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以史学立场为经学显真是
一、历史上的经学论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要想了解钱穆本人对平息经学上的今文与古文之争所做的贡献，首先必须先了解一下今文经与古文经及其争论的历史。
一般认为，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之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项羽毁典，使六经多所残缺。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或民间，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或佚散的儒家经书。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传春秋》立博士。《毛诗》、《左传春秋》也属古文。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后来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用汉朝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汉朝初年，埋藏在山崖屋壁和佚散于民间的部分书籍被逐步零星地发现，但是十分残缺。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经刘向等点校群书，写成提要，书籍逐渐增多，并按学术分类整理出一个端绪。汉朝时，《易》、《诗》、《书》、《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为五经，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称“官学”。博士所教授的经书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在汉初为“大一统”作论证，所以得到朝廷重视。汉初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传授的经书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属今文经学。董仲舒依据《春秋公羊传》，阐发“奉天法古”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成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除《春秋》外，讲《诗》的齐、鲁、韩三家，都属于今文。高堂生传《士礼》17篇也是今文。所有这些今文经都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如《齐诗》讲阴阳“五行”等，十分神秘。东汉末年，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倡导“三世”说，发挥《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何休是汉代今文经的最后代表人物。
西汉末年，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诸古文经，移书责备太常博士，受到今文经博士的群起反对，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东汉初，光武帝改变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复设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方的统治地位，但不久即废去。尚书令韩歆上疏，议立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并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认为左丘明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光武帝乃立《左氏》为博士，诸儒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终于又被罢置。汉章帝时，贾逵作《长义》，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以《公羊》难贾逵。这是今古文经学的又一次重要讨论。汉章帝赞同贾逵的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传》、《穀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于是行于世。马融以古学授郑玄，郑玄网罗百家，囊括大典，遍注群经。郑学的兴起，使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之争趋于平和。直到清朝中期，今文经学又一次兴起。从常州学派到廖平、康有为，提倡今文经学，议论世事，干预时政，托古改制，倡议变法。
古文经学对经书字句、篇章、中心含意及古代典章制度和人物的训解、评论均和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繁琐。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以后六朝、隋唐至清代皆有影响。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古文《周官》（周礼）为舆论准备，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偏重经籍研究，复兴古文经学。
二、为刘歆翻案，息今古之争
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主要思想是孔子受天命为王，为汉制法。所谓为汉制法，就是为当时社会制法，制定一套政治社会制度。照公羊家的说法，这套制度就寄托在《春秋》这部书上。他们说，在孔子活着的时候，公开制法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所以孔子不能公开地讲他所制的法，只好把它寄托在《春秋》这部书中。《春秋》的文字很简略，但孔子有他的“书法”，每一种“书法”都包含有很深奥的“微言大义”。今文经拘于师承家法，流于繁琐和诞妄。《春秋》的“书法”好像一个谜，谜有“谜底”，谜不会公开写出来，只好由老师和学生之间口耳相传，一直到汉初才由公羊高写出来，作为《春秋》的注释，所以称为《公羊传》。汉代开始后，社会制度巩固了，就不需要再改制了，公羊学也就没有人讲了。
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制度又出现危机，又需要改制了，公羊学又有人讲了。康有为所说的“变法”就是“改制”。为了说服顽固守旧的势力，他也要“托古”。他大讲孔子的“托古改制”，正是因为他自己要“托古改制”。现代的经学，为了宣传今文经学，就要打倒古文经《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就是为了打倒《左传》而作的。照他的说法，《左传》是刘歆伪作的。王莽的国号是“新”，因为刘歆曾经歌颂王莽，所以康有为称《左传》为“新学”。因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称《左传》为“伪经”。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提倡今文经学，从其政治目的看是为了改革，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此在学术上造成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对立，相互争门户，这是不对的。
钱穆对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研究正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是针对学术上的门户之争而发的。钱穆在深入研究当时经学研究状况后指出：“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
钱穆关于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方面的论文有四篇，它们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周官制作时代考》，是从不同角度针对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而发的。这四篇闻名遐迩、震铄学坛的纯学术专论，著者于1958年编成《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
清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文经为西汉刘歆所伪造，只有今文经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则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是托孔子之教，以求变法图强。但民国初年，由康有为所开启的怀疑新学伪经之风，沿袭至新文化运动时，形成疑古辨伪的学术潮流。这种潮流喜欢说中国古史为后人层累假造，致使人们对经史古籍存疑不信，进而怀疑一切固有的学术文化。钱穆发现这种学术潮流已经严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想要扭转风气，匡正邪风，追根溯源，就必须匡正新学伪经的谬论，平反古文经的冤狱，于是钱先生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大体可以说是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汉章帝白虎观议奏，五经异同一百二十年间，诸博士的意见分歧，原原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疏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这二十八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看。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离刘向死不到两年，离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伪造诸经是在刘向未死前还是在死后？如果说在刘向死前，刘歆已编伪诸经，那么刘向为何不知道？如果说是在刘向死后两年，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怎么能这么快编造伪诸经？这显然说不通。
第二，从伪造方法看。所谓伪造方式是指刘歆编伪诸经是一人所为还是多人所为？如果是一人所为，古代书籍为竹简制成，非常繁重，设想若一人所为，是绝对不会造出群经的。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造伪经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泄露其伪呢？当时有许多学者与刘歆共同参加编纂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刘歆伪造诸经？其中还有一些有名的经学家，如尹咸父子、班斿等，其中尹氏父子位在刘歆之上，也没说刘歆造伪。苏竟与刘歆同时校书，东汉开始尚在，其人正派，也没有说刘歆造伪。扬雄校书天禄阁，这是当年刘歆校书的地方。如果说刘歆造伪经，扬雄为何看不见伪迹。东汉诸儒，如班固、张衡、蔡邕共同校书，也未见刘歆造伪之迹。桓谭、杜林与刘歆同时，都是通博洽闻之士，而且在东汉朝廷地位也很显赫，为何不言刘歆造伪经书？钱先生列举了大量实例考证，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众人角度来讲，说刘歆伪造经书均不可信。
第三，从伪造经书的目的来看。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服务。钱穆指出，刘歆争立古文诸经的时候，王莽刚退职，当时绝对没有篡权的动向，说刘歆伪造诸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是毫无根据的。说刘歆伪造诸经献媚于王莽，主要指《周官》。然而《周官》属晚出书，在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包括在内。后来是王莽依据《周官》以立政，不是刘歆根据王莽的意图来伪造《周官》。说献媚于王莽并帮助他篡位的是“符命”。“符命”渊源于灾异，喜欢讲灾异的是今文经学家。刘歆既不言符命，也不言灾异，不说《今文尚书》，与王莽篡权无关。《周官》是王莽得志后据以改制，不是凭借助篡的。至于说刘歆伪造《周官》以前，已先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周官》所以献媚于王莽，伪造《左传》诸经又是干什么？说刘歆伪造诸经为王莽篡权服务，那么王莽篡权后，刘歆应该得意，为国师公，倍受尊信，而王莽当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自于今文诸儒，这又怎么说呢？而且《左传》传授远在刘歆之前，有其渊源，也非刘歆伪造。至于其它经书在先秦就有，并不是刘歆伪造的。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从时间上、方法上或目的上，刘歆编造伪经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可信的。总之，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氏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一部《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先生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几十年来，凡是讲经学的都能兼通今古，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文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后来，钱穆著《两汉博士家法考》（1943年），更详细地研究、分析了东汉西汉博士家法。在清末振起旋风的廖平的《今古学考》，有二十表，把汉代今古学之分野，一一追溯至战国。钱穆详驳廖平，考证汉博士家法迟在宣帝之世。“及其枝分脉散，漫失统纪，歧途亡羊，无所归宿。不仅无当于先秦之家言，抑且复异于景武之先师。两汉书《儒林传》，可资证明……夫治经学者，则岂有不读《儒林传》，而终至于昧失本真而不知，此即是门户之见之为害也。”
钱穆的《孔子与春秋》（1953年）于古今经学流变之大体，以及经学与儒家言之离合异同，提纲挈领，穷竟原委，于学术与时代相配合相呼应之处，独加注意。这样，汉儒与清学之辨就十分清楚了。钱穆指出，汉儒今古文诸师，在同一时代，有共同的精神。他们的学术与汉代的潮流精神相应和，共同形成为一时代的学术。清儒晚出于两千年之后，时代大异，清儒虽自号其学为汉学，其实只是一门户之号召，其于汉儒真相和汉学精神，实少发现。
以上所讲三篇，都是力辟今文经学家考证的文字。钱氏1930年所作的《周官著作时代考》却与今文家《周官》晚出的看法相同。所以说，他是无门户之见的。是篇对《周官》制作年代及与古文经学的关系，作了详考，指陈了后代经师关于《周礼》的种种失误。他指出：“不仅于经学中有门户，即经学本身，亦一门户也。苟锢蔽于此门户之内，则不仅将无由见此门户之外，并亦将不知其门户之所在，与夫其门户之所由立矣。故知虽为徵实之学，仍贵乎学者之能脱樊笼而翔寥廓也。”这是一种多么博大宽容的气象啊！
钱穆说：“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也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也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之相异而已。”这种争门户造成“……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也有伪。晚近世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在钱穆看来，“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表暴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鉴于这种争门户和疑古风气的泛滥，钱穆研究经学的目的和宗旨在于：“……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而另辟途径，别开户牖，此则本书之所由异夫前人也。”这正是钱穆所谓经学精神和治经方法的充分体现。
如前所说，钱先生是一位通儒。他精通经学之古文经与今文经，经学之外，又精通史学、子学、文学。方法上，他精通考据、义理、辞章之学。钱先生常说，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钱先生的高弟、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但每一时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凡是称得上通儒的都是能破除门户之见的学人。钱穆本人就是20世纪国学界的一位通儒，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而且各有深入。他最初从文学入手，然后治集部，后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据学。清代经学专尚考据，所谓从训诂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即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穆的最后归宿在史学。在解决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时，他是“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事实上，他无论是研究子学、文学、理学，也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可以说，“史学立场”为他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门学问。而且他的治学经验使他深切体会到，如果画地自限，拘束于某一门户之内，则对此门户本身也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要想了解钱穆本人对平息经学上的今文与古文之争所做的贡献，首先必须先了解一下今文经与古文经及其争论的历史。
一般认为，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之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项羽毁典，使六经多所残缺。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或民间，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或佚散的儒家经书。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传春秋》立博士。《毛诗》、《左传春秋》也属古文。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后来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用汉朝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汉朝初年，埋藏在山崖屋壁和佚散于民间的部分书籍被逐步零星地发现，但是十分残缺。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经刘向等点校群书，写成提要，书籍逐渐增多，并按学术分类整理出一个端绪。汉朝时，《易》、《诗》、《书》、《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为五经，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称“官学”。博士所教授的经书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在汉初为“大一统”作论证，所以得到朝廷重视。汉初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传授的经书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属今文经学。董仲舒依据《春秋公羊传》，阐发“奉天法古”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成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除《春秋》外，讲《诗》的齐、鲁、韩三家，都属于今文。高堂生传《士礼》17篇也是今文。所有这些今文经都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如《齐诗》讲阴阳“五行”等，十分神秘。东汉末年，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倡导“三世”说，发挥《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何休是汉代今文经的最后代表人物。
西汉末年，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诸古文经，移书责备太常博士，受到今文经博士的群起反对，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东汉初，光武帝改变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复设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方的统治地位，但不久即废去。尚书令韩歆上疏，议立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并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认为左丘明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光武帝乃立《左氏》为博士，诸儒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终于又被罢置。汉章帝时，贾逵作《长义》，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以《公羊》难贾逵。这是今古文经学的又一次重要讨论。汉章帝赞同贾逵的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传》、《穀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于是行于世。马融以古学授郑玄，郑玄网罗百家，囊括大典，遍注群经。郑学的兴起，使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之争趋于平和。直到清朝中期，今文经学又一次兴起。从常州学派到廖平、康有为，提倡今文经学，议论世事，干预时政，托古改制，倡议变法。
古文经学对经书字句、篇章、中心含意及古代典章制度和人物的训解、评论均和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繁琐。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以后六朝、隋唐至清代皆有影响。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古文《周官》（周礼）为舆论准备，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偏重经籍研究，复兴古文经学。
二、为刘歆翻案，息今古之争
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主要思想是孔子受天命为王，为汉制法。所谓为汉制法，就是为当时社会制法，制定一套政治社会制度。照公羊家的说法，这套制度就寄托在《春秋》这部书上。他们说，在孔子活着的时候，公开制法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所以孔子不能公开地讲他所制的法，只好把它寄托在《春秋》这部书中。《春秋》的文字很简略，但孔子有他的“书法”，每一种“书法”都包含有很深奥的“微言大义”。今文经拘于师承家法，流于繁琐和诞妄。《春秋》的“书法”好像一个谜，谜有“谜底”，谜不会公开写出来，只好由老师和学生之间口耳相传，一直到汉初才由公羊高写出来，作为《春秋》的注释，所以称为《公羊传》。汉代开始后，社会制度巩固了，就不需要再改制了，公羊学也就没有人讲了。
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制度又出现危机，又需要改制了，公羊学又有人讲了。康有为所说的“变法”就是“改制”。为了说服顽固守旧的势力，他也要“托古”。他大讲孔子的“托古改制”，正是因为他自己要“托古改制”。现代的经学，为了宣传今文经学，就要打倒古文经《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就是为了打倒《左传》而作的。照他的说法，《左传》是刘歆伪作的。王莽的国号是“新”，因为刘歆曾经歌颂王莽，所以康有为称《左传》为“新学”。因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称《左传》为“伪经”。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提倡今文经学，从其政治目的看是为了改革，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此在学术上造成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对立，相互争门户，这是不对的。
钱穆对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研究正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是针对学术上的门户之争而发的。钱穆在深入研究当时经学研究状况后指出：“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
钱穆关于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方面的论文有四篇，它们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周官制作时代考》，是从不同角度针对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而发的。这四篇闻名遐迩、震铄学坛的纯学术专论，著者于1958年编成《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
清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文经为西汉刘歆所伪造，只有今文经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则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是托孔子之教，以求变法图强。但民国初年，由康有为所开启的怀疑新学伪经之风，沿袭至新文化运动时，形成疑古辨伪的学术潮流。这种潮流喜欢说中国古史为后人层累假造，致使人们对经史古籍存疑不信，进而怀疑一切固有的学术文化。钱穆发现这种学术潮流已经严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想要扭转风气，匡正邪风，追根溯源，就必须匡正新学伪经的谬论，平反古文经的冤狱，于是钱先生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大体可以说是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汉章帝白虎观议奏，五经异同一百二十年间，诸博士的意见分歧，原原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疏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这二十八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看。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离刘向死不到两年，离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伪造诸经是在刘向未死前还是在死后？如果说在刘向死前，刘歆已编伪诸经，那么刘向为何不知道？如果说是在刘向死后两年，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怎么能这么快编造伪诸经？这显然说不通。
第二，从伪造方法看。所谓伪造方式是指刘歆编伪诸经是一人所为还是多人所为？如果是一人所为，古代书籍为竹简制成，非常繁重，设想若一人所为，是绝对不会造出群经的。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造伪经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泄露其伪呢？当时有许多学者与刘歆共同参加编纂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刘歆伪造诸经？其中还有一些有名的经学家，如尹咸父子、班斿等，其中尹氏父子位在刘歆之上，也没说刘歆造伪。苏竟与刘歆同时校书，东汉开始尚在，其人正派，也没有说刘歆造伪。扬雄校书天禄阁，这是当年刘歆校书的地方。如果说刘歆造伪经，扬雄为何看不见伪迹。东汉诸儒，如班固、张衡、蔡邕共同校书，也未见刘歆造伪之迹。桓谭、杜林与刘歆同时，都是通博洽闻之士，而且在东汉朝廷地位也很显赫，为何不言刘歆造伪经书？钱先生列举了大量实例考证，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众人角度来讲，说刘歆伪造经书均不可信。
第三，从伪造经书的目的来看。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服务。钱穆指出，刘歆争立古文诸经的时候，王莽刚退职，当时绝对没有篡权的动向，说刘歆伪造诸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是毫无根据的。说刘歆伪造诸经献媚于王莽，主要指《周官》。然而《周官》属晚出书，在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包括在内。后来是王莽依据《周官》以立政，不是刘歆根据王莽的意图来伪造《周官》。说献媚于王莽并帮助他篡位的是“符命”。“符命”渊源于灾异，喜欢讲灾异的是今文经学家。刘歆既不言符命，也不言灾异，不说《今文尚书》，与王莽篡权无关。《周官》是王莽得志后据以改制，不是凭借助篡的。至于说刘歆伪造《周官》以前，已先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周官》所以献媚于王莽，伪造《左传》诸经又是干什么？说刘歆伪造诸经为王莽篡权服务，那么王莽篡权后，刘歆应该得意，为国师公，倍受尊信，而王莽当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自于今文诸儒，这又怎么说呢？而且《左传》传授远在刘歆之前，有其渊源，也非刘歆伪造。至于其它经书在先秦就有，并不是刘歆伪造的。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从时间上、方法上或目的上，刘歆编造伪经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可信的。总之，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氏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一部《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先生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几十年来，凡是讲经学的都能兼通今古，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文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后来，钱穆著《两汉博士家法考》（1943年），更详细地研究、分析了东汉西汉博士家法。在清末振起旋风的廖平的《今古学考》，有二十表，把汉代今古学之分野，一一追溯至战国。钱穆详驳廖平，考证汉博士家法迟在宣帝之世。“及其枝分脉散，漫失统纪，歧途亡羊，无所归宿。不仅无当于先秦之家言，抑且复异于景武之先师。两汉书《儒林传》，可资证明……夫治经学者，则岂有不读《儒林传》，而终至于昧失本真而不知，此即是门户之见之为害也。”
钱穆的《孔子与春秋》（1953年）于古今经学流变之大体，以及经学与儒家言之离合异同，提纲挈领，穷竟原委，于学术与时代相配合相呼应之处，独加注意。这样，汉儒与清学之辨就十分清楚了。钱穆指出，汉儒今古文诸师，在同一时代，有共同的精神。他们的学术与汉代的潮流精神相应和，共同形成为一时代的学术。清儒晚出于两千年之后，时代大异，清儒虽自号其学为汉学，其实只是一门户之号召，其于汉儒真相和汉学精神，实少发现。
以上所讲三篇，都是力辟今文经学家考证的文字。钱氏1930年所作的《周官著作时代考》却与今文家《周官》晚出的看法相同。所以说，他是无门户之见的。是篇对《周官》制作年代及与古文经学的关系，作了详考，指陈了后代经师关于《周礼》的种种失误。他指出：“不仅于经学中有门户，即经学本身，亦一门户也。苟锢蔽于此门户之内，则不仅将无由见此门户之外，并亦将不知其门户之所在，与夫其门户之所由立矣。故知虽为徵实之学，仍贵乎学者之能脱樊笼而翔寥廓也。”这是一种多么博大宽容的气象啊！
钱穆说：“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也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也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之相异而已。”这种争门户造成“……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也有伪。晚近世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在钱穆看来，“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表暴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鉴于这种争门户和疑古风气的泛滥，钱穆研究经学的目的和宗旨在于：“……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遂若有以超出于从来经学专家藩篱壁垒之外，而另辟途径，别开户牖，此则本书之所由异夫前人也。”这正是钱穆所谓经学精神和治经方法的充分体现。
如前所说，钱先生是一位通儒。他精通经学之古文经与今文经，经学之外，又精通史学、子学、文学。方法上，他精通考据、义理、辞章之学。钱先生常说，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钱先生的高弟、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但每一时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凡是称得上通儒的都是能破除门户之见的学人。钱穆本人就是20世纪国学界的一位通儒，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而且各有深入。他最初从文学入手，然后治集部，后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据学。清代经学专尚考据，所谓从训诂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即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穆的最后归宿在史学。在解决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时，他是“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事实上，他无论是研究子学、文学、理学，也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可以说，“史学立场”为他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门学问。而且他的治学经验使他深切体会到，如果画地自限，拘束于某一门户之内，则对此门户本身也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