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经学的渊源与发展
钱穆为学，可以说是从经学开始的。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开始研究经学，并先后发表了《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等经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三十年代初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堪称经学研究方面的佳作，正是由于这部名著，他受聘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他对经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学的渊源及其历史，经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方法，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等。他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对当时学术从经学，尤其是从新经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章主要依据《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等著作，作一评述。
钱穆指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但经学的渊源则在儒家产生之前，大概要追溯到春秋以前所留下的几部经书上，称“五经”。这几部经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经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由此，钱穆首先对这几部经书进行了总体研究。
一、经书与“六经”称谓
他指出，中国学术具有最高权威的是孔子和“六经”。孔子是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的标准，而“六经”则是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的标准。从孔子以来二千四百年，学者言孔子必及“六经”，研究“六经”也必及孔子。因此，“六经”的内容，以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不可不先论。
关于《易》与《春秋》。他认为，易书源于八卦。八卦之用，如古代的文字。如《易纬乾凿度》说：“古天字，古地字，古风字，古山字，古水字，古火字，古雷字，古泽字。”卦之间重叠表示文字有会意，如为山下有泉。引申为文字有假借，如 本为雷，后以龙也潜伏，时时飞升，而且雷动龙现，二者相因，故 也以象龙。卜筮如拆字。八卦兴起于游牧之世。设想一队牧人游牧，路经山野找到山上有水，队人在离去时想到同族后队接踵而至，便在山下作一个记号，意思是山上有泽。后队人到此便知水在山上。那时民智浅陋，见卦象可以告我外物，以为一定有与我同类的神，由此敬之。牧队将出发，戏为占问，如得某卦，说明外出不利，雷雨将至，如得某卦意思是水草丰美，尽利前往。后人通过拆字验吉凶就是占卦的变相。系辞则是“签诗”。至于《周易》起于殷周之际，说明周家有天下是由天命决定的。在谈及孔子与《易》的关系时，钱穆认为，孔子言《易》见《论语》有两处。针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他认为“五十以学易”，古《论语》作“易”，鲁《论语》作“亦”，连下读。比较观察文义，鲁《论语》是正确的，因为孔子无五十学易一说。针对“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一句，他认为“因人之无恒，而叹其不占，与南人之言，同类并举，亦博弈犹贤之意，非韦编三绝之说也”。至于“十翼”不是孔子作，已被后人证明。
钱穆认为，《春秋》出于孔子，自来无异议。他指出《春秋》的贡献：其一为《史记》编年之祖；其二是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的自由；其三会国别史为通史，尊王攘夷，联诸夏以抗外患，以民族观念发展为大一统的理想。
关于《诗》《书》。钱穆指出，孔子以诗书礼皆雅言。孔子删诗书，今传诗书出于秦火以后，也不再是孔子诵说的旧本了。书为当时的官书，诗为昔人的歌咏，不足为万世之经典。
关于《礼》《乐》。钱穆认为，《论语》、《孟子》言礼，皆明礼意，重在行事，不在书本。《汉书》所称“礼经”就是今天《仪礼》十篇，而春秋二百多年列国君大夫行礼，从未提及。乐与诗相合，本非有经。礼乐随时而变。在钱穆看来，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也未尝造“六经”。研究孔子不必专一注重后世所谓的“六经”。
钱穆具体考证古代书籍种类，进一步说明孔子与“经”无关。他认为，《楚语》记载申叔时论教太子，列举古典籍最详备。共九类：《春秋》为当时王朝列国史；《世》为当时世系谱牒；《诗》为《论语》所说的“诵诗三百”；《礼》为古代遗制旧例，与本朝的成文法；《乐》为记诗之音节、制度、物数；《令》为君之明令；《语》为前人善言佳语；《故志》为古史，亦为语言；《训典》包括先王典章法令文告等。这九类不出诗书两大类。至于礼乐，诗书指书籍的体，礼乐则指书籍的用。书即礼，诗即乐。礼有先例之礼、成文之礼。本于历史的春秋、世、语、故志、训典属于先例之礼。本于制度的礼、令属于成文之礼。后王本朝制度法令是先王朝的先例旧贯。舍礼就没有法令、历史。史、礼、法三者统一于礼。而诗、乐包括在礼中。古人学问为诗书礼乐。加上《春秋》和《易》，是后来汉儒所为。
那么“经”的称呼是如何形成的？“经”的称谓仿《墨子》。《墨子》有经上下。经是对传与说而言的，没有传与说，也就无所谓“经”。《说文》有“经，织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有“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因此说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读《墨经说》一定依附于经阅读，如网在纲，有条不紊。这是古书称“经”的意义。章学诚说因传而有经之名，如因子而立父之号。因此，经名之立，必在传、说盛行以后。荀子开始称“经”，把春秋与诗书礼乐并称，但不知“六经”，也不把《易》看作“经”。荀子单说诗书，包括春秋，单说礼，包括乐。分说是诗书春秋礼乐，合说就是诗书与礼。秦人焚书主要是诗书、百家语。《易》为卜筮之书，没有焚毁。这里的诗书指孔墨以前的旧籍，百家语指儒墨以后的私书。《易》在秦时不是儒家一经。荀子屡次谈诗书礼乐春秋而不言《易》。《孟子》无一字言《易》。可知《易》与诗书礼乐春秋不是一类。由此，钱先生得出结论：“尊春秋齐于诗书礼乐者，其论始于孟子，定于荀子。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而言之者，则儒道阴阳合糅之徒为之。”钱穆又认为，尽管其事起于汉，见于刘安、司马迁、董仲舒、贾谊之书，但这些书也不称“六经”。汉武帝时代称“五经”，立“五经博士”。那“六经”称呼开始于谁？钱穆引《汉书王莽传》“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随立六经祭酒”，得出结论，“六经”称呼始于王莽。
总之，在钱穆看来，孔子与“六经”（称呼）无关，但不等于孔子与诗、书、礼、乐无关。“六经”提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为后来汉儒所为。
在研究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以及“六经”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过程之后，钱穆概括了经学发展的历史。
二、经学小史
钱穆把经学的历史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清代五个阶段，并分别指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得失。
西汉时期的经学。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最先是兼通五经。到了汉宣帝以后，渐渐走上专治一经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今文博士。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又回到兼通诸经的路上去。钱穆认为，两汉经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求政治上的应用。主要表现一是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或君权上，而别有一套合乎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理论。这种理论都是从古代经书中推衍出来，即从周公孔子的教训中推衍出来的。二是政治措施不偏重在当朝的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的私人意见，而必须根据在经典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上决夺。这在两汉时代有实例可举。钱穆把它看作是经学在两汉时代的贡献，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政府的传统就是在两汉时代奠基的。
接着，钱穆从两汉的儒学和经学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揭示了经学的特点。在他看来，学经学的在当时称儒，《史记》、《汉书儒林传》中的人物，显然与《货殖》、《游侠》等传中的人物不同。儒林人物也可以说是以后中国学人的标准模范。因此，以后中国历史人物乃至学者，必须以儒为正统，也以从事政治为主要目标。两汉经学主要精神，比较偏重在政治。当时孔子被称为素王，又称其为汉制法。这是因为大一统局面初步形成，王权骤张，一辈儒生高抬孔子与经学来压制新王权，渐渐形成以后历史上一个能接受学术指导的政权。这是汉儒的功绩。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分类，以六艺与诸子分别，而儒家则列在诸子之首，但孔子不列为儒家。孔子的《论语》附在六艺略。小学阶段读《孝经》、《论语》，大学阶段治五经。这是由政府规定的学制。可见孔子在当时也有双重地位，一是下启儒家，又一是上承周公传统。六艺之学是王官之学，儒家则只是百家之言。汉儒都把孔子与周公并举，把五经尊为王官学。这是当时人的经学精神。从总体上看，钱穆的看法是，两汉的学术是重经过于重儒。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与一般意见不同，钱穆不把这一时期的经学看作是中衰。他只承认儒学在这个时期中衰。这是指在政治上渐渐失去往日的势头，而这时期的经学研究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这时期完成的。除唐玄宗《孝经》御注外，《易经》有魏王弼注，《论语》有魏何晏集解，《左传》有晋杜预集解，《穀梁》有晋范宁注，《尔雅》有晋郭璞注，《尚书》有孔安国传，是魏晋人伪托。《尚书》伪古文，也由魏晋人编撰。当时又独创了义疏新体，除仅存的梁皇侃《论语义疏》之外，其他均早已遗失。当时上层政治规模大体还承接两汉，下面门第传统，也由儒家经学中的礼法来维持。但道家与佛教思想盛行，与儒家三足鼎立。经学上义疏之学，也与当时佛教中人解释佛教经典的工作有关系。唐初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中疏的部分，渊源于南北朝。
钱穆又进一步指出，南北朝时，经学也分南北，它们侧重面不尽相同。就礼学而言，南方重视丧服，《丧服》原本是《仪礼》中的一篇，所别出成为当时显学，是因为当时门第制度鼎盛，家族间的亲疏关系，都依赖于丧服识别，丧服成了维系门第的一项主要制度。南方礼学，除丧服外，还重视朝廷一切礼乐制度，这是因为南方武力不强，民族自尊心的激发。所谓衣冠文物，也是民族文化所寄与其象征所在。南方重视礼学，在心理影响上，对于南北朝对峙局面有很大作用。北方也重礼，北方治丧服的人也很多，但北方更重《周官》。因为北方胡汉混杂，要改进当时政治体制，必须钻研古代制度，《周官》则成为依据。南方重丧服持续到唐代，以后随着门第关系消失而不再受重视。北方重《周官》，对隋唐政治影响不小。
隋唐时期的经学。钱穆认为，唐代统一，把南北朝时期各家义疏糅合起来，写成《五经正义》，并把它当作唐代政府考试的标准。但唐代考试门类中更受重视的却是诗赋文学，而当时人对于人生哲理及教训，则更偏向于佛学。因为唐代的经学依然是在衰微时代，而且比不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唐代政治发达，远胜于魏晋南北朝，可以和两汉媲美。讨论政治依据经学，因此经学在唐代人心目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汉代不同的是，唐代的政治与人生一分为二，向两极发展。从事政治事业，在人生理想中被认为是次要的。如果论人生最高向往及其终极理想，不在孔子与五经，而在佛教，从佛经中去追寻人生的终极理想。
从钱穆的论述中看出，经学自汉代确立以后，到唐代经历了演变，但这种演变似乎是在汉代经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实质上没有超出汉代经学的范围和所达到的水平。汉代治经一是经学本身的知识，一是经学的政治效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经学是分别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如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的腐败，国家的分裂，经学在政治上失去往日的效用，反而进行知识方面的研究，形成经学史上的义疏之学。而唐代政治光大，本可在经学的知识上和功用上有所作为，由于佛学盛行，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及安史之乱后的政治衰败，唐代的经学最后一蹶不振，造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宋元明时期的经学。钱穆指出：“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了儒家才有经学的。是有了新儒学而才有所谓新经学的。”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目标，在于重新发扬古代儒家的人生理想，使其与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用孔子的思想来排斥佛教的思想。既然有新儒家，也要求有新经学。钱穆认为，宋儒努力建立和发展新经学的有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和南宋时期的朱熹。这两个人是宋代从事复兴新经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经学上的贡献在于先把唐代政府的考试侧重诗文文学方面的特点重新扭转，把它转移到经学方面来。王安石又想把六朝以后的经学义疏简单化，他只举诗、书、周官三经，作了新注，当时称《三经新义》，也称王氏新学。但王安石新经学的内容，并不为当时一些新儒家所满意。因为它对于古代儒家所揭示的人生最高真理阐发得很少，如是则仍不能与佛学相抗衡，于是才有关学、洛学为代表的理学家出现。北宋理学家虽然能创造出一套新的理学来与佛学相抗衡，却并未完成一套新的经学来承接先秦两汉的旧传统。直到南宋朱熹，才在中国经学史上掀起了一个大高潮，上接古代传统，从而完成了一套新经学。
在经学史上，钱穆尤为重视朱熹的杰出贡献。朱熹为《诗经》和《易经》作新注，更重要的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并以此来代替五经的地位，对后来的经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四书代替五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转变。《论语》一向是两汉以后中国社会人人所必读之书。但在汉代，《论语》只是一种小学教材，其地位比不上五经。《孟子》被列在子部儒家，不算经书。唐代韩愈才开始提出《孟子》，认为它直接继承了周公、孔子的传统，宋人于是把《孟子》也列为经书。
唐代以前，儒家总把周公、孔子并称。宋代以后，开始改称孔孟。钱穆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周公、孔子并称，这说明孔子的重要性在政治方面超过了教育方面。宋代开始把孔子、孟子并称，说明孔子的重要性在教育方面超过了政治方面。就这一转变而言，宋儒对孔子的认识已在汉唐儒之上了。至于《大学》、《中庸》，只是收载在《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小戴礼记》在汉代不是经书，其中所收大多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大学》也不是曾子所传，《中庸》也不是子思所作，这两篇均应出在荀子之后。现在把这两篇与《论语》和《孟子》合为四书，尊奉为人人必读之书，是朱熹在经学上的最大贡献。朱熹花费毕生精力，为四书作新注。朱熹死后不到百年，南宋也亡了，但朱熹学说却因此流传到北方去。元代蒙古政权统治中国八十年，朱熹的学说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政府也把朱熹《四书集注》定为国家考试的新科目书。明代承袭元代体制，从此直到清末，没有改变。
另外，钱穆认为朱熹的四书学使经学简单化，在当时对反对佛教是有积极意义的。佛学远在汉代传到中国，但直到唐代慧能以后，禅学广泛流行，佛学才开始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这是由于禅宗能把佛教教义简化，易于传播。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中国经学传统的简化。朱熹推尊《大学》，把它看作是圣学入门之书，人人最先必读，因为《大学》把诚意正心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治国平天下是汉唐以来经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正心诚意之学，则为替代佛学的新教义。朱熹认为《中庸》篇中所讲的属于天人性命最高玄理方面，应为四书中最后才读的书。由此可见，四书内容在探讨人生真理方面远比五经深入突出。朱熹把自己这一套说法，从上推溯到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像禅宗的历代祖师传统一样，借以增强自己学说的地位。后代因此把这五人并称为宋代理学的正宗，近人又称之为新儒家。钱先生在这里强调，理学成为一种新经学是朱熹的功劳。经学和理学出于同一个传统，只不过经学偏重于大群的政治方面，理学偏重于私人心性修养方面而已。钱先生这里指的同一个传统，就是儒学传统。经学和理学都是儒学大传统中的两个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方面。钱先生的这种看法有独到之处。
清代的经学。钱穆认为，清代经学与宋代经学大不相同。明朝灭亡后，学术重心发生转变。清儒想把两宋的新经学重新返回到两汉时期的旧经学，就是说要把宋代过分注重私人心性修养方面转变到两汉时代所注重的政治方面来。开启这一转变的是顾炎武。但由于清代政权的高压，政治理想无法展开，学者们因为厌恶这个政权，而厌恶到政府的考试制度，于是转变为反对宋学，反对朱熹，而清代经学逐渐地变为只重校勘、训诂、考据。他们虽然自称为汉学，但其实与两汉经学精神不同。两汉经学注重政治实际效果，清代经学则专注心力于书本纸片上的整理功夫。道咸两朝开始，清朝政权逐步衰落，学者又开始注意到政治。龚自珍和魏源以下的今文经学崛起。晚清康有为为了鼓吹变法，推崇孔子春秋与公羊大义，承接并发扬了今文经学这一传统。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经学也随之而中绝，政治理论乃至人生信仰，多半转到子学方面去。
以上是钱先生有关经学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可见中国经学是中国儒学中的一门重要学问，经学上的经都是儒家的经典，正是由于这一特点，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和历史传统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和贡献。而且经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变化的特点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钱穆十分关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儒学、经学流变的影响，及儒学、经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他对经学史的疏理是准确而平实的。
钱穆指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但经学的渊源则在儒家产生之前，大概要追溯到春秋以前所留下的几部经书上，称“五经”。这几部经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经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由此，钱穆首先对这几部经书进行了总体研究。
一、经书与“六经”称谓
他指出，中国学术具有最高权威的是孔子和“六经”。孔子是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的标准，而“六经”则是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的标准。从孔子以来二千四百年，学者言孔子必及“六经”，研究“六经”也必及孔子。因此，“六经”的内容，以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不可不先论。
关于《易》与《春秋》。他认为，易书源于八卦。八卦之用，如古代的文字。如《易纬乾凿度》说：“古天字，古地字，古风字，古山字，古水字，古火字，古雷字，古泽字。”卦之间重叠表示文字有会意，如为山下有泉。引申为文字有假借，如 本为雷，后以龙也潜伏，时时飞升，而且雷动龙现，二者相因，故 也以象龙。卜筮如拆字。八卦兴起于游牧之世。设想一队牧人游牧，路经山野找到山上有水，队人在离去时想到同族后队接踵而至，便在山下作一个记号，意思是山上有泽。后队人到此便知水在山上。那时民智浅陋，见卦象可以告我外物，以为一定有与我同类的神，由此敬之。牧队将出发，戏为占问，如得某卦，说明外出不利，雷雨将至，如得某卦意思是水草丰美，尽利前往。后人通过拆字验吉凶就是占卦的变相。系辞则是“签诗”。至于《周易》起于殷周之际，说明周家有天下是由天命决定的。在谈及孔子与《易》的关系时，钱穆认为，孔子言《易》见《论语》有两处。针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他认为“五十以学易”，古《论语》作“易”，鲁《论语》作“亦”，连下读。比较观察文义，鲁《论语》是正确的，因为孔子无五十学易一说。针对“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一句，他认为“因人之无恒，而叹其不占，与南人之言，同类并举，亦博弈犹贤之意，非韦编三绝之说也”。至于“十翼”不是孔子作，已被后人证明。
钱穆认为，《春秋》出于孔子，自来无异议。他指出《春秋》的贡献：其一为《史记》编年之祖；其二是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的自由；其三会国别史为通史，尊王攘夷，联诸夏以抗外患，以民族观念发展为大一统的理想。
关于《诗》《书》。钱穆指出，孔子以诗书礼皆雅言。孔子删诗书，今传诗书出于秦火以后，也不再是孔子诵说的旧本了。书为当时的官书，诗为昔人的歌咏，不足为万世之经典。
关于《礼》《乐》。钱穆认为，《论语》、《孟子》言礼，皆明礼意，重在行事，不在书本。《汉书》所称“礼经”就是今天《仪礼》十篇，而春秋二百多年列国君大夫行礼，从未提及。乐与诗相合，本非有经。礼乐随时而变。在钱穆看来，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也未尝造“六经”。研究孔子不必专一注重后世所谓的“六经”。
钱穆具体考证古代书籍种类，进一步说明孔子与“经”无关。他认为，《楚语》记载申叔时论教太子，列举古典籍最详备。共九类：《春秋》为当时王朝列国史；《世》为当时世系谱牒；《诗》为《论语》所说的“诵诗三百”；《礼》为古代遗制旧例，与本朝的成文法；《乐》为记诗之音节、制度、物数；《令》为君之明令；《语》为前人善言佳语；《故志》为古史，亦为语言；《训典》包括先王典章法令文告等。这九类不出诗书两大类。至于礼乐，诗书指书籍的体，礼乐则指书籍的用。书即礼，诗即乐。礼有先例之礼、成文之礼。本于历史的春秋、世、语、故志、训典属于先例之礼。本于制度的礼、令属于成文之礼。后王本朝制度法令是先王朝的先例旧贯。舍礼就没有法令、历史。史、礼、法三者统一于礼。而诗、乐包括在礼中。古人学问为诗书礼乐。加上《春秋》和《易》，是后来汉儒所为。
那么“经”的称呼是如何形成的？“经”的称谓仿《墨子》。《墨子》有经上下。经是对传与说而言的，没有传与说，也就无所谓“经”。《说文》有“经，织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有“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因此说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读《墨经说》一定依附于经阅读，如网在纲，有条不紊。这是古书称“经”的意义。章学诚说因传而有经之名，如因子而立父之号。因此，经名之立，必在传、说盛行以后。荀子开始称“经”，把春秋与诗书礼乐并称，但不知“六经”，也不把《易》看作“经”。荀子单说诗书，包括春秋，单说礼，包括乐。分说是诗书春秋礼乐，合说就是诗书与礼。秦人焚书主要是诗书、百家语。《易》为卜筮之书，没有焚毁。这里的诗书指孔墨以前的旧籍，百家语指儒墨以后的私书。《易》在秦时不是儒家一经。荀子屡次谈诗书礼乐春秋而不言《易》。《孟子》无一字言《易》。可知《易》与诗书礼乐春秋不是一类。由此，钱先生得出结论：“尊春秋齐于诗书礼乐者，其论始于孟子，定于荀子。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而言之者，则儒道阴阳合糅之徒为之。”钱穆又认为，尽管其事起于汉，见于刘安、司马迁、董仲舒、贾谊之书，但这些书也不称“六经”。汉武帝时代称“五经”，立“五经博士”。那“六经”称呼开始于谁？钱穆引《汉书王莽传》“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随立六经祭酒”，得出结论，“六经”称呼始于王莽。
总之，在钱穆看来，孔子与“六经”（称呼）无关，但不等于孔子与诗、书、礼、乐无关。“六经”提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为后来汉儒所为。
在研究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以及“六经”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过程之后，钱穆概括了经学发展的历史。
二、经学小史
钱穆把经学的历史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清代五个阶段，并分别指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得失。
西汉时期的经学。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最先是兼通五经。到了汉宣帝以后，渐渐走上专治一经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今文博士。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又回到兼通诸经的路上去。钱穆认为，两汉经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求政治上的应用。主要表现一是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或君权上，而别有一套合乎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理论。这种理论都是从古代经书中推衍出来，即从周公孔子的教训中推衍出来的。二是政治措施不偏重在当朝的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的私人意见，而必须根据在经典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上决夺。这在两汉时代有实例可举。钱穆把它看作是经学在两汉时代的贡献，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政府的传统就是在两汉时代奠基的。
接着，钱穆从两汉的儒学和经学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揭示了经学的特点。在他看来，学经学的在当时称儒，《史记》、《汉书儒林传》中的人物，显然与《货殖》、《游侠》等传中的人物不同。儒林人物也可以说是以后中国学人的标准模范。因此，以后中国历史人物乃至学者，必须以儒为正统，也以从事政治为主要目标。两汉经学主要精神，比较偏重在政治。当时孔子被称为素王，又称其为汉制法。这是因为大一统局面初步形成，王权骤张，一辈儒生高抬孔子与经学来压制新王权，渐渐形成以后历史上一个能接受学术指导的政权。这是汉儒的功绩。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分类，以六艺与诸子分别，而儒家则列在诸子之首，但孔子不列为儒家。孔子的《论语》附在六艺略。小学阶段读《孝经》、《论语》，大学阶段治五经。这是由政府规定的学制。可见孔子在当时也有双重地位，一是下启儒家，又一是上承周公传统。六艺之学是王官之学，儒家则只是百家之言。汉儒都把孔子与周公并举，把五经尊为王官学。这是当时人的经学精神。从总体上看，钱穆的看法是，两汉的学术是重经过于重儒。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与一般意见不同，钱穆不把这一时期的经学看作是中衰。他只承认儒学在这个时期中衰。这是指在政治上渐渐失去往日的势头，而这时期的经学研究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这时期完成的。除唐玄宗《孝经》御注外，《易经》有魏王弼注，《论语》有魏何晏集解，《左传》有晋杜预集解，《穀梁》有晋范宁注，《尔雅》有晋郭璞注，《尚书》有孔安国传，是魏晋人伪托。《尚书》伪古文，也由魏晋人编撰。当时又独创了义疏新体，除仅存的梁皇侃《论语义疏》之外，其他均早已遗失。当时上层政治规模大体还承接两汉，下面门第传统，也由儒家经学中的礼法来维持。但道家与佛教思想盛行，与儒家三足鼎立。经学上义疏之学，也与当时佛教中人解释佛教经典的工作有关系。唐初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中疏的部分，渊源于南北朝。
钱穆又进一步指出，南北朝时，经学也分南北，它们侧重面不尽相同。就礼学而言，南方重视丧服，《丧服》原本是《仪礼》中的一篇，所别出成为当时显学，是因为当时门第制度鼎盛，家族间的亲疏关系，都依赖于丧服识别，丧服成了维系门第的一项主要制度。南方礼学，除丧服外，还重视朝廷一切礼乐制度，这是因为南方武力不强，民族自尊心的激发。所谓衣冠文物，也是民族文化所寄与其象征所在。南方重视礼学，在心理影响上，对于南北朝对峙局面有很大作用。北方也重礼，北方治丧服的人也很多，但北方更重《周官》。因为北方胡汉混杂，要改进当时政治体制，必须钻研古代制度，《周官》则成为依据。南方重丧服持续到唐代，以后随着门第关系消失而不再受重视。北方重《周官》，对隋唐政治影响不小。
隋唐时期的经学。钱穆认为，唐代统一，把南北朝时期各家义疏糅合起来，写成《五经正义》，并把它当作唐代政府考试的标准。但唐代考试门类中更受重视的却是诗赋文学，而当时人对于人生哲理及教训，则更偏向于佛学。因为唐代的经学依然是在衰微时代，而且比不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唐代政治发达，远胜于魏晋南北朝，可以和两汉媲美。讨论政治依据经学，因此经学在唐代人心目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汉代不同的是，唐代的政治与人生一分为二，向两极发展。从事政治事业，在人生理想中被认为是次要的。如果论人生最高向往及其终极理想，不在孔子与五经，而在佛教，从佛经中去追寻人生的终极理想。
从钱穆的论述中看出，经学自汉代确立以后，到唐代经历了演变，但这种演变似乎是在汉代经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实质上没有超出汉代经学的范围和所达到的水平。汉代治经一是经学本身的知识，一是经学的政治效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经学是分别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如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的腐败，国家的分裂，经学在政治上失去往日的效用，反而进行知识方面的研究，形成经学史上的义疏之学。而唐代政治光大，本可在经学的知识上和功用上有所作为，由于佛学盛行，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及安史之乱后的政治衰败，唐代的经学最后一蹶不振，造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宋元明时期的经学。钱穆指出：“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了儒家才有经学的。是有了新儒学而才有所谓新经学的。”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目标，在于重新发扬古代儒家的人生理想，使其与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用孔子的思想来排斥佛教的思想。既然有新儒家，也要求有新经学。钱穆认为，宋儒努力建立和发展新经学的有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和南宋时期的朱熹。这两个人是宋代从事复兴新经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经学上的贡献在于先把唐代政府的考试侧重诗文文学方面的特点重新扭转，把它转移到经学方面来。王安石又想把六朝以后的经学义疏简单化，他只举诗、书、周官三经，作了新注，当时称《三经新义》，也称王氏新学。但王安石新经学的内容，并不为当时一些新儒家所满意。因为它对于古代儒家所揭示的人生最高真理阐发得很少，如是则仍不能与佛学相抗衡，于是才有关学、洛学为代表的理学家出现。北宋理学家虽然能创造出一套新的理学来与佛学相抗衡，却并未完成一套新的经学来承接先秦两汉的旧传统。直到南宋朱熹，才在中国经学史上掀起了一个大高潮，上接古代传统，从而完成了一套新经学。
在经学史上，钱穆尤为重视朱熹的杰出贡献。朱熹为《诗经》和《易经》作新注，更重要的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并以此来代替五经的地位，对后来的经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四书代替五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转变。《论语》一向是两汉以后中国社会人人所必读之书。但在汉代，《论语》只是一种小学教材，其地位比不上五经。《孟子》被列在子部儒家，不算经书。唐代韩愈才开始提出《孟子》，认为它直接继承了周公、孔子的传统，宋人于是把《孟子》也列为经书。
唐代以前，儒家总把周公、孔子并称。宋代以后，开始改称孔孟。钱穆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周公、孔子并称，这说明孔子的重要性在政治方面超过了教育方面。宋代开始把孔子、孟子并称，说明孔子的重要性在教育方面超过了政治方面。就这一转变而言，宋儒对孔子的认识已在汉唐儒之上了。至于《大学》、《中庸》，只是收载在《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小戴礼记》在汉代不是经书，其中所收大多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大学》也不是曾子所传，《中庸》也不是子思所作，这两篇均应出在荀子之后。现在把这两篇与《论语》和《孟子》合为四书，尊奉为人人必读之书，是朱熹在经学上的最大贡献。朱熹花费毕生精力，为四书作新注。朱熹死后不到百年，南宋也亡了，但朱熹学说却因此流传到北方去。元代蒙古政权统治中国八十年，朱熹的学说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政府也把朱熹《四书集注》定为国家考试的新科目书。明代承袭元代体制，从此直到清末，没有改变。
另外，钱穆认为朱熹的四书学使经学简单化，在当时对反对佛教是有积极意义的。佛学远在汉代传到中国，但直到唐代慧能以后，禅学广泛流行，佛学才开始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这是由于禅宗能把佛教教义简化，易于传播。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中国经学传统的简化。朱熹推尊《大学》，把它看作是圣学入门之书，人人最先必读，因为《大学》把诚意正心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治国平天下是汉唐以来经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正心诚意之学，则为替代佛学的新教义。朱熹认为《中庸》篇中所讲的属于天人性命最高玄理方面，应为四书中最后才读的书。由此可见，四书内容在探讨人生真理方面远比五经深入突出。朱熹把自己这一套说法，从上推溯到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像禅宗的历代祖师传统一样，借以增强自己学说的地位。后代因此把这五人并称为宋代理学的正宗，近人又称之为新儒家。钱先生在这里强调，理学成为一种新经学是朱熹的功劳。经学和理学出于同一个传统，只不过经学偏重于大群的政治方面，理学偏重于私人心性修养方面而已。钱先生这里指的同一个传统，就是儒学传统。经学和理学都是儒学大传统中的两个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方面。钱先生的这种看法有独到之处。
清代的经学。钱穆认为，清代经学与宋代经学大不相同。明朝灭亡后，学术重心发生转变。清儒想把两宋的新经学重新返回到两汉时期的旧经学，就是说要把宋代过分注重私人心性修养方面转变到两汉时代所注重的政治方面来。开启这一转变的是顾炎武。但由于清代政权的高压，政治理想无法展开，学者们因为厌恶这个政权，而厌恶到政府的考试制度，于是转变为反对宋学，反对朱熹，而清代经学逐渐地变为只重校勘、训诂、考据。他们虽然自称为汉学，但其实与两汉经学精神不同。两汉经学注重政治实际效果，清代经学则专注心力于书本纸片上的整理功夫。道咸两朝开始，清朝政权逐步衰落，学者又开始注意到政治。龚自珍和魏源以下的今文经学崛起。晚清康有为为了鼓吹变法，推崇孔子春秋与公羊大义，承接并发扬了今文经学这一传统。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经学也随之而中绝，政治理论乃至人生信仰，多半转到子学方面去。
以上是钱先生有关经学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可见中国经学是中国儒学中的一门重要学问，经学上的经都是儒家的经典，正是由于这一特点，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和历史传统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和贡献。而且经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变化的特点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钱穆十分关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儒学、经学流变的影响，及儒学、经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他对经学史的疏理是准确而平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