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儒、墨、道三家之比较
钱穆不仅考证、揭示了先秦诸子师友渊源和学术流变，而且对诸子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的重点是儒家、墨家和道家。
一、儒墨的分歧
钱穆指出了墨家学派的基本特点：第一，墨家学派由于产生在工人集团中，他们的理论显然偏向实用，偏向于一种极富伦理性的实用方面。但墨家理论，不免过分注重人生实用了，因此不仅极端地反对奢侈，而且也忽略了一般的审美观念的重要。但在工人集团的意见里，他们反对审美观念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的审美观念，大体上是借用来区分人类的贵贱等级的。墨家反对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别，自然要牵连到反对一切文饰方面了。
第二，墨家学派因为起于当时的工人集团，使他们不仅熟练于各种工艺制造（尤其如墨子制造器械以防御鲁国巧匠公输般所造攻城利器云梯的故事），而且也通晓许多在当时有关制造方面的科学知识。如关于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知识，现在大部分还保留在《墨子》书中几篇经和经说中。
第三，墨家学派不仅有许多科学知识，而且也有他们一套独特的逻辑与辩证法。这种逻辑精神与辩证法，在墨子的言论中到处流露出他们一种特有的风格，后来这一派的流传便成为名家。
钱穆强调，墨家学派更重要的是其实行精神，是其对于改造社会运动中所带有的宗教性的狂热。因此他们工艺制造方面及逻辑辩证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
钱穆从儒墨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揭示及阐明了儒墨两家的不同之处及各自的学术思想特点。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是将宗教政治化，又要将政治伦理化的。换言之，就是要将王权代替神权，又要以师权来规范君权的。平民学者的趋势只是顺应这一古代文化大潮流而演进，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因此他们最看重学校与教育，并将它置于政治与宗教之上。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之道，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
钱穆以仁为中心具体阐发了儒家的人道思想。他把儒家的仁看作是人道的代名词，认为仁是一种超出动物之上的人心的境界与功能。儒家的孝悌最能体现这一境界和功能。孝悌是人类超个体而相互感通的一种心境。孝是时间上的直通，悌是空间上的横通。人心有孝，人生境界可以悠久无尽。人心有悌，人生境界可以广大无穷。此外还有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孝悌是对家属而言，忠恕则泛及朋类。这种孝悌忠恕之心就是孔子最看重的仁，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随后孟子又补充爱敬。孝悌忠恕全只是爱敬。人没有不想望获得人家的爱与敬的，人就先以爱与敬施于其他人，这就是孝悌忠恕，也是仁或道。
孔子讲的道，有时像是依然要保留当时社会阶级性的礼的精神，但孔子在礼后面已安放了一个新的灵魂，就是人心之仁。孔子认为礼由仁生，礼虽然是阶级的，而仁则是平等的，礼虽然像宗教的，而仁则是人道的。那时在政治化的宗教里的最大典礼是郊天之礼。只有天子可以郊天，这表示着阶级性。孔子认为祭礼最庄严处就在发自内心的仁，祭天与祭父母一样从人类内心的仁出发。仁既然为人人所共有的心境，那么祭礼的庄严也应为人人所共有，不分贵贱。天子可以祭天，而人人可以祭其父母。人人能在祭祀中获一种心的最高境界，使其内心的仁自然流露。人心能常有这种训练与这种认识，那么世界就能到达理想的人道。
孔子学说把古代政治化的宗教进一步变成了人道化的政治和人道化的宗教。这种学说根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家族情感，而被孔子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孔子的教训并不排斥或遗忘政治的重要，只是上帝鬼神的地位淡薄而已。孔子的教训里依然保留着政治意味的阶级性的礼，只在人道意味的平等性的仁的精神下面来推行，而宗教性与神道性的礼全变成教育性与人道性的礼了。孔子的教训只在指点出人心中一种特有的境界和功能而加以训练，使之活泼流露，好让人自己认识，然后根据这种心能来改进现世真实的人生。
在钱穆看来，墨子与孔子有所不同。墨子站在人类平等观念上反对贵族阶级，但他所主张的平等，实际上是无差别与齐一。他主张兼爱是一种无差别无分等的爱。他说要视别人的父亲如自己父亲，这是违反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的，但他却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在世人看来，自己的父亲和别人的父亲不同；在上帝看来，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墨子把天志当作他提倡兼爱的根据。他的思想，一面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另一面又要落入宗教的陷阱。
另外，墨子主张的平等太偏于物质生活的经济方面，因此他又彻底反对礼乐，认为礼乐是阶级性的有差别的一种奢侈，因此墨子学说里很少有艺术文学的趣味。他虽然接近古代朴素的宗教观念，但缺少一种人心特设的训练方式，他没有想如何让人类的内心与他所信仰的上帝意志相感通。他虽然重新采用了古代宗教的理论，但又毁弃了古代宗教的一切仪式和方法，这是因为他太看重人生经济实利。在人生经济实利上建筑无差别的平等主义，等级与区别全是奢侈，于是他只认现世社会最低标准的物质生活为人类理论上的正确生活，并在这个理论上装上上帝意志来强人必从。
墨子的人格是可敬的，但其理论不实际。就彻底反对古代贵族制度及其生活来看，墨子的态度比孔子更前进了，但他不免回到古代朴素的上帝鬼神的宗教理论上去，这显然比孔子后退。孔子虽不讲上帝，不近宗教，但却有一个教堂，家庭和宗庙就是孔子的教堂。墨子虽然主张有上帝，但缺乏一个教堂，因为他不看重家庭与宗庙。墨子把握不到人心，其学说缺乏深稳的基础，又违反中国古代由家族情感过渡到人道观念的传统精神，因此后来成为绝学。
钱穆并不是一味地表彰儒家，也指出了儒家思想的缺点：（1）儒家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物质世界与自然。（2）儒家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而忽略小我自由。（3）儒家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的朴素与真实。老庄道家正是为克服这些不足而产生并发展的。
二、道家与儒墨
在论及道家的特色时，钱穆断定道家产生在儒墨两家之后。庄子与孟子同时，而《老子》一书与荀子基本同时。庄子思想实际仍延续孔门儒学，因此《庄子》内篇屡次提到孔子，并加以推崇。内篇引孔不引墨，可以看出《庄子》中的两家轻重。韩非首次称儒家一分为八。孟子师承子思；荀子非常推崇仲弓；而《庄子》内篇则推颜渊。具体地说，庄子思想承袭孔门的颜子，这说明晚周时期，儒家仍有传述颜氏学说的一个宗派。《易传》成书晚于《老子》，因此多会通老庄，而又从孔门传来，独称颜渊，因此可以证明颜渊与庄子是相通的。到了东汉，道家兴盛，颜渊独自成为东汉诸儒推崇的对象。北宋理学兴起，必溯源于周敦颐，他的《太极图说》接近道家，而《通书》盛尊颜渊。这又证明孔门诸贤，独有颜渊与道家相通。
从宇宙论看，先秦儒道两家分两个阶段：孔子到庄子为第一阶段，特点是一切思想从人生界出发，而推演引申到宇宙界，即人生可知，宇宙不可知。从《老子》到《易传》为第二阶段，特点是一切思想观点从宇宙界出发，然后落实归宿到人生界。
另外，钱穆也看到了庄子与孔子、颜渊的不同。孔子讲学精神侧重在人生界，颜渊基本一致。而庄子侧重在向外窥探宇宙界。在宇宙中，人与物并生。孔子重人，庄子人与物并重，这是庄子在先秦诸子中的贡献。要之，钱穆从庄子与颜渊的关系角度，证明儒道两家相融相对的关系。但他倾向于儒墨关系为诸子最早的对立统一关系，儒道关系发端于墨家思想被儒道两家吸收之后。
总之，儒墨为古代平民学派先起的两大派，而道家则较为后出。道家思想是承接儒墨两派而自为折衷的，但论其大体，则道家与墨家更近。他们同时反对古代传统的礼，认为不平等而奢侈，又同样不如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墨道两家的目光与理论，皆能超出人的本位之外而从更广大的立场上寻找根据。墨家根据天，即上帝鬼神，而道家则根据物，即自然。《庄子》一书里有许多非常精美的自然哲学的理论。但到《老子》书里则似乎又偏向于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老庄哲学的流传，到底不能真的走自然哲学与科学的路，而依然循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传统，折回到人生方面来。因此在中国思想系统中，儒道两家成为正反两大派。儒家常为正面而向前，道家则成为反面而纠正的。儒、墨、道这三家，都能站在人类大全体上提出问题。其他如名、法、农、杂、阴阳、纵横诸家地位比较狭隘，不能与他们相比。
在这里，钱穆通过对儒家与墨家，以及与道家思想上的比较，强调了儒家在诸子百家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从思想渊源还是从思想自身的特点来看，儒家都在墨、道两家之上。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直接产生于中国社会历史，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它是地道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历史也证明，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家大体上都是以儒家为轴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融和其他诸家的。如果说儒家是正，那么墨、道两家则是反。他们两家是以批评、补充儒家的面貌出现的。如果说儒家多为建设性的进取，那么他们两家则主要是社会批判性的。尤其是墨家思想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秦汉以后便成为绝学了。而道家思想多少反映了中国人的另一面，主要在民间发展。
三、先秦诸子之总结
关于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总结问题，钱穆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先秦诸子总结不在先秦时期完成，而是在秦汉之际完成的。说得确切一些，是在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完成的。这一总结的完成表现为一个过程。他极力反对那种认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空隙时期的观点。他指出，先秦时代学术思想非常自由和开放，呈现百家争鸣、道术分裂的状态，继之而来的新时代，学术思想与政治社会一样都需要统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时期，正是当时一辈学者努力从事调整与统一的时期。
在他看来，这种统一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主要是指从李斯到董仲舒的努力。李斯是荀子的学生、韩非的同窗，其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李斯是以法家为轴心在政治上实行统一的，历史证明这种统一是错误的。片面地强调法治，不重视礼治，招致人民的反对，最后导致秦王朝的灭亡。董仲舒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在政治上实行的统一是比较成功的。
其次是思想学术上的统一。实质上，思想学术上的统一是为政治上的统一服务的。
钱穆着重分析了先秦诸子是如何统一的问题。先秦百家，最伟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的精髓多半被儒道两家吸收，形成正、反对抗形式的只有儒道两家。后世做调和与统一工作的学者，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超越于儒道墨诸家之上来调和统一；二是以道家为宗主来调和统一其他各家；三是以儒家为宗主来调和统一其他各家。最先努力是走第一条路，稍后又分别走了第二、第三条路。
要走第一条路，必须有宏伟的气魄超然诸家之上，另创一个新统一。（孔子对于古代学术曾做过这种工作。）有志于这项工作的，是秦相吕不韦及其宾客，他们写成一部《吕氏春秋》。他们虽然想调和统一以前的诸家，但他们并没有超越于诸家之上的更伟大更高明的观点与理论，因此他们便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只是在诸家思想里左右采获，彼此折衷，做成一种灰色的景象，这不算是成功的。
代表第二条路线的是与汉武帝同时的《淮南子》一书，由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成。大体上说，道家思想是追在儒家的后面加以指摘与纠正的，它多半属于批评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不是一种最高境界，而且当时历史大流正向正面积极的方向汹涌直前，因此《淮南子》也不算是成功的。
在钱穆看来，调和与统一工作做得最成功的是儒家。儒家是走调和与统一工作的第三条路。他们的确有很大的功绩，只可惜这一工作没有为后代的思想史家们所注意。从学术上看，应以《易传》以及收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等篇章为主，它们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都能吸收墨道各家的重要思想，并把它们融化在儒家的思想里，成为一个新的系统。
钱穆具体分析了儒家调和统一诸子的过程。首先是《易传》和《中庸》。老子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天人合一，即人生界与宇宙观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一种新观点。这个问题是世界人类思想必然要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春秋时代人的思想倾向于把宇宙暂时撇开，专心解决人生问题。如子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孔子思想虽然承接春秋，但其思想深处隐含着天人合一的倾向，只是引而不发。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已经在天人相交处明显地搭上一座桥，但也还只是从天过渡到人，依然偏重在人的一边。庄子要使人重新回归到天，然而用力过猛，因此荀子说他“蔽于天而不知人”。但荀子又把天和人割裂了，这显然背离了孔子的思想。老子开始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口号，面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人生实际方面重视不够，过多偏重在自然，轻视人文。《易传》和《中庸》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易》、《庸》一方面认为人道本身即是天道，这种思想渊源于孔子和孟子；另一方面则先从认识天道入手来规范人道，这种思想继承老庄。《易》、《庸》的宇宙观是一种德性的宇宙观，是采取庄老的自然观来阐发孔孟的人文观。《易》、《庸》以儒家思想为宗主，把诸家思想统一起来了。
其次是《大学》和《礼运》。《大学》的贡献在于把全部复杂的人生界，用内外（心与行、德与业、知与物、我与人）、本末（身与家国天下、个人与社会大群）等一些简单的观念与系统来加以包容和说明。这是人生哲学里的一元论，也是一种德性一元论。在这人生一元论中，政治只是一种文化事业，一种道德事业。国家如家族，是社会大群体中应有的机构，这种社会大群体应以全人类为最高层。每个人也在全人类大群体中各占一个中心地位。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而善也是人心内所固有的。把人心内固有的善发扬光大，则全人类可以到达一个终极融和的境界。这项事业在每一个人身上平等负担。这种孔孟传统在《大学》里却以最简单明确而又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如果说《大学》偏重政治，那么《礼运》则偏重经济，它们是姊妹篇。《礼运》把理想的人生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到达治国阶段的仅是小康世界，到达平天下阶段的才是大同世界。在治国阶段的人，不免为己为私，化不尽家庭观与国家观。到了平天下阶段，并不是说没有家族和国家，而是说为己为私的观念转化成为公为众，这就达到了人生理想的至善境界。《礼运》思想还是儒家思想的推衍，但提高了道的地位，抑制了礼的地位，这已融进了道家观念。另外，关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以及重视物质经济等，也融合了墨家思想。
在钱穆看来，正是儒家融合统一了诸家。诸子中的儒家既是结束王官贵族学开启诸子平民学的宗主，也是结束诸子学开启两汉经学时代的宗主。
钱穆有关先秦诸子统一的论述是有建树的。第一，与许多学者认为先秦诸子统一完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不同，钱穆肯定先秦诸子思想统一工作完成在秦汉之际。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先秦有些学者，如荀子、韩非等也想做统一之事，或多或少也做了这件事，但他们都是不成功的。因为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朝统一不久就灭亡了。这也证明中国哲学思想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第二，表明先秦诸子学术统一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统一的方案和主张，后来经过筛选、实验，最终确立以儒家为宗主统一先秦诸子百家。这不是学者个人主观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社会历史情况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后来开启了汉武帝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文治政府，从而带来了汉代的繁荣强盛。钱先生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对正确了解、评价当时的思想界有启发意义。
此外，钱穆对“子学”有一种宽泛的理解，他把隋唐新佛学、宋明理学等纳入子学范围。在他看来，到了汉代，平民阶级已经被消除，大一统文治政府建立，王官之学代替了平民之学，儒学经学化占统治地位。不久佛教东来，道家兴起，三足鼎立，三教会通。宋明理学是儒融合了释道的产物，也是儒学平民化的产物。从王官之学向平民之学的下移来说，隋唐新佛学和宋明理学亦被界定为广义的子学。
一、儒墨的分歧
钱穆指出了墨家学派的基本特点：第一，墨家学派由于产生在工人集团中，他们的理论显然偏向实用，偏向于一种极富伦理性的实用方面。但墨家理论，不免过分注重人生实用了，因此不仅极端地反对奢侈，而且也忽略了一般的审美观念的重要。但在工人集团的意见里，他们反对审美观念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的审美观念，大体上是借用来区分人类的贵贱等级的。墨家反对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别，自然要牵连到反对一切文饰方面了。
第二，墨家学派因为起于当时的工人集团，使他们不仅熟练于各种工艺制造（尤其如墨子制造器械以防御鲁国巧匠公输般所造攻城利器云梯的故事），而且也通晓许多在当时有关制造方面的科学知识。如关于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知识，现在大部分还保留在《墨子》书中几篇经和经说中。
第三，墨家学派不仅有许多科学知识，而且也有他们一套独特的逻辑与辩证法。这种逻辑精神与辩证法，在墨子的言论中到处流露出他们一种特有的风格，后来这一派的流传便成为名家。
钱穆强调，墨家学派更重要的是其实行精神，是其对于改造社会运动中所带有的宗教性的狂热。因此他们工艺制造方面及逻辑辩证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
钱穆从儒墨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揭示及阐明了儒墨两家的不同之处及各自的学术思想特点。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是将宗教政治化，又要将政治伦理化的。换言之，就是要将王权代替神权，又要以师权来规范君权的。平民学者的趋势只是顺应这一古代文化大潮流而演进，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因此他们最看重学校与教育，并将它置于政治与宗教之上。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之道，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
钱穆以仁为中心具体阐发了儒家的人道思想。他把儒家的仁看作是人道的代名词，认为仁是一种超出动物之上的人心的境界与功能。儒家的孝悌最能体现这一境界和功能。孝悌是人类超个体而相互感通的一种心境。孝是时间上的直通，悌是空间上的横通。人心有孝，人生境界可以悠久无尽。人心有悌，人生境界可以广大无穷。此外还有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孝悌是对家属而言，忠恕则泛及朋类。这种孝悌忠恕之心就是孔子最看重的仁，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随后孟子又补充爱敬。孝悌忠恕全只是爱敬。人没有不想望获得人家的爱与敬的，人就先以爱与敬施于其他人，这就是孝悌忠恕，也是仁或道。
孔子讲的道，有时像是依然要保留当时社会阶级性的礼的精神，但孔子在礼后面已安放了一个新的灵魂，就是人心之仁。孔子认为礼由仁生，礼虽然是阶级的，而仁则是平等的，礼虽然像宗教的，而仁则是人道的。那时在政治化的宗教里的最大典礼是郊天之礼。只有天子可以郊天，这表示着阶级性。孔子认为祭礼最庄严处就在发自内心的仁，祭天与祭父母一样从人类内心的仁出发。仁既然为人人所共有的心境，那么祭礼的庄严也应为人人所共有，不分贵贱。天子可以祭天，而人人可以祭其父母。人人能在祭祀中获一种心的最高境界，使其内心的仁自然流露。人心能常有这种训练与这种认识，那么世界就能到达理想的人道。
孔子学说把古代政治化的宗教进一步变成了人道化的政治和人道化的宗教。这种学说根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家族情感，而被孔子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孔子的教训并不排斥或遗忘政治的重要，只是上帝鬼神的地位淡薄而已。孔子的教训里依然保留着政治意味的阶级性的礼，只在人道意味的平等性的仁的精神下面来推行，而宗教性与神道性的礼全变成教育性与人道性的礼了。孔子的教训只在指点出人心中一种特有的境界和功能而加以训练，使之活泼流露，好让人自己认识，然后根据这种心能来改进现世真实的人生。
在钱穆看来，墨子与孔子有所不同。墨子站在人类平等观念上反对贵族阶级，但他所主张的平等，实际上是无差别与齐一。他主张兼爱是一种无差别无分等的爱。他说要视别人的父亲如自己父亲，这是违反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的，但他却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在世人看来，自己的父亲和别人的父亲不同；在上帝看来，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墨子把天志当作他提倡兼爱的根据。他的思想，一面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另一面又要落入宗教的陷阱。
另外，墨子主张的平等太偏于物质生活的经济方面，因此他又彻底反对礼乐，认为礼乐是阶级性的有差别的一种奢侈，因此墨子学说里很少有艺术文学的趣味。他虽然接近古代朴素的宗教观念，但缺少一种人心特设的训练方式，他没有想如何让人类的内心与他所信仰的上帝意志相感通。他虽然重新采用了古代宗教的理论，但又毁弃了古代宗教的一切仪式和方法，这是因为他太看重人生经济实利。在人生经济实利上建筑无差别的平等主义，等级与区别全是奢侈，于是他只认现世社会最低标准的物质生活为人类理论上的正确生活，并在这个理论上装上上帝意志来强人必从。
墨子的人格是可敬的，但其理论不实际。就彻底反对古代贵族制度及其生活来看，墨子的态度比孔子更前进了，但他不免回到古代朴素的上帝鬼神的宗教理论上去，这显然比孔子后退。孔子虽不讲上帝，不近宗教，但却有一个教堂，家庭和宗庙就是孔子的教堂。墨子虽然主张有上帝，但缺乏一个教堂，因为他不看重家庭与宗庙。墨子把握不到人心，其学说缺乏深稳的基础，又违反中国古代由家族情感过渡到人道观念的传统精神，因此后来成为绝学。
钱穆并不是一味地表彰儒家，也指出了儒家思想的缺点：（1）儒家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物质世界与自然。（2）儒家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而忽略小我自由。（3）儒家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的朴素与真实。老庄道家正是为克服这些不足而产生并发展的。
二、道家与儒墨
在论及道家的特色时，钱穆断定道家产生在儒墨两家之后。庄子与孟子同时，而《老子》一书与荀子基本同时。庄子思想实际仍延续孔门儒学，因此《庄子》内篇屡次提到孔子，并加以推崇。内篇引孔不引墨，可以看出《庄子》中的两家轻重。韩非首次称儒家一分为八。孟子师承子思；荀子非常推崇仲弓；而《庄子》内篇则推颜渊。具体地说，庄子思想承袭孔门的颜子，这说明晚周时期，儒家仍有传述颜氏学说的一个宗派。《易传》成书晚于《老子》，因此多会通老庄，而又从孔门传来，独称颜渊，因此可以证明颜渊与庄子是相通的。到了东汉，道家兴盛，颜渊独自成为东汉诸儒推崇的对象。北宋理学兴起，必溯源于周敦颐，他的《太极图说》接近道家，而《通书》盛尊颜渊。这又证明孔门诸贤，独有颜渊与道家相通。
从宇宙论看，先秦儒道两家分两个阶段：孔子到庄子为第一阶段，特点是一切思想从人生界出发，而推演引申到宇宙界，即人生可知，宇宙不可知。从《老子》到《易传》为第二阶段，特点是一切思想观点从宇宙界出发，然后落实归宿到人生界。
另外，钱穆也看到了庄子与孔子、颜渊的不同。孔子讲学精神侧重在人生界，颜渊基本一致。而庄子侧重在向外窥探宇宙界。在宇宙中，人与物并生。孔子重人，庄子人与物并重，这是庄子在先秦诸子中的贡献。要之，钱穆从庄子与颜渊的关系角度，证明儒道两家相融相对的关系。但他倾向于儒墨关系为诸子最早的对立统一关系，儒道关系发端于墨家思想被儒道两家吸收之后。
总之，儒墨为古代平民学派先起的两大派，而道家则较为后出。道家思想是承接儒墨两派而自为折衷的，但论其大体，则道家与墨家更近。他们同时反对古代传统的礼，认为不平等而奢侈，又同样不如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墨道两家的目光与理论，皆能超出人的本位之外而从更广大的立场上寻找根据。墨家根据天，即上帝鬼神，而道家则根据物，即自然。《庄子》一书里有许多非常精美的自然哲学的理论。但到《老子》书里则似乎又偏向于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老庄哲学的流传，到底不能真的走自然哲学与科学的路，而依然循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传统，折回到人生方面来。因此在中国思想系统中，儒道两家成为正反两大派。儒家常为正面而向前，道家则成为反面而纠正的。儒、墨、道这三家，都能站在人类大全体上提出问题。其他如名、法、农、杂、阴阳、纵横诸家地位比较狭隘，不能与他们相比。
在这里，钱穆通过对儒家与墨家，以及与道家思想上的比较，强调了儒家在诸子百家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从思想渊源还是从思想自身的特点来看，儒家都在墨、道两家之上。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直接产生于中国社会历史，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它是地道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历史也证明，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家大体上都是以儒家为轴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融和其他诸家的。如果说儒家是正，那么墨、道两家则是反。他们两家是以批评、补充儒家的面貌出现的。如果说儒家多为建设性的进取，那么他们两家则主要是社会批判性的。尤其是墨家思想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秦汉以后便成为绝学了。而道家思想多少反映了中国人的另一面，主要在民间发展。
三、先秦诸子之总结
关于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总结问题，钱穆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先秦诸子总结不在先秦时期完成，而是在秦汉之际完成的。说得确切一些，是在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完成的。这一总结的完成表现为一个过程。他极力反对那种认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空隙时期的观点。他指出，先秦时代学术思想非常自由和开放，呈现百家争鸣、道术分裂的状态，继之而来的新时代，学术思想与政治社会一样都需要统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时期，正是当时一辈学者努力从事调整与统一的时期。
在他看来，这种统一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主要是指从李斯到董仲舒的努力。李斯是荀子的学生、韩非的同窗，其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李斯是以法家为轴心在政治上实行统一的，历史证明这种统一是错误的。片面地强调法治，不重视礼治，招致人民的反对，最后导致秦王朝的灭亡。董仲舒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在政治上实行的统一是比较成功的。
其次是思想学术上的统一。实质上，思想学术上的统一是为政治上的统一服务的。
钱穆着重分析了先秦诸子是如何统一的问题。先秦百家，最伟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的精髓多半被儒道两家吸收，形成正、反对抗形式的只有儒道两家。后世做调和与统一工作的学者，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超越于儒道墨诸家之上来调和统一；二是以道家为宗主来调和统一其他各家；三是以儒家为宗主来调和统一其他各家。最先努力是走第一条路，稍后又分别走了第二、第三条路。
要走第一条路，必须有宏伟的气魄超然诸家之上，另创一个新统一。（孔子对于古代学术曾做过这种工作。）有志于这项工作的，是秦相吕不韦及其宾客，他们写成一部《吕氏春秋》。他们虽然想调和统一以前的诸家，但他们并没有超越于诸家之上的更伟大更高明的观点与理论，因此他们便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只是在诸家思想里左右采获，彼此折衷，做成一种灰色的景象，这不算是成功的。
代表第二条路线的是与汉武帝同时的《淮南子》一书，由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成。大体上说，道家思想是追在儒家的后面加以指摘与纠正的，它多半属于批评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不是一种最高境界，而且当时历史大流正向正面积极的方向汹涌直前，因此《淮南子》也不算是成功的。
在钱穆看来，调和与统一工作做得最成功的是儒家。儒家是走调和与统一工作的第三条路。他们的确有很大的功绩，只可惜这一工作没有为后代的思想史家们所注意。从学术上看，应以《易传》以及收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等篇章为主，它们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都能吸收墨道各家的重要思想，并把它们融化在儒家的思想里，成为一个新的系统。
钱穆具体分析了儒家调和统一诸子的过程。首先是《易传》和《中庸》。老子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天人合一，即人生界与宇宙观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一种新观点。这个问题是世界人类思想必然要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春秋时代人的思想倾向于把宇宙暂时撇开，专心解决人生问题。如子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孔子思想虽然承接春秋，但其思想深处隐含着天人合一的倾向，只是引而不发。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已经在天人相交处明显地搭上一座桥，但也还只是从天过渡到人，依然偏重在人的一边。庄子要使人重新回归到天，然而用力过猛，因此荀子说他“蔽于天而不知人”。但荀子又把天和人割裂了，这显然背离了孔子的思想。老子开始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口号，面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人生实际方面重视不够，过多偏重在自然，轻视人文。《易传》和《中庸》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易》、《庸》一方面认为人道本身即是天道，这种思想渊源于孔子和孟子；另一方面则先从认识天道入手来规范人道，这种思想继承老庄。《易》、《庸》的宇宙观是一种德性的宇宙观，是采取庄老的自然观来阐发孔孟的人文观。《易》、《庸》以儒家思想为宗主，把诸家思想统一起来了。
其次是《大学》和《礼运》。《大学》的贡献在于把全部复杂的人生界，用内外（心与行、德与业、知与物、我与人）、本末（身与家国天下、个人与社会大群）等一些简单的观念与系统来加以包容和说明。这是人生哲学里的一元论，也是一种德性一元论。在这人生一元论中，政治只是一种文化事业，一种道德事业。国家如家族，是社会大群体中应有的机构，这种社会大群体应以全人类为最高层。每个人也在全人类大群体中各占一个中心地位。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而善也是人心内所固有的。把人心内固有的善发扬光大，则全人类可以到达一个终极融和的境界。这项事业在每一个人身上平等负担。这种孔孟传统在《大学》里却以最简单明确而又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如果说《大学》偏重政治，那么《礼运》则偏重经济，它们是姊妹篇。《礼运》把理想的人生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到达治国阶段的仅是小康世界，到达平天下阶段的才是大同世界。在治国阶段的人，不免为己为私，化不尽家庭观与国家观。到了平天下阶段，并不是说没有家族和国家，而是说为己为私的观念转化成为公为众，这就达到了人生理想的至善境界。《礼运》思想还是儒家思想的推衍，但提高了道的地位，抑制了礼的地位，这已融进了道家观念。另外，关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以及重视物质经济等，也融合了墨家思想。
在钱穆看来，正是儒家融合统一了诸家。诸子中的儒家既是结束王官贵族学开启诸子平民学的宗主，也是结束诸子学开启两汉经学时代的宗主。
钱穆有关先秦诸子统一的论述是有建树的。第一，与许多学者认为先秦诸子统一完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不同，钱穆肯定先秦诸子思想统一工作完成在秦汉之际。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先秦有些学者，如荀子、韩非等也想做统一之事，或多或少也做了这件事，但他们都是不成功的。因为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朝统一不久就灭亡了。这也证明中国哲学思想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第二，表明先秦诸子学术统一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统一的方案和主张，后来经过筛选、实验，最终确立以儒家为宗主统一先秦诸子百家。这不是学者个人主观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社会历史情况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后来开启了汉武帝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文治政府，从而带来了汉代的繁荣强盛。钱先生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对正确了解、评价当时的思想界有启发意义。
此外，钱穆对“子学”有一种宽泛的理解，他把隋唐新佛学、宋明理学等纳入子学范围。在他看来，到了汉代，平民阶级已经被消除，大一统文治政府建立，王官之学代替了平民之学，儒学经学化占统治地位。不久佛教东来，道家兴起，三足鼎立，三教会通。宋明理学是儒融合了释道的产物，也是儒学平民化的产物。从王官之学向平民之学的下移来说，隋唐新佛学和宋明理学亦被界定为广义的子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