸入心田，令人陶醉，而他与同学时常光顾的奥爱布赫小酒馆，即歌德当年就学于莱比锡大学时写下著名剧作《浮士德》的处所……蔡元培自谓：“我于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特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显然，康德的美学思想吸引蔡元培收缩了求学范围。除了研读康德著作，他还十分喜好德国学者厉丕斯（T。Lipps）所著《造型艺术的根本》一书，因为书中阐述的感人主义观点极为契合蔡元培对美学的理解，加之其文笔简明流畅，引起他“百读不厌的兴趣”。此外，摩曼（Menmann）教授的《现代美学》、《实验美学》两书，言简意赅，门径分明，引发蔡元培着手进行美学实验。不妨说，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是酷爱哲学的蔡元培求学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归宿点，也是其留学数年较为突出的学术收益。
尽管蔡元培涉猎的学科范围曾“勉自收缩”，而以美学和美术史为主，但其他类别的书“终不能割爱”。他描述自己留德期间的况味：“来此已愈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一、二，而无从连贯。”他甚至将自己的治学不专一，过于追求宽泛归结为“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的缘故。不过，客观地讲，这与当时当地的学风亦不无关系。顾孟余即认为：“蔡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值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分。”蔡元培以国学隽彦而留学西洋，深厚的学术素养及长期的思维训练，使他对欧洲学术具有明敏的领悟能力和深刻的鉴别能力；颇为自由地广泛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又在极大程度上超脱了一般功利观念的羁绊，这便使他的留学生涯成为在人类各种文化成果中“云游四方”、任情尽性进行探知的一个过程。从而，对东、西两大文明的共性和歧异有了超乎寻常的体认和识见，为其日后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在莱比锡的几年内，蔡元培听课之余，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孔好古教授主办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练习班，他既参加练习，也略尽指导之责；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陈列有中国、日本等东方文物，他曾协同该馆人员讲解中国展品。在大学里，他结识了倾心东方文化的汉堡学生但采尔，帮助选译了但采尔毕业论文《象形文字》中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一节。这类活动，多少使他体察到西方民众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而益感彼此交流的必要。莱比锡城内的中国学生，仅蔡元培、齐寿山及直隶人张瑾三人。他们时常到雷克拉莫书店选购各自所需的书籍，该市系德国印刷业集中之地，这家书店印行的小本书籍，凡版权逾期的文学或科学书籍，每册书价不过二十生丁，对清苦的学生颇为相宜。每逢暑假，蔡元培便要结伴外出旅行，曾到德国的特莱斯顿、耶拿、明兴、都绥多茀等地，亦曾远足瑞士，得以饱览西欧各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留德期间，蔡元培编著和翻译了三十余万字的文稿，寄交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这些著译是：一、1909年10月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作者为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其哲学体系属康德学派，但亦参采了斯宾诺莎和叔本华的部分学说，在伦理学上的动机论和功利论之间持调合折衷立场。蔡元培赞赏该书作者持中的伦理学观念，根据日本蟹江义丸的日文节译本，参照德文原著，译为中文。该书出版后成为国内不少学校的伦理学或修身课的教科书，至1921年已出至第6版，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二、1910年4月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的伦理观念素称发达，有关资料亦颇宏富，但杂厕经史之间，从未独立成学。有鉴于此，蔡元培以日本人木村鹰太郎《东西洋伦理学史》和久保得二《东洋伦理学简史》两书中的中国章节为蓝本，梳理古籍，条贯挖掘，编撰成本，遂为中国近代伦理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此书后来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并在40年代初，由日本学者中岛太郎译为日文印行。三、《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前三册于1907年12月出版，未署名，后两册于1908年春出版，署名“蔡振”。1911年秋，蔡元培对全套五册略行修订，分作上、下两篇，于1912年5月出版。该书的编写始于作者在北京等候出国之时，定稿及修订则是在留德期间。这套教科书，与张元济和高梦旦二人分别编写的初小和高小修身教科书相衔接，在民国初期曾被各校广泛采用。至1921年9月已印行第16版。相对说来，留德的四年，是蔡元培能够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一段黄金时期。
当然，这位沪上革命的重要人物，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十分关注的，并且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人士保持着通畅的联系。他从上海友人按期寄来的《中外日报》和《神州日报》上知悉国内的社会政治动态，在与汪康年、陶成章、吴稚晖等人的通信中，了解革命、立宪、保皇等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其内情，对诸如浙江路事、章太炎等与孙中山的龃龉、刘师培的变节、于右任所办《民呼日报》的被封，以及汪精卫的入京行刺等事均有所探询或评论。他还曾受陶成章、龚宝铨之托，将其寄来的十册《秋（瑾）女士遗诗》分送欧洲各大图书馆收藏，以此志念革命英烈。这段时间，蔡元培与同在欧洲的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三人关系渐深。吴等在巴黎筹组“世界社”，先后刊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宣传革命思想，倡扬无政府主义，痛斥立宪主张，并在行动上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蔡元培与吴稚晖互致信函，评事论人，尤为相契，蔡与孙中山的交谊，似即由吴从中牵线。1911年10月，正在德国一所新式中学参观的蔡元培，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兴奋不已，随后又接到吴稚晖来函，坚谓：“大家应竭力促成此举。”蔡遂赶往柏林，与留德学生集款致电国内各省，促其响应；同时，致信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建议筹款订购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新式大炮，以助成革命。对袁世凯复出后革命所面临的局面，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曾做出预测，认为，袁世凯不会像当年曾国藩效命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此次革命，但也不可能赞成民主共和，袁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借此以自帝”。在辛亥事件之初，即作出这一分析，可见其政治观察力的敏锐。不久，蔡元培接到陈英士促请他回国的电报，这位当年蔡在中国教育会开办通学所时的学生，此时已成为上海方面革命力量的主要领导人。11月上旬，蔡元培匆匆结束了四年之久的留德生活，经西伯利亚返回祖国。
此时的中国，正站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上，清王朝行将就木，民国的帷幕就要开启。蔡元培或许不曾意识到，自己将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第三章 在民国最初的年月里
蔡元培留学德国的第一年是在柏林度过的。此时，他已年过四十，依照中国的习惯说法，恰是年当不惑。可是，这位东方古国的饱学之士身临异域，当务之急是补习德语。虽说避居青岛期间也曾接触日耳曼民族的语言，但真正的学习和训练是到柏林之后。生疏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于显然已不年轻的翰林公而言，其艰难程度和所需毅力盖不难想见。他与同来德国留学的译学馆学生齐寿山及钱方度共寓一处，齐的同学顾孟余留德数载，谙熟诸事，顾即代蔡物色德语教师，定时讲授。考虑到蔡的旅居经费不足，孙宝琦介绍他兼任唐绍仪之侄宝书等四人的家庭教师，为其补授国学，每月报酬一百马克。此外，蔡元培还须利用余暇编译书籍，寄回国内，其生活显然是紧张忙碌的。此时，中国留德学界人数尚稀，在柏林的马君武、夏元瑮、薛颂瀛、宾步程，是与蔡时相往来的几位朋友。看来，蔡元培对自己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并不满意，他自述：“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回国，岂不可惜！”因此，1908年暑期，蔡元培离开柏林，与齐寿山一同进入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原属撒克逊王国，与风景胜地特莱斯顿毗邻，是德国最高法院所在地，商贸亦较发达，莱比锡大学是该市一所已有五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大学之内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该机构的孔好古（August Conraty）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十分乐于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因而顺利入学。如果说在柏林的一年属于适应和预备阶段，那么此后在莱比锡度过的三年则使他真正进入了留学生活。
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没有选定某一专业而攻读学位，只是任由兴趣与爱好自由听课，在校的六个学期总计选听了四十门课程，举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论等，“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其中印象较深的教师及其课程是：冯特的心理学和哲学史、福恺尔的哲学、兰普来西的文明史及司马罗的美术史等。冯特（Wilhelm Wundt）教授，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曾在莱比锡大学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为举世所瞩目。这位在医学、哲学及法学方面均有高深造诣的学者，“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蔡元培对他非常推崇，接连三个学期选修其课程。兰普来西（Lemprechs）教授，则是史学领域的革新者，著有数十卷本的《德意志史》。他以进化的历史观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阐释种种矛盾的演化与归趋，同时，其讲史注重美术，尤重雕刻、壁画等造形艺术的史学价值，使蔡元培深受启发和教益，进而参加了兰氏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接受比较文明史方面的训练。这期间，蔡元培一面听课，一面仍延请教师练习德语，对于课堂上未听清或不理解的内容，则求教高年级的德国同学，请其摘讲。同时，大量翻阅有关参考书，藉以消化理解所学知识。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讲坛上占据重要位置，一些注重科学实验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开始介入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并崭露头角，这是一个新旧交融、学术更替的时代。蔡元培身处其间，学泛众家，适足领悟这时代的精神内涵。
课堂之外，蔡元培感受到一个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学校大礼堂正面那一组表现和象征希腊文化真谛的壁画，其精巧的构图和美妙的设色，将他带入欧洲文明发萌时代的古朴境界；市内美术馆虽非一流，却收藏着文艺复兴以来诸位大师的代表性作品。漫步这上下三层楼、琳琅满目的艺术殿堂，仿佛对人文主义传统做了一次巡礼；椰园音乐厅每星期日演奏悠扬乐曲，更令异国学子留连沉迷，德意志浓重的音乐氛围，使他开始拨弄西洋乐器；莱城剧院不断上演的歌剧、话剧，饱含着西洋民族风情，伴随莱茵河畔的徐徐轻风，浸入心田，令人陶醉，而他与同学时常光顾的奥爱布赫小酒馆，即歌德当年就学于莱比锡大学时写下著名剧作《浮士德》的处所……蔡元培自谓：“我于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特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显然，康德的美学思想吸引蔡元培收缩了求学范围。除了研读康德著作，他还十分喜好德国学者厉丕斯（T。Lipps）所著《造型艺术的根本》一书，因为书中阐述的感人主义观点极为契合蔡元培对美学的理解，加之其文笔简明流畅，引起他“百读不厌的兴趣”。此外，摩曼（Menmann）教授的《现代美学》、《实验美学》两书，言简意赅，门径分明，引发蔡元培着手进行美学实验。不妨说，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是酷爱哲学的蔡元培求学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归宿点，也是其留学数年较为突出的学术收益。
尽管蔡元培涉猎的学科范围曾“勉自收缩”，而以美学和美术史为主，但其他类别的书“终不能割爱”。他描述自己留德期间的况味：“来此已愈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一、二，而无从连贯。”他甚至将自己的治学不专一，过于追求宽泛归结为“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的缘故。不过，客观地讲，这与当时当地的学风亦不无关系。顾孟余即认为：“蔡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值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分。”蔡元培以国学隽彦而留学西洋，深厚的学术素养及长期的思维训练，使他对欧洲学术具有明敏的领悟能力和深刻的鉴别能力；颇为自由地广泛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又在极大程度上超脱了一般功利观念的羁绊，这便使他的留学生涯成为在人类各种文化成果中“云游四方”、任情尽性进行探知的一个过程。从而，对东、西两大文明的共性和歧异有了超乎寻常的体认和识见，为其日后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在莱比锡的几年内，蔡元培听课之余，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孔好古教授主办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练习班，他既参加练习，也略尽指导之责；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陈列有中国、日本等东方文物，他曾协同该馆人员讲解中国展品。在大学里，他结识了倾心东方文化的汉堡学生但采尔，帮助选译了但采尔毕业论文《象形文字》中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一节。这类活动，多少使他体察到西方民众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而益感彼此交流的必要。莱比锡城内的中国学生，仅蔡元培、齐寿山及直隶人张瑾三人。他们时常到雷克拉莫书店选购各自所需的书籍，该市系德国印刷业集中之地，这家书店印行的小本书籍，凡版权逾期的文学或科学书籍，每册书价不过二十生丁，对清苦的学生颇为相宜。每逢暑假，蔡元培便要结伴外出旅行，曾到德国的特莱斯顿、耶拿、明兴、都绥多茀等地，亦曾远足瑞士，得以饱览西欧各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留德期间，蔡元培编著和翻译了三十余万字的文稿，寄交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这些著译是：一、1909年10月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作者为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其哲学体系属康德学派，但亦参采了斯宾诺莎和叔本华的部分学说，在伦理学上的动机论和功利论之间持调合折衷立场。蔡元培赞赏该书作者持中的伦理学观念，根据日本蟹江义丸的日文节译本，参照德文原著，译为中文。该书出版后成为国内不少学校的伦理学或修身课的教科书，至1921年已出至第6版，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二、1910年4月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的伦理观念素称发达，有关资料亦颇宏富，但杂厕经史之间，从未独立成学。有鉴于此，蔡元培以日本人木村鹰太郎《东西洋伦理学史》和久保得二《东洋伦理学简史》两书中的中国章节为蓝本，梳理古籍，条贯挖掘，编撰成本，遂为中国近代伦理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此书后来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并在40年代初，由日本学者中岛太郎译为日文印行。三、《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前三册于1907年12月出版，未署名，后两册于1908年春出版，署名“蔡振”。1911年秋，蔡元培对全套五册略行修订，分作上、下两篇，于1912年5月出版。该书的编写始于作者在北京等候出国之时，定稿及修订则是在留德期间。这套教科书，与张元济和高梦旦二人分别编写的初小和高小修身教科书相衔接，在民国初期曾被各校广泛采用。至1921年9月已印行第16版。相对说来，留德的四年，是蔡元培能够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一段黄金时期。
当然，这位沪上革命的重要人物，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十分关注的，并且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人士保持着通畅的联系。他从上海友人按期寄来的《中外日报》和《神州日报》上知悉国内的社会政治动态，在与汪康年、陶成章、吴稚晖等人的通信中，了解革命、立宪、保皇等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其内情，对诸如浙江路事、章太炎等与孙中山的龃龉、刘师培的变节、于右任所办《民呼日报》的被封，以及汪精卫的入京行刺等事均有所探询或评论。他还曾受陶成章、龚宝铨之托，将其寄来的十册《秋（瑾）女士遗诗》分送欧洲各大图书馆收藏，以此志念革命英烈。这段时间，蔡元培与同在欧洲的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三人关系渐深。吴等在巴黎筹组“世界社”，先后刊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宣传革命思想，倡扬无政府主义，痛斥立宪主张，并在行动上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蔡元培与吴稚晖互致信函，评事论人，尤为相契，蔡与孙中山的交谊，似即由吴从中牵线。1911年10月，正在德国一所新式中学参观的蔡元培，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兴奋不已，随后又接到吴稚晖来函，坚谓：“大家应竭力促成此举。”蔡遂赶往柏林，与留德学生集款致电国内各省，促其响应；同时，致信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建议筹款订购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新式大炮，以助成革命。对袁世凯复出后革命所面临的局面，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曾做出预测，认为，袁世凯不会像当年曾国藩效命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此次革命，但也不可能赞成民主共和，袁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借此以自帝”。在辛亥事件之初，即作出这一分析，可见其政治观察力的敏锐。不久，蔡元培接到陈英士促请他回国的电报，这位当年蔡在中国教育会开办通学所时的学生，此时已成为上海方面革命力量的主要领导人。11月上旬，蔡元培匆匆结束了四年之久的留德生活，经西伯利亚返回祖国。
此时的中国，正站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上，清王朝行将就木，民国的帷幕就要开启。蔡元培或许不曾意识到，自己将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第三章 在民国最初的年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