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初期宋学之博大
谈及宋代儒学，就会使人容易联想到理学，人们往往把宋代儒学与理学混为一谈。钱穆的观点是，理学在宋儒中也属于后起。在理学之前，已经先有一大批宋儒，他们的学术，被称为北宋初期儒学。他认为，后来的理学或道学都是从宋初儒学中转来，因此，“不了解宋学的初期，也将不了解他们（理学）”。钱穆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北宋初期的学术。
首先是北宋初期儒学的产生问题。他在分析宋初儒学产生的原因时，既重视其思想渊源，又兼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思想上看，南北朝、隋唐，是佛学的全盛时期。武则天以后，禅宗兴起，直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五代时的永明禅师，在长期黑暗与战乱中，写成一百卷的《宗镜录》一书。他是唐末五代唯一的大师。他的书成为唐末五代唯一的巨著。然而佛学盛行，到他那个时代开始衰落，他的书就像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想包罗战国诸子百家各派的学说，《宗镜录》也想包罗佛学各派。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到了包罗和融合的时期，似乎在宣告这个时期学术的衰竭。除了佛学之外，晚唐以来的进士轻薄的诗词，以及那些颓废无力的小文艺，都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思想精神上的需要，于是需要一种学术出现。这是宋学产生的思想原因。
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看，宋朝虽然可称之为统一时代，但宋代开国，北面有辽，西面有夏，并不曾有真正的统一。而且承接了五代时期传下来的黑暗颓废的气象，因此宋代开国时，从政治上说，无法与汉唐升平之世相比，似乎摆脱不了一种拨乱世的心情。这种社会环境使其学术路向不像汉唐时期儒学那么安和、专一，而是开阔，向多方面发展。
其次是宋初儒学的特点。钱穆认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宋初儒学的特点是教育修养、政治治平、经史之学和文章子集之学的全面发展。
（1）教育与修养方面。钱穆认为，宋学最先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渊源于唐代的韩愈。韩愈开始辟佛卫道，在《原道》中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孟子以后这个道统失传了，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失传了。韩愈要恢复重建这个道统或师道，作为他反佛的武器。他的道统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直到宋学兴起之后，其影响才开始显现。宋学兴起，首先重视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是兴办书院与学校。而胡瑗和孙复是当时体现人格修养与教育精神的教育家和大师。胡瑗是宋代第一个教育家。他创立类似于近代的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是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人，给他讲明六经。治事则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御寇等。书院使学生在一起讲习，也召他们各论所学。大体说，经义重在通才、学理，治事重在专家、实习。他的教育法重在各就其性，自己研修，而济之以师友辅助，相互讨论。这种精神是宋学兴起的精神。又如孙复也是一位尊师重道的大师。胡瑗和孙复的弟子徐积和石介都继承了尊师重道的传统。他们都以中国的道统反对佛教的道统。大体说，孙复和石介代表宋初的北方派，胡瑗和徐积代表南方派。后来南方派为宋学正宗所推崇。
（2）政治与治平方面。钱穆认为，宋学初兴，注意教育精神与师道的风气，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面去了。范仲淹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个政治家。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参与国事，开启了当时士大夫关心政治的风尚。他的《十事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对后来的改革运动影响很大。第二位有影响的人物是王安石。他是范仲淹以后奋起改革政治的人物。在思想上，他对王霸之辨，有一套新颖而深刻的见解。撇开政治，王霸之辨成为义利之辨。他把心术与政术结合到一起，修身正心与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为后学所遵循。他的《万言书》与范仲淹的《十事疏》，引起了庆历、熙宁两次变法。第三位是司马光。他是王安石的反对派。王安石崇古而薄今，泥于古代，忽于现实，司马光则相反。在汉唐儒中，只有贾谊的《陈政事疏》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能与宋初改革家相比，而贾谊和董仲舒的改革开出了汉代儒家政治的新气象，庆历熙宁的变法反而引起混乱局面，北宋也随之而亡。这是由环境所造成的。
（3）经史之学方面。钱穆认为，经史与政事治平之学是表里相依的。宋儒的经学与汉儒经学不同。汉儒重视专经讲习，纂辑训诂，用力在书本文字上。所谓通经治用，也仅是为了政事而援引经义，建树不多。宋儒经学侧重在经学的义理发挥上。如胡瑗“经义即所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经义”，这也是汉儒通经致用之意，但比汉儒意义更明确，气魄更宏大。谈及北宋诸儒治经，如胡瑗的《易》与《洪范》、孙复的《春秋》、李觏的《周官》都气势磅礴，发挥新义，不限于训诂章句。其他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苏轼等人，都主张经术兼通，也喜欢另辟新径、创新解、立新义，与汉儒经风不同。这也是宋儒近似先秦儒的特征之一。宋儒在史学方面也见长，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如苏辙的古文，刘攽的汉史，范祖禹的唐史，刘恕的上古及五代史等。就一般而论，宋儒史学比汉唐水平高。宋儒的史学也喜欢创立议论，不限于纂辑叙述考订，除著史考史外，也擅长论史。
（4）文章子集之学方面。钱穆认为，宋儒文章子集之学承接唐代韩愈古文运动而来，从欧阳修以后，古文大兴，王安石、苏轼都是一代巨匠。宋诗与唐诗风格不同。专就文学而论，汉代文学在辞赋，唐代文学在文选，这些都在儒学范围之外，只有宋儒把文学与儒术结合起来，这是宋儒的一大贡献。另外，北宋诸儒也多涉猎先秦子书。宋代以后，“孔孟”并称，与汉唐“周孔”并称不同。这也是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上的一大转变。这种说法虽然始于韩愈，但成于宋儒。其他如徐积有《荀子辨》，范仲淹向张载传授《中庸》，苏洵通六经百家之说，苏轼有纵横家的气息并喜欢老庄道家。如果根据《汉书艺文志》学术分类，汉儒如《史记》和《汉书儒林传》所说，应归于《六艺略》，而宋儒则应归于《诸子略》中的儒家。可以说，汉儒是经学之儒，宋儒转回到子学之儒。因此，宋儒不仅对子书有怀疑，而且对经书也有怀疑，如欧阳修对十翼的怀疑，刘恕、苏辙等对《周礼》的怀疑，这些与汉儒关于今古文之争是不同的。疑古辨伪始于宋儒。
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大师，有教育家，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道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这是宋学初兴的气象。但他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与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这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必须注意到这个时期那些人物的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究，才能了解以后宋学的真正渊源与真正精神。
首先是北宋初期儒学的产生问题。他在分析宋初儒学产生的原因时，既重视其思想渊源，又兼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思想上看，南北朝、隋唐，是佛学的全盛时期。武则天以后，禅宗兴起，直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五代时的永明禅师，在长期黑暗与战乱中，写成一百卷的《宗镜录》一书。他是唐末五代唯一的大师。他的书成为唐末五代唯一的巨著。然而佛学盛行，到他那个时代开始衰落，他的书就像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想包罗战国诸子百家各派的学说，《宗镜录》也想包罗佛学各派。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到了包罗和融合的时期，似乎在宣告这个时期学术的衰竭。除了佛学之外，晚唐以来的进士轻薄的诗词，以及那些颓废无力的小文艺，都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思想精神上的需要，于是需要一种学术出现。这是宋学产生的思想原因。
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看，宋朝虽然可称之为统一时代，但宋代开国，北面有辽，西面有夏，并不曾有真正的统一。而且承接了五代时期传下来的黑暗颓废的气象，因此宋代开国时，从政治上说，无法与汉唐升平之世相比，似乎摆脱不了一种拨乱世的心情。这种社会环境使其学术路向不像汉唐时期儒学那么安和、专一，而是开阔，向多方面发展。
其次是宋初儒学的特点。钱穆认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宋初儒学的特点是教育修养、政治治平、经史之学和文章子集之学的全面发展。
（1）教育与修养方面。钱穆认为，宋学最先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渊源于唐代的韩愈。韩愈开始辟佛卫道，在《原道》中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孟子以后这个道统失传了，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失传了。韩愈要恢复重建这个道统或师道，作为他反佛的武器。他的道统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直到宋学兴起之后，其影响才开始显现。宋学兴起，首先重视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是兴办书院与学校。而胡瑗和孙复是当时体现人格修养与教育精神的教育家和大师。胡瑗是宋代第一个教育家。他创立类似于近代的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是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人，给他讲明六经。治事则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御寇等。书院使学生在一起讲习，也召他们各论所学。大体说，经义重在通才、学理，治事重在专家、实习。他的教育法重在各就其性，自己研修，而济之以师友辅助，相互讨论。这种精神是宋学兴起的精神。又如孙复也是一位尊师重道的大师。胡瑗和孙复的弟子徐积和石介都继承了尊师重道的传统。他们都以中国的道统反对佛教的道统。大体说，孙复和石介代表宋初的北方派，胡瑗和徐积代表南方派。后来南方派为宋学正宗所推崇。
（2）政治与治平方面。钱穆认为，宋学初兴，注意教育精神与师道的风气，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面去了。范仲淹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个政治家。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参与国事，开启了当时士大夫关心政治的风尚。他的《十事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对后来的改革运动影响很大。第二位有影响的人物是王安石。他是范仲淹以后奋起改革政治的人物。在思想上，他对王霸之辨，有一套新颖而深刻的见解。撇开政治，王霸之辨成为义利之辨。他把心术与政术结合到一起，修身正心与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为后学所遵循。他的《万言书》与范仲淹的《十事疏》，引起了庆历、熙宁两次变法。第三位是司马光。他是王安石的反对派。王安石崇古而薄今，泥于古代，忽于现实，司马光则相反。在汉唐儒中，只有贾谊的《陈政事疏》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能与宋初改革家相比，而贾谊和董仲舒的改革开出了汉代儒家政治的新气象，庆历熙宁的变法反而引起混乱局面，北宋也随之而亡。这是由环境所造成的。
（3）经史之学方面。钱穆认为，经史与政事治平之学是表里相依的。宋儒的经学与汉儒经学不同。汉儒重视专经讲习，纂辑训诂，用力在书本文字上。所谓通经治用，也仅是为了政事而援引经义，建树不多。宋儒经学侧重在经学的义理发挥上。如胡瑗“经义即所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经义”，这也是汉儒通经致用之意，但比汉儒意义更明确，气魄更宏大。谈及北宋诸儒治经，如胡瑗的《易》与《洪范》、孙复的《春秋》、李觏的《周官》都气势磅礴，发挥新义，不限于训诂章句。其他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苏轼等人，都主张经术兼通，也喜欢另辟新径、创新解、立新义，与汉儒经风不同。这也是宋儒近似先秦儒的特征之一。宋儒在史学方面也见长，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如苏辙的古文，刘攽的汉史，范祖禹的唐史，刘恕的上古及五代史等。就一般而论，宋儒史学比汉唐水平高。宋儒的史学也喜欢创立议论，不限于纂辑叙述考订，除著史考史外，也擅长论史。
（4）文章子集之学方面。钱穆认为，宋儒文章子集之学承接唐代韩愈古文运动而来，从欧阳修以后，古文大兴，王安石、苏轼都是一代巨匠。宋诗与唐诗风格不同。专就文学而论，汉代文学在辞赋，唐代文学在文选，这些都在儒学范围之外，只有宋儒把文学与儒术结合起来，这是宋儒的一大贡献。另外，北宋诸儒也多涉猎先秦子书。宋代以后，“孔孟”并称，与汉唐“周孔”并称不同。这也是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上的一大转变。这种说法虽然始于韩愈，但成于宋儒。其他如徐积有《荀子辨》，范仲淹向张载传授《中庸》，苏洵通六经百家之说，苏轼有纵横家的气息并喜欢老庄道家。如果根据《汉书艺文志》学术分类，汉儒如《史记》和《汉书儒林传》所说，应归于《六艺略》，而宋儒则应归于《诸子略》中的儒家。可以说，汉儒是经学之儒，宋儒转回到子学之儒。因此，宋儒不仅对子书有怀疑，而且对经书也有怀疑，如欧阳修对十翼的怀疑，刘恕、苏辙等对《周礼》的怀疑，这些与汉儒关于今古文之争是不同的。疑古辨伪始于宋儒。
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大师，有教育家，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道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这是宋学初兴的气象。但他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与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这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必须注意到这个时期那些人物的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究，才能了解以后宋学的真正渊源与真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