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四书学的研究
四书学是钱穆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潜心研究过《论语》、《孟子》，并为其作注解。当时他在小学教授《论语》课，读到《马氏文通》很受启发，并按其例论句法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1923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第一年教文字学，第二年教《论语》，第三年教《孟子》。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又为《中庸》和《大学》作解，另外也撰写了研究《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内容后收入他的《孔子与论语》、《四书释义》等著作中。主要思想和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四书》义理的演进问题。中国人在宋以前都读五经，宋以后必读四书。钱穆认为四书之间既相互一致贯通，也相互区别。大纲领相同，小节目差异。从了解其各别相异之点，去体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钱穆的主旨。
《论语》和《孟子》分别列入经部，它们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在宋代以前，孔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论语》和《孟子》书中所反映的孔孟思想也是有差别的。钱穆认为，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际是一回事。所谓言语，是指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为四科之末。前三科颜渊、闵子骞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受业在后，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见孔子教学生，开头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会言语政事，只是能不急求进身，不苟合取容；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
钱穆认为，孔子六艺之学、四科之教，我们都应该注意。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但在《论语》中，孔子极称管仲，人所尽知。孔子又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如果我们细读《左传》，便知孔子对桓、文的这个批评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与孔子所讲并非不一致，而且有些地方讲得格外详细、深刻。但孟子讲学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的门下无四科之分。其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问为国，孟子虽然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子。”他学生问：“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其详不可得闻。”这和孔子能言夏礼、殷礼，详略精粗，显然不同。谈到民生问题，孟子只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谈到如何统一天下，孟子只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就是孔、孟讲学的不同之处。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为诸侯所争用，就连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也极受重用。孟子学生像万章、公孙丑等皆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有所表现。
孟子以后有荀子。荀子著书重视礼，他书中讲富国强兵。其门人多在政治上有建树，如韩非、李斯等。《荀子》书中多论到儒的分类，而《孟子》往往高论师道。可以说孟子重师道，荀子重儒术，孔子兼顾二者。钱先生认为，以后经学的发展，不外以上这两途，即《孟子》和《荀子》两大系统，只是不同时期有所偏重罢了。如汉初经学，往往为荀子弟子或其再传，因此汉儒治经多属于荀子系统。汉儒虽然在训诂章句上用力，但主要是通经致用。如贾谊、董仲舒都在政治上有重要意见。综观汉代儒学，大体分两类：一为太学博士，虽然通晓政治，但主要是讲学；一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两汉政治有贡献。直到汉末大儒如郑玄、王肃等，经学分派也是政治分派。南朝门第鼎盛，也重视礼，在经学上有贡献。钱穆认为这只是孔子学术的一个方面，即治国平天下，荀子承接，开启两汉盛运。
在钱穆看来，孔子学说的另一方面，后由孟子发展了的心性义理则被忽略了。其后，果然使道家、佛家乘虚而入。直到唐代韩愈提倡师道，推尊孟子。孟子地位真正提高是宋朝的事。尤其是从北宋二程起，才正式提出《四书》，大力表彰《孟子》书中义理，主要从教育方面入手，引导人们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朱熹和陆象山继起，孟子地位开始确定。钱穆在总结《论语》和《孟子》义理演变时指出：“大体说，宋代理学家接近孟子，近人称为新儒学。汉唐经学家则比较看重孔子，上与周公并尊，而不免看轻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学毕竟与汉唐经学有其不同。”由此看出《论语》与《孟子》两书中义理的同异，其实只是偏轻偏重而已，而这种侧重点不同导致了两汉经学与宋代理学的不同。到了明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嫌阳明学之末流陷入空疏，才再从理学返回经学。
关于《大学》和《中庸》义理之演变。钱穆认为，《中庸》是一部晚出书，其中杂有不少道家思想。论及宇宙、天地、万物的方面很多，与《论语》和《孟子》有区别。《孟子》从历史上推论人性，论性善言必称尧、舜。《中庸》则根据宇宙大自然来探究人性的本源，因此开首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如果说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那么孟子论性善不应撇开宇宙万物不理会，而专从历史上尧舜说起。《中庸》陈义也与老庄有出入，因此能兼与后起的佛学相通。《中庸》一书在南北朝时，已经受人注意，后来禅宗人士好读《中庸》，唐代李翱，宋代范仲淹、张载、二程兄弟对此书颇用力。朱熹教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才读《中庸》，以穷究其微妙之处。钱先生强调，就思想进程而言，《中庸》比《论语》、《孟子》微妙多了，不应把它放在《论语》和《孟子》之间。至于《大学》，钱穆说它只言心不谈性，与《孟子》和《荀子》又不同。在“三纲八目”上更偏重于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注重治平大道。后来魏晋清谈，以及佛家出世都不喜欢此书。宋代理学重视《孟子》、《中庸》心性，目的是要与佛教抗衡。但只讲心性，不讲治平大道，怎么能上承孔子儒家大传统？因此，必须把四书合起来读。钱穆判定《大学》不是曾子所撰，如其讲格物致知，把知与物合论，这显然是后出的事。他曾在《推止篇》中指出先秦思想两大趋势，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贵能扩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师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然是沿袭主“止”一派的。总之，《大学》、《中庸》都是晚出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
关于四书的方法论问题。钱穆研究经学尤为重视考据、义理、辞章方法，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了。他在读四书时也广泛地采用了这些方法，如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释义时，首先考据其成书年代、人物先后，在考据基础上进一步对四书的思想进行整理和研究，同时也不忘辞章，并把考据、义理和辞章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看他的《四书释义》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信赖之感，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考据基础之上的。
钱先生在解释《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一章时，运用了考据名物的方法。古代的大车小车，体制如何分别，和是车上什么零件，如果这些不明白，只说孔子认为人不可无信，但为什么人不可以无信，不懂孔子这番比喻，就没有明白孔子真义所在。这就要借助旧注考据。此项名物清楚了，本章涵义也就清楚了。又如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如果要考据禘礼，不像大车小车、和那么简单。古人对此众说纷纭。似乎只有专治考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然。考据是重要的，考据不明，义理也不明，但义理也反过来对考据有作用。另外，考据和义理离不开辞章。他所说的辞章包括字义、句法、章法等。如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他说这章似乎很明白，但中间发生了问题，主要在“之”字上。究竟是晏子敬人呢，还是人敬晏子呢？“之”字解法不同，引申出的义理也不同。这不是一个义理问题，而是一个辞章问题，即是在句法上，“之”字究应指晏子或他人。就句法论，自然这“之”字应指晏子，但《论语》版本不同，有的版本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人敬之。”下句多了一个“人”字。这就牵涉到校勘问题。这都说明研究《论语》应把义理、考据和辞章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四书的体例。钱穆的《四书释义》最能体现他读四书的体例。此书汇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和《大学》、《中庸》要略而成。前二书1926年曾出版过，作者仍不断修订，只到1953年《四书释义》成，才算完全脱稿出版。虽然此书完成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但体例、观点前后一致。该书先叙《论语》，次述《孟子》，最后才阐扬《大学》和《中庸》，这种编排与完稿的先后无关，与朱熹的四书体例不同。朱熹四书以《大学》为首篇，因为它是学者入德之门，依次是《论语》、《孟子》、《中庸》，它们所论是天人性命的道理，深奥难懂，所以置于最后。钱先生则以《论语》、《孟子》为开篇，因为它们不仅是儒家的正统，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理所当然被奉为无上圣典。《大学》、《中庸》难与之媲美，但《学》、《庸》二书，言简意赅，奥妙入微，是儒家的精品，也应列在《论语》、《孟子》之后，以便使人窥见中国古圣先哲的微言大义，探求中国文化的渊源。这也是该书撰写的目的。四书虽然有朱熹的集注章句，但未必完全符合现代的观点和需求。钱先生特地为四书提纲挈领，别出心裁，排比分类，巧加梳理，使之自成系统。而且《学》、《庸》两书分列全文，兼包不同观点，使读者不仅领会原书的精旨，又了解历代学者阐述发展，对深入了解四书的微言大义大有帮助。钱先生读四书，先自己苦读深思，然后再读历代注疏，相互比照，旁参日本人的成果，然后断以己意。他这种极其认真的读书、治学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综上所述，钱穆的经学研究极有特色和深意。他考察了经学的渊源及其流变，指出不同时期经学发展中的不同特点，同时强调了经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法，认为经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他指出和阐述的治经方法，为其平息学术界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尤其是他关于经学上今文与古文问题方面的考证工作，突出反映了他治经学的贡献，既打破了由于历代古文与今文之争所造成的门户之见，又把人们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
§§第4章 疏理百家 自成系统（子学论）
关于《四书》义理的演进问题。中国人在宋以前都读五经，宋以后必读四书。钱穆认为四书之间既相互一致贯通，也相互区别。大纲领相同，小节目差异。从了解其各别相异之点，去体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钱穆的主旨。
《论语》和《孟子》分别列入经部，它们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在宋代以前，孔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论语》和《孟子》书中所反映的孔孟思想也是有差别的。钱穆认为，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际是一回事。所谓言语，是指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为四科之末。前三科颜渊、闵子骞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受业在后，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见孔子教学生，开头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会言语政事，只是能不急求进身，不苟合取容；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
钱穆认为，孔子六艺之学、四科之教，我们都应该注意。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但在《论语》中，孔子极称管仲，人所尽知。孔子又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如果我们细读《左传》，便知孔子对桓、文的这个批评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与孔子所讲并非不一致，而且有些地方讲得格外详细、深刻。但孟子讲学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的门下无四科之分。其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问为国，孟子虽然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子。”他学生问：“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其详不可得闻。”这和孔子能言夏礼、殷礼，详略精粗，显然不同。谈到民生问题，孟子只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谈到如何统一天下，孟子只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就是孔、孟讲学的不同之处。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为诸侯所争用，就连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也极受重用。孟子学生像万章、公孙丑等皆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有所表现。
孟子以后有荀子。荀子著书重视礼，他书中讲富国强兵。其门人多在政治上有建树，如韩非、李斯等。《荀子》书中多论到儒的分类，而《孟子》往往高论师道。可以说孟子重师道，荀子重儒术，孔子兼顾二者。钱先生认为，以后经学的发展，不外以上这两途，即《孟子》和《荀子》两大系统，只是不同时期有所偏重罢了。如汉初经学，往往为荀子弟子或其再传，因此汉儒治经多属于荀子系统。汉儒虽然在训诂章句上用力，但主要是通经致用。如贾谊、董仲舒都在政治上有重要意见。综观汉代儒学，大体分两类：一为太学博士，虽然通晓政治，但主要是讲学；一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两汉政治有贡献。直到汉末大儒如郑玄、王肃等，经学分派也是政治分派。南朝门第鼎盛，也重视礼，在经学上有贡献。钱穆认为这只是孔子学术的一个方面，即治国平天下，荀子承接，开启两汉盛运。
在钱穆看来，孔子学说的另一方面，后由孟子发展了的心性义理则被忽略了。其后，果然使道家、佛家乘虚而入。直到唐代韩愈提倡师道，推尊孟子。孟子地位真正提高是宋朝的事。尤其是从北宋二程起，才正式提出《四书》，大力表彰《孟子》书中义理，主要从教育方面入手，引导人们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朱熹和陆象山继起，孟子地位开始确定。钱穆在总结《论语》和《孟子》义理演变时指出：“大体说，宋代理学家接近孟子，近人称为新儒学。汉唐经学家则比较看重孔子，上与周公并尊，而不免看轻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学毕竟与汉唐经学有其不同。”由此看出《论语》与《孟子》两书中义理的同异，其实只是偏轻偏重而已，而这种侧重点不同导致了两汉经学与宋代理学的不同。到了明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嫌阳明学之末流陷入空疏，才再从理学返回经学。
关于《大学》和《中庸》义理之演变。钱穆认为，《中庸》是一部晚出书，其中杂有不少道家思想。论及宇宙、天地、万物的方面很多，与《论语》和《孟子》有区别。《孟子》从历史上推论人性，论性善言必称尧、舜。《中庸》则根据宇宙大自然来探究人性的本源，因此开首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如果说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那么孟子论性善不应撇开宇宙万物不理会，而专从历史上尧舜说起。《中庸》陈义也与老庄有出入，因此能兼与后起的佛学相通。《中庸》一书在南北朝时，已经受人注意，后来禅宗人士好读《中庸》，唐代李翱，宋代范仲淹、张载、二程兄弟对此书颇用力。朱熹教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才读《中庸》，以穷究其微妙之处。钱先生强调，就思想进程而言，《中庸》比《论语》、《孟子》微妙多了，不应把它放在《论语》和《孟子》之间。至于《大学》，钱穆说它只言心不谈性，与《孟子》和《荀子》又不同。在“三纲八目”上更偏重于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注重治平大道。后来魏晋清谈，以及佛家出世都不喜欢此书。宋代理学重视《孟子》、《中庸》心性，目的是要与佛教抗衡。但只讲心性，不讲治平大道，怎么能上承孔子儒家大传统？因此，必须把四书合起来读。钱穆判定《大学》不是曾子所撰，如其讲格物致知，把知与物合论，这显然是后出的事。他曾在《推止篇》中指出先秦思想两大趋势，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贵能扩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师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然是沿袭主“止”一派的。总之，《大学》、《中庸》都是晚出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
关于四书的方法论问题。钱穆研究经学尤为重视考据、义理、辞章方法，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了。他在读四书时也广泛地采用了这些方法，如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释义时，首先考据其成书年代、人物先后，在考据基础上进一步对四书的思想进行整理和研究，同时也不忘辞章，并把考据、义理和辞章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看他的《四书释义》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信赖之感，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考据基础之上的。
钱先生在解释《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一章时，运用了考据名物的方法。古代的大车小车，体制如何分别，和是车上什么零件，如果这些不明白，只说孔子认为人不可无信，但为什么人不可以无信，不懂孔子这番比喻，就没有明白孔子真义所在。这就要借助旧注考据。此项名物清楚了，本章涵义也就清楚了。又如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如果要考据禘礼，不像大车小车、和那么简单。古人对此众说纷纭。似乎只有专治考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然。考据是重要的，考据不明，义理也不明，但义理也反过来对考据有作用。另外，考据和义理离不开辞章。他所说的辞章包括字义、句法、章法等。如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他说这章似乎很明白，但中间发生了问题，主要在“之”字上。究竟是晏子敬人呢，还是人敬晏子呢？“之”字解法不同，引申出的义理也不同。这不是一个义理问题，而是一个辞章问题，即是在句法上，“之”字究应指晏子或他人。就句法论，自然这“之”字应指晏子，但《论语》版本不同，有的版本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人敬之。”下句多了一个“人”字。这就牵涉到校勘问题。这都说明研究《论语》应把义理、考据和辞章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四书的体例。钱穆的《四书释义》最能体现他读四书的体例。此书汇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和《大学》、《中庸》要略而成。前二书1926年曾出版过，作者仍不断修订，只到1953年《四书释义》成，才算完全脱稿出版。虽然此书完成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但体例、观点前后一致。该书先叙《论语》，次述《孟子》，最后才阐扬《大学》和《中庸》，这种编排与完稿的先后无关，与朱熹的四书体例不同。朱熹四书以《大学》为首篇，因为它是学者入德之门，依次是《论语》、《孟子》、《中庸》，它们所论是天人性命的道理，深奥难懂，所以置于最后。钱先生则以《论语》、《孟子》为开篇，因为它们不仅是儒家的正统，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理所当然被奉为无上圣典。《大学》、《中庸》难与之媲美，但《学》、《庸》二书，言简意赅，奥妙入微，是儒家的精品，也应列在《论语》、《孟子》之后，以便使人窥见中国古圣先哲的微言大义，探求中国文化的渊源。这也是该书撰写的目的。四书虽然有朱熹的集注章句，但未必完全符合现代的观点和需求。钱先生特地为四书提纲挈领，别出心裁，排比分类，巧加梳理，使之自成系统。而且《学》、《庸》两书分列全文，兼包不同观点，使读者不仅领会原书的精旨，又了解历代学者阐述发展，对深入了解四书的微言大义大有帮助。钱先生读四书，先自己苦读深思，然后再读历代注疏，相互比照，旁参日本人的成果，然后断以己意。他这种极其认真的读书、治学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综上所述，钱穆的经学研究极有特色和深意。他考察了经学的渊源及其流变，指出不同时期经学发展中的不同特点，同时强调了经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法，认为经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他指出和阐述的治经方法，为其平息学术界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尤其是他关于经学上今文与古文问题方面的考证工作，突出反映了他治经学的贡献，既打破了由于历代古文与今文之争所造成的门户之见，又把人们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
§§第4章 疏理百家 自成系统（子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