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史学研究的方法论
钱穆先生的史学成果颇为丰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世罕有人能够企及。他不仅有特有的史心、史德、史识、史慧、史才与深厚的功力，不仅有独到的史义、史观、史论与史考，而且还有丰富而精粹的史法。他的史学方法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在共与殊、变与化、变与常、古与今、通与专、博与约、客与主、内与外等各方面的关系上，钱先生的史学理论和实践都有“推故而别致其新”之处。
第一，共殊相别，变常互通，以求尺度准确。
钱穆的史学研究，特别注意阐发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其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走向，彼此间没有区别，那么只需要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就够了，再也不需要各国的历史了。过去冯友兰先生在《贞元六书》特别是其中的《新理学》、《新事论》中提出过“别共殊”的问题，但冯先生意在指出世界文化发展大势之共相，因而把中与西的文化问题置换为古与今的问题、中古与近代的问题、生产的家庭化与社会化的问题。当然，后来冯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也充分注意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殊性。梁漱溟先生自始关注“殊相”与“个性”，20世纪40年代末曾就文化的共殊问题、“中西之异”是否就是“古今之别”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批评了冯友兰。
钱先生极力强调文化与历史的民族性、特殊性，对“无分中外，惟别古今”、以欧洲历史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主张，给予了痛斥，指责提出上述主张的人“蔑视文化之个性”，“袭取他人之格套，强我以必就其范围”。从地理环境、文化类型、生活样式、社会风俗、国民性格与心理，到经济、政治、学术、文艺、宗教、道德，乃至民族精神，钱先生凸显了民族的差异。这样，在立论的尺度上，钱先生没有如时俗那样，只有西方标准，而能自立权衡，还中国史之原貌，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及其内在精神，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
钱先生是不是以民族差异掩盖了时代差异呢？是不是否定了、抹杀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趋向呢？不是的，钱先生对中西历史与文化的比较，并没有忽视普遍性、时代性的问题。问题在于，很多人所说的文化的普遍性，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拿也是殊相的西方史作一些似是而非的抽象，然后把这些似是而非的抽象当作教条，当作共相。例如所谓“五种生产方式”云云，对东方民族或其他民族，甚至在西方史上也没有普适性。钱先生对所谓“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屡加批驳，反对用“封建”两个字概括中国的传统社会，以“专制”两个字概括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有力地驳斥了这两个名词的滥用，言之凿凿，论证有力。中国西周的“封建”根本不能与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相提并论，秦汉以后更是不同。钱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特别是官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例。与世界上其他前近代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确有其特性。钱先生主张深入细致地、不带先入之见地把东西方，首先是中国史的问题弄清楚，再来考虑人类文明的共性问题，这才真正是一种史家的态度。
关于时代差异，钱先生不仅不忽视，反而对它作了精到的研究。他强调历史在变动中的进展，重视历史时期的相异处，指出“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历史的三种特性。”他对中国史与西洋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特点的勾勒与比照，既别开生面，又颇有说服力，他对中国史自身的常与变、变与化之关系的把握也十分准确，这都表明他真正把握了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历史的常住性与变动性的关系及渐变与突变的关系。他提出并论证了“历史中的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的关联，即涵盖了以上诸问题。
第二，内外兼修，通专互涵，以求主客统一。
钱先生既是专家，又是通儒，一再坚持章学诚“道欲通方，业须专一”的主张，一再批评门户之见与党同伐异，其见解都是非常深刻的。通专结合是史家的一大目标，做到通专结合，才能真正把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钱先生不仅在专门问题上用功甚勤，尤其强调通识。他说，学问“贵会通以求，不贵分别以观”；“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
关于主客统一。按当代诠释学的观点，所谓历史传统是主客观的交融和统一，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涵盖一切的过程和关系。传统其实就是理解者内在地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在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理解者或史学家的视域就进入了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并与过去的视域不断融合。历史的主体属于传统并参与传统。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传统中理解、改铸、发现、创造新的传统。传统是多维的、开放的、变动的，而且是历史上人们不断参与进去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多次谈到先生在经、史、子、集研究中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重视传统思想、学术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客观基础，坚持史料的考证、甄别，坚持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钱先生又有自己主观情感的投射，特别是他德性生命的投射。他对中国特性的抉发，恰恰是主客观的绝好的统一。这种统一有赖于史家内外兼修。前面介绍的钱先生有关史心、史德、史才、史识、史义、史法的结合，通与专的结合，中国情怀与客观主义评价的结合，史家的智慧与功力的结合等等，都表明了内外兼修的重要。这正是钱先生解释传统的独特之处。在这一方面，他真正善承中国古代史家之德。钱先生的视域会不会因情感偏见的影响而发生偏差？
这里需要谈一下徐复观先生对钱穆先生史学的批评。徐先生也是当代有名的思想学术史家，其代表作《两汉思想史》对秦汉社会及学术的考察与钱先生的研究有同有异。徐先生尖锐地批评钱先生，指出钱先生发掘的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徐先生说：“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
徐先生的秦汉史论自有其特点，特别由于徐先生一度卷入军政界高层，对民国政治的负面有切身体验，因而他的参入和发现传统与钱先生有一些区别。徐、钱二先生在弘扬民族精神的终极目的上是一致的。徐先生对传统政制的鞭笞是值得大大肯定的。但徐先生对钱先生关于“专制”的理解有误会。钱先生决不是要让我们安住于专制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钱先生对缓和专制的开明因素的发掘，对反抗专制的平民文化特质的阐扬，以及对社会良知和道义担当的儒者之表彰，颇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钱先生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认识中国自己文化系统的特性，例如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和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等等，不能笼统地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实际上钱先生也批评了中国史上有一个“迹近专制的王室”及元、清两朝政制“更趋于专制黑暗”。另一方面，钱先生致力于从旧机构中发现新生命，希望通过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为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照。因此在他近似守旧的言论中，每每寓有维新之意。对徐、钱二先生的视域，我们都必须同情地加以理解。
第三，打破门户，考据、义理、辞章三结合，以求文质并茂。
钱先生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义理、考据、辞章互不偏废的精神，说明了“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相通相合的道理。他以考据见长，但他对片面追求考据的学风给予了批评。他在《学术与心术》一文中指出：“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钱穆折衷汉宋，批评以宋学义理或汉学考据之专家自负的人，壁垒清严，门墙峭峻，或支离于饾饤章句，或漫言无据，标新立异，或言之无文。同时，他也批评学术界“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不关心社会、民众之痛痒的风气，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钱先生的史学研究，又体现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他的宏观研究，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中有微观的根据；他的微观研究，如《朱子新学案》、《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有宏观的涵义。他还有大量的中观研究的专著，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等等。他提倡小中见大、部分中见整体、繁多中见统一、流变中见贞常的方法，强调研究中的具体分析和据实分析，反对将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经学史、儒学史等等，化约成几个抽象的概念，或者如时下我们许多人习惯的做法那样，轻率地“一言以蔽之”，武断地、片面地、笼统地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对把研究狭隘化。他更多地注重通识，注重整体性和全局。总之，钱先生的史学思想、方法与实践，是现当代中国史学中的一面镜子，十分值得珍视。
§§第6章 超越汉宋 重建宋学
第一，共殊相别，变常互通，以求尺度准确。
钱穆的史学研究，特别注意阐发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其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走向，彼此间没有区别，那么只需要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就够了，再也不需要各国的历史了。过去冯友兰先生在《贞元六书》特别是其中的《新理学》、《新事论》中提出过“别共殊”的问题，但冯先生意在指出世界文化发展大势之共相，因而把中与西的文化问题置换为古与今的问题、中古与近代的问题、生产的家庭化与社会化的问题。当然，后来冯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也充分注意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殊性。梁漱溟先生自始关注“殊相”与“个性”，20世纪40年代末曾就文化的共殊问题、“中西之异”是否就是“古今之别”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批评了冯友兰。
钱先生极力强调文化与历史的民族性、特殊性，对“无分中外，惟别古今”、以欧洲历史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主张，给予了痛斥，指责提出上述主张的人“蔑视文化之个性”，“袭取他人之格套，强我以必就其范围”。从地理环境、文化类型、生活样式、社会风俗、国民性格与心理，到经济、政治、学术、文艺、宗教、道德，乃至民族精神，钱先生凸显了民族的差异。这样，在立论的尺度上，钱先生没有如时俗那样，只有西方标准，而能自立权衡，还中国史之原貌，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及其内在精神，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
钱先生是不是以民族差异掩盖了时代差异呢？是不是否定了、抹杀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趋向呢？不是的，钱先生对中西历史与文化的比较，并没有忽视普遍性、时代性的问题。问题在于，很多人所说的文化的普遍性，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拿也是殊相的西方史作一些似是而非的抽象，然后把这些似是而非的抽象当作教条，当作共相。例如所谓“五种生产方式”云云，对东方民族或其他民族，甚至在西方史上也没有普适性。钱先生对所谓“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屡加批驳，反对用“封建”两个字概括中国的传统社会，以“专制”两个字概括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有力地驳斥了这两个名词的滥用，言之凿凿，论证有力。中国西周的“封建”根本不能与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相提并论，秦汉以后更是不同。钱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特别是官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例。与世界上其他前近代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确有其特性。钱先生主张深入细致地、不带先入之见地把东西方，首先是中国史的问题弄清楚，再来考虑人类文明的共性问题，这才真正是一种史家的态度。
关于时代差异，钱先生不仅不忽视，反而对它作了精到的研究。他强调历史在变动中的进展，重视历史时期的相异处，指出“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历史的三种特性。”他对中国史与西洋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特点的勾勒与比照，既别开生面，又颇有说服力，他对中国史自身的常与变、变与化之关系的把握也十分准确，这都表明他真正把握了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历史的常住性与变动性的关系及渐变与突变的关系。他提出并论证了“历史中的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的关联，即涵盖了以上诸问题。
第二，内外兼修，通专互涵，以求主客统一。
钱先生既是专家，又是通儒，一再坚持章学诚“道欲通方，业须专一”的主张，一再批评门户之见与党同伐异，其见解都是非常深刻的。通专结合是史家的一大目标，做到通专结合，才能真正把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钱先生不仅在专门问题上用功甚勤，尤其强调通识。他说，学问“贵会通以求，不贵分别以观”；“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
关于主客统一。按当代诠释学的观点，所谓历史传统是主客观的交融和统一，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涵盖一切的过程和关系。传统其实就是理解者内在地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在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理解者或史学家的视域就进入了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并与过去的视域不断融合。历史的主体属于传统并参与传统。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传统中理解、改铸、发现、创造新的传统。传统是多维的、开放的、变动的，而且是历史上人们不断参与进去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多次谈到先生在经、史、子、集研究中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重视传统思想、学术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客观基础，坚持史料的考证、甄别，坚持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钱先生又有自己主观情感的投射，特别是他德性生命的投射。他对中国特性的抉发，恰恰是主客观的绝好的统一。这种统一有赖于史家内外兼修。前面介绍的钱先生有关史心、史德、史才、史识、史义、史法的结合，通与专的结合，中国情怀与客观主义评价的结合，史家的智慧与功力的结合等等，都表明了内外兼修的重要。这正是钱先生解释传统的独特之处。在这一方面，他真正善承中国古代史家之德。钱先生的视域会不会因情感偏见的影响而发生偏差？
这里需要谈一下徐复观先生对钱穆先生史学的批评。徐先生也是当代有名的思想学术史家，其代表作《两汉思想史》对秦汉社会及学术的考察与钱先生的研究有同有异。徐先生尖锐地批评钱先生，指出钱先生发掘的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徐先生说：“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
徐先生的秦汉史论自有其特点，特别由于徐先生一度卷入军政界高层，对民国政治的负面有切身体验，因而他的参入和发现传统与钱先生有一些区别。徐、钱二先生在弘扬民族精神的终极目的上是一致的。徐先生对传统政制的鞭笞是值得大大肯定的。但徐先生对钱先生关于“专制”的理解有误会。钱先生决不是要让我们安住于专制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钱先生对缓和专制的开明因素的发掘，对反抗专制的平民文化特质的阐扬，以及对社会良知和道义担当的儒者之表彰，颇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钱先生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认识中国自己文化系统的特性，例如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和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等等，不能笼统地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实际上钱先生也批评了中国史上有一个“迹近专制的王室”及元、清两朝政制“更趋于专制黑暗”。另一方面，钱先生致力于从旧机构中发现新生命，希望通过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为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照。因此在他近似守旧的言论中，每每寓有维新之意。对徐、钱二先生的视域，我们都必须同情地加以理解。
第三，打破门户，考据、义理、辞章三结合，以求文质并茂。
钱先生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义理、考据、辞章互不偏废的精神，说明了“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相通相合的道理。他以考据见长，但他对片面追求考据的学风给予了批评。他在《学术与心术》一文中指出：“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钱穆折衷汉宋，批评以宋学义理或汉学考据之专家自负的人，壁垒清严，门墙峭峻，或支离于饾饤章句，或漫言无据，标新立异，或言之无文。同时，他也批评学术界“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不关心社会、民众之痛痒的风气，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钱先生的史学研究，又体现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他的宏观研究，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中有微观的根据；他的微观研究，如《朱子新学案》、《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有宏观的涵义。他还有大量的中观研究的专著，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等等。他提倡小中见大、部分中见整体、繁多中见统一、流变中见贞常的方法，强调研究中的具体分析和据实分析，反对将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经学史、儒学史等等，化约成几个抽象的概念，或者如时下我们许多人习惯的做法那样，轻率地“一言以蔽之”，武断地、片面地、笼统地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对把研究狭隘化。他更多地注重通识，注重整体性和全局。总之，钱先生的史学思想、方法与实践，是现当代中国史学中的一面镜子，十分值得珍视。
§§第6章 超越汉宋 重建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