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和少年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一户世代经商的小康之家，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母亲周氏。
山阴与会稽两县城只一河之隔，明清两代同属绍兴府，1912年废府，两县遂合为绍兴县。蔡家祖居诸暨陈蔡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迁至山阴，最初以伐售柴木谋生，后来转而经商，主要从事绸缎运销，曾远至广州。到蔡元培的祖父一辈，已是世居绍兴的第六代人了。其祖父名廷桢，字佳木，相传其“夏夜读书，无法得避蚁烟，竟置两胫于瓮中”，颇具志向。早年在典当商行学徒，渐次升为经理，以平生所得积蓄，为祖宗置祭田，并在县城笔飞坊购置宅院，与子孙合居一处。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一人习武，一人从文，其长子即蔡光普。蔡元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人丁兴旺、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乳名阿培，两岁前后由奶娘陈氏抚育。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小阿培天性祥静平和。一次，女佣携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楼梯高且陡，须由女佣抱下，女佣先抱堂兄，留阿培在楼梯口等候，岂料女佣抱堂兄下楼后适遇他事，忙不迭中竟忘记了阿培。小阿培不哭不叫，端坐楼口静待多时，直到被家人发现。
童年，往往是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梦幻的温馨岁月，这对于生活在古城绍兴的蔡元培来说尤其如此。素以人文荟萃、国学隆盛著称于世的绍兴，自远古至近世留下了多少君王先贤、文人墨客的生命印迹，真可谓俯拾即是，斑斑可考。而每一处斑驳的遗迹，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悠远而生动的故事，昭示着那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天下人们瞻顾凭吊；曾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矢志再起，还有那与他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和忠诚悲烈的文仲大夫，即分别生于斯、葬于此；空怀报国之志的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唐琬，写下缠绵悱恻传诵千古的《钗头凤》词。且不去备述撰著《论衡》的王充、“乡音未改”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大器晚成的史家章学诚及令郑板桥赞佩得五体投地的徐渭（徐文长）等名家与绍兴的渊源关系，只以蔡元培家居的笔飞坊笔飞弄来说，即充盈着关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似真似神的美妙传说。蔡元培自述：我家所在的“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可以想象：在暑热难耐的夏夜，长辈们坐在蔡家台门里，手摇蒲扇，讲述多彩多姿的越乡故事，会启迪蔡元培幼小心灵中怎样的好奇和思智啊！家乡特有的文物优势，使书本上和口碑中的空灵载说变得真切可感；举目即见、抬手可触的人文环境，又令人产生贴近文化精萃的优越心理和近距离感受。耳濡目染于如此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对蔡元培日后的发展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何况，他18岁以前不曾离开故乡一步，而在此生活的时日竟超过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
1872年，虚龄6岁的阿培进入自家延师开设的私塾破蒙读书了。按照兄弟辈的排名，正式定学名曰元培，家中唯一从文的六叔为他取字鹤卿。塾师是一位姓周的先生，元培跟从他诵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开蒙读物，随后便接读四书五经。在读五经之前，先生并不讲解，只要求反复诵读，直至背熟为止。此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种功课。比起那种机械而枯燥的读书方法来，与现今的造句颇为相近的对课更能激发元培的学习兴趣。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须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并且要词性相近。诸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作诗为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对应而又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颇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日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其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11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蔡光普病逝。光普为人宽厚优容，供职钱庄往往有贷必应，对拖欠者亦不忍索还，以至家人常以“爱无差等”相揶揄，而友人则赞其“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这一秉性对元培影响至大。父亲的去逝，使元培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入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辞却。她凭藉乡人主动还回的欠款，并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某些改变：看着母亲愁苦的面容，这个少年内心隐隐生出家道中落的哀伤，此时，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中附读一年，其后又入李申甫塾馆读书。这位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苛责体罚，来此受业的学生几乎都领教过其责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竟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日后科举考试赖以显达的专门功夫--八股文。两年之后，14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路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
王懋修，字子庄，会稽县学增广生员，以精研八股文源流及技艺闻名遐迩，设馆授徒二十余年，其时馆内受业学生不下三十名。元培在其门下求学四年，学业、思想深受其教诲和陶冶。此时，元培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删除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亦已读罢，正读《春秋左氏传》。加之，在六叔指导下，业已浏览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初立，求知欲正旺，因而颇得王先生器重，对之“策励尤挚”。但这位老秀才严格禁止元培看“杂书”，《三国演义》看不得，《战国策》也看不得，这是因为练习制艺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和词藻，总之，未考中秀才之前，读书要切合科举的尺度。但在授课时，王先生却不拘此例，大谈明季掌故，褒贬先人的优劣得失，尤其好讲吕留良、曾静一案，深为其冤屈抱不平。课余，王先生雅好碑帖，时常捧着本《金石萃编》细细翻阅，与友人对答偶或亦以“西厢淫词”相调侃，在学生中传为笑谈。他指导元培作文章，对不合规范之处，并不立即改过，而是提示错处，令其自改，以利提高。这位王秀才倾心崇尚宋明理学，经常研读各家的著述，不时向学生讲述和考比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哲理主张，并大胆阐发他自己的学术见解。他服膺明代大儒王阳明，尤其崇拜信守气节的明末学者刘宗周（一号蕺山），自号其宅曰“仰蕺山房”。因为“绍兴在清代，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气节及理学的风气，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蔡元培在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系受到其业师的熏染，他后来仿行古训，以尽孝道的行为也正是这种教育的结果。
在蔡元培求学的这几年里，其母周氏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位中年丧夫、七个子女夭折其四的不幸的妇人，拉扯三个儿子，苦撑家计，其痛楚和艰难可想而知。但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常以“自立”、“不依赖”等语勉励诸儿，对好学而又悟性很高的二儿子元培督责尤严。晚上，元培在灯下做功课，她常陪坐案侧，直至夜深，有时见儿子困倦难耐，便索性令其歇息，到翌日凌晨即促其起身，补做功课，竟更具效果。从而使元培觉得“熬夜不如早起”，遂渐成习惯。元培17岁前后，几次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夜半时分即起身烧饭，为之置备行囊。显然，她企望儿子争得功名以改变命运。蔡元培忆述其母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1886年初春，元培的母亲病故。母亲患的是胃病和肝病，元培信奉先人的做法，刲臂和药以侍奉病母，希求消病延年，但劳瘁了一生的母亲还是辞离了人世。元培悲痛之余，执意躬行寝苦枕块的古制，星夜守护在母亲的棺木之侧，以尽为人子息的孝道。居丧期尚未过去，其兄元为之订婚，元培闻知自觉大不孝，坚决取消婚约。这一系列严守古礼的“拘迂之举动”，确乎使人看到了一个刻意追求理学风范的仁人君子的形象。显然，蔡元培对失去慈母是深感悲哀的，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善解人意的儿子对母亲所经历的苦难会有更为深切的观察和理解，对母亲的爱和感情则已渐渐升华为一种理智的观念。蔡元培日后投身社会力倡女权，究其根由，倘若不考虑其早年生活中母亲的因素，那肯定是一个极大的疏漏。至于躬行古制，那不过是为表达对母亲深厚的爱所选择的当时社会公认的最佳形式罢了。
此时的蔡元培接近20岁，这个商人世家的青年，已经走上一条科举求仕的人生之路。
山阴与会稽两县城只一河之隔，明清两代同属绍兴府，1912年废府，两县遂合为绍兴县。蔡家祖居诸暨陈蔡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迁至山阴，最初以伐售柴木谋生，后来转而经商，主要从事绸缎运销，曾远至广州。到蔡元培的祖父一辈，已是世居绍兴的第六代人了。其祖父名廷桢，字佳木，相传其“夏夜读书，无法得避蚁烟，竟置两胫于瓮中”，颇具志向。早年在典当商行学徒，渐次升为经理，以平生所得积蓄，为祖宗置祭田，并在县城笔飞坊购置宅院，与子孙合居一处。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一人习武，一人从文，其长子即蔡光普。蔡元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人丁兴旺、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乳名阿培，两岁前后由奶娘陈氏抚育。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小阿培天性祥静平和。一次，女佣携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楼梯高且陡，须由女佣抱下，女佣先抱堂兄，留阿培在楼梯口等候，岂料女佣抱堂兄下楼后适遇他事，忙不迭中竟忘记了阿培。小阿培不哭不叫，端坐楼口静待多时，直到被家人发现。
童年，往往是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梦幻的温馨岁月，这对于生活在古城绍兴的蔡元培来说尤其如此。素以人文荟萃、国学隆盛著称于世的绍兴，自远古至近世留下了多少君王先贤、文人墨客的生命印迹，真可谓俯拾即是，斑斑可考。而每一处斑驳的遗迹，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悠远而生动的故事，昭示着那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天下人们瞻顾凭吊；曾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矢志再起，还有那与他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和忠诚悲烈的文仲大夫，即分别生于斯、葬于此；空怀报国之志的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唐琬，写下缠绵悱恻传诵千古的《钗头凤》词。且不去备述撰著《论衡》的王充、“乡音未改”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大器晚成的史家章学诚及令郑板桥赞佩得五体投地的徐渭（徐文长）等名家与绍兴的渊源关系，只以蔡元培家居的笔飞坊笔飞弄来说，即充盈着关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似真似神的美妙传说。蔡元培自述：我家所在的“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可以想象：在暑热难耐的夏夜，长辈们坐在蔡家台门里，手摇蒲扇，讲述多彩多姿的越乡故事，会启迪蔡元培幼小心灵中怎样的好奇和思智啊！家乡特有的文物优势，使书本上和口碑中的空灵载说变得真切可感；举目即见、抬手可触的人文环境，又令人产生贴近文化精萃的优越心理和近距离感受。耳濡目染于如此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对蔡元培日后的发展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何况，他18岁以前不曾离开故乡一步，而在此生活的时日竟超过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
1872年，虚龄6岁的阿培进入自家延师开设的私塾破蒙读书了。按照兄弟辈的排名，正式定学名曰元培，家中唯一从文的六叔为他取字鹤卿。塾师是一位姓周的先生，元培跟从他诵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开蒙读物，随后便接读四书五经。在读五经之前，先生并不讲解，只要求反复诵读，直至背熟为止。此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种功课。比起那种机械而枯燥的读书方法来，与现今的造句颇为相近的对课更能激发元培的学习兴趣。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须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并且要词性相近。诸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作诗为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对应而又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颇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日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其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11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蔡光普病逝。光普为人宽厚优容，供职钱庄往往有贷必应，对拖欠者亦不忍索还，以至家人常以“爱无差等”相揶揄，而友人则赞其“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这一秉性对元培影响至大。父亲的去逝，使元培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入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辞却。她凭藉乡人主动还回的欠款，并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某些改变：看着母亲愁苦的面容，这个少年内心隐隐生出家道中落的哀伤，此时，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中附读一年，其后又入李申甫塾馆读书。这位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苛责体罚，来此受业的学生几乎都领教过其责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竟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日后科举考试赖以显达的专门功夫--八股文。两年之后，14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路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
王懋修，字子庄，会稽县学增广生员，以精研八股文源流及技艺闻名遐迩，设馆授徒二十余年，其时馆内受业学生不下三十名。元培在其门下求学四年，学业、思想深受其教诲和陶冶。此时，元培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删除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亦已读罢，正读《春秋左氏传》。加之，在六叔指导下，业已浏览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初立，求知欲正旺，因而颇得王先生器重，对之“策励尤挚”。但这位老秀才严格禁止元培看“杂书”，《三国演义》看不得，《战国策》也看不得，这是因为练习制艺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和词藻，总之，未考中秀才之前，读书要切合科举的尺度。但在授课时，王先生却不拘此例，大谈明季掌故，褒贬先人的优劣得失，尤其好讲吕留良、曾静一案，深为其冤屈抱不平。课余，王先生雅好碑帖，时常捧着本《金石萃编》细细翻阅，与友人对答偶或亦以“西厢淫词”相调侃，在学生中传为笑谈。他指导元培作文章，对不合规范之处，并不立即改过，而是提示错处，令其自改，以利提高。这位王秀才倾心崇尚宋明理学，经常研读各家的著述，不时向学生讲述和考比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哲理主张，并大胆阐发他自己的学术见解。他服膺明代大儒王阳明，尤其崇拜信守气节的明末学者刘宗周（一号蕺山），自号其宅曰“仰蕺山房”。因为“绍兴在清代，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气节及理学的风气，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蔡元培在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系受到其业师的熏染，他后来仿行古训，以尽孝道的行为也正是这种教育的结果。
在蔡元培求学的这几年里，其母周氏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位中年丧夫、七个子女夭折其四的不幸的妇人，拉扯三个儿子，苦撑家计，其痛楚和艰难可想而知。但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常以“自立”、“不依赖”等语勉励诸儿，对好学而又悟性很高的二儿子元培督责尤严。晚上，元培在灯下做功课，她常陪坐案侧，直至夜深，有时见儿子困倦难耐，便索性令其歇息，到翌日凌晨即促其起身，补做功课，竟更具效果。从而使元培觉得“熬夜不如早起”，遂渐成习惯。元培17岁前后，几次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夜半时分即起身烧饭，为之置备行囊。显然，她企望儿子争得功名以改变命运。蔡元培忆述其母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1886年初春，元培的母亲病故。母亲患的是胃病和肝病，元培信奉先人的做法，刲臂和药以侍奉病母，希求消病延年，但劳瘁了一生的母亲还是辞离了人世。元培悲痛之余，执意躬行寝苦枕块的古制，星夜守护在母亲的棺木之侧，以尽为人子息的孝道。居丧期尚未过去，其兄元为之订婚，元培闻知自觉大不孝，坚决取消婚约。这一系列严守古礼的“拘迂之举动”，确乎使人看到了一个刻意追求理学风范的仁人君子的形象。显然，蔡元培对失去慈母是深感悲哀的，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善解人意的儿子对母亲所经历的苦难会有更为深切的观察和理解，对母亲的爱和感情则已渐渐升华为一种理智的观念。蔡元培日后投身社会力倡女权，究其根由，倘若不考虑其早年生活中母亲的因素，那肯定是一个极大的疏漏。至于躬行古制，那不过是为表达对母亲深厚的爱所选择的当时社会公认的最佳形式罢了。
此时的蔡元培接近20岁，这个商人世家的青年，已经走上一条科举求仕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