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画龙点睛：理学五子
钱穆所指的中期宋学，是宋代理学的创立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这五人被称为北宋理学五子。其他如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吕大钧、吕大临等。在他看来，中期的宋学与北宋初期诸儒已经不大相同，主要表现在：
（1）学术路向不同。钱穆指出，初期宋学是在大目标下形成的多方面活动，中期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较之初期精微有余，博大转逊。初期宋学路向包括政治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诸家，学术视野宽阔，各种人才济济。中期儒学学术显得单纯、专一，不十分博大，但精深了。具体地说，中期宋学主要围绕宇宙论和人生论两方面展开，尽管北宋五子在这两方面各有偏重，但基本上超不出这个范围。其原因在于，北宋初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的两次变法失败，使理学家们不愿意涉足于政治领域，而转向宇宙论和心性论问题。另外，要确立道统，就必须反对佛教，而佛教思想中的宇宙论和心性论是其两大思想支柱，反佛就必须打倒它的宇宙论和心性论，建立儒家的宇宙论和心性论。由此看出，学术的客观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决定了这一时期学术的特点。
（2）从文章方面看，钱穆认为，宋学初期风气大多渊源于韩愈，因而比较注重文章。北方如柳开、石介，南方如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的。正是由于他们注意文章，因此能发泄情趣。人生必然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而中期宋学对文章不感兴趣，如程颢和程颐兄弟，讲学多用语录体，很像禅宗祖师们的传道语录。中期宋儒们的语录式文学虽然洁净朴实，明白易懂，但抛弃文学，便减少了活的人生情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损失。
（3）从政治治平方面看，初期宋儒都热心于政治。南方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北方如司马光，都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就是北方的孙复、石介也绝非隐士之流。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分别奸贤，直言无忌，掀起了政治上很大的波澜。他死后，几乎被剖墓断棺。中期诸家虽然并不刻意隐沦自晦，但对政治的情趣淡漠了。他们都只当过几任小官，尽心尽职。从政治角度，钱穆把初期诸家比作“伊尹”，而把中期诸家比作“柳下惠”，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
（4）从教育与师道方面看，钱穆指出，初期宋儒兴办书院与学校，尤其是胡瑗，是一个模范的教育家。中期诸儒讲学，则只是师友后进自由相聚，只能算是私人讨论，并没有正式的教育规模。文章、政治和教育，三大方面的活动，中期儒者都不如初期儒者。
（5）从学术论著方面看，初期诸儒都有学术著作，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在经史、文学方面都有大著作，堪与古今大儒颉颃相比。而中期诸儒，在这方面大大不如了。只有邵雍、程颐、张载可以算有正式的著作，但分量上要小得多，性质也比较单纯，不如初期诸儒宽阔博大。
钱穆在总结北宋这两个时期儒学发展关系及特点时指出：“初期诸儒多方面的大活动，要到中期才有结晶，有归宿。画龙点睛，点在中期。初期画成了一条龙，要待中期诸儒替他们点睛。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有活气。”钱穆所谓的初期诸儒画了一条龙，是指宋初儒学学术上的多方面表现，包括政治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和教育师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形成了一种新气象。但它们是平铺开来的，广博有余而深度不足，没有把儒学的基本精神突出，也不能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北宋中期兴起的理学，突出了宇宙论和心性论，在北宋初期儒家画的这条龙上点上睛，使北宋学术有了重点。这对反对并消化佛学，使学术向纵深发展有积极意义。
理学的重心放在宇宙论和人生论方面。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偏重于宇宙论，程颢和程颐兄弟则以人生论为主。周敦颐之学传程氏兄弟。周氏“主静立人极”，大程改为“主敬”，小程又加上“致知”，成为后世新儒学正统。邵雍学术偏于数术，不被认为是正统，学术流传很少。张载门下多豪杰之士，三吕（吕大忠、吕大均、吕大临）对礼制颇有研究，对于军事、政治、社会都努力奉献，风格与其他家不同。南宋时的浙东永康、永嘉学派也讲事功，与张载学派相呼应。程氏兄弟门庭最盛，朱熹和陆象山都是洛学的后传。
钱穆对北宋时期儒学发展的研究，体现了他关于儒学发展第五期，即宋元明儒学综汇期与别出期的特点的论述。就是说，在北宋时期儒学发展也表现为综汇期和别出期。所谓综汇，是指这个时期儒学综通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的经史文学。如北宋初期诸儒，大体如此，他们都在经史文学方面兼通汇合，创造出宋儒一套新面目。其间所有差别，则不过在三者之间有所偏重罢了。如王安石偏重经学，司马光偏重史学，欧阳修偏重文学等。所谓别出，是指别有一种新儒学出现，即别出儒，以区别于上述综汇儒。
别出儒主要是指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诸儒。他们与综汇儒的区别在于：其一，他们都不喜欢作诗文，尤其是轻视文学；其二，他们也似乎不太重视史学，即在经学方面，对两汉以后诸儒治经的功绩都不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他们所创所学，后又称之为理学。钱穆就两汉以后儒学大传统而言，把宋代理学诸儒看作是儒学中的别出派。
（1）学术路向不同。钱穆指出，初期宋学是在大目标下形成的多方面活动，中期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较之初期精微有余，博大转逊。初期宋学路向包括政治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诸家，学术视野宽阔，各种人才济济。中期儒学学术显得单纯、专一，不十分博大，但精深了。具体地说，中期宋学主要围绕宇宙论和人生论两方面展开，尽管北宋五子在这两方面各有偏重，但基本上超不出这个范围。其原因在于，北宋初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的两次变法失败，使理学家们不愿意涉足于政治领域，而转向宇宙论和心性论问题。另外，要确立道统，就必须反对佛教，而佛教思想中的宇宙论和心性论是其两大思想支柱，反佛就必须打倒它的宇宙论和心性论，建立儒家的宇宙论和心性论。由此看出，学术的客观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决定了这一时期学术的特点。
（2）从文章方面看，钱穆认为，宋学初期风气大多渊源于韩愈，因而比较注重文章。北方如柳开、石介，南方如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的。正是由于他们注意文章，因此能发泄情趣。人生必然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而中期宋学对文章不感兴趣，如程颢和程颐兄弟，讲学多用语录体，很像禅宗祖师们的传道语录。中期宋儒们的语录式文学虽然洁净朴实，明白易懂，但抛弃文学，便减少了活的人生情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损失。
（3）从政治治平方面看，初期宋儒都热心于政治。南方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北方如司马光，都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就是北方的孙复、石介也绝非隐士之流。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分别奸贤，直言无忌，掀起了政治上很大的波澜。他死后，几乎被剖墓断棺。中期诸家虽然并不刻意隐沦自晦，但对政治的情趣淡漠了。他们都只当过几任小官，尽心尽职。从政治角度，钱穆把初期诸家比作“伊尹”，而把中期诸家比作“柳下惠”，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
（4）从教育与师道方面看，钱穆指出，初期宋儒兴办书院与学校，尤其是胡瑗，是一个模范的教育家。中期诸儒讲学，则只是师友后进自由相聚，只能算是私人讨论，并没有正式的教育规模。文章、政治和教育，三大方面的活动，中期儒者都不如初期儒者。
（5）从学术论著方面看，初期诸儒都有学术著作，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在经史、文学方面都有大著作，堪与古今大儒颉颃相比。而中期诸儒，在这方面大大不如了。只有邵雍、程颐、张载可以算有正式的著作，但分量上要小得多，性质也比较单纯，不如初期诸儒宽阔博大。
钱穆在总结北宋这两个时期儒学发展关系及特点时指出：“初期诸儒多方面的大活动，要到中期才有结晶，有归宿。画龙点睛，点在中期。初期画成了一条龙，要待中期诸儒替他们点睛。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有活气。”钱穆所谓的初期诸儒画了一条龙，是指宋初儒学学术上的多方面表现，包括政治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和教育师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形成了一种新气象。但它们是平铺开来的，广博有余而深度不足，没有把儒学的基本精神突出，也不能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北宋中期兴起的理学，突出了宇宙论和心性论，在北宋初期儒家画的这条龙上点上睛，使北宋学术有了重点。这对反对并消化佛学，使学术向纵深发展有积极意义。
理学的重心放在宇宙论和人生论方面。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偏重于宇宙论，程颢和程颐兄弟则以人生论为主。周敦颐之学传程氏兄弟。周氏“主静立人极”，大程改为“主敬”，小程又加上“致知”，成为后世新儒学正统。邵雍学术偏于数术，不被认为是正统，学术流传很少。张载门下多豪杰之士，三吕（吕大忠、吕大均、吕大临）对礼制颇有研究，对于军事、政治、社会都努力奉献，风格与其他家不同。南宋时的浙东永康、永嘉学派也讲事功，与张载学派相呼应。程氏兄弟门庭最盛，朱熹和陆象山都是洛学的后传。
钱穆对北宋时期儒学发展的研究，体现了他关于儒学发展第五期，即宋元明儒学综汇期与别出期的特点的论述。就是说，在北宋时期儒学发展也表现为综汇期和别出期。所谓综汇，是指这个时期儒学综通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的经史文学。如北宋初期诸儒，大体如此，他们都在经史文学方面兼通汇合，创造出宋儒一套新面目。其间所有差别，则不过在三者之间有所偏重罢了。如王安石偏重经学，司马光偏重史学，欧阳修偏重文学等。所谓别出，是指别有一种新儒学出现，即别出儒，以区别于上述综汇儒。
别出儒主要是指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诸儒。他们与综汇儒的区别在于：其一，他们都不喜欢作诗文，尤其是轻视文学；其二，他们也似乎不太重视史学，即在经学方面，对两汉以后诸儒治经的功绩都不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他们所创所学，后又称之为理学。钱穆就两汉以后儒学大传统而言，把宋代理学诸儒看作是儒学中的别出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