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新生命与新气象
宋明理学是钱宾四先生研究的重头课题，他的《朱子新学案》、《阳明学述要》、《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等著作，对宋明学术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是当代学者研究宋学的重要文献。
自清代以来，一些学者一味地贬低和攻击理学，认为理学是对汉唐学术的反叛，同时又强调清代学术直接继承汉学，与理学无关。与这些看法不同，钱穆则十分推崇理学，在看到理学与汉唐、清代学术之区别的同时，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把理学看作是上承汉唐学术，下启清代，沟通汉唐思想与清代思想的桥梁。基于这一点，钱穆揭示了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并对理学诸家思想体系及其渊源与流变进行了总体分析，抛弃了门户之见，指明各家思想的联系及其相通之处。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宋学颇有启发。
首先，钱穆对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了客观分析。他指出：“中国思想以儒学为主流。儒家可分先秦儒、汉唐儒、宋元明儒、清儒四期。汉唐儒清儒都重经典，汉唐儒功在传经，清儒功在释经。宋元明儒则重圣贤更胜于重经典，重义理更胜于重考据训诂。先秦以来，思想上是儒道对抗。宋以下则成为儒佛对抗。道家所重在天地自然，因此儒道对抗的一切问题，是天地界与人生界的问题。佛学所重在心性意识，因此儒佛对抗的一切问题，是心性界与事物界的问题。禅宗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挽回到日常人生方面来。但到底是佛学，到底在求清静，求涅盘。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正如《易传》、《中庸》会通老庄来扩大儒家一般。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因此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正走上衰运，而儒家则另有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
钱穆虽然强调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与佛学之间的联系，但也注意到宋明理学与它们的区别。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关系看，先秦儒学是当时新兴的平民学，所针对的是当时的贵族阶级即世袭的国君与卿大夫之流。而宋明理学则承接南北朝、隋、唐社会佛学余波，所针对的是方外（即佛老）。先秦儒学自诩为当时社会政治的改造者，而宋明儒学具有宗教气氛，他们虽然讲治国平天下，但他们的主要精神放在修身、齐家方面。只有北宋初期儒学对政治颇感兴趣，接近于先秦儒学，但也带有汉唐文人的气息（指北宋初期对经史子集等方面的研究）。中期以后，汉唐文人气息洗涤一净，换上严肃的面孔。如果说先秦儒偏向上层政治，那么宋明儒学则偏向下层教育，并带有宗教师的色彩。从宋明儒学与隋唐宗教师比较来看，一则宗教师偏重在出世，而宋明儒学主张入世；二则宗教偏重信，以及外在之教，宋明儒学则由信转悟，由教转理。不重外在之教，而要转回头到心悟其理，唐代禅宗为这两者的过渡。禅宗主张本分为人，已经扭转了许多佛家的出世倾向，又主张自性自悟，自心自佛，早已从信外在之教转向到明内在之理。“宋明儒则由此更进一步，乃由佛转回儒，此乃宋明儒真血脉。”因此说它直接承继孔孟不全对，说它是禅学也不是真像，而是儒道释三者融会的产物。
这是钱穆对宋学的基本看法。接着他把宋明学术分为北宋初期的儒学、中期宋学、南渡宋学和明代理学四个历史时期，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
自清代以来，一些学者一味地贬低和攻击理学，认为理学是对汉唐学术的反叛，同时又强调清代学术直接继承汉学，与理学无关。与这些看法不同，钱穆则十分推崇理学，在看到理学与汉唐、清代学术之区别的同时，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把理学看作是上承汉唐学术，下启清代，沟通汉唐思想与清代思想的桥梁。基于这一点，钱穆揭示了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并对理学诸家思想体系及其渊源与流变进行了总体分析，抛弃了门户之见，指明各家思想的联系及其相通之处。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宋学颇有启发。
首先，钱穆对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了客观分析。他指出：“中国思想以儒学为主流。儒家可分先秦儒、汉唐儒、宋元明儒、清儒四期。汉唐儒清儒都重经典，汉唐儒功在传经，清儒功在释经。宋元明儒则重圣贤更胜于重经典，重义理更胜于重考据训诂。先秦以来，思想上是儒道对抗。宋以下则成为儒佛对抗。道家所重在天地自然，因此儒道对抗的一切问题，是天地界与人生界的问题。佛学所重在心性意识，因此儒佛对抗的一切问题，是心性界与事物界的问题。禅宗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挽回到日常人生方面来。但到底是佛学，到底在求清静，求涅盘。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正如《易传》、《中庸》会通老庄来扩大儒家一般。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因此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正走上衰运，而儒家则另有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
钱穆虽然强调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与佛学之间的联系，但也注意到宋明理学与它们的区别。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关系看，先秦儒学是当时新兴的平民学，所针对的是当时的贵族阶级即世袭的国君与卿大夫之流。而宋明理学则承接南北朝、隋、唐社会佛学余波，所针对的是方外（即佛老）。先秦儒学自诩为当时社会政治的改造者，而宋明儒学具有宗教气氛，他们虽然讲治国平天下，但他们的主要精神放在修身、齐家方面。只有北宋初期儒学对政治颇感兴趣，接近于先秦儒学，但也带有汉唐文人的气息（指北宋初期对经史子集等方面的研究）。中期以后，汉唐文人气息洗涤一净，换上严肃的面孔。如果说先秦儒偏向上层政治，那么宋明儒学则偏向下层教育，并带有宗教师的色彩。从宋明儒学与隋唐宗教师比较来看，一则宗教师偏重在出世，而宋明儒学主张入世；二则宗教偏重信，以及外在之教，宋明儒学则由信转悟，由教转理。不重外在之教，而要转回头到心悟其理，唐代禅宗为这两者的过渡。禅宗主张本分为人，已经扭转了许多佛家的出世倾向，又主张自性自悟，自心自佛，早已从信外在之教转向到明内在之理。“宋明儒则由此更进一步，乃由佛转回儒，此乃宋明儒真血脉。”因此说它直接承继孔孟不全对，说它是禅学也不是真像，而是儒道释三者融会的产物。
这是钱穆对宋学的基本看法。接着他把宋明学术分为北宋初期的儒学、中期宋学、南渡宋学和明代理学四个历史时期，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