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经学的精神及方法
经学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学术中最古最先起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经学只指对于中国古代相传的几部经书的特有研究而言。
中国古代经书，最先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称之为五经。汉代人又称六经为六艺，其实并没有乐经，六经或六艺只是虚设。五经之后，有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汇集。以后中国经书只限于十三经。
钱穆首先为经学在中国文化中定位。经学是中国各门学问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位置。因为经学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特殊精神相联，经学的精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源于五经。远在殷商时代，中国人对天或上帝的信仰是很强烈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不同，但到了周初开国，周公把从前的宗教信仰转移重心落实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运用在政治上。周公认为天心只随人心而转移，而文学是最能焕发人心、沟通人心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诗经》马上成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大经典。周公制礼作乐的一切纲目，都表现在《诗经》里。其次，《尚书周书》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关当时实际政治的，尤其在诰令方面，都是有关政治思想与理论的。因此经学中诗和书两种，都保留着周公当时在政治和教育上的主张和措施。
孔子最崇拜周公，把周公当时的种种思想和实际措施，加以一番极为深入的探讨和发挥，而构建了一种纯学术性的组织周密的思想体系。这以后才有所谓的儒家。由此，钱穆认为，周公开始把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转移到政治场合中来，而周公的政治运用又是极富教育意味的。孔子则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想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但在最后，周公与孔子两人，大体上仍保留着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后代人认为六经始于周公而成于孔子，群奉六经为一种主要典籍，认为六经乃政（政治）教（教育）之本，而六经实应以《诗》、《书》为本，此一源流是如此。故经学精神亦是偏重在人文实务，而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则愈往后愈淡薄了。”
（2）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历史精神源于五经。既然看重了一切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必然会看重历史经验。因为社会人文是在历史演变中完成的，同时又必须受历史经验指导。周公是一个有实际成效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孔子作的《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又富有深刻哲理的历史书，也是孔子生平的唯一著作。钱穆具体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三大贡献。其一，孔子打破了当时以国别为史的旧习惯，他虽然根据于鲁国国史，但他并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在他的新史里，却以当时有关整个世界的霸业，即齐桓公、晋文公所主持的诸夏城郭国家和平联盟的事业为中心。其二，他的新史里有一种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也是他的人生批评。他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如楚国、吴国等，其先虽然因为他们不能接近诸夏文化体系，而被排斥为外族，到了以后随其文化的演进而升进为诸夏，与中原诸国平等看待。其三，史书本来为当时宗庙里特设的史官的专业，现在由孔子转手传播到社会，成为平民学者的一门自由学问。从孔子《春秋》内容来看，中国经学里历史所占分量非常大，所以中国以后的经学与史学是相通的。
《尚书》固然保留了当时许多历史文件，但《诗经》中所包括的当时许多的社会风俗、历史实情，与《尚书》相比更为丰富。《诗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诗。因为它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历史。至于《春秋》，显然更是一部有意而作的正式的编年史了。《仪礼》所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切礼俗，实质上也是一部史书。《仪礼》的成书年代在孔子以后。由此，钱穆得出五经中的四经全部可以说是历史的结论。只有《易经》，最早本不为儒家所传习，尤其是经中的十传部分，都完成在孔子之后，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其中融会了许多道家、阴阳家思想，显然与上述四经不同。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既不反宗教，也不反自然，中国人总想把自然法则与人文措施相融会合，这是中国传统理想中所谓的天人合一。《易经》一书，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来探讨自然与人文相通的法则的。因此《易经》也被后人重视而列为经书之一。
（3）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融和合一的精神源于五经。钱穆认为，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而是着重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相互沟通融合之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在中国学者看来，上述诸经书，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沟通的。
（4）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教育的精神源于五经。中国古人看重由学术来造成人，更看重由人来造成学。因此，在中国学术中，看重每一个学者，更甚于看重每一项学问。中国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如果我们把经学当做一种学问来看，这个学者接近于一个经师，即为某一项学问之师。如果我们把经学当做一种培养如何做人的学问来看，这个学者接近为人师，即是可以为人之师了。因此，在钱穆看来，中国人研究经学，最高的向往在于学习周公与孔子的为人。周公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孔子成为一个大教育家。中国人认为只有会通综合以上诸经而加以研究，才能了解周公与孔子的为人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文社会与历史演进的实际贡献。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中国人看重经学，认为经学的伟大，其理想即在由学问来完成一个人，再由这个人来贡献给社会。所贡献的主要事业，对象则为政治与教育。这种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国自古相传所谓的圣人。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被看成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
钱先生在综合中国经学的主要精神时指出：“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两方面一种最高合一的崇高信仰，在五经中最显著、最重视，而经学成为此一信仰之主要渊源。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人文精神，使学者深切认识人类历史演进有其内在一贯的真理，就于历史过程之繁变中，举出可资代表此项真理之人物与事业及其教训，使人有一种尊信与向往之心情，此亦在经学中得其渊源。三是一切学术宗旨，应能创造出人物与时代来为此真理作实证。四是一切学术应在此最高真理下会通合一，不应有过分的门户壁垒。此两项也在中国经学中演出。”经学的这四种精神又是相互联系的，要做一个理想的人，要做一个圣人，就应在人生社会实际中去做，这就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要接受这种人文精神，就必须通晓历史，又应该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即所谓天人合一的信仰。必须博闻多识，对一切自然、人生方面的知识能贯通合一，而从此找到一套当前可以活用的学问来真实贡献于社会。这才是中国经学所追求的理想大目标。
本着这种经学精神，钱穆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经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史学角度治经学。钱穆作为史学家，不是专讲训诂章句，所以与通常的所谓经师不同。他的特点是以史治经。例如，钱穆认为，光靠《论语》论孔子是不够的。孔子是有政治抱负的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亦子”之书，只有通过《春秋》，才能认识孔子的原貌。钱先生受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之影响，且从史学的立场出发，以史论经，重视客观史实，排除门户之见。这是他治经的最主要的特点。
第二，在经学研究中坚持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的方法。清代的姚鼐和戴震，以及陈兰甫等，都强调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学不可偏废。如讲义理之学，不能废考据、辞章之学。讲考据之学，也不能废义理、辞章之学。钱穆受此启发，主张在学问的类别上，不必三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从学问的构成成分上讲，任何一门学问，包括经学都内含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这三方面合则成美，偏则成病。不仅如此，他还把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学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结合起来。史学偏重考据，但也不能忽略义理，子学偏重义理，但也不能脱离考据，集部即辞章之学也应兼考据、义理。至于经学更是如此。经学之贵不在于它是最古老的，而在于它是会通子史集三部之学的。三部之学皆由经学衍出。
从钱穆对经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法的研究，同样看出他治学一贯遵循的会通精神。他在研讨经学基本精神时，不局限在经学内部，而是从中国文化大传统这一广大的视野中去把握经学精神，不仅揭示经学的要旨，而且也突出经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对经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也表明，他更多地注意学科及其学问内部之间的联系，并从这些联系中求出它们彼此会通之处，这种思维方式很有系统论的色彩。
中国古代经书，最先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称之为五经。汉代人又称六经为六艺，其实并没有乐经，六经或六艺只是虚设。五经之后，有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汇集。以后中国经书只限于十三经。
钱穆首先为经学在中国文化中定位。经学是中国各门学问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位置。因为经学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特殊精神相联，经学的精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源于五经。远在殷商时代，中国人对天或上帝的信仰是很强烈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不同，但到了周初开国，周公把从前的宗教信仰转移重心落实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运用在政治上。周公认为天心只随人心而转移，而文学是最能焕发人心、沟通人心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诗经》马上成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大经典。周公制礼作乐的一切纲目，都表现在《诗经》里。其次，《尚书周书》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关当时实际政治的，尤其在诰令方面，都是有关政治思想与理论的。因此经学中诗和书两种，都保留着周公当时在政治和教育上的主张和措施。
孔子最崇拜周公，把周公当时的种种思想和实际措施，加以一番极为深入的探讨和发挥，而构建了一种纯学术性的组织周密的思想体系。这以后才有所谓的儒家。由此，钱穆认为，周公开始把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转移到政治场合中来，而周公的政治运用又是极富教育意味的。孔子则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想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但在最后，周公与孔子两人，大体上仍保留着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后代人认为六经始于周公而成于孔子，群奉六经为一种主要典籍，认为六经乃政（政治）教（教育）之本，而六经实应以《诗》、《书》为本，此一源流是如此。故经学精神亦是偏重在人文实务，而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则愈往后愈淡薄了。”
（2）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历史精神源于五经。既然看重了一切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必然会看重历史经验。因为社会人文是在历史演变中完成的，同时又必须受历史经验指导。周公是一个有实际成效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孔子作的《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又富有深刻哲理的历史书，也是孔子生平的唯一著作。钱穆具体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三大贡献。其一，孔子打破了当时以国别为史的旧习惯，他虽然根据于鲁国国史，但他并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在他的新史里，却以当时有关整个世界的霸业，即齐桓公、晋文公所主持的诸夏城郭国家和平联盟的事业为中心。其二，他的新史里有一种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也是他的人生批评。他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如楚国、吴国等，其先虽然因为他们不能接近诸夏文化体系，而被排斥为外族，到了以后随其文化的演进而升进为诸夏，与中原诸国平等看待。其三，史书本来为当时宗庙里特设的史官的专业，现在由孔子转手传播到社会，成为平民学者的一门自由学问。从孔子《春秋》内容来看，中国经学里历史所占分量非常大，所以中国以后的经学与史学是相通的。
《尚书》固然保留了当时许多历史文件，但《诗经》中所包括的当时许多的社会风俗、历史实情，与《尚书》相比更为丰富。《诗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诗。因为它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历史。至于《春秋》，显然更是一部有意而作的正式的编年史了。《仪礼》所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切礼俗，实质上也是一部史书。《仪礼》的成书年代在孔子以后。由此，钱穆得出五经中的四经全部可以说是历史的结论。只有《易经》，最早本不为儒家所传习，尤其是经中的十传部分，都完成在孔子之后，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其中融会了许多道家、阴阳家思想，显然与上述四经不同。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既不反宗教，也不反自然，中国人总想把自然法则与人文措施相融会合，这是中国传统理想中所谓的天人合一。《易经》一书，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来探讨自然与人文相通的法则的。因此《易经》也被后人重视而列为经书之一。
（3）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融和合一的精神源于五经。钱穆认为，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而是着重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相互沟通融合之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在中国学者看来，上述诸经书，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沟通的。
（4）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教育的精神源于五经。中国古人看重由学术来造成人，更看重由人来造成学。因此，在中国学术中，看重每一个学者，更甚于看重每一项学问。中国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如果我们把经学当做一种学问来看，这个学者接近于一个经师，即为某一项学问之师。如果我们把经学当做一种培养如何做人的学问来看，这个学者接近为人师，即是可以为人之师了。因此，在钱穆看来，中国人研究经学，最高的向往在于学习周公与孔子的为人。周公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孔子成为一个大教育家。中国人认为只有会通综合以上诸经而加以研究，才能了解周公与孔子的为人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文社会与历史演进的实际贡献。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中国人看重经学，认为经学的伟大，其理想即在由学问来完成一个人，再由这个人来贡献给社会。所贡献的主要事业，对象则为政治与教育。这种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国自古相传所谓的圣人。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被看成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
钱先生在综合中国经学的主要精神时指出：“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两方面一种最高合一的崇高信仰，在五经中最显著、最重视，而经学成为此一信仰之主要渊源。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人文精神，使学者深切认识人类历史演进有其内在一贯的真理，就于历史过程之繁变中，举出可资代表此项真理之人物与事业及其教训，使人有一种尊信与向往之心情，此亦在经学中得其渊源。三是一切学术宗旨，应能创造出人物与时代来为此真理作实证。四是一切学术应在此最高真理下会通合一，不应有过分的门户壁垒。此两项也在中国经学中演出。”经学的这四种精神又是相互联系的，要做一个理想的人，要做一个圣人，就应在人生社会实际中去做，这就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要接受这种人文精神，就必须通晓历史，又应该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即所谓天人合一的信仰。必须博闻多识，对一切自然、人生方面的知识能贯通合一，而从此找到一套当前可以活用的学问来真实贡献于社会。这才是中国经学所追求的理想大目标。
本着这种经学精神，钱穆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经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史学角度治经学。钱穆作为史学家，不是专讲训诂章句，所以与通常的所谓经师不同。他的特点是以史治经。例如，钱穆认为，光靠《论语》论孔子是不够的。孔子是有政治抱负的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亦子”之书，只有通过《春秋》，才能认识孔子的原貌。钱先生受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之影响，且从史学的立场出发，以史论经，重视客观史实，排除门户之见。这是他治经的最主要的特点。
第二，在经学研究中坚持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的方法。清代的姚鼐和戴震，以及陈兰甫等，都强调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学不可偏废。如讲义理之学，不能废考据、辞章之学。讲考据之学，也不能废义理、辞章之学。钱穆受此启发，主张在学问的类别上，不必三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从学问的构成成分上讲，任何一门学问，包括经学都内含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这三方面合则成美，偏则成病。不仅如此，他还把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学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结合起来。史学偏重考据，但也不能忽略义理，子学偏重义理，但也不能脱离考据，集部即辞章之学也应兼考据、义理。至于经学更是如此。经学之贵不在于它是最古老的，而在于它是会通子史集三部之学的。三部之学皆由经学衍出。
从钱穆对经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法的研究，同样看出他治学一贯遵循的会通精神。他在研讨经学基本精神时，不局限在经学内部，而是从中国文化大传统这一广大的视野中去把握经学精神，不仅揭示经学的要旨，而且也突出经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对经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也表明，他更多地注意学科及其学问内部之间的联系，并从这些联系中求出它们彼此会通之处，这种思维方式很有系统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