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
钱穆先生关于“人文化成天下”的阐释，其实已涵盖了中国文化精神中“和合”或“融合”的内容。但在形成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的过程中，“和合”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颇为钱先生所重视。
钱先生指出，考察中国文化史，特别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来，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由第一点上，人们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单纯；由第二点上，人们又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保守。其实中国文化一样有他丰富的内容与动进的步伐。”
关于第一点，钱先生强调民族之融合与文化之融合，说明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关于第二点，钱先生屡屡指出中国文化的进展，是在和平形态下进行的，走的是和平的大一统之路，即融和与同化之路，而不是向外斗争、排斥、冲突之路。钱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
一、民族融和
首先是民族融和。钱穆认为，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中国古人创造出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不断地融凝、扩大，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民族。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文化观有密切关联，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作标准，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古人的文化观，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中国民族在古代原是由多数族系经过长期接触融和而渐趋统一的。迨其统一完成之后，也还依然不断地有所吸收融和而日趋扩大。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中国人了。因民族融和的成功，而有秦汉时代的全盛。第二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间，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融汇了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时代之全盛。第三期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间，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明代之全盛。第四期自满人入关至现代，在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满、回、藏、苗等，此种趋势，尚未完结。这一民族融和的成功，无疑将给中国带来又一全盛时期。
钱穆指出，以上四期划分是相对的、粗线条的。“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和和不断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地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
二、文化融和
其次是文化融和。钱穆说：“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深于民族界线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孤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镜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是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特殊的世界意味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同化力，可以从学习、消化佛学中得到证明。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那种公开而恳切、谦虚而清明的态度，对于异国僧人的敬意，以及西行求法之真诚，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度及博大气象。钱穆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若论其内心精神，我们不妨径叫他们是一种变相的新儒家。他们研寻佛法，无非是想把佛法来代替儒学，做人生最高真理之指导。他们还是宗教的意味浅，而教育的意味深；个人出世的要求淡，而为大众救济的要求浓。因此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佛教尚不失其以一种宗教的面目而流传在社会下层的，一到两晋以后，佛教便转成以一种纯真理探求与纯学术思辨的新姿态出现。此后印度佛教便在中国文化园地上生根结果，完全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开创了许多印度原来没有的新宗派。例如隋唐佛学之天台宗、华严宗都是中国自创。天台所谓“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华严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这些理论都已把中国人传统观念所看重的现实人生，融入了佛教教义，这些全都是中国化的佛教了。禅宗兴起，佛教教理更是中国化，中国人更把佛教教理完全应用到实际人生的伦常日用方面来，再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了。那时在印度，佛教已衰歇，婆罗门教已复盛，而中国佛教乃成为中国文化大流里一条小河，全身浑化在大流中而失其独立的存在。
钱穆在考察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后说：“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义虽属饥渴追寻，诚心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恳挚爱护、笃守不渝。这里面固然也有一些由于当时门第势力等外在的因缘，但到底这一种似相冲突而终极融和的广大宽平的胸襟，及其静深圆密的态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中国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能容纳、吸收、同化不同的民族和异质的文化，来壮大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中国文化也能使不同的文化，例如不同的宗教信仰调和融通起来。佛教、回教、耶稣教来到中国，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无大的冲突，而且这几大宗教之间也能和平共存。
钱先生并不否定文化冲突与文化变异，他所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他不仅详细考证了印度佛学中国化的过程，亦研究了波斯、阿拉伯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东渐的历史，分析了四百年来东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和。他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钱穆认为，文化上有了冲突，所以要变，有了变，就引起冲突；冲突必设法调和，能调和，所以得成为常道。也可以说，“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因此在文化传统里面，必然包含着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活动，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在此大体系中，自会不断发生冲突，也就得不断寻求调和。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不会没有冲突，其所绵历的时期太长，而中间内容又太复杂，总得要产生冲突，而又不能老是冲突下去，又一定要得一调和。”在钱先生看来，世界各民族、各体系的文化，都逃不掉冲突与调和之两面。大概说来，似乎西方文化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在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从中古到近代，灵魂与肉体、科学与宗教、个体与群体，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冲突并不是坏事，冲突能引起文化更新。但冲突也有负面效应。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面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这是我们的一大长处。
三、国民性格-“和合性”
最后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中的“和合性”问题。钱穆认为，中国国民性中，“和合”的成分大于“分别”的成分。从婚姻、家庭到社会、国家，中国人注重的是“和合”。从历史上考察，中国民族国家是一向心凝结的中心，合和统一为常，分裂战乱为变。东西方历史、文化的不同，反映了彼此性格的差异。“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亦都喜欢合。”钱先生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性格问题。“我拿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国民性喜欢合。我拿西洋历史来看，他们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条顿、斯拉夫等几个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个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认为是中国人。”这种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的“和合性”大于“分别性”，深刻反映了我们民族融和精神的渗透力。
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中国人强调“中和”与“中庸”，以调治“偏反”与“对立”，亦是一突出的特点。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现在很多人分别东西文化，说东方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东方文化是向内的，西方文化是向外的。东方文化讲心，西方文化讲物。如此种种说法，亦正是一正一反。但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亦一例，哪有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之理？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正要从此相反之两面讲入到一中道上去。你要讲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两面，然后再从此相反两面中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例如，西方讲真善美的三分，科学、道德、艺术的三分，中国讲三者之和合。中国人把学问看作是一个整体，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一综合性的研究。又如，在天与人、群与己、义与利、公与私之间，中国的中庸之道，则执两用中，承认有此对立，而把此对立调和融通起来，在一全体之中，兼包两偏。
钱先生肯定中国文化是“中和型”的文化，“走了一条不偏的中和的路”。例如自然与人文的和合，就是大中至正之道。又如中国人的人生，既不是一科学的人生，也不是一宗教的人生；既不是一物质的人生，也不是一精神的人生，没有灵魂生活与肉体生活之偏反，不仅仅开发出人生的一方面，而强调人生的整全性，高扬人生之全面的意义与价值。
综上所述，“和合”是中国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与特点，是在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精神动力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放射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之中，成为我们的国格、族格与人格。“有容乃大”，中国文化的博大、丰富，其生命力的活泼、顽强，正因为它具有吸纳众流的能力，能宽容、平和、兼收并蓄。由众多民族、不同文化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恢弘气度和宽广胸怀。《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周易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都表明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开放与豁达，亦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
钱先生指出，考察中国文化史，特别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来，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由第一点上，人们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单纯；由第二点上，人们又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保守。其实中国文化一样有他丰富的内容与动进的步伐。”
关于第一点，钱先生强调民族之融合与文化之融合，说明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关于第二点，钱先生屡屡指出中国文化的进展，是在和平形态下进行的，走的是和平的大一统之路，即融和与同化之路，而不是向外斗争、排斥、冲突之路。钱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
一、民族融和
首先是民族融和。钱穆认为，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中国古人创造出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不断地融凝、扩大，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民族。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文化观有密切关联，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作标准，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古人的文化观，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中国民族在古代原是由多数族系经过长期接触融和而渐趋统一的。迨其统一完成之后，也还依然不断地有所吸收融和而日趋扩大。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中国人了。因民族融和的成功，而有秦汉时代的全盛。第二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间，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融汇了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时代之全盛。第三期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间，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明代之全盛。第四期自满人入关至现代，在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满、回、藏、苗等，此种趋势，尚未完结。这一民族融和的成功，无疑将给中国带来又一全盛时期。
钱穆指出，以上四期划分是相对的、粗线条的。“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和和不断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地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
二、文化融和
其次是文化融和。钱穆说：“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深于民族界线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孤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镜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是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特殊的世界意味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同化力，可以从学习、消化佛学中得到证明。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那种公开而恳切、谦虚而清明的态度，对于异国僧人的敬意，以及西行求法之真诚，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度及博大气象。钱穆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若论其内心精神，我们不妨径叫他们是一种变相的新儒家。他们研寻佛法，无非是想把佛法来代替儒学，做人生最高真理之指导。他们还是宗教的意味浅，而教育的意味深；个人出世的要求淡，而为大众救济的要求浓。因此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佛教尚不失其以一种宗教的面目而流传在社会下层的，一到两晋以后，佛教便转成以一种纯真理探求与纯学术思辨的新姿态出现。此后印度佛教便在中国文化园地上生根结果，完全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开创了许多印度原来没有的新宗派。例如隋唐佛学之天台宗、华严宗都是中国自创。天台所谓“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华严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这些理论都已把中国人传统观念所看重的现实人生，融入了佛教教义，这些全都是中国化的佛教了。禅宗兴起，佛教教理更是中国化，中国人更把佛教教理完全应用到实际人生的伦常日用方面来，再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了。那时在印度，佛教已衰歇，婆罗门教已复盛，而中国佛教乃成为中国文化大流里一条小河，全身浑化在大流中而失其独立的存在。
钱穆在考察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后说：“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义虽属饥渴追寻，诚心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恳挚爱护、笃守不渝。这里面固然也有一些由于当时门第势力等外在的因缘，但到底这一种似相冲突而终极融和的广大宽平的胸襟，及其静深圆密的态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中国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能容纳、吸收、同化不同的民族和异质的文化，来壮大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中国文化也能使不同的文化，例如不同的宗教信仰调和融通起来。佛教、回教、耶稣教来到中国，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无大的冲突，而且这几大宗教之间也能和平共存。
钱先生并不否定文化冲突与文化变异，他所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他不仅详细考证了印度佛学中国化的过程，亦研究了波斯、阿拉伯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东渐的历史，分析了四百年来东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和。他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钱穆认为，文化上有了冲突，所以要变，有了变，就引起冲突；冲突必设法调和，能调和，所以得成为常道。也可以说，“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因此在文化传统里面，必然包含着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活动，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在此大体系中，自会不断发生冲突，也就得不断寻求调和。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不会没有冲突，其所绵历的时期太长，而中间内容又太复杂，总得要产生冲突，而又不能老是冲突下去，又一定要得一调和。”在钱先生看来，世界各民族、各体系的文化，都逃不掉冲突与调和之两面。大概说来，似乎西方文化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在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从中古到近代，灵魂与肉体、科学与宗教、个体与群体，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冲突并不是坏事，冲突能引起文化更新。但冲突也有负面效应。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面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这是我们的一大长处。
三、国民性格-“和合性”
最后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中的“和合性”问题。钱穆认为，中国国民性中，“和合”的成分大于“分别”的成分。从婚姻、家庭到社会、国家，中国人注重的是“和合”。从历史上考察，中国民族国家是一向心凝结的中心，合和统一为常，分裂战乱为变。东西方历史、文化的不同，反映了彼此性格的差异。“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亦都喜欢合。”钱先生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性格问题。“我拿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国民性喜欢合。我拿西洋历史来看，他们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条顿、斯拉夫等几个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个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认为是中国人。”这种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的“和合性”大于“分别性”，深刻反映了我们民族融和精神的渗透力。
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中国人强调“中和”与“中庸”，以调治“偏反”与“对立”，亦是一突出的特点。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现在很多人分别东西文化，说东方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东方文化是向内的，西方文化是向外的。东方文化讲心，西方文化讲物。如此种种说法，亦正是一正一反。但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亦一例，哪有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之理？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正要从此相反之两面讲入到一中道上去。你要讲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两面，然后再从此相反两面中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例如，西方讲真善美的三分，科学、道德、艺术的三分，中国讲三者之和合。中国人把学问看作是一个整体，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一综合性的研究。又如，在天与人、群与己、义与利、公与私之间，中国的中庸之道，则执两用中，承认有此对立，而把此对立调和融通起来，在一全体之中，兼包两偏。
钱先生肯定中国文化是“中和型”的文化，“走了一条不偏的中和的路”。例如自然与人文的和合，就是大中至正之道。又如中国人的人生，既不是一科学的人生，也不是一宗教的人生；既不是一物质的人生，也不是一精神的人生，没有灵魂生活与肉体生活之偏反，不仅仅开发出人生的一方面，而强调人生的整全性，高扬人生之全面的意义与价值。
综上所述，“和合”是中国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与特点，是在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精神动力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放射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之中，成为我们的国格、族格与人格。“有容乃大”，中国文化的博大、丰富，其生命力的活泼、顽强，正因为它具有吸纳众流的能力，能宽容、平和、兼收并蓄。由众多民族、不同文化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恢弘气度和宽广胸怀。《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周易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都表明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开放与豁达，亦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