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一代宗师 伟大人格
余英时先生说：熟知或与钱穆共事的人都谈及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他是一位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跟他打成一片以后，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情谊浑厚的人。他与学生交谈时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刻忘记。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分子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钱先生从来不善于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利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塑造社会形象或扩大知名度。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次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对青年人说过分称誉的话。总之，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情谊浑厚，而又有尊严、朴实无华的人。
钱先生不仅善于读书、著述，也是一个很善于安排工作和生活的人。他在新亚书院任院长时，新亚条件很苦，他除了每天应付繁忙的行政事务外，还要著书与教学，可当时学生从来不觉得他是个忙人。在处理繁琐的工作时，他总是不紧不慢，从容有度，显示出一种敬业与乐业的精神。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工作之余，他的兴趣很广泛。他喜欢种盆景、下围棋，对京剧更有特殊的爱好。书院在钱先生的鼓励下，在初期曾组织了一个京剧团，差不多每年都有演出。由于善摄生的缘故，他身体一向很好。1954年以前虽常有胃病发作，但以后就痊愈了。他生活勤俭、清淡，在饮食上也很节制，无论吃什么，总是津津有味。他喜欢郊游和散步，步履之健，不让后生。他有时因没有工夫到室外散步，就喜欢在室内踱来踱去。清晨起床后，做眼操，打太极拳。
钱先生有时也要迁就现实，那是在理想还有实现的可能时，一旦理想成为泡影，他便不惜决裂，重回到自己的现实中找生活。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在，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限，心境永远是平和宁静的。
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是个有着极强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责任感的人。他一生做学问的旨趣与中国现代的社会忧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听人说，中国要亡了，的确，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深重，中国要被瓜分了。他听到这些话，就感觉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要解答我们国家究竟有没有前途，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将来。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值得我们思考，于是他开始阅读和研究历史。经过长期深入地钻研中国历史，他认识到中国不会灭亡，而且还有伟大光明的前途。这一判断固然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而是经过长期理智的思考而确实有客观依据的。这依据就是中国以往的历史。这里可从钱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一文的观点来看，他把历史比作水流。沟浍之水，易满也易干，而长江大河，蜿蜒千里，永不枯竭。没有上流之浩远，哪有下游之深广。人类历史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只向前不顾后，不看文化的源头，一味求变求新求快，这会使本源易竭，下游易湮。只有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伟大民族，因为中国人一向重视历史，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本末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认为有什么样的过去，才会有什么样的将来。可是近百年来，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人就认为中国落后了，就要把自己过去五千年历史看成包袱，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都扔掉，结果几十年反传统造成了历史的悲剧。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厚重悠久，举世无双。三千年前的《西周书》，创于周公；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作于孔子。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渊源。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抱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感，对周公孔子无不共同敬仰，这就形成了一种民族的凝聚力，这或许就是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之一。
又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一种历史人生不朽观，远在孔子之前，鲁国的叔孙豹就已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观，认为人活着时为社会创功立业，或创立了一套思想理论，当这个人的肉体消失以后，他的功德和思想仍然在影响着后人。这个人并没有死，而是作为历史的精神力量继续存在，而且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精神命脉。可以说，历史的生命是一种不朽的民族精神。这也许是钱先生“中国不会亡”的又一个依据。
钱先生讲中国历史时，常带着很强的道德意识，这就被一些人误解。他们以为钱穆有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则他的史学必然是一厢情愿，缺乏客观性。其实不然。众所周知，学医是为了治病，但一个有治病意愿的医生，他对医学的研究不可能没有针对性，若是缺乏责任心，或医德差的医生，那么他研究出的医学一定不实用。道德和知识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所涉及的是主体，知识所涉及的是客观事实，但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完全由客观事实而定，因为历史包括人的主观因素。而且，历史不仅是一个理论知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
钱先生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而非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那么什么是道德精神呢？钱先生在《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说：“人之投入于人世间，而具有种种敏感，人己之情，息息相关，遇有冲突龃龉，而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不偏倾一边，不走向极端，斟酌调和，纵不能于事上有一恰好安顿，而于自己心上，则务求一恰好安顿，惟此项安顿，论其归趋，则往往达至于自我牺牲之一途。此种精神，我无以名之，则名之曰道德精神。”钱先生认为，只有这种道德精神，才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必要时，即使牺牲自我，也心安理得。文中他列举了春秋时代许多义士，为了国家前途，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因此，他倡导，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通过道德精神去了解。
一个对中国兴亡漠不关心的外国汉学家，可以拿中国的史料来作无关痛痒的纯客观研究。钱先生却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是我们能感到切肤之痛的历史。历史知识是随时代而变的，它应与时代的种种问题联系起来，以求鉴古知今，对现在有一番真实的改进。必须有热爱中华民族的伟大心灵，才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现代所遭遇的问题，因而才能产生对中华民族有改进作用的历史知识。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他的心灵是热爱中华民族的心灵，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这种道德精神的力量使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他曾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中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这里充分体现了他为弘扬中国文化，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与温情，而且是终生不渝，堪称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因而他著作和讲演中的话震动了读者和听者的灵魂，使人们在知识之上，还接触到一个伟大人格，一颗热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灵。
抗日战争时，在成都华西坝一个欢迎冯友兰先生的会上，钱先生叫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新亚书院的创办，也无非是希望唤醒中国人来共同争这口气。新亚书院校舍地基，埋葬着一个铁函，里面除了有当时新亚师生的签名外，还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取意是仿效宋末郑所南的《铁函心史》。在台湾定居以后，他同时在著作和演讲中继续号召大家做中国的学问，首先要做中国人，即使不识字，也应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凡此都看出钱穆是一个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责任感的地道的中国人。正如钱先生的哲嗣钱逊教授在纪念其父的文章中写道：
继先圣堂堂正正做中国人，
启后学切切偲偲为孺子师。
这也许就是钱穆人格的真实写照吧。
正因为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倾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深入到经、史、子、集各个知识领域，并成为无与伦比的通儒。他有匡时救世的热忱，又有综贯百家的能力，断之于心，笔之于书。他以中国文化的兴衰为己任，在多达千万字的著述中，集中弘扬我们民族的精华文化。在学术上，由于有坚实的学问功夫和深厚的基础，他敢于反对潮流和陈说，提出石破天惊的见解和观点。他破除了经、史、子、集分割的看法，破除了考据、义理、辞章裂解的做法，破除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长期争论与对立，破除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户之见，破除了宇宙观与人生论的分离，直接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把国学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深信中国历史文化必然会“据旧开新”，必然会挺立在东方，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如今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做出的巨大的努力，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并没有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结束，而是融会在哺育和培养他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之中。他不仅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为后辈学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正是无数像钱先生这样为中华文化崛起而奋斗的小生命，汇聚成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使它五千年一贯而下，长久不衰。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也正是这种脊梁支撑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厦，使之在无数的狂风暴雨中没有坍塌，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然，中国文化的大厦重建不仅是历史的，更重要的是当代，因此重建本身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当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厦经过无数后辈建设得越来越美好，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钱穆先生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第2章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精神
钱先生不仅善于读书、著述，也是一个很善于安排工作和生活的人。他在新亚书院任院长时，新亚条件很苦，他除了每天应付繁忙的行政事务外，还要著书与教学，可当时学生从来不觉得他是个忙人。在处理繁琐的工作时，他总是不紧不慢，从容有度，显示出一种敬业与乐业的精神。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工作之余，他的兴趣很广泛。他喜欢种盆景、下围棋，对京剧更有特殊的爱好。书院在钱先生的鼓励下，在初期曾组织了一个京剧团，差不多每年都有演出。由于善摄生的缘故，他身体一向很好。1954年以前虽常有胃病发作，但以后就痊愈了。他生活勤俭、清淡，在饮食上也很节制，无论吃什么，总是津津有味。他喜欢郊游和散步，步履之健，不让后生。他有时因没有工夫到室外散步，就喜欢在室内踱来踱去。清晨起床后，做眼操，打太极拳。
钱先生有时也要迁就现实，那是在理想还有实现的可能时，一旦理想成为泡影，他便不惜决裂，重回到自己的现实中找生活。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在，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限，心境永远是平和宁静的。
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是个有着极强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责任感的人。他一生做学问的旨趣与中国现代的社会忧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听人说，中国要亡了，的确，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深重，中国要被瓜分了。他听到这些话，就感觉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要解答我们国家究竟有没有前途，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将来。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值得我们思考，于是他开始阅读和研究历史。经过长期深入地钻研中国历史，他认识到中国不会灭亡，而且还有伟大光明的前途。这一判断固然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而是经过长期理智的思考而确实有客观依据的。这依据就是中国以往的历史。这里可从钱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一文的观点来看，他把历史比作水流。沟浍之水，易满也易干，而长江大河，蜿蜒千里，永不枯竭。没有上流之浩远，哪有下游之深广。人类历史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只向前不顾后，不看文化的源头，一味求变求新求快，这会使本源易竭，下游易湮。只有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伟大民族，因为中国人一向重视历史，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本末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认为有什么样的过去，才会有什么样的将来。可是近百年来，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人就认为中国落后了，就要把自己过去五千年历史看成包袱，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都扔掉，结果几十年反传统造成了历史的悲剧。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厚重悠久，举世无双。三千年前的《西周书》，创于周公；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作于孔子。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渊源。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抱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感，对周公孔子无不共同敬仰，这就形成了一种民族的凝聚力，这或许就是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之一。
又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一种历史人生不朽观，远在孔子之前，鲁国的叔孙豹就已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观，认为人活着时为社会创功立业，或创立了一套思想理论，当这个人的肉体消失以后，他的功德和思想仍然在影响着后人。这个人并没有死，而是作为历史的精神力量继续存在，而且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精神命脉。可以说，历史的生命是一种不朽的民族精神。这也许是钱先生“中国不会亡”的又一个依据。
钱先生讲中国历史时，常带着很强的道德意识，这就被一些人误解。他们以为钱穆有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则他的史学必然是一厢情愿，缺乏客观性。其实不然。众所周知，学医是为了治病，但一个有治病意愿的医生，他对医学的研究不可能没有针对性，若是缺乏责任心，或医德差的医生，那么他研究出的医学一定不实用。道德和知识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所涉及的是主体，知识所涉及的是客观事实，但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完全由客观事实而定，因为历史包括人的主观因素。而且，历史不仅是一个理论知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
钱先生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而非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那么什么是道德精神呢？钱先生在《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说：“人之投入于人世间，而具有种种敏感，人己之情，息息相关，遇有冲突龃龉，而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不偏倾一边，不走向极端，斟酌调和，纵不能于事上有一恰好安顿，而于自己心上，则务求一恰好安顿，惟此项安顿，论其归趋，则往往达至于自我牺牲之一途。此种精神，我无以名之，则名之曰道德精神。”钱先生认为，只有这种道德精神，才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必要时，即使牺牲自我，也心安理得。文中他列举了春秋时代许多义士，为了国家前途，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因此，他倡导，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通过道德精神去了解。
一个对中国兴亡漠不关心的外国汉学家，可以拿中国的史料来作无关痛痒的纯客观研究。钱先生却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是我们能感到切肤之痛的历史。历史知识是随时代而变的，它应与时代的种种问题联系起来，以求鉴古知今，对现在有一番真实的改进。必须有热爱中华民族的伟大心灵，才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现代所遭遇的问题，因而才能产生对中华民族有改进作用的历史知识。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他的心灵是热爱中华民族的心灵，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这种道德精神的力量使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他曾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中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这里充分体现了他为弘扬中国文化，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与温情，而且是终生不渝，堪称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因而他著作和讲演中的话震动了读者和听者的灵魂，使人们在知识之上，还接触到一个伟大人格，一颗热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灵。
抗日战争时，在成都华西坝一个欢迎冯友兰先生的会上，钱先生叫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新亚书院的创办，也无非是希望唤醒中国人来共同争这口气。新亚书院校舍地基，埋葬着一个铁函，里面除了有当时新亚师生的签名外，还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取意是仿效宋末郑所南的《铁函心史》。在台湾定居以后，他同时在著作和演讲中继续号召大家做中国的学问，首先要做中国人，即使不识字，也应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凡此都看出钱穆是一个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责任感的地道的中国人。正如钱先生的哲嗣钱逊教授在纪念其父的文章中写道：
继先圣堂堂正正做中国人，
启后学切切偲偲为孺子师。
这也许就是钱穆人格的真实写照吧。
正因为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倾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深入到经、史、子、集各个知识领域，并成为无与伦比的通儒。他有匡时救世的热忱，又有综贯百家的能力，断之于心，笔之于书。他以中国文化的兴衰为己任，在多达千万字的著述中，集中弘扬我们民族的精华文化。在学术上，由于有坚实的学问功夫和深厚的基础，他敢于反对潮流和陈说，提出石破天惊的见解和观点。他破除了经、史、子、集分割的看法，破除了考据、义理、辞章裂解的做法，破除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长期争论与对立，破除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户之见，破除了宇宙观与人生论的分离，直接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把国学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深信中国历史文化必然会“据旧开新”，必然会挺立在东方，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如今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做出的巨大的努力，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并没有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结束，而是融会在哺育和培养他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之中。他不仅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为后辈学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正是无数像钱先生这样为中华文化崛起而奋斗的小生命，汇聚成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使它五千年一贯而下，长久不衰。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也正是这种脊梁支撑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厦，使之在无数的狂风暴雨中没有坍塌，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然，中国文化的大厦重建不仅是历史的，更重要的是当代，因此重建本身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当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厦经过无数后辈建设得越来越美好，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钱穆先生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第2章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