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
钱先生认为，“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在他看来，历史是一时间性的学问，而历史上的“时间”概念，与物理、心理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三分法的时间概念不同。历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将来，刹那刹那，因果相连，难以割裂。在历史这一大生命、大事业的过程中，任何历史事件其实都是改变过去与改变将来的事业，因此这一“现在”或“当下”，莫不有相当的宽度。钱先生有时把这一宽度解释为“无限量的宽度”，认为我们总是在这一无限量宽度的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
所谓历史时间，是附着在历史事件上的。钱穆以讲演为例，巧为比喻。如讲演以两小时为一单位，这两小时的时间附着在演讲上。现在已讲了五分钟，但这五分钟并没有过去。如果过去，人们就听不懂以下的讲演。这五分钟的内容保留在听众的脑子里，所以才能继续往下听。如现在再跑来一人，他不知前面所讲，将感到摸不着头脑。所以说，过去的并未过去。如说未来，它早来了。讲者还要再讲一小时五十五分钟。听众不知道所讲的内容，而讲者早已知道。这说明过去的没有过去，未来的却早已来了。进一步说，演讲者讲的是同样一番话，而听者接受不同、反应不同。正因为各人过去不同，他们都是带着他过去的人生、过去的观念来听讲演的，他们各人依各自原有的立场和生活体验作出不同的诠释，足见过去并没有过去。
钱穆认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真现在或大现在，整个历史也是一个大现在。学习历史，主要在学知人事，学知人生。一切人事，各有一个时间单位。各个人生也有一个时间单位。不应把它们一秒一分一小时那么分割。一切过去，都保留在未来中。过去永远保留。未来的可以早侵入到过去，过去的也可以早控制着未来。因此，一切历史决不是死的历史。这使我们想起了克罗齐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钱先生说，全部历史都活在这里。一部中国史，便活在今天我们中国人身上。由此来考察历史，才能懂得历史的意义与价值。钱穆说：“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包过去，下包未来，是一个真实不动的大地盘，我们即凭此地盘而活动。”如此看来，中国的过去并没有过去，中国的现在，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大生命的发展形态，既涵盖着过去，又包孕着未来。民族文化生命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许多事件和合成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民族国家的创成与扩展。这一件大事及其背后的大生命，还在无限地继续下去。有了这一大生命，才有各人的小生命。历史所见的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精神生命。就历史文化生命而言，今天的中国人都是从这一悠久的文化中产生的。离开了历史，我们只是一个野人、一个原始人。“我们的所谓历史，把文字记载下来的，只是一些狭义的历史。我们的人生过程，我们人类大生命的过程，才是广义的历史。”每个现在的人都是这一大过程中的一分，同时也能长久保存。只要历史不朽，我们的人生也就不朽。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死的物的历史，而是活的人的历史。如此，历史主体的作用得到了高扬。
钱先生的这一历史观是生命哲学的史观。如前所述，他把历史当作民族精神生命的大流，当作大群人生的经验。在这一生命流程中，“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语）。在历史流衍中，不值得记忆的，只是一种鬼相。鬼者，归也，散归太虚。而值得人们再经验再记忆再创造的，不褪淡、不消失、具有生命活力的，是一种神性。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创。历史事件一件件地过去了，历史人物一个个地死亡了，然却过而未去，死而不亡。因为历史事件和人物影响到当今与未来，且后代人会不断地诠释出新义；因为它或他（她）留传下来的神（历史精神）还要再伸展、再创造、再诠释、再经验。这一历史精神就是神，就是天。人们通过总结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历史经验得到的历史知识，就与历史大生命相应，而究天（即神或历史精神）人（即现代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方得以经世致用。
钱先生的这一史观，仍是经世致用的史观。所谓把过去、未来凝合为一“大现在”，根本上是重视当今，重视当世，“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他的“新史学”“新国史”，意在“通今”：“史学本求通今，若治史而不通今，此亦失治史之旨，并将无史可治耳。”钱穆强调历史研究应当“求以合之当世”（“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
钱穆先生并不是老古董，他的史观、史论与史学方法，在正确全面体认民族传统及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力求革新，求以合之当世，并为民族革新的事业服务。这就是在“常”的历史精神之指导下，在先人业绩的基础上，继续创造以完成一个大现在。所谓“通今”，也就是既不埋怨古人，又不被古人束缚，力图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现在”。钱穆肯定近世史学的“革新派”，就是肯定他们密切关注现实。把史学与现实联系起来，治史才有意义。钱穆的《国史大纲》也是为了现实的目的，为了造就一个好的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揭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改革者提供参照，就是“通今”。知古不知今，是为“陆沉”。
钱先生早年生长在积弱的中国，他治史的动机与目的，就是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为中国招魂。他承继了清末学人（如梁启超、章太炎和国粹派）所提出的问题，为论证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而另辟蹊径，作出解答。实际上他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针对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生存危机与未来走向问题，作出史的反思。他的反思和解答无疑是在“大现在”中为“大现实”服务的。而且，他反思和回答的方式也是现代的，“求以合之当世”的。他对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超过了顾颉刚，但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要重建可信的历史。他对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只是不接受“科学主义”罢了。因此，他在精密详细考证的基础上，撰《刘向歆父子年谱》，把支配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其所反映的今古文经学的争论结束了，又撰《先秦诸子系年》，解决了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
所有这些，都为他的史观作了注脚。
钱先生“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的史观，又是针对传统与现代二分的弊病的。他说，中国人言世界，世乃时间，界则空间，时空和合为一体。中国人重视时间之绵延。孔孟老庄言道则必有变，但变中又必有常，有时间性之绵延乃可连贯会通而成为一传统。西方人言变，无中国人之所谓“化”。化则同一存在，而有时间性。变则在同一存在中各自相异，其相互间无和合、无连贯、无时间性。史学最富时间性，虽历变而仍有其连贯性，依然是一体。“就中国人立场，当由中国之旧传统而现代化，不应废弃旧传统，而慕效为西方之现代化。不当喜新厌旧，而当由己之旧而达于新，乃始得之。”“今日国人好言现代化，憎言传统。所谓现代化，乃指西化言。其实西方亦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历史亦各有其现代化。”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今则欲尽弃故常，一扫而空以为损，一因西方以为益。则西方传统纵其尽善尽美，亦恐无以益于此一空之我矣。其然，岂不然乎？”
可见历史上的任何“现在”，都是当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当时的传统。因革损益，变中有化，不失其常，任何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传统之中亦涵盖着现代。知今不知古，是为“盲瞽”。在他看来，凡是对以往历史抱有一种蔑视态度的人，都是一切真正进步的劲敌。只有凭借过去才能认识现在，也只有对现在有真实的认识，才能有真实的改进。因此，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而且还在于将为未来精神的孕育起向导作用。想要国民对国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就必须先让他们对国家已往的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想要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的改进，也必须先使他们对国家已往的历史有真实的了解。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是该民族国家自身传统的现代化。
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历史大生命中，完成一个融通过去、未来的“大现在”；在这一过程中，亦成就了个人，成就了人格。钱先生这一史观在历史和现代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梁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所谓历史时间，是附着在历史事件上的。钱穆以讲演为例，巧为比喻。如讲演以两小时为一单位，这两小时的时间附着在演讲上。现在已讲了五分钟，但这五分钟并没有过去。如果过去，人们就听不懂以下的讲演。这五分钟的内容保留在听众的脑子里，所以才能继续往下听。如现在再跑来一人，他不知前面所讲，将感到摸不着头脑。所以说，过去的并未过去。如说未来，它早来了。讲者还要再讲一小时五十五分钟。听众不知道所讲的内容，而讲者早已知道。这说明过去的没有过去，未来的却早已来了。进一步说，演讲者讲的是同样一番话，而听者接受不同、反应不同。正因为各人过去不同，他们都是带着他过去的人生、过去的观念来听讲演的，他们各人依各自原有的立场和生活体验作出不同的诠释，足见过去并没有过去。
钱穆认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真现在或大现在，整个历史也是一个大现在。学习历史，主要在学知人事，学知人生。一切人事，各有一个时间单位。各个人生也有一个时间单位。不应把它们一秒一分一小时那么分割。一切过去，都保留在未来中。过去永远保留。未来的可以早侵入到过去，过去的也可以早控制着未来。因此，一切历史决不是死的历史。这使我们想起了克罗齐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钱先生说，全部历史都活在这里。一部中国史，便活在今天我们中国人身上。由此来考察历史，才能懂得历史的意义与价值。钱穆说：“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包过去，下包未来，是一个真实不动的大地盘，我们即凭此地盘而活动。”如此看来，中国的过去并没有过去，中国的现在，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大生命的发展形态，既涵盖着过去，又包孕着未来。民族文化生命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许多事件和合成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民族国家的创成与扩展。这一件大事及其背后的大生命，还在无限地继续下去。有了这一大生命，才有各人的小生命。历史所见的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精神生命。就历史文化生命而言，今天的中国人都是从这一悠久的文化中产生的。离开了历史，我们只是一个野人、一个原始人。“我们的所谓历史，把文字记载下来的，只是一些狭义的历史。我们的人生过程，我们人类大生命的过程，才是广义的历史。”每个现在的人都是这一大过程中的一分，同时也能长久保存。只要历史不朽，我们的人生也就不朽。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死的物的历史，而是活的人的历史。如此，历史主体的作用得到了高扬。
钱先生的这一历史观是生命哲学的史观。如前所述，他把历史当作民族精神生命的大流，当作大群人生的经验。在这一生命流程中，“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语）。在历史流衍中，不值得记忆的，只是一种鬼相。鬼者，归也，散归太虚。而值得人们再经验再记忆再创造的，不褪淡、不消失、具有生命活力的，是一种神性。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创。历史事件一件件地过去了，历史人物一个个地死亡了，然却过而未去，死而不亡。因为历史事件和人物影响到当今与未来，且后代人会不断地诠释出新义；因为它或他（她）留传下来的神（历史精神）还要再伸展、再创造、再诠释、再经验。这一历史精神就是神，就是天。人们通过总结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历史经验得到的历史知识，就与历史大生命相应，而究天（即神或历史精神）人（即现代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方得以经世致用。
钱先生的这一史观，仍是经世致用的史观。所谓把过去、未来凝合为一“大现在”，根本上是重视当今，重视当世，“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他的“新史学”“新国史”，意在“通今”：“史学本求通今，若治史而不通今，此亦失治史之旨，并将无史可治耳。”钱穆强调历史研究应当“求以合之当世”（“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
钱穆先生并不是老古董，他的史观、史论与史学方法，在正确全面体认民族传统及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力求革新，求以合之当世，并为民族革新的事业服务。这就是在“常”的历史精神之指导下，在先人业绩的基础上，继续创造以完成一个大现在。所谓“通今”，也就是既不埋怨古人，又不被古人束缚，力图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现在”。钱穆肯定近世史学的“革新派”，就是肯定他们密切关注现实。把史学与现实联系起来，治史才有意义。钱穆的《国史大纲》也是为了现实的目的，为了造就一个好的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揭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改革者提供参照，就是“通今”。知古不知今，是为“陆沉”。
钱先生早年生长在积弱的中国，他治史的动机与目的，就是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为中国招魂。他承继了清末学人（如梁启超、章太炎和国粹派）所提出的问题，为论证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而另辟蹊径，作出解答。实际上他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针对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生存危机与未来走向问题，作出史的反思。他的反思和解答无疑是在“大现在”中为“大现实”服务的。而且，他反思和回答的方式也是现代的，“求以合之当世”的。他对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超过了顾颉刚，但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要重建可信的历史。他对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只是不接受“科学主义”罢了。因此，他在精密详细考证的基础上，撰《刘向歆父子年谱》，把支配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其所反映的今古文经学的争论结束了，又撰《先秦诸子系年》，解决了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
所有这些，都为他的史观作了注脚。
钱先生“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的史观，又是针对传统与现代二分的弊病的。他说，中国人言世界，世乃时间，界则空间，时空和合为一体。中国人重视时间之绵延。孔孟老庄言道则必有变，但变中又必有常，有时间性之绵延乃可连贯会通而成为一传统。西方人言变，无中国人之所谓“化”。化则同一存在，而有时间性。变则在同一存在中各自相异，其相互间无和合、无连贯、无时间性。史学最富时间性，虽历变而仍有其连贯性，依然是一体。“就中国人立场，当由中国之旧传统而现代化，不应废弃旧传统，而慕效为西方之现代化。不当喜新厌旧，而当由己之旧而达于新，乃始得之。”“今日国人好言现代化，憎言传统。所谓现代化，乃指西化言。其实西方亦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历史亦各有其现代化。”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今则欲尽弃故常，一扫而空以为损，一因西方以为益。则西方传统纵其尽善尽美，亦恐无以益于此一空之我矣。其然，岂不然乎？”
可见历史上的任何“现在”，都是当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当时的传统。因革损益，变中有化，不失其常，任何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传统之中亦涵盖着现代。知今不知古，是为“盲瞽”。在他看来，凡是对以往历史抱有一种蔑视态度的人，都是一切真正进步的劲敌。只有凭借过去才能认识现在，也只有对现在有真实的认识，才能有真实的改进。因此，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而且还在于将为未来精神的孕育起向导作用。想要国民对国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就必须先让他们对国家已往的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想要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的改进，也必须先使他们对国家已往的历史有真实的了解。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是该民族国家自身传统的现代化。
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历史大生命中，完成一个融通过去、未来的“大现在”；在这一过程中，亦成就了个人，成就了人格。钱先生这一史观在历史和现代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梁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