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身生命与心生命
在分析和比较西方、印度和中国对人生的基本态度之后，钱穆论述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是以对生命的理解为依据的。
钱穆认为，人最宝贵的是他的生命。对生命的认识是很复杂的。生命是具体的，因此容易认识，生命又是抽象的，又不容易认识。生命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发展包含着进步。生命也有大小，如草可以说是一个小生命，树可以说是一个大生命。生命最早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由生命中来，生命也应向生命中去。
钱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生命当中抽取出生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身生命与心生命，并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由身生命转出心生命，这是生命中的大变化、大进步。一切禽兽众生，尽管已有心的端倪，有心的活动，但不能说它们有了心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心生命。但原始时期的人，其心生命尚未成熟，必须等到人类文化愈进步，人类的心生命才益臻成熟。人类最初是以身生命为主，心生命为副，心只听身使唤驱遣。但到今天，心生命已变成主要的，身生命退居第二位。就是说，人生主要的生命在心不在身。起先，饥饱寒暖是人的生命中头等重要的大事，心的作用只在谋求身的温饱上面呈现出来。但现在，喜怒哀乐成为人类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了，人生主要不仅在求温饱，还要求喜乐，而所喜所乐，也多不在温饱上。喜怒哀乐是心生命。饥饱寒暖是身生命。饥饱寒暖只在身体感觉上有一些区别，喜怒哀乐则在心情反应上有非常悬殊的实质差异。身生命是狭小的，仅限于各自的七尺之躯；心生命是广大的，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可以心与心相印、心与心相融，共成一个家庭的大生命。推而至于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国家、社会、天下，可以融成一个人类的大生命。身生命也是短暂的，仅限于各自的百年之寿；心生命是悠久的，常存天地间，永生不灭。如孔子的心生命两千五百年一直常存着。古人心后人心可以相通相印，融合成一个心的大生命。由此看出，钱穆在身生命和心生命两者之间，更强调更重视心生命。
在分析身生命与心生命关系及其发展过程之后，钱穆指出了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类的历史文化是由人类心生命创造而成的。动物只有身生命，而无心生命，因此不能创造文化。原始人由于没有进入心生命阶段，也不能有历史文化的形成。人既然在历史文化中产生，也应在历史文化中死去。人类的心生命也应投入到历史文化的大生命中去，这样才能得到存留。但其间有有名的，有无名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历史文化中正面有名人物的心生命，是在心生命中发展到最高阶层而由后人精选出来，作为人生最高标榜，最上样品的。人们应该仿照这种标榜与样品来各自制造各自的心生命。身生命是大自然赋予的，心生命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身生命仍在自然物质世界中，而心生命则在文化精神世界中。
精神世界固然必须依存于物质世界，但二者也有区别。风声、水声，只是物质世界中的自然声音。伯牙鼓琴，高山流水，虽然说是模仿自然的声音，但这已注入了伯牙自己的心生命，使他的音乐成为人类文化精神世界中的产物。物质世界的自然声音，可以随时消失，不易变化，但一旦注入了人类心生命的音乐却不易消失，不易变化，而可以永久长存。
近代自然科学，也为人类心生命所贯注，所寄存。但科学知识，只在物质世界中，科学创造与运用也仍在物质世界中，这些都是在变化发展着的。只有科学家的精神才是科学家的心生命，这个心生命存在于精神世界中，它将常存在天地之间不变。有关人类身生命的享受，都在物质世界中，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目前的身生活比孔子时代进步得多。孔子时代物质世界早已消失，孔子的身生命已不复存在，但孔子的心生命，在精神世界中仍将永久存在。
在身生命和心生命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钱穆援引孔孟遗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教人要能牺牲身生命来护卫其心生命。在他看来，这一举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懂得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一致的，表现了对心生命的重视。他指出：“心生命必寄存于身生命，身生命必投入于心生命，亦如大生命必寄存于小生命，而小生命亦必投入此大生命。上下古今，千万亿兆人之心，可以汇成一大心，而此一大心，仍必寄存表现于每一人之心。中华四千年文化，是中国人一条心的大生命，而至今仍寄存表现在当前吾中国人每一人之心中，只有深浅多少之别而已。”由此可见，钱穆所理解的心，是把每个人的个别心会通成一个群体的共同之心，这个心既能上交古人之心，又能下开后世之心，一贯而下，来养育中华民族之大心，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心与文化心。如此，也使各人的心生命永存不朽于天地之间。
基于这种对生命的认识，钱穆提出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认为既然人的生命是由两个方面，即身生命和心生命组成，那么作为人生命的表现，现实的人生也由两个方面组成，他们是物质身体生活和心灵精神生活。钱穆认为，生活是一个整体，但为了研究方便，可以把人生分为两方面。一是内在的心灵，一是外在的身体。心灵生活也称之为精神生活，身体生活也称为物质生活。粗略言之，由大自然物质中酝酿出生命，再由生命中酝酿出心灵。也可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就有心灵精神。从低等微生物开始，最少也可说具有一种求生的意志。稍进一步，便有一种保生的智慧。更进一步，便有一种乐生的情感。这都是一种心灵精神生活附随于身体物质生活而见。也可说意志在先，智慧次之，情感最后。这是一切生命心灵作用进展的三个层次。可是生命演进到人类，便与其他生命大不相同。其他生命都是以物质生活为主，心灵精神只是一种副作用，来帮助其物质生活的。而人类生命，却似反转过来，以心灵精神生活为主，而物质身体的生活，转成为帮助心灵精神生活的副作用。其他生命，以物质生活为目的，心灵生活为手段。人类生命，则以心灵精神生活为目的，而以身体物质生活为手段。就自然演化而言，先有物质，然后才有生命，有了生命然后才有心灵，这是进化程序一步步向前推进。所以在生命中，心灵是最后进化所得，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
由此可知，人生主要的，应该是高出于物质人生之上的内部人生，应该是心灵的。其他动物，是以身体物质生活为目标，以心灵精神生活为手段的，一种心为形役的低级生命。高级生命则形为心役，以身体物质生活为手段，以心灵精神生活为目标。精神人生的意义胜过物质人生。中国传统文化尤其看准了这一点而加以提倡的。这并不是说，心灵人生，只是一些所提倡的道德教训，而是天地间生命顺序的自然发展，中国人只不过是根据这一自然实际情况加以发挥而已。这样，钱穆从自然演化角度来论证中国人推崇精神人生的合理性。他所理解的心灵人生的价值是建立在一种生命科学进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从发生学意义上讲的。
接着钱穆又从物质生活与心灵生活的关系出发，进一步论述了物质人生和精神人生的区别。物质身体生活，大家都一样。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累了要休息。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人生是个别不相通的。我喝一杯水，与你不相干。吃饭各饱了各自的肚子，你吃饱了，别人并不饱。你穿暖了，别人并不暖。又如钞票、珠宝、权力给了人，自己就没有了。因此，在这些方面，就必然会引起人类间相互的争夺。但是精神生活不同，这是一体相通的。一个人演讲大家听，这是心与心的沟通，是精神的。吃的、穿的、住的，一切物质方面的东西，不能把它给人，给了人自己就会减少，甚至没有。至于心灵精神方面的，给予了人，自己一点也不会减少，只有引起其他人心灵上的共鸣。人生也只有到了心灵精神人生，才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境界。这是内在的心灵精神人生与外在的身体物质人生不同之点。
另外，钱穆从物质生活有限与精神生活无限的关系上把握两种人生的特点。物质生活是短暂的。饱吃一顿，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不饿。所以物质生活是有限的，只是单调重复，一时容易满足，但却永不满足。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有限度的满足，我们不会把它留在记忆里，不再去回想。精神人生却可永久存在。每一人都能有回想与记忆。回想幼年，回想父母，回想一切，这些都属于心灵生活方面。真正的人生才能永久留在记忆里。
钱穆也同意物质生活是生活的基础。如建造房屋要先打好基础，再在地基上动工建造。但人只住房屋中，不住在地基上。心灵人生乃是后期高级的人生，物质身体人生只是早期低级的人生。中国人并非不懂物质人生的重要，只是认为心灵人生更为重要。在人生的大道上，打好基础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房屋。原始人自从有了群体生活，心的需要与物的需要就应该轻重倒置，便应有家庭，有社会，有民族，有历史，便该跑上精神人生的大道上去。
钱穆从以下几种关系比较中进一步倡导精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创造与养育。“造”是造没有生命的，“养”是养有生命的，两者不同。但今天只看重造，没有看重养，这是现代人观念里的一个缺点。而且造出来的物，本是无生命的，只造来供人使用，而其结果却会来支配、妨害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处就在于重视教育。“育”就是“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人至今已有五十个一百年。五千年的历史，都是靠养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的。造化本是天地功能，中国人也是天地造化所生，又经历了几千年的培养，岂是一天所能改造？工厂固然重要，可以制造东西，但学校更重要，学校功能在养育人。东西卖出可以赚钱，但培养人才不是卖出去赚钱，教育在提高学生德、智、体、美、群等素质。在养育人所既有的心灵、精神和德性方面，育是最重要的。
（2）方法与工夫。现在人们喜欢讲科学方法，但工夫却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下工夫，往往几十年不辍。中国人好讲工夫，尤其是做人，更讲工夫。工夫就是生命，要花时间，时间也即是生命。一分钟不用工夫，就是浪费了一分钟时间，也就丧失了一分钟的生命。中国人的一切至要方法就是下工夫，尤其是修养工夫，说明精神人生的意义。
（3）新与旧。今人一般只喜欢讲新，不喜欢讲旧。讲新时代、新风气、新思想，甚至要讲新民族和新国家，对一切旧的都要斩断。可是旧的也不是全不好，有的要新，有的要旧。新与旧，两者不能废。我们只能在旧的中间来求新。世界上最旧的莫过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今天一意求新，要科学方法创造，但旧的终不能去掉。旧家庭、旧社会不能全部翻新。旧历史也不能重写。所以旧的我们也要，我们要能以旧为主，从旧中求新，不能喜新弃旧。
（4）止与进。中国人并非不讲进，但讲进也要能知止。止就是归宿。人生要有一个归宿，这样才能安，才能乐。人生的归宿就是善。止或善并不妨碍进步，进步也不妨碍随时有一个歇脚之处，即人生的归宿。应把进与止统一起来。
（5）欲与情。欲是要拿进来，情是要拿出去。我们与父母兄弟姊妹相处，与师友同学交往，懂得要拿出的，便是情，这是精神生活。吃饭穿衣只讲拿进来，这是物质生活，这是欲。欲是无止境，情则有止，应以情为重。
（6）德与力。骥不称其力，称其德。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救人类的只能是德，不是力。若人类尽成为寡情缺德之人，则物质种种进步，终究救不了人类。
由此看来，钱穆在创造与教养、方法与工夫、新与旧、进与止、欲与情、力与德这六种关系中更着重强调的是教养、工夫、旧、止、情、德。它们更体现人生的精神方面，也反映中国传统人生的价值取向。钱穆认为，中国传统人生的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国文化能担当起领导将来世界的大任。因为西方人生重创造、方法、新、进、欲、力，并把这些方面推向极端，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危害。这样的文化是不能担当领导世界未来的使命的。而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因为中国文化是农业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商业的文化。农业文化要下工夫，商业文化要讲方法，用什么方法去赚钱。农人讲养，一块田，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国人着重安和乐，如农村人重感情，大家常聚居一起，都是乡邻乡亲。都市人重欲望，经常相见的人，往往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如此类推，东方文化偏重了人生的这一面，西方文化偏重了人生的那一面。要讲人生，哪一面也不能少。但在农业文化里可以产生出商业，而商业文化中却不能产生出农业。农村人心可以救今天的世界，都市人心却不能。这是钱穆研究人生两面性得出的结论。
如果说研究人生两面，物质人生和精神人生，是对人生的横向共时性的分析，那么钱穆有关人生发展步骤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纵向的历时性的分析。这种对人生历时性分析，表现在人生三步曲上。
钱穆认为，人最宝贵的是他的生命。对生命的认识是很复杂的。生命是具体的，因此容易认识，生命又是抽象的，又不容易认识。生命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发展包含着进步。生命也有大小，如草可以说是一个小生命，树可以说是一个大生命。生命最早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由生命中来，生命也应向生命中去。
钱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生命当中抽取出生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身生命与心生命，并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由身生命转出心生命，这是生命中的大变化、大进步。一切禽兽众生，尽管已有心的端倪，有心的活动，但不能说它们有了心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心生命。但原始时期的人，其心生命尚未成熟，必须等到人类文化愈进步，人类的心生命才益臻成熟。人类最初是以身生命为主，心生命为副，心只听身使唤驱遣。但到今天，心生命已变成主要的，身生命退居第二位。就是说，人生主要的生命在心不在身。起先，饥饱寒暖是人的生命中头等重要的大事，心的作用只在谋求身的温饱上面呈现出来。但现在，喜怒哀乐成为人类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了，人生主要不仅在求温饱，还要求喜乐，而所喜所乐，也多不在温饱上。喜怒哀乐是心生命。饥饱寒暖是身生命。饥饱寒暖只在身体感觉上有一些区别，喜怒哀乐则在心情反应上有非常悬殊的实质差异。身生命是狭小的，仅限于各自的七尺之躯；心生命是广大的，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可以心与心相印、心与心相融，共成一个家庭的大生命。推而至于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国家、社会、天下，可以融成一个人类的大生命。身生命也是短暂的，仅限于各自的百年之寿；心生命是悠久的，常存天地间，永生不灭。如孔子的心生命两千五百年一直常存着。古人心后人心可以相通相印，融合成一个心的大生命。由此看出，钱穆在身生命和心生命两者之间，更强调更重视心生命。
在分析身生命与心生命关系及其发展过程之后，钱穆指出了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类的历史文化是由人类心生命创造而成的。动物只有身生命，而无心生命，因此不能创造文化。原始人由于没有进入心生命阶段，也不能有历史文化的形成。人既然在历史文化中产生，也应在历史文化中死去。人类的心生命也应投入到历史文化的大生命中去，这样才能得到存留。但其间有有名的，有无名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历史文化中正面有名人物的心生命，是在心生命中发展到最高阶层而由后人精选出来，作为人生最高标榜，最上样品的。人们应该仿照这种标榜与样品来各自制造各自的心生命。身生命是大自然赋予的，心生命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身生命仍在自然物质世界中，而心生命则在文化精神世界中。
精神世界固然必须依存于物质世界，但二者也有区别。风声、水声，只是物质世界中的自然声音。伯牙鼓琴，高山流水，虽然说是模仿自然的声音，但这已注入了伯牙自己的心生命，使他的音乐成为人类文化精神世界中的产物。物质世界的自然声音，可以随时消失，不易变化，但一旦注入了人类心生命的音乐却不易消失，不易变化，而可以永久长存。
近代自然科学，也为人类心生命所贯注，所寄存。但科学知识，只在物质世界中，科学创造与运用也仍在物质世界中，这些都是在变化发展着的。只有科学家的精神才是科学家的心生命，这个心生命存在于精神世界中，它将常存在天地之间不变。有关人类身生命的享受，都在物质世界中，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目前的身生活比孔子时代进步得多。孔子时代物质世界早已消失，孔子的身生命已不复存在，但孔子的心生命，在精神世界中仍将永久存在。
在身生命和心生命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钱穆援引孔孟遗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教人要能牺牲身生命来护卫其心生命。在他看来，这一举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懂得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一致的，表现了对心生命的重视。他指出：“心生命必寄存于身生命，身生命必投入于心生命，亦如大生命必寄存于小生命，而小生命亦必投入此大生命。上下古今，千万亿兆人之心，可以汇成一大心，而此一大心，仍必寄存表现于每一人之心。中华四千年文化，是中国人一条心的大生命，而至今仍寄存表现在当前吾中国人每一人之心中，只有深浅多少之别而已。”由此可见，钱穆所理解的心，是把每个人的个别心会通成一个群体的共同之心，这个心既能上交古人之心，又能下开后世之心，一贯而下，来养育中华民族之大心，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心与文化心。如此，也使各人的心生命永存不朽于天地之间。
基于这种对生命的认识，钱穆提出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认为既然人的生命是由两个方面，即身生命和心生命组成，那么作为人生命的表现，现实的人生也由两个方面组成，他们是物质身体生活和心灵精神生活。钱穆认为，生活是一个整体，但为了研究方便，可以把人生分为两方面。一是内在的心灵，一是外在的身体。心灵生活也称之为精神生活，身体生活也称为物质生活。粗略言之，由大自然物质中酝酿出生命，再由生命中酝酿出心灵。也可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就有心灵精神。从低等微生物开始，最少也可说具有一种求生的意志。稍进一步，便有一种保生的智慧。更进一步，便有一种乐生的情感。这都是一种心灵精神生活附随于身体物质生活而见。也可说意志在先，智慧次之，情感最后。这是一切生命心灵作用进展的三个层次。可是生命演进到人类，便与其他生命大不相同。其他生命都是以物质生活为主，心灵精神只是一种副作用，来帮助其物质生活的。而人类生命，却似反转过来，以心灵精神生活为主，而物质身体的生活，转成为帮助心灵精神生活的副作用。其他生命，以物质生活为目的，心灵生活为手段。人类生命，则以心灵精神生活为目的，而以身体物质生活为手段。就自然演化而言，先有物质，然后才有生命，有了生命然后才有心灵，这是进化程序一步步向前推进。所以在生命中，心灵是最后进化所得，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
由此可知，人生主要的，应该是高出于物质人生之上的内部人生，应该是心灵的。其他动物，是以身体物质生活为目标，以心灵精神生活为手段的，一种心为形役的低级生命。高级生命则形为心役，以身体物质生活为手段，以心灵精神生活为目标。精神人生的意义胜过物质人生。中国传统文化尤其看准了这一点而加以提倡的。这并不是说，心灵人生，只是一些所提倡的道德教训，而是天地间生命顺序的自然发展，中国人只不过是根据这一自然实际情况加以发挥而已。这样，钱穆从自然演化角度来论证中国人推崇精神人生的合理性。他所理解的心灵人生的价值是建立在一种生命科学进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从发生学意义上讲的。
接着钱穆又从物质生活与心灵生活的关系出发，进一步论述了物质人生和精神人生的区别。物质身体生活，大家都一样。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累了要休息。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人生是个别不相通的。我喝一杯水，与你不相干。吃饭各饱了各自的肚子，你吃饱了，别人并不饱。你穿暖了，别人并不暖。又如钞票、珠宝、权力给了人，自己就没有了。因此，在这些方面，就必然会引起人类间相互的争夺。但是精神生活不同，这是一体相通的。一个人演讲大家听，这是心与心的沟通，是精神的。吃的、穿的、住的，一切物质方面的东西，不能把它给人，给了人自己就会减少，甚至没有。至于心灵精神方面的，给予了人，自己一点也不会减少，只有引起其他人心灵上的共鸣。人生也只有到了心灵精神人生，才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境界。这是内在的心灵精神人生与外在的身体物质人生不同之点。
另外，钱穆从物质生活有限与精神生活无限的关系上把握两种人生的特点。物质生活是短暂的。饱吃一顿，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不饿。所以物质生活是有限的，只是单调重复，一时容易满足，但却永不满足。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有限度的满足，我们不会把它留在记忆里，不再去回想。精神人生却可永久存在。每一人都能有回想与记忆。回想幼年，回想父母，回想一切，这些都属于心灵生活方面。真正的人生才能永久留在记忆里。
钱穆也同意物质生活是生活的基础。如建造房屋要先打好基础，再在地基上动工建造。但人只住房屋中，不住在地基上。心灵人生乃是后期高级的人生，物质身体人生只是早期低级的人生。中国人并非不懂物质人生的重要，只是认为心灵人生更为重要。在人生的大道上，打好基础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房屋。原始人自从有了群体生活，心的需要与物的需要就应该轻重倒置，便应有家庭，有社会，有民族，有历史，便该跑上精神人生的大道上去。
钱穆从以下几种关系比较中进一步倡导精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创造与养育。“造”是造没有生命的，“养”是养有生命的，两者不同。但今天只看重造，没有看重养，这是现代人观念里的一个缺点。而且造出来的物，本是无生命的，只造来供人使用，而其结果却会来支配、妨害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处就在于重视教育。“育”就是“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人至今已有五十个一百年。五千年的历史，都是靠养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的。造化本是天地功能，中国人也是天地造化所生，又经历了几千年的培养，岂是一天所能改造？工厂固然重要，可以制造东西，但学校更重要，学校功能在养育人。东西卖出可以赚钱，但培养人才不是卖出去赚钱，教育在提高学生德、智、体、美、群等素质。在养育人所既有的心灵、精神和德性方面，育是最重要的。
（2）方法与工夫。现在人们喜欢讲科学方法，但工夫却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下工夫，往往几十年不辍。中国人好讲工夫，尤其是做人，更讲工夫。工夫就是生命，要花时间，时间也即是生命。一分钟不用工夫，就是浪费了一分钟时间，也就丧失了一分钟的生命。中国人的一切至要方法就是下工夫，尤其是修养工夫，说明精神人生的意义。
（3）新与旧。今人一般只喜欢讲新，不喜欢讲旧。讲新时代、新风气、新思想，甚至要讲新民族和新国家，对一切旧的都要斩断。可是旧的也不是全不好，有的要新，有的要旧。新与旧，两者不能废。我们只能在旧的中间来求新。世界上最旧的莫过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今天一意求新，要科学方法创造，但旧的终不能去掉。旧家庭、旧社会不能全部翻新。旧历史也不能重写。所以旧的我们也要，我们要能以旧为主，从旧中求新，不能喜新弃旧。
（4）止与进。中国人并非不讲进，但讲进也要能知止。止就是归宿。人生要有一个归宿，这样才能安，才能乐。人生的归宿就是善。止或善并不妨碍进步，进步也不妨碍随时有一个歇脚之处，即人生的归宿。应把进与止统一起来。
（5）欲与情。欲是要拿进来，情是要拿出去。我们与父母兄弟姊妹相处，与师友同学交往，懂得要拿出的，便是情，这是精神生活。吃饭穿衣只讲拿进来，这是物质生活，这是欲。欲是无止境，情则有止，应以情为重。
（6）德与力。骥不称其力，称其德。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救人类的只能是德，不是力。若人类尽成为寡情缺德之人，则物质种种进步，终究救不了人类。
由此看来，钱穆在创造与教养、方法与工夫、新与旧、进与止、欲与情、力与德这六种关系中更着重强调的是教养、工夫、旧、止、情、德。它们更体现人生的精神方面，也反映中国传统人生的价值取向。钱穆认为，中国传统人生的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国文化能担当起领导将来世界的大任。因为西方人生重创造、方法、新、进、欲、力，并把这些方面推向极端，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危害。这样的文化是不能担当领导世界未来的使命的。而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因为中国文化是农业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商业的文化。农业文化要下工夫，商业文化要讲方法，用什么方法去赚钱。农人讲养，一块田，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国人着重安和乐，如农村人重感情，大家常聚居一起，都是乡邻乡亲。都市人重欲望，经常相见的人，往往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如此类推，东方文化偏重了人生的这一面，西方文化偏重了人生的那一面。要讲人生，哪一面也不能少。但在农业文化里可以产生出商业，而商业文化中却不能产生出农业。农村人心可以救今天的世界，都市人心却不能。这是钱穆研究人生两面性得出的结论。
如果说研究人生两面，物质人生和精神人生，是对人生的横向共时性的分析，那么钱穆有关人生发展步骤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纵向的历时性的分析。这种对人生历时性分析，表现在人生三步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