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清学导源于宋学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宾四先生在北大任教时，就专心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开设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此前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也开设过这门课。但钱梁二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观却大异其趣。
钱先生初讲此课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在边讲边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五年间，日寇加紧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并逼近华北。先生1937年元月9日在所作的序言中沉痛地说：“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先生在讲课与著述中，饱含着民族感情，特别表彰晚明诸儒的民族气节、人格操守。今日重读，仍能感觉到先生当年面临国难的凝重心态和鼓励后学、启迪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越情绪。
钱先生的大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及有关清代、近世学术的论文，以及后来所著《中国思想史》等，对明代末年至今近四百年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整理。在这近四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的确呈现了“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的景象，而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在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本章特将钱先生关于四百年学术史的主要看法加以述介。
总体上来说，钱先生对清代和近世诸家的思想主旨把握得准确，不仅论述他们主要学术精义，尤其能注意各家对宋明学术诸派、诸论之批判继承的关系，研究其师承流派和理论渊源，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和相互间的批评，使人们对整个17世纪初叶至20世纪末叶的学术思想及其流变，及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关系，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的思想有深切的认识。钱先生关于宋明义理与清代考据之学，关于经学与理学、史学之关系，关于程朱陆王学术在清代的发展及变化，关于明末遗老、乾嘉经史之学、道咸公羊之学的相互关系，关于西学东渐及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等等方面，都有不同于流俗的见解。钱先生批评了尊宋贬汉或尊汉贬宋的门户之见，平实地回顾四百年思想史，每每创见迭出，言人之所不能言。钱先生对20世纪激进思潮的形成及流弊的批评，不乏卓见。
关于清代学术的思想渊源及其与宋明儒学的关系问题，近代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清代学术思想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他们认为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思想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消极方面来说，这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反玄学的运动；从积极方面看，则发展为经学考据学。在这两方面，顾炎武的学说带有开创性。因为顾炎武不仅深恶痛斥“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而且还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明确口号，要用经典研究的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的虚理。
第二种看法并不否认清代学术有其创新的一面，但强调了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仍有生命，至少晚明时代的诸遗老（如王夫之、黄宗羲等），还是荡漾在理学的余波之中。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第一种看法的修正。冯友兰先生就在他的旧作《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专门开辟“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讨论分析了汉学与宋学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清代汉学家在讲到义理之学时，其所讨论的问题与所依据的典籍均未能超出宋明理学的范围。因此，他主张汉学家（清代）的义理之学，表面上虽然是反道学（指宋明理学），但实际上仍然是一部分道学的继续与发展。
第二种看法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钱穆先生。他指出：“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钱穆认为，儒学思想渊源于上古，成熟于先秦，在两汉到隋唐时期称之为经学，而在宋明到清代后期称之为理学。理学的复兴，一方面与汉唐经学不同，具有返回先秦诸子儒或平民儒的品格；另一方面并不与汉唐儒绝对对立，其本身又包孕汉唐以来的学术而再生。如果没有汉唐时代的诸儒补充、编辑、整理、注疏诸种经籍，就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思想的产生。宋明理学的发展并没有抛弃汉唐时期的经学，清代经学也依然延续宋明以来学术的发展，而只不过切磋琢磨得益精益纯罢了。理学本身包含着经学的再生，清代的乾嘉经学考据学盛行也是理学进展中应有的一项内容。
这两种观点不同在于：第一种观点侧重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第二种观点则注重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实际过程看，第二种观点比较合乎情理一些。因为不仅前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不可能在后一代突然消失，而后一个时代的新学术思潮也必然能够在前一个时代中找到它的根芽。事实上，清儒的博雅考订之学，也有其宋明学术渊源可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以西方文艺复兴比附清学。从史学史的视角看，梁启超和胡适对清代学术的历史意义的解释与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解释有相近之处。布克哈特所描绘的文艺复兴乃是与中古时期截然不同的崭新文化。也就是说，它是中古与近代的分水岭。但是一百年来的史学研究却使我们愈来愈明白，几乎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文化中的新成分都可以在中古时期找到其渊源。时至今日，史学家甚至需要争辩文艺复兴究竟应该算作中古的结束还是近代的开端。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自然不能与西方学者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相提并论。然而至少有充分的理由对清代学术与宋明儒学的关系加以重新考查，不要简单地作出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毫无关系的结论，但也不应把两者等同起来。
钱穆指出，近代学者每分汉宋，其实，不知宋学则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他既反对尊汉贬宋，也反对尊宋贬汉，反对宋学与清学的二元分割论，详论明季和有清一代学术与宋学的内在联系，指出明清之际学术的源头乃宋学精神。宋学精神就是“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的精神，其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之所寄，则在书院。宋元明三朝六百年学术与书院兴衰息息相关，而以东林为殿。而明清之际学者则源于东林。阳明学继朱子而有变异，东林学继阳明而有变异。在“无善无恶心之体”、“工夫与本体”、“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诸问题上，东林诸儒颇欲挽王学末流之弊而有自王返朱之倾向，其气节操守和避虚归实、重在实行之实学精神，不仅启导清初遗老，而且启导乾嘉朴学。
钱穆首先肯定近代学术导源于宋代，并对宋代学术进行回顾。宋学导源于唐代的韩愈，正是韩愈的道统开启宋代学术。宋代学术兴起于胡瑗和孙复而非周敦颐，周敦颐只是理学开山。北宋学术的两大精神不外是经术和政事，在王安石以前比较重视政事，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比较重视经术。南渡以后，两宋学术发生转变，其特点是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宋学精神，一是革新政令，一是创通经义，而精神的寄托在书院。革新政治以王安石失败而告终，创通经义到了朱熹也开始停止。至于书院讲学之风到明末的东林学派也开始完结。东林学派也本经义推之政事，这是北宋学术渊源的真正体现。
东林学派上承北宋精神，下启晚明诸遗老，是清代学术的直接来源。讲到东林，它与南宋以后的书院有关。南宋以后，书院讲学之风盛行，当时所讲都渊源于伊洛程氏，别标新义，与汉唐注疏不同。到了元仁宗时期改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明朝承袭元代又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然后学者竞相争取功名，书院讲学之风日渐衰落。此后书院讲学之风又曾兴起，其中东林书院影响最大。
钱穆分别考研了东林书院的来历、东林学派及其讲学大体、东林与王阳明、东林与明末遗老、东林与乾嘉考据学之关系等问题。东林学派与东林党不同，东林学派讲学不过一郡之内，东林党则众多。东林讲学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矫正王学末流的弊病，另一方面则在于详说当时的政治现状。他们通过关于“无善无恶心之体”，“工夫与本体”和“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这三辨，批判了王学末流凭借无善无恶为心体之说猖狂妄行，以及重视本体、蔑弃工夫、贬低气质、空谈义理的错误。东林之所以能挽救王学末流之弊，也颇得王学原来的精神。东林源于王学，同时对王学末流的批判也开启了清儒辨宋明理学的先河。东林学者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也对清初诸儒议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熙和雍正两朝以后到乾隆和嘉庆年间，清代考证学兴起，这与东林就不同了。主要表现在，东林学术起源于山林或民间，讲学于书院，坚持在牢狱刀绳之下，可以说是非官方之学，而康、雍、乾、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钱穆从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又从明末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王阳明，再从王阳明上溯朱熹和陆象山以及北宋诸儒，可以看出学术变迁的大概，以及宋明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系。从间接看，清代学术渊源于宋代学术；从直接看，清代学术来源于晚明时期的东林学派。而晚明诸遗老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指出：“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者。”在这里，他尤其强调学术发展中的“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的两大基本特点，并以此分析后一代学术与前一代学术之间前后相继、相互促进的纵向关系。如两汉经学，绝对不是蔑弃先秦百家而别创所谓的经学，两汉经学本身已经包含了先秦诸子百家，才成为经学的新生。宋明理学也不是仅仅包括两汉隋唐的经学，它本身也兼容了魏晋以来流行盛大的佛学，这才有宋代理学的新生，这是所谓的“每转益进之说”。两汉博士的章句家法，从郑玄的囊括大典而后已经走到尽头。魏晋南北朝的义疏，从唐初诸儒编纂的《五经正义》也走到尽头。至于理学，到了王阳明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旋转的余地。到了晚明遗老开始转变，另辟一个新天地，乾嘉诸儒纠正其失。这是所谓的“途穷当变之候”。
“每转益进”，是继承。前后代学术无论多么不同，其中必有内在联系，必有前后延续的成分，不能只看到差异和创新，看不到量的积累和质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穷途当变”，是变异，是延续性的中断，是学术思想上的革命。每到一定时候，在内在或外在原因影响下，学术思想史上总有人起来更换学术主题，变革学术方法，开创新途。延续与非延续，“每转益进”与“途穷当变”也是统一的。钱先生这一思想颇值得进一步发挥。
钱先生初讲此课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在边讲边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五年间，日寇加紧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并逼近华北。先生1937年元月9日在所作的序言中沉痛地说：“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先生在讲课与著述中，饱含着民族感情，特别表彰晚明诸儒的民族气节、人格操守。今日重读，仍能感觉到先生当年面临国难的凝重心态和鼓励后学、启迪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越情绪。
钱先生的大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及有关清代、近世学术的论文，以及后来所著《中国思想史》等，对明代末年至今近四百年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整理。在这近四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的确呈现了“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的景象，而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在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本章特将钱先生关于四百年学术史的主要看法加以述介。
总体上来说，钱先生对清代和近世诸家的思想主旨把握得准确，不仅论述他们主要学术精义，尤其能注意各家对宋明学术诸派、诸论之批判继承的关系，研究其师承流派和理论渊源，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和相互间的批评，使人们对整个17世纪初叶至20世纪末叶的学术思想及其流变，及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关系，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的思想有深切的认识。钱先生关于宋明义理与清代考据之学，关于经学与理学、史学之关系，关于程朱陆王学术在清代的发展及变化，关于明末遗老、乾嘉经史之学、道咸公羊之学的相互关系，关于西学东渐及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等等方面，都有不同于流俗的见解。钱先生批评了尊宋贬汉或尊汉贬宋的门户之见，平实地回顾四百年思想史，每每创见迭出，言人之所不能言。钱先生对20世纪激进思潮的形成及流弊的批评，不乏卓见。
关于清代学术的思想渊源及其与宋明儒学的关系问题，近代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清代学术思想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他们认为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思想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消极方面来说，这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反玄学的运动；从积极方面看，则发展为经学考据学。在这两方面，顾炎武的学说带有开创性。因为顾炎武不仅深恶痛斥“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而且还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明确口号，要用经典研究的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的虚理。
第二种看法并不否认清代学术有其创新的一面，但强调了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仍有生命，至少晚明时代的诸遗老（如王夫之、黄宗羲等），还是荡漾在理学的余波之中。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第一种看法的修正。冯友兰先生就在他的旧作《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专门开辟“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讨论分析了汉学与宋学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清代汉学家在讲到义理之学时，其所讨论的问题与所依据的典籍均未能超出宋明理学的范围。因此，他主张汉学家（清代）的义理之学，表面上虽然是反道学（指宋明理学），但实际上仍然是一部分道学的继续与发展。
第二种看法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钱穆先生。他指出：“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钱穆认为，儒学思想渊源于上古，成熟于先秦，在两汉到隋唐时期称之为经学，而在宋明到清代后期称之为理学。理学的复兴，一方面与汉唐经学不同，具有返回先秦诸子儒或平民儒的品格；另一方面并不与汉唐儒绝对对立，其本身又包孕汉唐以来的学术而再生。如果没有汉唐时代的诸儒补充、编辑、整理、注疏诸种经籍，就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思想的产生。宋明理学的发展并没有抛弃汉唐时期的经学，清代经学也依然延续宋明以来学术的发展，而只不过切磋琢磨得益精益纯罢了。理学本身包含着经学的再生，清代的乾嘉经学考据学盛行也是理学进展中应有的一项内容。
这两种观点不同在于：第一种观点侧重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第二种观点则注重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实际过程看，第二种观点比较合乎情理一些。因为不仅前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不可能在后一代突然消失，而后一个时代的新学术思潮也必然能够在前一个时代中找到它的根芽。事实上，清儒的博雅考订之学，也有其宋明学术渊源可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以西方文艺复兴比附清学。从史学史的视角看，梁启超和胡适对清代学术的历史意义的解释与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解释有相近之处。布克哈特所描绘的文艺复兴乃是与中古时期截然不同的崭新文化。也就是说，它是中古与近代的分水岭。但是一百年来的史学研究却使我们愈来愈明白，几乎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文化中的新成分都可以在中古时期找到其渊源。时至今日，史学家甚至需要争辩文艺复兴究竟应该算作中古的结束还是近代的开端。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自然不能与西方学者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相提并论。然而至少有充分的理由对清代学术与宋明儒学的关系加以重新考查，不要简单地作出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毫无关系的结论，但也不应把两者等同起来。
钱穆指出，近代学者每分汉宋，其实，不知宋学则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他既反对尊汉贬宋，也反对尊宋贬汉，反对宋学与清学的二元分割论，详论明季和有清一代学术与宋学的内在联系，指出明清之际学术的源头乃宋学精神。宋学精神就是“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的精神，其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之所寄，则在书院。宋元明三朝六百年学术与书院兴衰息息相关，而以东林为殿。而明清之际学者则源于东林。阳明学继朱子而有变异，东林学继阳明而有变异。在“无善无恶心之体”、“工夫与本体”、“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诸问题上，东林诸儒颇欲挽王学末流之弊而有自王返朱之倾向，其气节操守和避虚归实、重在实行之实学精神，不仅启导清初遗老，而且启导乾嘉朴学。
钱穆首先肯定近代学术导源于宋代，并对宋代学术进行回顾。宋学导源于唐代的韩愈，正是韩愈的道统开启宋代学术。宋代学术兴起于胡瑗和孙复而非周敦颐，周敦颐只是理学开山。北宋学术的两大精神不外是经术和政事，在王安石以前比较重视政事，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比较重视经术。南渡以后，两宋学术发生转变，其特点是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宋学精神，一是革新政令，一是创通经义，而精神的寄托在书院。革新政治以王安石失败而告终，创通经义到了朱熹也开始停止。至于书院讲学之风到明末的东林学派也开始完结。东林学派也本经义推之政事，这是北宋学术渊源的真正体现。
东林学派上承北宋精神，下启晚明诸遗老，是清代学术的直接来源。讲到东林，它与南宋以后的书院有关。南宋以后，书院讲学之风盛行，当时所讲都渊源于伊洛程氏，别标新义，与汉唐注疏不同。到了元仁宗时期改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明朝承袭元代又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然后学者竞相争取功名，书院讲学之风日渐衰落。此后书院讲学之风又曾兴起，其中东林书院影响最大。
钱穆分别考研了东林书院的来历、东林学派及其讲学大体、东林与王阳明、东林与明末遗老、东林与乾嘉考据学之关系等问题。东林学派与东林党不同，东林学派讲学不过一郡之内，东林党则众多。东林讲学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矫正王学末流的弊病，另一方面则在于详说当时的政治现状。他们通过关于“无善无恶心之体”，“工夫与本体”和“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这三辨，批判了王学末流凭借无善无恶为心体之说猖狂妄行，以及重视本体、蔑弃工夫、贬低气质、空谈义理的错误。东林之所以能挽救王学末流之弊，也颇得王学原来的精神。东林源于王学，同时对王学末流的批判也开启了清儒辨宋明理学的先河。东林学者们对当时政治的批评也对清初诸儒议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熙和雍正两朝以后到乾隆和嘉庆年间，清代考证学兴起，这与东林就不同了。主要表现在，东林学术起源于山林或民间，讲学于书院，坚持在牢狱刀绳之下，可以说是非官方之学，而康、雍、乾、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钱穆从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又从明末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王阳明，再从王阳明上溯朱熹和陆象山以及北宋诸儒，可以看出学术变迁的大概，以及宋明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系。从间接看，清代学术渊源于宋代学术；从直接看，清代学术来源于晚明时期的东林学派。而晚明诸遗老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指出：“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者。”在这里，他尤其强调学术发展中的“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的两大基本特点，并以此分析后一代学术与前一代学术之间前后相继、相互促进的纵向关系。如两汉经学，绝对不是蔑弃先秦百家而别创所谓的经学，两汉经学本身已经包含了先秦诸子百家，才成为经学的新生。宋明理学也不是仅仅包括两汉隋唐的经学，它本身也兼容了魏晋以来流行盛大的佛学，这才有宋代理学的新生，这是所谓的“每转益进之说”。两汉博士的章句家法，从郑玄的囊括大典而后已经走到尽头。魏晋南北朝的义疏，从唐初诸儒编纂的《五经正义》也走到尽头。至于理学，到了王阳明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旋转的余地。到了晚明遗老开始转变，另辟一个新天地，乾嘉诸儒纠正其失。这是所谓的“途穷当变之候”。
“每转益进”，是继承。前后代学术无论多么不同，其中必有内在联系，必有前后延续的成分，不能只看到差异和创新，看不到量的积累和质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穷途当变”，是变异，是延续性的中断，是学术思想上的革命。每到一定时候，在内在或外在原因影响下，学术思想史上总有人起来更换学术主题，变革学术方法，开创新途。延续与非延续，“每转益进”与“途穷当变”也是统一的。钱先生这一思想颇值得进一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