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创办新亚 献身中华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是以课程为中心的。新亚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
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基础上改建的，改建后由原校址迁到桂林街。桂林街是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的一条街，一排都是四层楼，学校占其单位中的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三楼二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一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前屋两间向南，各有一个阳台，张丕介、唐君毅夫妇分住。后屋两间，一间为钱穆居住，另一间是办公室，并兼钱穆与张丕介、唐君毅两家的厨房。四楼三单位隔成两大两小四间教室，其他教师住在校外。起初只租几间房，白天作教室办公，晚上当宿舍，还是不够住，于是阳台、走廊楼梯上都睡满了学生，上下楼都无法通行。书院的学生多半是大陆来港的青年，全校学生总计约一百人。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教师课务很繁重，规定按钟点拿钱，教一小时课只得报酬二十元港币。新亚书院初办条件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不过当时新亚书院的教授大多是内地去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而且多半是钱先生学术界的故旧好友，有的为支持钱办学竟表示授课不要报酬，如张维翰对钱说：“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还有梁寒操、卫挺生等诸先生也都表示竭力相助。
新亚的办学宗旨在鼓舞着钱穆和他的同仁们。当时，许多大陆人流亡到香港，就像在大海上四处漂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确为内地来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学习与工作的场所。但是钱先生办学的目的决不仅于此。据钱先生后来编的《新亚遗铎》一书中记载，当时他费尽千辛万苦，创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培养一种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符合这双重标准的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要求学生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完成自己人格的修养，每个人应该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去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其次，要求每一个中国青年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因为这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必要时应去为自己的民族而献身，切莫为个人的自私和短见而忽略了这一大使命。
第三，认为中国要现代化，我们必须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沟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被世界人民尊重。
新亚规定了目标，并鼓励学生为之奋斗，提出“生命奋斗，就愈有价值，无奋斗的生命，终将会枯萎”。新亚的校训是“诚明”二字，取自《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先生亲自写的新亚校歌曰：“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支歌被谱成曲，广大师生，结队高歌，鼓舞志气，激励精神。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钱、唐诸先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由于钱穆及其同仁的辛勤耕耘，他们创办新亚的理想，经过数年的艰辛，终于结出了硕果，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引起了香港各方面的关注，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尊敬，新亚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即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此时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一所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比桂林街旧校舍要大，学生分别于嘉林边道与桂林街两处上课。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后来在哈佛燕京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新亚研究所先不经考试，只由面谈，即许参加，或者暂留一年或两年即离去，或者可长期留在所里，从获得哈佛燕京社协议款项起，才正式招生。研究所招生不限于新亚毕业生，其他大学毕业生均可报名应考。又聘请香港大学刘百闵、罗香林、饶宗颐为所外考试委员，请香港教育司派人监考，录取后修业两年，仍须所外考试委员阅卷口试，才能毕业。
新亚书院得到雅礼、哈佛燕京社等方面的资助，一时困难得到解决。为了表彰钱先生的贡献，港督在香港大学1955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不到一年，钱先生与新亚毕业的学生胡美琦女士结婚。
1960年，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在出国讲学期间，钱穆向西方广泛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友好往来起了积极作用。
钱穆在香港期间除了担任院长职务，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课程，在新亚书院多次开办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去台湾发表演讲。如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等学校以“文化学大义”为题系统讲演四次，演讲内容后经整理由正中书局出版。又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以“中国历史精神”为题作七次演讲，演讲内容后在台湾出版。这两次演讲通过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回顾，显示出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又在各学校发表关于人生方面的演说，后收入《人生十论》一书中。他又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发表演讲，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来证明中国历史自秦汉以下（除清代外）并非专制。钱先生的这些学术讲演不仅传播弘扬了中国文化，而且增强了国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信心。
在香港期间，他还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已经出版的著作，同时也撰写新著，如《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子纂笺》等。
《中国思想史》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思想书籍，每一时期各提及主要的几个思想家，提出他们主要的思想理论，其余都略而不论。钱穆也自认为这本书只提供中国思想史里几个主要项目，并非是中国思想史的全貌。由于本书的简明概括，浓缩几千年中国思想史于几十万字中，不得不将各思想家的生卒年代、师友渊源、生活出处及时代背景都省略去，甚至如先秦诸子及其所写的著作先后次序，也一概不加涉及。各思想家的内在完整的精义只以简括透辟的字句扼要约略地指出，至于该思想家整个详尽阐发的言论体系，则留待读者继续研读追寻。尤其是作者以中国治学方法撰写此书，从古至今，脉络贯通，与其他有关这方面书相比更有中国味。读《中国思想史》应与《宋明理学概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先后配合看，才能窥出钱穆对于中国思想史渊源演变发展的看法。
《宋明理学概述》是钱穆研究理学的力作。要研究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全祖望续补的《宋元学案》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两大必备专书。两学案均一一剖析各家学说的依据与要旨，但也都属于大部头的书籍，叙述又均限于一定形式，非有至大耐性，否则不易终卷。钱穆浸淫宋明理学前后达几十年，而成此书，虽多取材于上两部学案，但其取舍剪裁别具用心，排比详略，自成系统。此书以各家思想体系为重，这有别于以材料为主的两部学案，立意不同，做法自有差别。该书与此两部学案不同之处，最主要在无门户派别之见，于理学家的主张，力求客观叙述，还其本来面目，以使其各显特殊精彩，而不作兴门户党伐，一反前人治理学的风气与窠臼。
《庄子纂笺》是钱穆研究庄学的佳作。他搜集材料，总共广集古今庄注一百五十二家，去芜存精，钩校笺注，使人读《庄子》一索得解。笺注实非易事，有时甚至难于著作。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完备的笺注很难看到，而钱穆这本《庄子纂笺》概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确是很难得的一本书。他追慕朱熹注四书的规范，指出清学对于《庄子》一书贡献很小，远不如魏晋宋明时期。如今，钱穆既精于辞章，又善于考据，通于义理，三者兼顾，精粗并获，已在清儒之上。他还出版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部著作。其中1954年写的《孔子与春秋》最有卓识。他指出古代有官学百家之分别，孔子为百家之首，开启汉儒通经致用之学。公羊春秋是西汉所立新官学的首脑。钱穆的这种说法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更进一层。此文将孔子与汉儒经学在两汉历史上地位与影响，以及汉以来的政治学术演变都阐述得明明白白，可谓杰作。
当时的港英政府早有意在其原有的香港大学之外，另建立一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选定崇基、联合与新亚三校为其基本学院，此后其他私立学院，凡是办得有成绩的，均得陆续加入。崇基是一个教会学院，经济上由美国各教会支持，创办于新亚之后。联合书院由亚洲基金会出资，集合其他私立学院所组成。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校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港府自感不安，乃有创办一所新大学的动议。港府派人为创建新大学的事，与三校磋商，当然也直接与钱穆商谈此事，而且校长也物色好了。新亚书院决定参加大学，钱穆去意也早定。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学生毕业资格获得承认，教师们的生活待遇也得到改善，但新亚初创的精神，办学的宗旨却在大学制度下渐渐消失，而且新亚的独立性也受到限制。由此钱穆在大学成立半年后，征得董事会的同意，辞去了新亚书院院长的职务。自创办新亚书院十五年来，钱穆在极艰苦极困难的条件下慢慢使新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得到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与尊重。在结束这最忙碌的十五年离开新亚时，钱穆万分感慨。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新亚遗铎》一书全面翔实地记录了新亚创办的历史。可以说，新亚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精神，就是钱先生所追求的精神。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后，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他晚年的生活。在此期间，他除兼任公职外，或外出讲学，或从事辛勤的笔耕事业，整理完善自己以前出版的著作并重新再版，同时也撰写一些新著，继续为阐扬中国文化而献身。
这一时期，钱穆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除了规定课程之外，他日夜专读《朱子语类》，这是他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的第二次，两次相隔二十年。定居台北后，他先住在金山街，翌年七月迁至双溪，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此书得到哈佛资助。他先后用六年时间完成此书，写了《朱子学提纲》冠之于书首，使读者在读这部巨著时能先了解一下其概要。
《朱子新学案》是一部论述朱熹思想与学术的专著。作者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朱熹本人，而且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思想上、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界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重孰轻，也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解决了学者治学方法上出现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以后，应邀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两小时。学生来双溪他的住处客厅中上课。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邀请，被特聘为研究员。台湾故宫博物院为钱穆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他又在文化学院讲课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
有一年，孔子学会邀请钱穆写《孔子》、《孟子》两传。由于他早年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并因此引申推广为《先秦诸子系年》，后又有《论语新解》，本想婉言谢绝，但又推托不掉，于是先写《孔子传》，也还觉有新的收获。不料交稿后却受到孔孟学会评议会的指责，指出稿中某些条款应修改。钱穆认为这是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须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只须作者本人负责。他自认此稿也曾是“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此书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发表。钱先生回忆在他生平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顾颉刚曾送清华大学，由于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有人指出体裁不当，令改撰，钱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经多次争执，终于仍依照原稿出版。此次《孔子传》一书付印的周折，是他平生著书的第三次。这说明钱对待自己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凡是经过自己考证和深思熟虑的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决不屈从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维护了自己的学术尊严。
钱穆在撰写《朱子新学案》时曾随手选抄朱子诗，后又读邵雍、陈献章、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等人的诗，后编成《理学六家诗抄》一书。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他爱诵的诗尚不少，但以此六家为主。他认为理学家主要关怀人生，而吟诗是人生中一个主要项目。他爱吟诗，但不能写诗。他觉得吟他人诗，若与自己的意境相吻合，如出自己肺腑。他说，在闲暇之余能写一部《理学诗抄》，也是非常快乐的事。
他在台湾期间，努力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第一册是上古，第二册是先秦，第三册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第四册是隋唐五代，第五册是两宋，第六、七、八册是元明清三代。这部丛书汇集他一生散见于各处的论文，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总。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花费精力很大。编至明代部分，他的眼睛患病，排印后已不能亲自校对，清代一编则不能逐篇亲自阅读。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书。其他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的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住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往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湾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中。1967年至1970年间，他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作讲演。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在此期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文中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以及兄长扶持、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三子两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他写完《八十忆双亲》一文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书中对他早年苦学，后著书立说，以及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描写。此书不仅是他人生道路的总结，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八十三岁那年冬天胃病发作，八十四岁时双眼因患黄斑变性症眼病，已不识人，不见字。这时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邀请他去香港中文大学为新亚创办学术讲座作讲演。第二年是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他又一次去香港，遇见了旧识耶鲁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卢定教授。卢是当年首先主张给予新亚资助的人，两人相见感慨不已。钱先生在新亚讲演的总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这实际上是他数十年学术的总结。这次演讲共分六讲，后依据录音改写成书出版。
钱先生晚年由于眼睛患病，看不见字，不能看书、读报，只有每天早晚听电视新闻。他不能辨认人的面貌，待人会客很困难，于是谢绝拜访，闭门在家，但仍不忘为弘扬中国文化献身。他开始撰写他最后一部巨著《晚学盲言》。他在书序中描述了写此书的艰难情景：“一则不能引据古典原文，二则写下一字后又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他每写一个问题都请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初写时，一小时只能写一千字，一小时修改一千字也不易。稿子写成以后，请夫人读给他听，并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九十二岁生日后的第一百天写完此书。本书共分九十篇，包括三大部分：一为宇宙天地自然部分，二为政治社会人文部分，三为德性行为修养部分。虽然书中每一篇各有其独立性，但宗旨是一个，就是讨论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异同，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独到之处，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前途充满自信的喜悦心情。此书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从事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总结。
钱穆晚年居台北双溪，除著书立说外，燕居在素书楼家中盘桓赏花，也颇得其乐。可惜居二十五年，因政界争斗，累及无辜，素书楼竟然被台北市“议会”部分议员抨击为“非法兴建”，要收回。后钱先生被迫迁居，离开了这一家园。对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位毕生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受人尊敬的一代大师，采取这样的举动，实在是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谅。而且此事正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更令人感慨。钱先生暮年受辱，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钱先生晚年也有一些值得安慰的事，那就是先后几次有机会与大陆亲人见面。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的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前后仅七日，即匆匆别去。翌年又见到长女和长侄钱伟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继今余年无多，不知何年再得与其他未相见者一面。”1984年，钱穆九十岁，夏天，他在大陆的子女去香港为他祝寿，参加新亚书院举行的寿庆活动。与家人团聚，是他梦寐以求的。这一次在新亚校园，钱先生与夫人得以与二子、二女、一孙儿、一孙女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他还梦想着与大陆的亲人再次相见，很想回大陆一看，回无锡老家祭奠祖先、父母，凭吊师友的亡灵，追寻童年、少年读书以及在乡间教书的往事。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生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中所希望的涅盘的彼岸世界，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基础上改建的，改建后由原校址迁到桂林街。桂林街是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的一条街，一排都是四层楼，学校占其单位中的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三楼二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一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前屋两间向南，各有一个阳台，张丕介、唐君毅夫妇分住。后屋两间，一间为钱穆居住，另一间是办公室，并兼钱穆与张丕介、唐君毅两家的厨房。四楼三单位隔成两大两小四间教室，其他教师住在校外。起初只租几间房，白天作教室办公，晚上当宿舍，还是不够住，于是阳台、走廊楼梯上都睡满了学生，上下楼都无法通行。书院的学生多半是大陆来港的青年，全校学生总计约一百人。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教师课务很繁重，规定按钟点拿钱，教一小时课只得报酬二十元港币。新亚书院初办条件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不过当时新亚书院的教授大多是内地去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而且多半是钱先生学术界的故旧好友，有的为支持钱办学竟表示授课不要报酬，如张维翰对钱说：“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还有梁寒操、卫挺生等诸先生也都表示竭力相助。
新亚的办学宗旨在鼓舞着钱穆和他的同仁们。当时，许多大陆人流亡到香港，就像在大海上四处漂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确为内地来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学习与工作的场所。但是钱先生办学的目的决不仅于此。据钱先生后来编的《新亚遗铎》一书中记载，当时他费尽千辛万苦，创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培养一种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符合这双重标准的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要求学生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完成自己人格的修养，每个人应该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去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其次，要求每一个中国青年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因为这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必要时应去为自己的民族而献身，切莫为个人的自私和短见而忽略了这一大使命。
第三，认为中国要现代化，我们必须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沟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被世界人民尊重。
新亚规定了目标，并鼓励学生为之奋斗，提出“生命奋斗，就愈有价值，无奋斗的生命，终将会枯萎”。新亚的校训是“诚明”二字，取自《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先生亲自写的新亚校歌曰：“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支歌被谱成曲，广大师生，结队高歌，鼓舞志气，激励精神。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钱、唐诸先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由于钱穆及其同仁的辛勤耕耘，他们创办新亚的理想，经过数年的艰辛，终于结出了硕果，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引起了香港各方面的关注，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尊敬，新亚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即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此时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一所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比桂林街旧校舍要大，学生分别于嘉林边道与桂林街两处上课。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后来在哈佛燕京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新亚研究所先不经考试，只由面谈，即许参加，或者暂留一年或两年即离去，或者可长期留在所里，从获得哈佛燕京社协议款项起，才正式招生。研究所招生不限于新亚毕业生，其他大学毕业生均可报名应考。又聘请香港大学刘百闵、罗香林、饶宗颐为所外考试委员，请香港教育司派人监考，录取后修业两年，仍须所外考试委员阅卷口试，才能毕业。
新亚书院得到雅礼、哈佛燕京社等方面的资助，一时困难得到解决。为了表彰钱先生的贡献，港督在香港大学1955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不到一年，钱先生与新亚毕业的学生胡美琦女士结婚。
1960年，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在出国讲学期间，钱穆向西方广泛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友好往来起了积极作用。
钱穆在香港期间除了担任院长职务，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课程，在新亚书院多次开办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去台湾发表演讲。如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等学校以“文化学大义”为题系统讲演四次，演讲内容后经整理由正中书局出版。又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以“中国历史精神”为题作七次演讲，演讲内容后在台湾出版。这两次演讲通过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回顾，显示出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又在各学校发表关于人生方面的演说，后收入《人生十论》一书中。他又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发表演讲，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来证明中国历史自秦汉以下（除清代外）并非专制。钱先生的这些学术讲演不仅传播弘扬了中国文化，而且增强了国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信心。
在香港期间，他还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已经出版的著作，同时也撰写新著，如《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子纂笺》等。
《中国思想史》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思想书籍，每一时期各提及主要的几个思想家，提出他们主要的思想理论，其余都略而不论。钱穆也自认为这本书只提供中国思想史里几个主要项目，并非是中国思想史的全貌。由于本书的简明概括，浓缩几千年中国思想史于几十万字中，不得不将各思想家的生卒年代、师友渊源、生活出处及时代背景都省略去，甚至如先秦诸子及其所写的著作先后次序，也一概不加涉及。各思想家的内在完整的精义只以简括透辟的字句扼要约略地指出，至于该思想家整个详尽阐发的言论体系，则留待读者继续研读追寻。尤其是作者以中国治学方法撰写此书，从古至今，脉络贯通，与其他有关这方面书相比更有中国味。读《中国思想史》应与《宋明理学概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先后配合看，才能窥出钱穆对于中国思想史渊源演变发展的看法。
《宋明理学概述》是钱穆研究理学的力作。要研究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全祖望续补的《宋元学案》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两大必备专书。两学案均一一剖析各家学说的依据与要旨，但也都属于大部头的书籍，叙述又均限于一定形式，非有至大耐性，否则不易终卷。钱穆浸淫宋明理学前后达几十年，而成此书，虽多取材于上两部学案，但其取舍剪裁别具用心，排比详略，自成系统。此书以各家思想体系为重，这有别于以材料为主的两部学案，立意不同，做法自有差别。该书与此两部学案不同之处，最主要在无门户派别之见，于理学家的主张，力求客观叙述，还其本来面目，以使其各显特殊精彩，而不作兴门户党伐，一反前人治理学的风气与窠臼。
《庄子纂笺》是钱穆研究庄学的佳作。他搜集材料，总共广集古今庄注一百五十二家，去芜存精，钩校笺注，使人读《庄子》一索得解。笺注实非易事，有时甚至难于著作。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完备的笺注很难看到，而钱穆这本《庄子纂笺》概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确是很难得的一本书。他追慕朱熹注四书的规范，指出清学对于《庄子》一书贡献很小，远不如魏晋宋明时期。如今，钱穆既精于辞章，又善于考据，通于义理，三者兼顾，精粗并获，已在清儒之上。他还出版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部著作。其中1954年写的《孔子与春秋》最有卓识。他指出古代有官学百家之分别，孔子为百家之首，开启汉儒通经致用之学。公羊春秋是西汉所立新官学的首脑。钱穆的这种说法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更进一层。此文将孔子与汉儒经学在两汉历史上地位与影响，以及汉以来的政治学术演变都阐述得明明白白，可谓杰作。
当时的港英政府早有意在其原有的香港大学之外，另建立一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选定崇基、联合与新亚三校为其基本学院，此后其他私立学院，凡是办得有成绩的，均得陆续加入。崇基是一个教会学院，经济上由美国各教会支持，创办于新亚之后。联合书院由亚洲基金会出资，集合其他私立学院所组成。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校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港府自感不安，乃有创办一所新大学的动议。港府派人为创建新大学的事，与三校磋商，当然也直接与钱穆商谈此事，而且校长也物色好了。新亚书院决定参加大学，钱穆去意也早定。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学生毕业资格获得承认，教师们的生活待遇也得到改善，但新亚初创的精神，办学的宗旨却在大学制度下渐渐消失，而且新亚的独立性也受到限制。由此钱穆在大学成立半年后，征得董事会的同意，辞去了新亚书院院长的职务。自创办新亚书院十五年来，钱穆在极艰苦极困难的条件下慢慢使新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得到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与尊重。在结束这最忙碌的十五年离开新亚时，钱穆万分感慨。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新亚遗铎》一书全面翔实地记录了新亚创办的历史。可以说，新亚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精神，就是钱先生所追求的精神。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后，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他晚年的生活。在此期间，他除兼任公职外，或外出讲学，或从事辛勤的笔耕事业，整理完善自己以前出版的著作并重新再版，同时也撰写一些新著，继续为阐扬中国文化而献身。
这一时期，钱穆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除了规定课程之外，他日夜专读《朱子语类》，这是他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的第二次，两次相隔二十年。定居台北后，他先住在金山街，翌年七月迁至双溪，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此书得到哈佛资助。他先后用六年时间完成此书，写了《朱子学提纲》冠之于书首，使读者在读这部巨著时能先了解一下其概要。
《朱子新学案》是一部论述朱熹思想与学术的专著。作者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朱熹本人，而且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思想上、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界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重孰轻，也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解决了学者治学方法上出现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以后，应邀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两小时。学生来双溪他的住处客厅中上课。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邀请，被特聘为研究员。台湾故宫博物院为钱穆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他又在文化学院讲课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
有一年，孔子学会邀请钱穆写《孔子》、《孟子》两传。由于他早年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并因此引申推广为《先秦诸子系年》，后又有《论语新解》，本想婉言谢绝，但又推托不掉，于是先写《孔子传》，也还觉有新的收获。不料交稿后却受到孔孟学会评议会的指责，指出稿中某些条款应修改。钱穆认为这是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须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只须作者本人负责。他自认此稿也曾是“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此书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发表。钱先生回忆在他生平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顾颉刚曾送清华大学，由于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有人指出体裁不当，令改撰，钱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经多次争执，终于仍依照原稿出版。此次《孔子传》一书付印的周折，是他平生著书的第三次。这说明钱对待自己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凡是经过自己考证和深思熟虑的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决不屈从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维护了自己的学术尊严。
钱穆在撰写《朱子新学案》时曾随手选抄朱子诗，后又读邵雍、陈献章、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等人的诗，后编成《理学六家诗抄》一书。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他爱诵的诗尚不少，但以此六家为主。他认为理学家主要关怀人生，而吟诗是人生中一个主要项目。他爱吟诗，但不能写诗。他觉得吟他人诗，若与自己的意境相吻合，如出自己肺腑。他说，在闲暇之余能写一部《理学诗抄》，也是非常快乐的事。
他在台湾期间，努力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第一册是上古，第二册是先秦，第三册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第四册是隋唐五代，第五册是两宋，第六、七、八册是元明清三代。这部丛书汇集他一生散见于各处的论文，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总。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花费精力很大。编至明代部分，他的眼睛患病，排印后已不能亲自校对，清代一编则不能逐篇亲自阅读。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书。其他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的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住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往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湾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中。1967年至1970年间，他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作讲演。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在此期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文中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以及兄长扶持、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三子两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他写完《八十忆双亲》一文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书中对他早年苦学，后著书立说，以及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描写。此书不仅是他人生道路的总结，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八十三岁那年冬天胃病发作，八十四岁时双眼因患黄斑变性症眼病，已不识人，不见字。这时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邀请他去香港中文大学为新亚创办学术讲座作讲演。第二年是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他又一次去香港，遇见了旧识耶鲁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卢定教授。卢是当年首先主张给予新亚资助的人，两人相见感慨不已。钱先生在新亚讲演的总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这实际上是他数十年学术的总结。这次演讲共分六讲，后依据录音改写成书出版。
钱先生晚年由于眼睛患病，看不见字，不能看书、读报，只有每天早晚听电视新闻。他不能辨认人的面貌，待人会客很困难，于是谢绝拜访，闭门在家，但仍不忘为弘扬中国文化献身。他开始撰写他最后一部巨著《晚学盲言》。他在书序中描述了写此书的艰难情景：“一则不能引据古典原文，二则写下一字后又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他每写一个问题都请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初写时，一小时只能写一千字，一小时修改一千字也不易。稿子写成以后，请夫人读给他听，并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九十二岁生日后的第一百天写完此书。本书共分九十篇，包括三大部分：一为宇宙天地自然部分，二为政治社会人文部分，三为德性行为修养部分。虽然书中每一篇各有其独立性，但宗旨是一个，就是讨论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异同，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独到之处，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前途充满自信的喜悦心情。此书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从事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总结。
钱穆晚年居台北双溪，除著书立说外，燕居在素书楼家中盘桓赏花，也颇得其乐。可惜居二十五年，因政界争斗，累及无辜，素书楼竟然被台北市“议会”部分议员抨击为“非法兴建”，要收回。后钱先生被迫迁居，离开了这一家园。对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位毕生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受人尊敬的一代大师，采取这样的举动，实在是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谅。而且此事正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更令人感慨。钱先生暮年受辱，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钱先生晚年也有一些值得安慰的事，那就是先后几次有机会与大陆亲人见面。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的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前后仅七日，即匆匆别去。翌年又见到长女和长侄钱伟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继今余年无多，不知何年再得与其他未相见者一面。”1984年，钱穆九十岁，夏天，他在大陆的子女去香港为他祝寿，参加新亚书院举行的寿庆活动。与家人团聚，是他梦寐以求的。这一次在新亚校园，钱先生与夫人得以与二子、二女、一孙儿、一孙女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他还梦想着与大陆的亲人再次相见，很想回大陆一看，回无锡老家祭奠祖先、父母，凭吊师友的亡灵，追寻童年、少年读书以及在乡间教书的往事。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生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中所希望的涅盘的彼岸世界，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