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翰林院
有时将一个人的成长与某种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常会发现冥冥之中似乎存在着那么一种巧合和对应，此类联想或许近乎荒诞，但其中往往隐含严肃的内容。蔡元培降生的那一年，即1868年，席卷中国大地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风暴刚刚平息，社会生活在所谓“同治中兴”的些微亢奋中迅速回复到传统秩序里，星星点点的洋务事业无碍那年深日久的封建大局。蔡元培自幼受到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正是这一社会总体风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缩影。也就是在那一年，东邻岛国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迈出了旨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近代化步伐。当蔡元培沿着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步步攀登，逐渐实现读书人的梦想之时，日本民族却被务实求新、“脱亚入欧”的欲念促动着而不断奋进。就在蔡元培跃上大比之巅，遥望青云之路的当口儿，羽翼已丰的“蕞尔小国”竟也学着西洋列强的样子，要用枪炮与清政府一比高下了。这场在陆地和海洋上进行的“全方位”的较量，从此更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蔡元培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道路发生转折。
1894年（甲午）下半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应同乡先辈李慈铭的邀请，他兼任李氏嗣子李承侯的家庭教师，为其讲授《春秋左氏传》，同时，还为李慈铭代阅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平素即寓居李宅。他与在京的浙籍人士王式通、胡道南等人交往密切，经常一起作诗遣怀。其时，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元培以焦酌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7月21日，他在和李慈铭《庭树为风雨所折叹》的一首五言律诗中，“有感东邻兵事”，抒发忧国情怀，并加注云：“越南已折入佛郎西，日本又争朝鲜，藩篱尽撤，能无剥床之惧？”此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报谓：日人已发哀美敦战书……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甲午战火犹酣的八、九两月间，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屡屡流露出深切的忧虑：“东邻构衅，渤海军兴……杞忧方大。”“合肥（按：李鸿章）愒日，屡膺严谴，范雎可去，蔡泽何在？鼎折栋桡，殷忧方剧。”恨倭寇之焰炽，叹朝中之无人，这就是蔡元培忧愤的心态。10月，帝党中坚人物、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召集院中同人，谋划御敌之策，建议光绪帝“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文廷式等37人遂联名上奏，蔡元培与丁立钧、黄绍箕、沈曾桐、徐世昌、柯劭忞、李盛铎、叶昌炽、张謇等列名其间。据说，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曾有此类“以夷制夷”之议，不过，翰林学士们的这个奏折显然具有制约李鸿章“待俄使言和”的用意，看来，清流学士更倾向于主战派。蔡元培的主战意向尤为明显，即使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仍然坚持认为：“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然而，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清廷朝纲的极端腐败，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翰林只能“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促使已近“而立之年”的蔡元培认真地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的大气候，推动他多少有些饥不择食地摄取新学。这段时间，他对京官生活渐趋冷漠。1894年底，李慈铭病逝，李家南归，蔡元培移居京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第二年夏初，许多朝中人士愤于《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请假离京返里。他的长兄蔡元也曾来信，“劝作归计”。此时，在甲午惨败后的灰冷气氛中，元培对闲居京城徒拥虚名而无所作为的状况确有过更张的念头，他甚至写信给在广州的陶濬宣表示：“夏秋之间，拟重游岭表，向茶陵夫子乞广局一席。”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谋求广雅书局之职。到了这年冬天，他便请假一年，返居故乡。归途中，特赴南京，访谒了张之洞，适值康有为会试时的房师余诚格也在场，张氏盛赞康“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蔡访张，可能是礼节性拜会，但对这位封疆大吏称许康有为的言论，却留下深刻印象。蔡元培曾以读书人的眼光，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著述中为阐发己见而不惜曲改史籍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可是对不久前康氏发起“公车上书”的壮举又十分赞佩，此番听得张之洞的赞康之词，当会深切感触到甲午以后社会风气正在发生的变化。
1896年，在绍兴赋闲的一年里，蔡元培广泛涉猎了大量译本书和新学著作。此前，中日战争进行之际，他在北京即阅读了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和李小池的《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对日本几十年来的变化和世界情势产生兴趣。在家乡，他又先后浏览了日本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等等。一位饱读经史的翰林学士，肯于静心研读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各类书籍，足见其渴求新知的急切。后来，他曾总结自己30岁前后的治学路径说：“少酖举业，长溺文词，经诂史法，亦窥藩篱，生三十年，始知不足”，“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决意“迷途回车，奚翅炳烛”。由此不难测度蔡元培此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厚实的土壤上，遥望“西学新知”那别有一番洞天的景象时所怀的心态。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治学重心渐渐偏离经史词章之类旧学，而对戊戌前后风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新学新书产生强烈的求知欲。闲居家乡的一年，除读书之外，便是与学友交游，主要有何琪、薛炳、徐维则、徐尔榖、陈星衍等。这期间，蔡元培写了大量“酬应之作”，计有祭文、墓表、室铭、楼记之类，大概是“翰林公”为家乡所尽的义务吧；也写下许多七言律诗，仅七绝《题铁花灯》诗就达16首之多，堪称蔡诗中仅见的长诗。元培文笔古奥艰涩，其文如此，其诗亦类此，因而流传不多，然诗中偶有“神句”，读来耳目一新，即如前述长诗中便有“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之句，颇堪玩味。11月间，元培的长子阿根出世。年底，他自陆路乘马车赶回北京销假，此行艰苦备尝，但“闻见特新，作诗颇多”。
1897年的北京，喧腾着改良思潮的热浪，《时务报》、《国闻报》等倡扬变法主张的报刊源源流入，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在京各省人士发起的维新团体纷纷成立，这股浪潮的发起者康有为再次入京，接连上书，积极奔走……维新变法，正在由舆论鼓动演变为政治运作。置身其中的蔡元培，虽然没有付诸直接行动，但就其内心倾向而言，是与这场社会变革灵犀相通的，即其所谓“维新党人，吾所默许”。在书写着“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的京寓中，他研读早期改良派人士的著作，深入探求新知。读罢郑观应《盛世危言》后，他写道，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阅完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四卷，他评论道：“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却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他还通览了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撰写的《采风记》五卷，认为“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上述心得，表露出蔡元培对方兴未艾的改良运动进行思想探源的某种努力，他欣赏对于西学融会贯通后的深刻阐释，鄙薄浅尝辄止的浮泛议论，而且，从接触西学的初期就显示出他有意将中西文化相比附相攀援而不是相对立的思维取向。这种思想风格，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一再表现出来。
同年初夏，王夫人携幼子来京，蔡元培移出会馆，同家眷暂居“方略馆”，不久迁入绳匠胡同寓所。与家人团聚，使元培的京官生活更为安定，闲暇时日，携妻伴友，游览京都胜景，平添许多情趣。然而，京中报纸上传载的消息却不断扰攘着他的心境：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军舰强行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英、法列强亦提出类似要求，逼清廷就范。元培痛感清政府不谋自强，却一味回旋于列国之间，企望“以夷治夷”，竟致顾此失彼，丧失主权。他在日记中不无愤懑地写道：“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近观京中大小官员，平庸苟且之辈居多，整日钻营名利，置国难于不顾。元培的心绪不时为闷怨和痛苦所笼罩。因而，与同僚或友人宴饮，时常酩酊大醉，醉后甚至大骂同座。他曾自述：“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到北京，京官以饮食征逐为常，尤时时醉。”世人恒视元培为恪守礼仪之谦谦君子，殊不知其青壮年时亦偶有豪放之举，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复杂多面的，元培性格中这一侧面的显现，以此种境地论之，亦属情理之中。这一年，蔡元培参加了在保和殿举行的旨在选定各省主考学政及会试考官的一次考试，他一如前例，“仍以常人不易了解之文应之”，而“毫无得失之见”。看来，元培获得了会试考官资格，所以翌年其六叔蔡铭恩来京应试之时，他按例请求回避，以免其叔不能应考。
进入1898年，京城内的维新气氛更为浓烈，蔡元培也已不满足于只读中文译本书，而希望学习外文，扩大求知范围。他的好友，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在琉璃厂开设了通艺学堂，专授英语。同时，他的另一友人刘树屏在内城设立专修日文的学馆。元培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日文易于速成，而且西文要籍均有日文译本，通日文即可广览西学书籍。借助刘氏的日文学馆，他进而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聘师辅导。元培径直从日文译汉文入手，先后试译了《万国地志》序及《俄土战史》等数页，渐渐“文从字顺”，而对日语则不甚了了。这种读、译日文的本领，使蔡元培日后受益匪浅，甚至不妨说，这是他最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外文工具。6月，“百日维新”拉开了帷幕，光绪皇帝的上谕一道道颁布，而积习深重的官僚们却敷衍搪塞，等待观望。蔡元培赞同变法，同情维新志士，他与梁启超还是己丑乡试同年，但在康、梁炙手可热之际，读书人的孤傲和自尊使他“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置身局外冷静观察，加之数年京官生活的实际体验，使他深知社会守旧势力之强大和维新变法之艰难，而对某些参政伊始便露轻佻之态的新派人物，他也颇反感，认定其“不足以当大事”。有记载谓：新政期间，诏开“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之特殊人才，蔡因供职宗人府的同乡葛宝华荐举而前往应征。此说如确实，则是蔡元培与新政的唯一关联。
9月，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戊戌新政恰如一场春梦，在血雨腥风中骤然消散。官场仍旧昏愦，民智依然未开。蔡元培悲愤之余，痛切感到：“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赞佩谭嗣同的铮铮铁骨，视为自己的“先驱”，尤为痛恨清廷贵胄昏庸误国，其激切之情溢于言表，竟致引动顽固派掌院大学士徐桐的视听。往昔热心维新的友朋早已风流云散，即使行事稳健的好友张元济也被革职出京，永不叙用。京官生活已无可眷恋，蔡元培决意另辟新路，施展抱负。
同年10月，蔡元培请假离京，举家南归，实际上放弃了京职，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第二章 办学革命留洋
1894年（甲午）下半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应同乡先辈李慈铭的邀请，他兼任李氏嗣子李承侯的家庭教师，为其讲授《春秋左氏传》，同时，还为李慈铭代阅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平素即寓居李宅。他与在京的浙籍人士王式通、胡道南等人交往密切，经常一起作诗遣怀。其时，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元培以焦酌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7月21日，他在和李慈铭《庭树为风雨所折叹》的一首五言律诗中，“有感东邻兵事”，抒发忧国情怀，并加注云：“越南已折入佛郎西，日本又争朝鲜，藩篱尽撤，能无剥床之惧？”此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报谓：日人已发哀美敦战书……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甲午战火犹酣的八、九两月间，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屡屡流露出深切的忧虑：“东邻构衅，渤海军兴……杞忧方大。”“合肥（按：李鸿章）愒日，屡膺严谴，范雎可去，蔡泽何在？鼎折栋桡，殷忧方剧。”恨倭寇之焰炽，叹朝中之无人，这就是蔡元培忧愤的心态。10月，帝党中坚人物、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召集院中同人，谋划御敌之策，建议光绪帝“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文廷式等37人遂联名上奏，蔡元培与丁立钧、黄绍箕、沈曾桐、徐世昌、柯劭忞、李盛铎、叶昌炽、张謇等列名其间。据说，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曾有此类“以夷制夷”之议，不过，翰林学士们的这个奏折显然具有制约李鸿章“待俄使言和”的用意，看来，清流学士更倾向于主战派。蔡元培的主战意向尤为明显，即使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仍然坚持认为：“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然而，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清廷朝纲的极端腐败，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翰林只能“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促使已近“而立之年”的蔡元培认真地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的大气候，推动他多少有些饥不择食地摄取新学。这段时间，他对京官生活渐趋冷漠。1894年底，李慈铭病逝，李家南归，蔡元培移居京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第二年夏初，许多朝中人士愤于《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请假离京返里。他的长兄蔡元也曾来信，“劝作归计”。此时，在甲午惨败后的灰冷气氛中，元培对闲居京城徒拥虚名而无所作为的状况确有过更张的念头，他甚至写信给在广州的陶濬宣表示：“夏秋之间，拟重游岭表，向茶陵夫子乞广局一席。”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谋求广雅书局之职。到了这年冬天，他便请假一年，返居故乡。归途中，特赴南京，访谒了张之洞，适值康有为会试时的房师余诚格也在场，张氏盛赞康“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蔡访张，可能是礼节性拜会，但对这位封疆大吏称许康有为的言论，却留下深刻印象。蔡元培曾以读书人的眼光，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著述中为阐发己见而不惜曲改史籍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可是对不久前康氏发起“公车上书”的壮举又十分赞佩，此番听得张之洞的赞康之词，当会深切感触到甲午以后社会风气正在发生的变化。
1896年，在绍兴赋闲的一年里，蔡元培广泛涉猎了大量译本书和新学著作。此前，中日战争进行之际，他在北京即阅读了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和李小池的《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对日本几十年来的变化和世界情势产生兴趣。在家乡，他又先后浏览了日本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等等。一位饱读经史的翰林学士，肯于静心研读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各类书籍，足见其渴求新知的急切。后来，他曾总结自己30岁前后的治学路径说：“少酖举业，长溺文词，经诂史法，亦窥藩篱，生三十年，始知不足”，“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决意“迷途回车，奚翅炳烛”。由此不难测度蔡元培此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厚实的土壤上，遥望“西学新知”那别有一番洞天的景象时所怀的心态。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治学重心渐渐偏离经史词章之类旧学，而对戊戌前后风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新学新书产生强烈的求知欲。闲居家乡的一年，除读书之外，便是与学友交游，主要有何琪、薛炳、徐维则、徐尔榖、陈星衍等。这期间，蔡元培写了大量“酬应之作”，计有祭文、墓表、室铭、楼记之类，大概是“翰林公”为家乡所尽的义务吧；也写下许多七言律诗，仅七绝《题铁花灯》诗就达16首之多，堪称蔡诗中仅见的长诗。元培文笔古奥艰涩，其文如此，其诗亦类此，因而流传不多，然诗中偶有“神句”，读来耳目一新，即如前述长诗中便有“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之句，颇堪玩味。11月间，元培的长子阿根出世。年底，他自陆路乘马车赶回北京销假，此行艰苦备尝，但“闻见特新，作诗颇多”。
1897年的北京，喧腾着改良思潮的热浪，《时务报》、《国闻报》等倡扬变法主张的报刊源源流入，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在京各省人士发起的维新团体纷纷成立，这股浪潮的发起者康有为再次入京，接连上书，积极奔走……维新变法，正在由舆论鼓动演变为政治运作。置身其中的蔡元培，虽然没有付诸直接行动，但就其内心倾向而言，是与这场社会变革灵犀相通的，即其所谓“维新党人，吾所默许”。在书写着“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的京寓中，他研读早期改良派人士的著作，深入探求新知。读罢郑观应《盛世危言》后，他写道，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阅完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四卷，他评论道：“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却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他还通览了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撰写的《采风记》五卷，认为“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上述心得，表露出蔡元培对方兴未艾的改良运动进行思想探源的某种努力，他欣赏对于西学融会贯通后的深刻阐释，鄙薄浅尝辄止的浮泛议论，而且，从接触西学的初期就显示出他有意将中西文化相比附相攀援而不是相对立的思维取向。这种思想风格，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一再表现出来。
同年初夏，王夫人携幼子来京，蔡元培移出会馆，同家眷暂居“方略馆”，不久迁入绳匠胡同寓所。与家人团聚，使元培的京官生活更为安定，闲暇时日，携妻伴友，游览京都胜景，平添许多情趣。然而，京中报纸上传载的消息却不断扰攘着他的心境：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军舰强行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英、法列强亦提出类似要求，逼清廷就范。元培痛感清政府不谋自强，却一味回旋于列国之间，企望“以夷治夷”，竟致顾此失彼，丧失主权。他在日记中不无愤懑地写道：“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近观京中大小官员，平庸苟且之辈居多，整日钻营名利，置国难于不顾。元培的心绪不时为闷怨和痛苦所笼罩。因而，与同僚或友人宴饮，时常酩酊大醉，醉后甚至大骂同座。他曾自述：“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到北京，京官以饮食征逐为常，尤时时醉。”世人恒视元培为恪守礼仪之谦谦君子，殊不知其青壮年时亦偶有豪放之举，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复杂多面的，元培性格中这一侧面的显现，以此种境地论之，亦属情理之中。这一年，蔡元培参加了在保和殿举行的旨在选定各省主考学政及会试考官的一次考试，他一如前例，“仍以常人不易了解之文应之”，而“毫无得失之见”。看来，元培获得了会试考官资格，所以翌年其六叔蔡铭恩来京应试之时，他按例请求回避，以免其叔不能应考。
进入1898年，京城内的维新气氛更为浓烈，蔡元培也已不满足于只读中文译本书，而希望学习外文，扩大求知范围。他的好友，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在琉璃厂开设了通艺学堂，专授英语。同时，他的另一友人刘树屏在内城设立专修日文的学馆。元培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日文易于速成，而且西文要籍均有日文译本，通日文即可广览西学书籍。借助刘氏的日文学馆，他进而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聘师辅导。元培径直从日文译汉文入手，先后试译了《万国地志》序及《俄土战史》等数页，渐渐“文从字顺”，而对日语则不甚了了。这种读、译日文的本领，使蔡元培日后受益匪浅，甚至不妨说，这是他最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外文工具。6月，“百日维新”拉开了帷幕，光绪皇帝的上谕一道道颁布，而积习深重的官僚们却敷衍搪塞，等待观望。蔡元培赞同变法，同情维新志士，他与梁启超还是己丑乡试同年，但在康、梁炙手可热之际，读书人的孤傲和自尊使他“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置身局外冷静观察，加之数年京官生活的实际体验，使他深知社会守旧势力之强大和维新变法之艰难，而对某些参政伊始便露轻佻之态的新派人物，他也颇反感，认定其“不足以当大事”。有记载谓：新政期间，诏开“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之特殊人才，蔡因供职宗人府的同乡葛宝华荐举而前往应征。此说如确实，则是蔡元培与新政的唯一关联。
9月，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戊戌新政恰如一场春梦，在血雨腥风中骤然消散。官场仍旧昏愦，民智依然未开。蔡元培悲愤之余，痛切感到：“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赞佩谭嗣同的铮铮铁骨，视为自己的“先驱”，尤为痛恨清廷贵胄昏庸误国，其激切之情溢于言表，竟致引动顽固派掌院大学士徐桐的视听。往昔热心维新的友朋早已风流云散，即使行事稳健的好友张元济也被革职出京，永不叙用。京官生活已无可眷恋，蔡元培决意另辟新路，施展抱负。
同年10月，蔡元培请假离京，举家南归，实际上放弃了京职，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第二章 办学革命留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