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先秦诸子学综观
钱宾四先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用力最勤，早年写成《墨子》和《公孙龙子》等著作，并在教学之余积累了大量有关子学研究方面的资料，为后来写成他的成名之作《先秦诸子系年》奠定了基础。他另外还有《庄老通辨》、《庄子纂笺》，以及《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中有关诸子学方面的论述和一些专释，构成了庞大的子学研究系统。他对先秦诸子进行全面而广泛的研究，其主要贡献在于：肯定了先秦诸子兴起的积极意义和基本精神，并以儒家和墨家为轴心，对先秦诸子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加以考订、辨伪，对诸子学派思想学术流变进行疏理，揭示了他们的师友、学术思想上的前后师承关系，同时也对先秦诸子思想及其总结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章对前面提到的钱先生子学研究成果作一些评介。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学的总体看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先秦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特质；一是关于先秦诸子师友关系、学术渊源及发展脉络。
钱穆子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把先秦学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以史学的眼光考研诸子学及其特质，是非常有独创性的。
一、平民意识的觉醒
钱穆指出，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这是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最主要变化。上古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具体表现在，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就是家族的扩大。宗庙里祭礼辈分的亲疏，规定了贵族间地位的高低。宗庙里的谱牒，就是政治上的名分。大祭前有会猎，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为后来的历史。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气候，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以依时耕稼。古典文献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概言之，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这就是钱穆所谓的“贵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和教育没有分离，官员和老师合二而一。学术为王官所有，民间没有著述，这是西周时期的学术特点。这是“王官之学”时期。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平民学开始。具体表现在史官和礼的崩溃。史官随着周天子的分封与王权的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到列国，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于民间。礼本为祭祀，推扩而为古代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种生活具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盟。祭礼的动摇，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的奢侈中产生。在贵族阶级逐渐衰落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学者处在较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学者”却高高在上。处在下层知礼有学问的学者开始与平民广泛接触，且通过他们的教育使王官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平民学者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和墨家。
儒家创始于孔子，“儒”字的原义，本为一种通习六艺之士的称号。礼、乐、射、御、书、数，古代称之为六艺。礼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这种习惯与方式里，包含着宗教、政治、伦理三部分的内容。射、御则只是礼的节目。书、数则属于初级的技能。当时的贵族阶级，大体上都必须通晓六艺，平民要想到贵族家庭中去服务，至少也必须通习六艺之一二。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士。士的出身，早先多由贵族的庶孽子弟或比较低级的贵族子弟充任。到了后来，渐渐落到平民社会里去。孔子就是正式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破落贵族的子弟，因此他能习得当时存留在贵族里的一切礼和艺。同时，他又把它们重新组织，给予一个新的理论根据。古代典籍传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来。因为孔子自身是一个儒士，所以后世称他的学派为儒家。
儒家之后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学说与孔子相比更具有平民精神。“墨”字本义，是一种刺面涂色以为奴隶标识的刑名。古代的奴隶，或者由罪犯俘虏大批集居城市，或者分配到贵族私家，或者特别训练成专门的技工。他们的知识程度与身分低于儒士，但却比普通农民的社会层次要高出好多。墨家的“墨”字，就是取义于古代的墨刑。大体可以说，墨家发生在古代一个工人集团里，或许墨翟本身就是一个受过墨刑的工人。他早期的弟子与徒弟，恐怕也以工人为多。所以这一学派便称为墨家了。
儒家学派所得于古代传统的，是许多古代的典籍以及当时贵族阶级流行的一切礼文仪节。墨子据说也在儒家门下受业过，因此对于那些古代典籍及一切贵族礼也知道很多。墨家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精通当时的工业技能与科学知识。
钱先生特别指出，儒墨两字都有特殊涵义，是古代社会的两种生活流品，而道、法、名、阴阳诸称，一见便知为学派名称，即此可证儒墨两家在先，而其他诸家在后。
总之，钱先生认为，诸子，首先是儒墨的出现，代表了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诸子学的实质是平民之学。随着贵族阶级为平民阶级所取代，贵族的王官之学也为平民的子学所取代。
二、诸子之相通互动
钱穆进一步考订先秦诸子师友及学术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众所周知，随着官学日丧，私学日兴，于是有诸子。后人讲诸子学，皆源于刘歆的《七略》，有九流之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于是有九流十家之说。后人在研究诸子学术思想时，便把这一划分加以绝对化，造成各家之间彼此不通，门户争斗便起于此。钱穆治学贵在贯通，尤其反对门户之见。
钱穆首先指出，前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通病。第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讫，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第二，“详于著显，略了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第三，“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论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针对这三种错误，钱穆提出自己治诸子学的用心和宗旨。第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第二，“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通，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第三，“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
钱穆主张，考证这一时期的诸子师授的渊源以及诸子所称引，虽然多有出入与不同，但他们应该是相通的，因此不能够拘泥于九流十家之例。他极力反对把诸子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认为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联系的。如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见《淮南子》），墨学源于儒。李克是子夏的学生（见《汉志》班注），《汉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而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悝、克一声之转，即李克，不是二人。兵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说：“疑李悝”。法家与兵家相通而都源于儒家。吴起师曾子，而吴起四十八篇在兵家。商鞅受李悝《法经》以相秦（见《晋书刑法志》），法家、兵家均有《商君书》。《汉志》农家，神农二十篇，颜师古说：“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托’。”那么，法家、兵家又与农家相出入。尸佼为商君师（见《艺文志班注》），而其书列为杂家。许行为神农之言，《吕氏春秋情欲篇》说：“许犯学于禽滑。”禽滑即禽滑釐。禽滑釐为墨子之徒，而许犯就是许行。这说明农家也与墨家相通。荀子以墨翟、宋钘并举，《汉志》把宋钘列为小说家。《庄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并举，而《汉志》把尹文列入名家，观其“禁攻寝兵”，就是墨子“非攻”之说。五升制饭，就是墨子量腹之意。因此，墨家也与名家、小说家相通。班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荀子》以慎到、田骈并举，《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并举。而《汉志》田子在道家，慎子在法家，则道家与法家相通。荀子以陈仲、史并举，陈仲之学与许行相近，也属农家、墨家之流，而荀子以为类于史。庄子又常以曾史并称，那么农家、墨家与儒家也相通。荀子称“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汉志》中《邹子终始》在阴阳家。《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则阴阳家与儒家相通。韩非学于荀子，《汉志》韩子入法家。司马迁称其归本于黄老。那么，法家与儒家、道家均相通。这是钱穆经过大量考证而得出的关于诸子百家相通的一些基本看法。
在此基础上，钱穆强调，诸子多重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儒家与墨家，这两家为当时显学。他进一步以儒墨两家为轴心来疏理其他诸家，建立以儒墨为主的诸子学系统。
钱穆认为，开诸子之先河的是孔子。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生于东周衰败之世。当时学者主要是维护“礼”，“礼”是贵族阶级一切生活的准则。凡是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观、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政事、制度、议文、法式等等，没有不出于“礼”的。用钱穆的话来说：“盖治掌故以明礼，习礼文以致用，固当时之学问然也。即孔子所以见重于时人者，也惟在其知礼。”孔子以平民儒士，挺身而出，批评贵族君大夫的生活，想加以纠正。但是贵族阶级的失败，终不可避免，孔子正名复礼的主张，随之成为泡影，然而由此开启的平民讲学议政之风，相推相荡，影响了日后兴起的诸子百家。战国末年诸子蜂出并作，议论横出，离孔子逝世已近二百五十年了，然其精神与孔子学说相贯通。
钱穆认为，儒家本务知礼，而礼最后又行不通。学术随世风而变，出现了进取的、急功利而明法的法家。他们是李克和商鞅。李克就是李悝，是子夏的弟子。吴起是曾子的弟子。李悝作《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法家源于道德，而不知“道”实渊源于儒者。法家所主张的守法奉公，就是孔子正名复礼的精神，随时势而转移罢了。钱穆把法家归类于儒家门下。
在钱穆看来，真正与孔子对立，独树一帜的是墨家。墨家开始于墨子，也学儒者之业，但能变通。墨子之学从孔子批评贵族阶级的精神出发，并作了进一步发挥。以后许行、陈仲、庄周及《老子》一书又更进一步发挥。墨子学派思想趋于激进，在先秦诸子学中属于左派，而儒家一脉属于右派。孔子主张正名复礼，代表贵族阶级的意见。墨子主张天志、兼爱，代表平民阶级的立场。他们在抨击当时贵族的生活方面有相同的一面，而被抨击的对象有所不同。只有墨子学说兴起，才真正代表平民阶级觉醒。
战国中期以后，七国称雄，周礼尽废，而平民学者的势力愈来愈旺。当时学术流派众多，主要有许行所提倡的“并耕之说”。墨子反对礼乐，只希望王公大臣政治有所改进，忽视生活方面。许行等则强调了人类生产劳动等方面的作用。孟子又进而批评许行过于重视物质生产的片面性。庄子不想当官，远离仕途，与陈仲和许行非常相近。庄周和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理论，也是对许行等的进一步发展。又，庄子与惠施交游，惠施也是墨子之徒，庄子受其影响。如惠施承墨学之绪风，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齐物论》也说“万物与我为一”。因此，道家的理论实质上渊源于墨家。
钱穆认为，孟子在世的时候，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专务仕进，猎取禄利，其行谊最为卑鄙。许行、陈仲等人以苦行不做官为荣，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稷下诸先生则逞谈辩，溺富贵，名实兼营，而无心于世局。只有孟子有救世之举。可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不同。孟子所谓的“礼”字已经不是孔子所说的“礼”了。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不赞赏霸道，斥独夫而言民贵，都不是孔子尊王正名之旨。然而这正说明学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当然，孟子立说意图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保持了儒家传统本色。
三、诸子之两流、五派与三期
根据诸子的学术特点，钱穆进一步把他们分为五派：（1）劳作派。代表人物是许行和陈仲。基本主张君民同耕，不恃人而食，这似乎是墨家精神最高的表现。（2）不仕派。代表人物是田骈、淳子髠。基本主张安享富贵生活，寄生在贵族卵翼之下，而盛唱其不仕之高论。（3）禄仕派。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张仪。基本主张积极地务禄仕。纵横即联络各国禄仕主义者，以外交路线，相互结成一个势力，以期于不倒。（4）义仕派。代表人物孟轲。这一派一面反对陈仲和许行，主张分工易事，承认政治生活；一面反对田骈、淳于髠，主张士不托于诸侯，必须以官职来换俸禄；同时又反对公孙衍、张仪专以妾妇之道来谋禄位，而主张以礼进退。（5）退隐派。代表人物为庄周。这一派从理论上彻底反对政治事业，更不愿寄生禄仕，只有限于冥想的生活中。
钱穆的观点是，以上五派主张虽有不同，然而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则全从自身着眼，并不像孔墨两家多对贵族发言。这证明平民学者的地位已逐步提高，而贵族阶级在当时的重要性已逐步下降。钱穆又认为，除孟子属于儒家系统之外，如许行、陈仲、庄子等均属于墨家系统。
到了战国晚期，学术思想又发生变化。钱穆称这时期的学术为“平民学者之反动思想，或从此激而为反游仕反文学之思想”时期。这时期代表为老子、荀卿和韩非。钱穆对这三家思想及关系进行了分析。
老子理论的要旨在于反尚智，反好动，反游仕、食客，这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象而发的。老子主张在上者无治，在下者归耕，这显然与墨家相近。
荀子与老子不同，主张礼治。礼为人伦，荀子是要用他的新人伦观来重新规定社会秩序，主张去掉世袭的贵族，而以才智为等级。荀子把人分为四等。一是大儒，知通流类，明百王之道贯，为天子三公，能效法先王。二是小儒，奉法守法，为诸侯、大夫、士，能效法后王。三是众人，为工农商人，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四是奸人，才行反时，杀无赦。荀子主张以圣王为师，以王制为是非之标准，主张定学术于一尊。
韩非比荀子更进一步，主张法治。他是一个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主张为一个阶级的权益而谋富强。他抱有强烈的阶级观念，彻底主张维护贵族阶级统治者的私利。他说，上下利害相冲突，治世只能靠三条：利、名、威。他引用荀子的性恶论，提倡严而少恩。他要驱使民众于耕战，彻底反对文学言谈之士。他的理想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钱穆强调，老子、荀子、韩非三家立论各有不同，然而在主张裁抑战国末年游士高涨的气焰上，却是一致的。这三家的理论，都已为秦汉统一政府开了先路。总之，战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从孔子、墨子，经许行、孟子、庄周等，到老子、荀子、韩非，恰恰是贵族阶级逐步衰落、平民学者逐步高涨而后又趋于一统的反映与写照。
钱穆还把先秦诸子具体分为前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分别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所面临与讨论的中心问题，使我们进一步看出先秦学术发展的特点。
第一时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时期。当时所讨论的中心，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如何走正路，如何使之成为正当的问题。第二时期是陈仲、许行、孟子和庄子的时期。当时所讨论的中心，是士或知识分子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竟应抱有什么态度的问题。第三时期是老子、荀子和韩非的时期。当时所讨论的中心，是士阶级的气焰与扰动，如何而使之渐渐归于平静与消灭的问题。因此，初期问题中心是“礼”，中期问题中心为“仕”，末期问题中心是“治”。他认为这种划分基本上反映了先秦诸子思想的流变。第三时期诸子，在解决如何“治”的问题上，儒与墨的冲突表现为韩非的法与老子的无为之间的对立。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法家从儒家转来，道家从墨家转来的思想。
在总结先秦诸子思想流变时，钱穆指出：
盖囊括而言，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原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在也。今综述诸家对于贵族生活之意见，荀子从富力之分配与功效立论，而承认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墨子从富力之消费立论，而反对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孟子、许行、陈仲皆自富力之生产立论，而于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或赞成或反对者也。宋钘则自富力之需要立论，庄周、老子则自富力之享用立论，而反对社会一般之奢侈者也。要之，自春秋之末，贵族阶级一旦崩坏，而社会组织于以大变，此实当时一大事。故自孔子以下学者精神所注，莫非讨论人类政治与生活之两问题。其他论点，则均本此而引伸。必明此乃始可与语先秦学术之真相矣。又其次为韩非。非本学于荀卿，而好老子书，遂融两家之说，倡法治之论，于当时学者阶级之气焰，尤深愤慨。
从钱穆对先秦诸子基本精神及其特质，以及师友渊源和学术流变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第一，钱穆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以及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孔子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其具体思想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总体上的贡献。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他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钱穆也肯定了诸子学是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
第二，以儒墨为轴心梳理诸子学。儒学是孔子所创，开平民学之先河；墨子早年接受儒术，源于儒家，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派。由此形成了诸子学最早的两个对立学派。以后诸家都是在儒墨两家基础上立论，以这两家为基础。至于道家的地位，在秦汉以后才变得愈来愈重要。另外，钱穆也看到儒墨两家的联系，他们作为诸子之学，作为平民之学，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对贵族的或王官之学的态度方面出现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墨子是平民之学的激进派而已。
第三，把诸子学看成一个有序的系统。钱穆治先秦诸子最大的特点是强调诸子之间的联系、贯通。他借助考据、辨伪等方法，有根据地研究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予以整理，排列次序。不像有些治诸子的学者，仅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平铺开来，只重视思想，而不重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和师友关系。读钱穆的著作，给人一种整体之感，对诸子思想及学派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就是说，他既重视学派内部的思想创建，又重视学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打破了门户之见以及局限于每一流派的狭隘性，为诸子绘制了一幅有机整体的图画。
第四，子学也是史学。钱穆把诸子学定位为平民之学，从学术下移民间的历史事实出发，理解诸子的出现反映了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比照诸书，揭示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和相互关系，充分显示了他的史学功夫。可以说，他不仅从诸子书出发，也从先秦史书出发去论诸子，并把子书与史书结合起来，体现了他所谓子学也是史学的基本精神。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学的总体看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先秦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特质；一是关于先秦诸子师友关系、学术渊源及发展脉络。
钱穆子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把先秦学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以史学的眼光考研诸子学及其特质，是非常有独创性的。
一、平民意识的觉醒
钱穆指出，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这是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最主要变化。上古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具体表现在，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就是家族的扩大。宗庙里祭礼辈分的亲疏，规定了贵族间地位的高低。宗庙里的谱牒，就是政治上的名分。大祭前有会猎，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为后来的历史。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气候，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以依时耕稼。古典文献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概言之，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这就是钱穆所谓的“贵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和教育没有分离，官员和老师合二而一。学术为王官所有，民间没有著述，这是西周时期的学术特点。这是“王官之学”时期。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平民学开始。具体表现在史官和礼的崩溃。史官随着周天子的分封与王权的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到列国，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于民间。礼本为祭祀，推扩而为古代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种生活具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盟。祭礼的动摇，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的奢侈中产生。在贵族阶级逐渐衰落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学者处在较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学者”却高高在上。处在下层知礼有学问的学者开始与平民广泛接触，且通过他们的教育使王官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平民学者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和墨家。
儒家创始于孔子，“儒”字的原义，本为一种通习六艺之士的称号。礼、乐、射、御、书、数，古代称之为六艺。礼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这种习惯与方式里，包含着宗教、政治、伦理三部分的内容。射、御则只是礼的节目。书、数则属于初级的技能。当时的贵族阶级，大体上都必须通晓六艺，平民要想到贵族家庭中去服务，至少也必须通习六艺之一二。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士。士的出身，早先多由贵族的庶孽子弟或比较低级的贵族子弟充任。到了后来，渐渐落到平民社会里去。孔子就是正式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破落贵族的子弟，因此他能习得当时存留在贵族里的一切礼和艺。同时，他又把它们重新组织，给予一个新的理论根据。古代典籍传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来。因为孔子自身是一个儒士，所以后世称他的学派为儒家。
儒家之后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学说与孔子相比更具有平民精神。“墨”字本义，是一种刺面涂色以为奴隶标识的刑名。古代的奴隶，或者由罪犯俘虏大批集居城市，或者分配到贵族私家，或者特别训练成专门的技工。他们的知识程度与身分低于儒士，但却比普通农民的社会层次要高出好多。墨家的“墨”字，就是取义于古代的墨刑。大体可以说，墨家发生在古代一个工人集团里，或许墨翟本身就是一个受过墨刑的工人。他早期的弟子与徒弟，恐怕也以工人为多。所以这一学派便称为墨家了。
儒家学派所得于古代传统的，是许多古代的典籍以及当时贵族阶级流行的一切礼文仪节。墨子据说也在儒家门下受业过，因此对于那些古代典籍及一切贵族礼也知道很多。墨家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精通当时的工业技能与科学知识。
钱先生特别指出，儒墨两字都有特殊涵义，是古代社会的两种生活流品，而道、法、名、阴阳诸称，一见便知为学派名称，即此可证儒墨两家在先，而其他诸家在后。
总之，钱先生认为，诸子，首先是儒墨的出现，代表了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诸子学的实质是平民之学。随着贵族阶级为平民阶级所取代，贵族的王官之学也为平民的子学所取代。
二、诸子之相通互动
钱穆进一步考订先秦诸子师友及学术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众所周知，随着官学日丧，私学日兴，于是有诸子。后人讲诸子学，皆源于刘歆的《七略》，有九流之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于是有九流十家之说。后人在研究诸子学术思想时，便把这一划分加以绝对化，造成各家之间彼此不通，门户争斗便起于此。钱穆治学贵在贯通，尤其反对门户之见。
钱穆首先指出，前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通病。第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讫，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第二，“详于著显，略了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第三，“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论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针对这三种错误，钱穆提出自己治诸子学的用心和宗旨。第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第二，“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通，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第三，“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
钱穆主张，考证这一时期的诸子师授的渊源以及诸子所称引，虽然多有出入与不同，但他们应该是相通的，因此不能够拘泥于九流十家之例。他极力反对把诸子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认为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联系的。如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见《淮南子》），墨学源于儒。李克是子夏的学生（见《汉志》班注），《汉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而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悝、克一声之转，即李克，不是二人。兵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说：“疑李悝”。法家与兵家相通而都源于儒家。吴起师曾子，而吴起四十八篇在兵家。商鞅受李悝《法经》以相秦（见《晋书刑法志》），法家、兵家均有《商君书》。《汉志》农家，神农二十篇，颜师古说：“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托’。”那么，法家、兵家又与农家相出入。尸佼为商君师（见《艺文志班注》），而其书列为杂家。许行为神农之言，《吕氏春秋情欲篇》说：“许犯学于禽滑。”禽滑即禽滑釐。禽滑釐为墨子之徒，而许犯就是许行。这说明农家也与墨家相通。荀子以墨翟、宋钘并举，《汉志》把宋钘列为小说家。《庄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并举，而《汉志》把尹文列入名家，观其“禁攻寝兵”，就是墨子“非攻”之说。五升制饭，就是墨子量腹之意。因此，墨家也与名家、小说家相通。班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荀子》以慎到、田骈并举，《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并举。而《汉志》田子在道家，慎子在法家，则道家与法家相通。荀子以陈仲、史并举，陈仲之学与许行相近，也属农家、墨家之流，而荀子以为类于史。庄子又常以曾史并称，那么农家、墨家与儒家也相通。荀子称“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汉志》中《邹子终始》在阴阳家。《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则阴阳家与儒家相通。韩非学于荀子，《汉志》韩子入法家。司马迁称其归本于黄老。那么，法家与儒家、道家均相通。这是钱穆经过大量考证而得出的关于诸子百家相通的一些基本看法。
在此基础上，钱穆强调，诸子多重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儒家与墨家，这两家为当时显学。他进一步以儒墨两家为轴心来疏理其他诸家，建立以儒墨为主的诸子学系统。
钱穆认为，开诸子之先河的是孔子。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生于东周衰败之世。当时学者主要是维护“礼”，“礼”是贵族阶级一切生活的准则。凡是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观、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政事、制度、议文、法式等等，没有不出于“礼”的。用钱穆的话来说：“盖治掌故以明礼，习礼文以致用，固当时之学问然也。即孔子所以见重于时人者，也惟在其知礼。”孔子以平民儒士，挺身而出，批评贵族君大夫的生活，想加以纠正。但是贵族阶级的失败，终不可避免，孔子正名复礼的主张，随之成为泡影，然而由此开启的平民讲学议政之风，相推相荡，影响了日后兴起的诸子百家。战国末年诸子蜂出并作，议论横出，离孔子逝世已近二百五十年了，然其精神与孔子学说相贯通。
钱穆认为，儒家本务知礼，而礼最后又行不通。学术随世风而变，出现了进取的、急功利而明法的法家。他们是李克和商鞅。李克就是李悝，是子夏的弟子。吴起是曾子的弟子。李悝作《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法家源于道德，而不知“道”实渊源于儒者。法家所主张的守法奉公，就是孔子正名复礼的精神，随时势而转移罢了。钱穆把法家归类于儒家门下。
在钱穆看来，真正与孔子对立，独树一帜的是墨家。墨家开始于墨子，也学儒者之业，但能变通。墨子之学从孔子批评贵族阶级的精神出发，并作了进一步发挥。以后许行、陈仲、庄周及《老子》一书又更进一步发挥。墨子学派思想趋于激进，在先秦诸子学中属于左派，而儒家一脉属于右派。孔子主张正名复礼，代表贵族阶级的意见。墨子主张天志、兼爱，代表平民阶级的立场。他们在抨击当时贵族的生活方面有相同的一面，而被抨击的对象有所不同。只有墨子学说兴起，才真正代表平民阶级觉醒。
战国中期以后，七国称雄，周礼尽废，而平民学者的势力愈来愈旺。当时学术流派众多，主要有许行所提倡的“并耕之说”。墨子反对礼乐，只希望王公大臣政治有所改进，忽视生活方面。许行等则强调了人类生产劳动等方面的作用。孟子又进而批评许行过于重视物质生产的片面性。庄子不想当官，远离仕途，与陈仲和许行非常相近。庄周和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理论，也是对许行等的进一步发展。又，庄子与惠施交游，惠施也是墨子之徒，庄子受其影响。如惠施承墨学之绪风，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齐物论》也说“万物与我为一”。因此，道家的理论实质上渊源于墨家。
钱穆认为，孟子在世的时候，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专务仕进，猎取禄利，其行谊最为卑鄙。许行、陈仲等人以苦行不做官为荣，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稷下诸先生则逞谈辩，溺富贵，名实兼营，而无心于世局。只有孟子有救世之举。可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不同。孟子所谓的“礼”字已经不是孔子所说的“礼”了。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不赞赏霸道，斥独夫而言民贵，都不是孔子尊王正名之旨。然而这正说明学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当然，孟子立说意图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保持了儒家传统本色。
三、诸子之两流、五派与三期
根据诸子的学术特点，钱穆进一步把他们分为五派：（1）劳作派。代表人物是许行和陈仲。基本主张君民同耕，不恃人而食，这似乎是墨家精神最高的表现。（2）不仕派。代表人物是田骈、淳子髠。基本主张安享富贵生活，寄生在贵族卵翼之下，而盛唱其不仕之高论。（3）禄仕派。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张仪。基本主张积极地务禄仕。纵横即联络各国禄仕主义者，以外交路线，相互结成一个势力，以期于不倒。（4）义仕派。代表人物孟轲。这一派一面反对陈仲和许行，主张分工易事，承认政治生活；一面反对田骈、淳于髠，主张士不托于诸侯，必须以官职来换俸禄；同时又反对公孙衍、张仪专以妾妇之道来谋禄位，而主张以礼进退。（5）退隐派。代表人物为庄周。这一派从理论上彻底反对政治事业，更不愿寄生禄仕，只有限于冥想的生活中。
钱穆的观点是，以上五派主张虽有不同，然而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则全从自身着眼，并不像孔墨两家多对贵族发言。这证明平民学者的地位已逐步提高，而贵族阶级在当时的重要性已逐步下降。钱穆又认为，除孟子属于儒家系统之外，如许行、陈仲、庄子等均属于墨家系统。
到了战国晚期，学术思想又发生变化。钱穆称这时期的学术为“平民学者之反动思想，或从此激而为反游仕反文学之思想”时期。这时期代表为老子、荀卿和韩非。钱穆对这三家思想及关系进行了分析。
老子理论的要旨在于反尚智，反好动，反游仕、食客，这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象而发的。老子主张在上者无治，在下者归耕，这显然与墨家相近。
荀子与老子不同，主张礼治。礼为人伦，荀子是要用他的新人伦观来重新规定社会秩序，主张去掉世袭的贵族，而以才智为等级。荀子把人分为四等。一是大儒，知通流类，明百王之道贯，为天子三公，能效法先王。二是小儒，奉法守法，为诸侯、大夫、士，能效法后王。三是众人，为工农商人，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四是奸人，才行反时，杀无赦。荀子主张以圣王为师，以王制为是非之标准，主张定学术于一尊。
韩非比荀子更进一步，主张法治。他是一个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主张为一个阶级的权益而谋富强。他抱有强烈的阶级观念，彻底主张维护贵族阶级统治者的私利。他说，上下利害相冲突，治世只能靠三条：利、名、威。他引用荀子的性恶论，提倡严而少恩。他要驱使民众于耕战，彻底反对文学言谈之士。他的理想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钱穆强调，老子、荀子、韩非三家立论各有不同，然而在主张裁抑战国末年游士高涨的气焰上，却是一致的。这三家的理论，都已为秦汉统一政府开了先路。总之，战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从孔子、墨子，经许行、孟子、庄周等，到老子、荀子、韩非，恰恰是贵族阶级逐步衰落、平民学者逐步高涨而后又趋于一统的反映与写照。
钱穆还把先秦诸子具体分为前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分别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所面临与讨论的中心问题，使我们进一步看出先秦学术发展的特点。
第一时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时期。当时所讨论的中心，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如何走正路，如何使之成为正当的问题。第二时期是陈仲、许行、孟子和庄子的时期。当时所讨论的中心，是士或知识分子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竟应抱有什么态度的问题。第三时期是老子、荀子和韩非的时期。当时所讨论的中心，是士阶级的气焰与扰动，如何而使之渐渐归于平静与消灭的问题。因此，初期问题中心是“礼”，中期问题中心为“仕”，末期问题中心是“治”。他认为这种划分基本上反映了先秦诸子思想的流变。第三时期诸子，在解决如何“治”的问题上，儒与墨的冲突表现为韩非的法与老子的无为之间的对立。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法家从儒家转来，道家从墨家转来的思想。
在总结先秦诸子思想流变时，钱穆指出：
盖囊括而言，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原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在也。今综述诸家对于贵族生活之意见，荀子从富力之分配与功效立论，而承认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墨子从富力之消费立论，而反对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孟子、许行、陈仲皆自富力之生产立论，而于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或赞成或反对者也。宋钘则自富力之需要立论，庄周、老子则自富力之享用立论，而反对社会一般之奢侈者也。要之，自春秋之末，贵族阶级一旦崩坏，而社会组织于以大变，此实当时一大事。故自孔子以下学者精神所注，莫非讨论人类政治与生活之两问题。其他论点，则均本此而引伸。必明此乃始可与语先秦学术之真相矣。又其次为韩非。非本学于荀卿，而好老子书，遂融两家之说，倡法治之论，于当时学者阶级之气焰，尤深愤慨。
从钱穆对先秦诸子基本精神及其特质，以及师友渊源和学术流变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第一，钱穆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以及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孔子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其具体思想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总体上的贡献。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他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钱穆也肯定了诸子学是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
第二，以儒墨为轴心梳理诸子学。儒学是孔子所创，开平民学之先河；墨子早年接受儒术，源于儒家，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派。由此形成了诸子学最早的两个对立学派。以后诸家都是在儒墨两家基础上立论，以这两家为基础。至于道家的地位，在秦汉以后才变得愈来愈重要。另外，钱穆也看到儒墨两家的联系，他们作为诸子之学，作为平民之学，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对贵族的或王官之学的态度方面出现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墨子是平民之学的激进派而已。
第三，把诸子学看成一个有序的系统。钱穆治先秦诸子最大的特点是强调诸子之间的联系、贯通。他借助考据、辨伪等方法，有根据地研究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予以整理，排列次序。不像有些治诸子的学者，仅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平铺开来，只重视思想，而不重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和师友关系。读钱穆的著作，给人一种整体之感，对诸子思想及学派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就是说，他既重视学派内部的思想创建，又重视学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打破了门户之见以及局限于每一流派的狭隘性，为诸子绘制了一幅有机整体的图画。
第四，子学也是史学。钱穆把诸子学定位为平民之学，从学术下移民间的历史事实出发，理解诸子的出现反映了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比照诸书，揭示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和相互关系，充分显示了他的史学功夫。可以说，他不仅从诸子书出发，也从先秦史书出发去论诸子，并把子书与史书结合起来，体现了他所谓子学也是史学的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