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目的与自由
钱穆《人生十论》一书的《人生目的和自由》一篇非常精彩，特作述介。钱穆谈到人生目的和自由问题时指出：由自然界演进而有生物，生物则是有目的的。生物的目的在于维持与延续其生命。生物只有这一个目的，并无其他目的可言。而这一求生的目的，也是自然界所赋予的，因此生物的唯一目的也可以说是无目的的，仍是一个自然。生命演进到有了人类以后，人类的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就大不同了。人类在求生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存在，其重要性更超过了其求生的目的。就是说，求生存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还有更高的超人生的目的。人生只是一串不断的事情的连续，而在这个不断的事情的连续后面，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因为有这些目的，才有意义。他把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此来区别于自然的人生，也即区别于以求生为唯一目的的人生。文化人生才是人生的目的。
在钱穆看来，文化的人生是在人类达成其自然人生的目的之外，或正在达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剩余的精力所进行的事。自然只安排给人一套求生的机构，给人一种求生的意志，人类凭借着自己的聪明，运用那自然赋予的机构，完成了自然所指示它的求生过程。在此之外，闲暇时间，开始文化活动。文化人生应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除了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目的，并有选择其他目的的自由。这是人类生活的两大特征。这种自由的获得，已经过了人类几十万年艰辛奋斗，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配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也只有按照这个观点，才能指出人类文化前程的一线光明。一切人生目的，既然由人自由选择，那么目的与目的之间，就不应有高下是非之分。人类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得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个自由。甚至宁愿舍去自然求生存的目的去追求这种自由。
钱穆还注意到，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面自然势力的阻抑与限制，甚至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更有甚者，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这说明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中间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人生种种目的的是非、高下是根据他的自由量而判定的。除了自由，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的标准。他用评判善恶的问题来加以说明。善恶问题是文化人生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的大小上出发。从前人类并不认为杀人是恶，后来人类渐渐承认杀人是恶，将来人类终将承认杀人是大恶，而且成为一种无条件、无余地的赤裸裸的大恶。杀人也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选择出来的办法，这也正是人类的自由，所以那时也不算是一种恶。后来人类终于能提供出比杀人更好的办法来，有了更好的办法，那以前的办法就是恶了。就是说，如果没有文化的人生，自然人生不算是恶，如果没有更高的文化人生，低文化的人生也不算是恶。正因为文化人生不断演进发展，恶的观念与评价才随着更鲜明、更深刻。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而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人类中间的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这些都是为文化人生创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替换出恶。
在消极方面限制人、压抑人，决不是文化人生进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只有在积极方面诱导指点人，让人更自由地来选择，容许人更自由地提供与创造。那么，怎么才能使人更自由地选择与创造呢？钱穆把它们归结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因为它们能正面诱导人、感化人，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目的，让人有更广更深的挑选自由，也能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是最好的。而政治法律等，无论如何都在限制人、压抑人，不是提供给人更多的自由，只能束缚人的自由。至于战争杀伐，则是消灭人的自由。
按钱穆的逻辑推演下去，就是文化越来越发展，人生的质量越来越高，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也随之越来越扩展。文化的发展与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成正比，文化人生真正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使人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自由不是一句空话，它里面包含着对人生的积极的肯定，同时也与人生所处的文化背景相适应。因此，人生要获得更大的自由，达到目的，首先就要发展文化，提高精神上的生活兴趣，消灭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异化等阻碍人生发展的消极方面。
总之，钱穆从身生命和心生命出发，引出物质人生和文化生命并经过横向纵向多视角的分析，最后把人生的目的与自由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真正理想的人生。这既是他所谈的真正的人生，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自己的人生，就是把做学问与做人、为人与为己、身生命与心生命统一起来的典范，他的文化人生、精神人生、道义人生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得到了最大的自由。
在钱穆看来，文化的人生是在人类达成其自然人生的目的之外，或正在达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剩余的精力所进行的事。自然只安排给人一套求生的机构，给人一种求生的意志，人类凭借着自己的聪明，运用那自然赋予的机构，完成了自然所指示它的求生过程。在此之外，闲暇时间，开始文化活动。文化人生应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除了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目的，并有选择其他目的的自由。这是人类生活的两大特征。这种自由的获得，已经过了人类几十万年艰辛奋斗，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配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也只有按照这个观点，才能指出人类文化前程的一线光明。一切人生目的，既然由人自由选择，那么目的与目的之间，就不应有高下是非之分。人类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得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个自由。甚至宁愿舍去自然求生存的目的去追求这种自由。
钱穆还注意到，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面自然势力的阻抑与限制，甚至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更有甚者，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这说明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中间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人生种种目的的是非、高下是根据他的自由量而判定的。除了自由，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的标准。他用评判善恶的问题来加以说明。善恶问题是文化人生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的大小上出发。从前人类并不认为杀人是恶，后来人类渐渐承认杀人是恶，将来人类终将承认杀人是大恶，而且成为一种无条件、无余地的赤裸裸的大恶。杀人也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选择出来的办法，这也正是人类的自由，所以那时也不算是一种恶。后来人类终于能提供出比杀人更好的办法来，有了更好的办法，那以前的办法就是恶了。就是说，如果没有文化的人生，自然人生不算是恶，如果没有更高的文化人生，低文化的人生也不算是恶。正因为文化人生不断演进发展，恶的观念与评价才随着更鲜明、更深刻。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而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人类中间的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这些都是为文化人生创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替换出恶。
在消极方面限制人、压抑人，决不是文化人生进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只有在积极方面诱导指点人，让人更自由地来选择，容许人更自由地提供与创造。那么，怎么才能使人更自由地选择与创造呢？钱穆把它们归结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因为它们能正面诱导人、感化人，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目的，让人有更广更深的挑选自由，也能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是最好的。而政治法律等，无论如何都在限制人、压抑人，不是提供给人更多的自由，只能束缚人的自由。至于战争杀伐，则是消灭人的自由。
按钱穆的逻辑推演下去，就是文化越来越发展，人生的质量越来越高，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也随之越来越扩展。文化的发展与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成正比，文化人生真正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使人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自由不是一句空话，它里面包含着对人生的积极的肯定，同时也与人生所处的文化背景相适应。因此，人生要获得更大的自由，达到目的，首先就要发展文化，提高精神上的生活兴趣，消灭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异化等阻碍人生发展的消极方面。
总之，钱穆从身生命和心生命出发，引出物质人生和文化生命并经过横向纵向多视角的分析，最后把人生的目的与自由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真正理想的人生。这既是他所谈的真正的人生，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自己的人生，就是把做学问与做人、为人与为己、身生命与心生命统一起来的典范，他的文化人生、精神人生、道义人生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得到了最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