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和合性与分别性
在钱穆先生在卷帙浩繁的论著中，随处比较中西文化，议论之多，涉及之广，丝毫不亚于现代其他思想大家和文化巨擘。人们从钱先生的文化比较中，可以归纳、抽绎出许多值得回味的命题并加以阐发。我们这里主要依据钱先生的文化学理论，尤其是他的文化比较的类型学思想和文化结构论思想，以及他关于中西文化精神的思考，对“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内倾型”与“外倾型”诸命题略加述评。与此相应的，钱先生说得较多的还有一对命题，即“和合性”与“分别性”。在我们看来，这几对命题都是紧紧围绕着中西文化精神、文化性格之差异而提出的。
钱先生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的民族性，也即中国人的性格。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与西方人性格的一大差异是中国人比较看重和合性，而西方人比较看重分别性。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性”主要指人文方面，而西方人注重自然的性。分别性是从先天自然方面来讲的，如人有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男人和女人各是人的一半，必须通过婚姻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可见人生在分别性之上还有一个和合性。人生有他的分别，就有他的和合，所以分别与和合只是一性。先天的自然性除男女之别外，还有长幼之序。后天的人文则有男女长幼之和合，这种和合就形成了家庭。中国人在家庭内重视和合性更重于分别性。西方人则相反，在家庭内强调其成员的分别性、独立性，重视自我个性的伸展。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个人，而更重在讲人伦。人伦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共同的关系和次序。
从家庭扩大到国家，这种和合性与分别性的特点看得更清楚。中国人的民族性表现为合，西方人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条顿、斯拉夫等民族，而中国历史上虽也曾发生过异族入侵，但异族往往被同化。中国人和合成一个国家，而西方人分别出各个国家，如英、法、德、意、荷、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等等。这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性之所欲”，或喜欢这样，或喜欢那样。
从行为方式来说，和合性与分别性表现为东方人的集团性与西方人的英雄性。西方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凯撒，到近代法国的拿破仑等，由一领袖，领导一个集团，而成就了那时的一番事业。这都带有一种英雄性。而中国呢？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所以好像不见英雄性。所谓不见英雄性，同显见英雄性，这中间只是成分的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中国没有英雄。集团性也必然要有一个领导，但领导性的重要次于集团性。所以每一个集团中的领导人，不易看出他的英雄性，而英雄性的表现常常在领导人之下。中国人的观念里，英雄不宜为领导，也不宜成大事业。
在政治上，中国的政治是集团性的，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相互合作，相当于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西方的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中国主张的平均、均产属集团性，西方主张竞争则是英雄性。学术上，中国传统观念的学问是集团的，如诸子百家的“家”，不是指个人而言，一个人就不成家。家是和合性的，个人则是分别性的。西方人做学问主要由个人来创造，这也是英雄主义。中国人做学问是集团性的。当然集团中还有个人，英雄主义也要有集团。中国许多古代典籍都是集体的智慧，如《论语》、《孟子》等都是集体编纂的。西方的古代典籍大都是个人完成的，如《理想国》、《形而上学》等。中国人的旧观念，做学问不应该由一个人来做，应该和朋友一起做，因此是集团性的。
从中西方思想史来看，中国思想史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即从纵向看，思想家们的思想前后相承，相互和合。钱穆指出，一个民族是一个大生命。生命都有它的本源。思想是生命中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思想也如生命，也都有它的本源。有本源就有枝叶，有流派，生命有一个开始，就有它的传统。枝叶、流派之于本源，是共一体的。文化的传统，也都与它的开始共同一体，才成为一个生命，这是中国人的观念。西方人的思想则不同。与他们的历史分别性相适应，其思想发展出现断裂，不是前后相传，一脉相承。这是就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的。
就思想的内容而言，中国人重视“通天人，合内外”。中国人不仅讲人与人通，还要讲人与天通。中国人喜欢讲“通”讲“合”讲“统”讲“会”，不喜欢过分讲分别。《圣经》里说，上帝的事上帝管，凯撒的事凯撒管，这就把人与天分别讲了。中国孔子、老子都讲通天人。他们讲人生，就通到天命上去。因为天所命与人的就是性，人性之内就有一份天。天命人生通为一体，这是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又讲合内外，即主观与客观统一、知与行统一、格物与致知统一。知识是由心在内，接触到外面事事物物而有的。知识不能向内求，应向外求。但知识在心，是在我内部的，这就是“合内外”。西方人求知识太过偏向外。中国人把知识、道德、行为打成一片，尤其注重心性修养。所以“通天人”“合内外”这六个字是中国思想的大总纲，是归本回源的大问题。
西方人讲学问分门别类，有组织有系统，总爱定型，不仅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也如此。在中国，一门学问划分得太清楚、太定型了，人家反而看不起。中国人并不想科学只是科学，艺术只是艺术，宗教只是宗教，可以各自独立，却要在科学艺术宗教之背后寻出一道来，这就是艺术科学宗教之共同相通处。中国虽然没有典型的宗教，但有宗教情绪与精神。中国文化是中和型的文化而西方是偏反型的文化。
如此等等，表明中西文化在“和合”与“分别”倾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中西方人的性格、行为、思想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都有待于统一起来。西方讲“分别性”“个体性”亦有其长，中国讲“和合性”“群体性”亦有其短。
在文化比较研究中，钱先生只是强调两种文化本质上的不同，没有简单地判定优劣高下。他在晚年说过几段十分重要的话，系统表明了他的中西文化观：“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了，而是要各从所好。”“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
钱先生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返回新亚讲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可以视为钱先生重要的文化遗嘱。钱先生讲这一番话的心态是积极乐观而且十分健康的，并没有狭隘的“中国中心论”、“本位文化论”、“中体西用论”的色彩，而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宽容、博大的特质。今天，西方有些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然站在西方文化中心的立场，再弹“黄祸论”的老调。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教授1993年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长文，耸人听闻地提出，今后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成为未来国际斗争的主线，而西方文明要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我想，前引钱先生的讲话已预先回答了类似亨廷顿的种种担忧。
钱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展望未来世界文化是多元共处、各从所好、不相冲突，又能集异建同、调和凝结的。这建立在互尊互信，肯定民族文化个性的基础上。
上引钱先生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和中国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钱先生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所说的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反对绝对主义的价值评价，是针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来的。同时，他又积极肯定东方人文精神的价值，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例如，他批评了西方文化造成的社会、政治、伦理异化与人的异化，科学为权力意志服务，个人主义与个性自由恶性膨胀，民主政治的平面化及其他负面等等。钱先生由此反思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并加以重建，这种努力有极高的价值。钱穆先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他的文化比较，是着眼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前景的。关于中西文化之比较，见仁见智，诸说不一。钱穆先生提出的“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内倾型”与“外倾型”、“和合性”与“分别性”的区分模式，以认识各自的特殊性，然后再以世界性的视域，集其异，建其同，多元共处，相互尊重，相互吸收，相互融和。这些看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21世纪已经来临，我们体味钱先生之人与钱先生之学，获益良多。钱先生的文化观启发我们必须自觉地拥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我们应当通过教育，重新拥有自己的传统，以开放的方式批判地摄取传统资源，摄取其他文化传统的精华。这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钱先生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的民族性，也即中国人的性格。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与西方人性格的一大差异是中国人比较看重和合性，而西方人比较看重分别性。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性”主要指人文方面，而西方人注重自然的性。分别性是从先天自然方面来讲的，如人有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男人和女人各是人的一半，必须通过婚姻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可见人生在分别性之上还有一个和合性。人生有他的分别，就有他的和合，所以分别与和合只是一性。先天的自然性除男女之别外，还有长幼之序。后天的人文则有男女长幼之和合，这种和合就形成了家庭。中国人在家庭内重视和合性更重于分别性。西方人则相反，在家庭内强调其成员的分别性、独立性，重视自我个性的伸展。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个人，而更重在讲人伦。人伦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共同的关系和次序。
从家庭扩大到国家，这种和合性与分别性的特点看得更清楚。中国人的民族性表现为合，西方人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条顿、斯拉夫等民族，而中国历史上虽也曾发生过异族入侵，但异族往往被同化。中国人和合成一个国家，而西方人分别出各个国家，如英、法、德、意、荷、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等等。这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性之所欲”，或喜欢这样，或喜欢那样。
从行为方式来说，和合性与分别性表现为东方人的集团性与西方人的英雄性。西方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凯撒，到近代法国的拿破仑等，由一领袖，领导一个集团，而成就了那时的一番事业。这都带有一种英雄性。而中国呢？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所以好像不见英雄性。所谓不见英雄性，同显见英雄性，这中间只是成分的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中国没有英雄。集团性也必然要有一个领导，但领导性的重要次于集团性。所以每一个集团中的领导人，不易看出他的英雄性，而英雄性的表现常常在领导人之下。中国人的观念里，英雄不宜为领导，也不宜成大事业。
在政治上，中国的政治是集团性的，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相互合作，相当于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西方的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中国主张的平均、均产属集团性，西方主张竞争则是英雄性。学术上，中国传统观念的学问是集团的，如诸子百家的“家”，不是指个人而言，一个人就不成家。家是和合性的，个人则是分别性的。西方人做学问主要由个人来创造，这也是英雄主义。中国人做学问是集团性的。当然集团中还有个人，英雄主义也要有集团。中国许多古代典籍都是集体的智慧，如《论语》、《孟子》等都是集体编纂的。西方的古代典籍大都是个人完成的，如《理想国》、《形而上学》等。中国人的旧观念，做学问不应该由一个人来做，应该和朋友一起做，因此是集团性的。
从中西方思想史来看，中国思想史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即从纵向看，思想家们的思想前后相承，相互和合。钱穆指出，一个民族是一个大生命。生命都有它的本源。思想是生命中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思想也如生命，也都有它的本源。有本源就有枝叶，有流派，生命有一个开始，就有它的传统。枝叶、流派之于本源，是共一体的。文化的传统，也都与它的开始共同一体，才成为一个生命，这是中国人的观念。西方人的思想则不同。与他们的历史分别性相适应，其思想发展出现断裂，不是前后相传，一脉相承。这是就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的。
就思想的内容而言，中国人重视“通天人，合内外”。中国人不仅讲人与人通，还要讲人与天通。中国人喜欢讲“通”讲“合”讲“统”讲“会”，不喜欢过分讲分别。《圣经》里说，上帝的事上帝管，凯撒的事凯撒管，这就把人与天分别讲了。中国孔子、老子都讲通天人。他们讲人生，就通到天命上去。因为天所命与人的就是性，人性之内就有一份天。天命人生通为一体，这是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又讲合内外，即主观与客观统一、知与行统一、格物与致知统一。知识是由心在内，接触到外面事事物物而有的。知识不能向内求，应向外求。但知识在心，是在我内部的，这就是“合内外”。西方人求知识太过偏向外。中国人把知识、道德、行为打成一片，尤其注重心性修养。所以“通天人”“合内外”这六个字是中国思想的大总纲，是归本回源的大问题。
西方人讲学问分门别类，有组织有系统，总爱定型，不仅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也如此。在中国，一门学问划分得太清楚、太定型了，人家反而看不起。中国人并不想科学只是科学，艺术只是艺术，宗教只是宗教，可以各自独立，却要在科学艺术宗教之背后寻出一道来，这就是艺术科学宗教之共同相通处。中国虽然没有典型的宗教，但有宗教情绪与精神。中国文化是中和型的文化而西方是偏反型的文化。
如此等等，表明中西文化在“和合”与“分别”倾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中西方人的性格、行为、思想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都有待于统一起来。西方讲“分别性”“个体性”亦有其长，中国讲“和合性”“群体性”亦有其短。
在文化比较研究中，钱先生只是强调两种文化本质上的不同，没有简单地判定优劣高下。他在晚年说过几段十分重要的话，系统表明了他的中西文化观：“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了，而是要各从所好。”“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
钱先生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返回新亚讲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可以视为钱先生重要的文化遗嘱。钱先生讲这一番话的心态是积极乐观而且十分健康的，并没有狭隘的“中国中心论”、“本位文化论”、“中体西用论”的色彩，而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宽容、博大的特质。今天，西方有些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然站在西方文化中心的立场，再弹“黄祸论”的老调。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教授1993年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长文，耸人听闻地提出，今后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成为未来国际斗争的主线，而西方文明要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我想，前引钱先生的讲话已预先回答了类似亨廷顿的种种担忧。
钱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展望未来世界文化是多元共处、各从所好、不相冲突，又能集异建同、调和凝结的。这建立在互尊互信，肯定民族文化个性的基础上。
上引钱先生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和中国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钱先生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所说的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反对绝对主义的价值评价，是针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来的。同时，他又积极肯定东方人文精神的价值，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例如，他批评了西方文化造成的社会、政治、伦理异化与人的异化，科学为权力意志服务，个人主义与个性自由恶性膨胀，民主政治的平面化及其他负面等等。钱先生由此反思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并加以重建，这种努力有极高的价值。钱穆先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他的文化比较，是着眼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前景的。关于中西文化之比较，见仁见智，诸说不一。钱穆先生提出的“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内倾型”与“外倾型”、“和合性”与“分别性”的区分模式，以认识各自的特殊性，然后再以世界性的视域，集其异，建其同，多元共处，相互尊重，相互吸收，相互融和。这些看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21世纪已经来临，我们体味钱先生之人与钱先生之学，获益良多。钱先生的文化观启发我们必须自觉地拥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我们应当通过教育，重新拥有自己的传统，以开放的方式批判地摄取传统资源，摄取其他文化传统的精华。这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