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发愤苦读 自学成才
钱穆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30日）生于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20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泰斗！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来学术思想史，出版有关著作，其学术名流地位已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渡，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这部著作于1940年出版之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抗战八年，先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具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先生于1949年移居香港，当年及次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艰危困苦之中正式创建新亚书院，并亲任院长。自此，钱、唐诸先生惨淡经营的新亚书院成为护持祖国传统文化的重镇，造就了许多人才，培育了可贵的新亚精神。20世纪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20世纪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亦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先生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宾四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皇皇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等，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苏化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这种潮流面前，钱先生与他的同道从不同的角度维护民族精神，护持“中国性”，张扬民族个性，抉发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创造性的重建。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啊！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钱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钱先生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是一种经验，一个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还指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他认为，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变化中有持续，在持续中有变化。“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定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钱先生的生命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血肉相联的。陈寅恪挽王国维，吴宓赠陈寅恪，都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说。同样的，作为民族文化的托命者，钱穆先生亦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人物。他的生命洋溢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民族文化的振兴为己任。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密切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度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困难，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宏道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的行为和高尚的情操，激励后人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继续努力奋斗！他是我国20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亦是我们青年学子立身行世的楷模！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与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既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更没有留过洋，也非西洋派。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正是中国社会乡村民间的朴实无华，铸造了他既坚实又伟大的学术与人生。他是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史学巨擘，一位营造“文化中国”的前驱。因此，他的学术心路历程，既奇特又平凡。
钱穆出生在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里。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曾谈到，江浙钱姓均源出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但未述及世系。后经罗义俊先生考证，钱穆这一代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第三十四世孙。七房桥这一支钱氏的远祖是心梅公，即钱穆的十八世祖。在元明时，钱塘江畔临安县住着很多钱姓，后因要躲避官府的迫害，逃散到各地。其中七八个人就迁居到无锡南门外。心梅公在七房桥，钱鸿声到鸿声里（故名源鸿声里），其余在荡口、马桥等地。当时无锡南门外一带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钱氏的祖先们就以田为业，逐步发展起来。钱氏发展到三十世时，七房桥已有棉花庄、茶馆等，形成了市面。
钱穆的曾祖父绣屏公，清嘉庆庚午年（1810年）生。祖父鞠如公，道光壬辰年（1832年）生。他祖父有手抄《五经》一本，由其父用黄杨木板穿绵带裹札，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全书用上等白宣纸，字体均正楷，一笔不苟。鞠如公中年体弱多病，抄完此书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钱穆从小听其兄说此书后半部纸上有许多泪痕印迹。他祖父还留下一部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有五色圈点，并附批注。钱穆的父亲讳承沛，字季臣，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生。其祖父去世时，其祖母年四十一岁，其父仅三岁。他父亲从幼年起就有神童的美称，十六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瘦弱，在南京乡试病倒，以后就再也没有求取功名。但他对幼年的钱穆谆谆教诲，寄予厚望。他父亲教子不从正面入手，而多从侧面启发。他父亲因体弱多病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世，死前对钱穆说：“汝当好好读书。”他父亲去世时，钱穆的哥哥十八岁，钱穆本人十二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
钱穆弟兄四人，有一个姐姐。兄名挚，字声一，即钱伟长之父；弟名艺，字漱六；次弟名文，字起八。父亲早逝，家庭清苦，手足之情，尤显重要。亲族们都知道他们大阿哥（指声一）拖（无锡土语，意帮带、扶持）大兄弟（指宾四先生），大兄弟再拖小兄弟。七房桥钱氏在三十世后因连遭大火而败落。钱穆一家的老宅鸿仪堂、素书堂均毁于兵火，只剩下两间破房子。屋毁后，他们无家可归，于是散居各处。他们兄弟成人后，长兄声一一直在七房桥兴办又新小学，服务于家乡；钱穆则在附近四乡小学执教，后外出到无锡城里和苏州教中学；两个弟弟到荡口教书。弟兄四人都是教师，每逢暑假都要到七房桥来过夏，侍奉老母，对桑梓故里的情深可想而知。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小学果育学校。果育学校由荡口镇华子才先生私人创办。学校分高初两级，各四年。他和声一先生遵奉父命同去应考。声一进入高级小学一年级，他进入初级小学一年级。当时教文史的老师不太受人特别重视，而教理化自然科学的老师则很难聘请到。教体操和唱歌的老师在一校乃至一镇更是众望所归。
对钱穆以后影响很大的有以下几位老师。
当时教体操的先生是钱穆的同族伯圭先生，鸿声里人，曾游学于上海，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一天，他问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回答，是。伯圭先生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头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一类的话，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因此才有这种状态。如今欧洲诸国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伯圭先生这一席话常常回响在钱穆的脑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谁优谁劣，这一问题困扰着近代中国人，钱穆一生也被困在此问题内。正如他指出：“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伯圭先生又告诉钱穆，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云云。钱穆自幼就抱有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也由伯圭先生启发。
唱歌先生华倩朔是影响钱穆的另一位老师。华倩朔先生是荡口镇人，早年留学日本。他风度翩翩，平易近人，是一校师生共同敬仰的中心。他擅长书法、绘画、吟诗、填词，其作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全国一二十年不衰。倩朔先生又兼任初级小学一年级国文课教师，钱穆也在此班就读。一天，倩朔先生以“鹬蚌相争”为题，让学生作文。钱穆的文章约四百字，倩朔先生评语：这篇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教科书中没有说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故事作比喻，可以说已领会题目的宗旨。钱穆在文章结束时说，如果鹬不吃蚌，蚌也不钳鹬，罪在鹬而不在蚌。倩朔先生评语：结束语如老吏断狱。钱穆因此文受到老师嘉奖并晋升一级上课。
升级后，国文老师是华山先生，钱穆因作文优秀又升一级。华山先生赠钱穆《修学篇》一书，是蒋百里翻译的日本人的著作。书中网罗西欧英法诸国不经学校自修苦学成才数十人，并一一记述这些自学成才者苦学的经过，对钱穆影响很大。他尽管没有上大学，仍苦学不倦，是受了此书的影响。
钱穆升入高级班，国文老师是顾子重。顾先生学贯新旧中西，尤其精通史地。后来钱穆治学喜欢史地，导源于顾先生。他对钱的才华十分器重，曾称赞钱“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在果育学校使钱穆终生难忘的还有倩朔先生的弟弟紫翔先生，他教授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钱穆治学喜欢从历史流变着手，寻求其渊源宗旨所在，多得力于紫翔先生的教诲。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加上自己努力勤奋好学，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穆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开始了三年多的中学生活。这时已是光绪末年。在中学时代，他最难忘的是监督（犹今称之校长）屠孝宽先生。当时钱穆年龄小，屠先生尤加爱护。钱穆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最偏爱国文和历史两门，屠先生告诫他应该每科平均发展，不要偏科。除了屠先生以外，给钱穆记忆最深的还有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他任教历史、地理两门课，是当时诸位先生中最年轻的一位。吕思勉先生不修边幅，上课很吸引人。后来，吕思勉先生成名后，钱穆还与吕思勉先生多次通信，讨教经学上的今古文等学术问题，并请吕先生校改《国史大纲》。他们之间的往来一直到1949年。吕先生的教诲之恩使钱穆终生难忘。
当时教国文的是童斐先生。他不仅讲国文，而且也擅长昆曲。各种乐器的演奏之道，以及生、旦、净、丑等角色的表演技巧，童先生都能一一传授。钱穆学吹箫、学昆曲较之学校中其他正式课程更用心，更愿学。他喜欢昆曲，爱吹箫，归功于童先生的引导。
钱穆念到中学四年级时，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有所改动，要求减去修身科，增修希腊文科等，推举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方商谈此事，结果校方不应允，大家再提议由钱穆等五位代表以退学相要挟。校监屠先生挽留不住，就推荐钱穆去私立钟英中学就读。这件事给钱穆留下深刻的记忆。
钱穆离开常州中学，1910年开始去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此时已是清朝末年。第二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钱穆回到家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1912年，钱穆十八岁，开始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钱穆决定应聘执教三兼小学，是因为家贫，升学无望，所以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大字木刻《史记》一书，便爱不释手地读下去。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一书，他精心阅读，发现朱子四书注居然也有许多错误，他感到大为惊奇。通过对这些书籍的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这是钱穆第一次投稿。
关于钱先生早年的为学经历、学术途辙，他曾在《宋明理学概述》的自序中说过。他入中学时，主要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作品，然后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民国元年（1912年）他十八岁时，辍学当小学教师，以为天下学术，无逾乎姚、曾二氏。受忘年交秦仲立先生启发，留意于文章分类选纂的义法，决定读诸家全集，以窥见姚、曾取舍之标的。于是读唐宋八大家韩、柳、欧、王之集。由韩氏“因文见道”的启发，于是转治朱熹、王阳明，由集部转入理学。由读阳明《传习录》、朱子《近思录》、黄宗羲《明儒学案》及全祖望补订的《宋元学案》，上溯五经及先秦诸子，即由理学上溯经学、子学，然后下及清儒的考订训诂。由深好宋明语录和清代考据，读书愈多，遂知治史学。可见钱先生堂庑甚广，终以史学为归。当然在1912-1913年间，他还尚未明确地由集部转入理学，也就更没有转入经史之学。而这种说法也不是绝对的，即在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他对经史、理学、清学都开始涉猎。
1913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学校（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也兼部分初级班的课，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到了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他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周二十四小时，而月薪增至二十元。当时钱穆在小学任教，心中常对未能进入大学就读而感到遗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登载：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他当时梦想得到章氏一些不多见的书。二十年后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他果然见到章氏这些稀有著作。可以看出钱穆尽管没有机会在北大念书，而后来却能执教于北大，是有因缘的。他爱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此书是北京大学的教科书。这本书对钱穆影响很大，使他得益匪浅。如钱穆知道经学上有今文古文的区别，夏氏书的最后附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才知道年表的重要。后来他著《先秦诸子系年》修改《史记六国年表》是受夏氏的启发。夏氏书皆仅标出几个要点，多抄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又不背离考据的这种精神，为钱穆所欣赏。以后他在北大讲史时常引以为据。
1914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能见缝插针，善于挤时间，哪怕是吃饭、课间休息、上厕所都在看书。即使是严寒酷暑，他也要坚持读书。夏天为防蚊叮，他学父亲将双足放在瓮中坚持夜读，致使他能博览群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定于每日清晨必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科学地安排时间。
他教《论语》时，读《马氏文通》，模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读墨解》一书，后改为《墨经解》。这是继《论语文解》后的第二部著作，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钱穆最初读书是从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入手，随后有意转为孔子、孟子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最后才是诸子。当时钱穆用朱笔标点《宋元学案》，对欧阳修、王安石诸家颇为不满，有意重编《宋元学案》，但未能成书。钱穆也很爱读《六祖坛经》等佛学书籍，他后来研究佛学是从这里开始的。1917年秋，钱穆完婚。1918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他锐意学静坐，每天下午四点后必在寝室静坐，由此他体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才能静，才能排除心中杂念，才能专心致志地攻读和思考问题。
1919年秋天，钱穆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转入初级小学的原因一是看到报刊登载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其二是当时提倡白话文，转入初小，想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所在。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从欧洲留学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一文寄去，刊载在《学灯》上，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过了几天刊出。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一文。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而且散文的体裁也与以前不同，这都是曹氏父子三人的贡献。两班学生听了钱穆的课都深表欣服。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船山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而不是湖南的湘水一说的启发，后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详细记述。此后的《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三苗疆域考》、《史记地名考》等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皆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船山注庄子的启发。
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此班从一年级至四年级毕业后，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钱穆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未付印。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也续成完稿。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苏州中学的校风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不同。三师风气纯良，师生亲如家人，钱穆执教四年未遭风波。他来苏州中学后，任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1928年春，是他任教的第二个学期。时有方壮猷为胡适《章实斋年谱》作补编，一天到苏州相访，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编《万有文库》，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接受了此项任务，他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这一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1928年夏秋之际，他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声一先生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两个月之内，连遭三丧，对钱穆的打击是可想而知了。翌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0年，常和钱穆通信论学的蒙文通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天来到苏州与钱穆相见，两人游山玩水，畅谈古今达数日，真是痛快之至。蒙先生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评价道：“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经蒙文通推荐，钱氏有关墨家诸篇发表在南京一家杂志上。这是他《先秦诸子系年》最先发表的一部分。
一天，胡适前来苏州女子师范演讲，欲与钱穆相见。胡适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二人见面时间短，虽未深入长谈，已知彼此意见不相合。又一天顾颉刚从广州中山大学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苏州家小住，与钱穆见面。顾颉刚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对钱穆说，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遂建议钱穆去中山大学。由于当时中山大学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钱穆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产生怀疑，又加之学校汪典存先生挽留，遂谢绝了中山大学的聘请。顾颉刚当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学报编辑，钱穆便把写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又简称《向歆年谱》）交给他，不久刊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
《向歆年谱》一文，是对多年笼罩中国经学研究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一次有力的批判。钱穆举证翔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杀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指出《新学伪经考》中关于刘歆伪造经书一说不可通之点有二十八处。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曲解一目了然。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燕大任教。这样钱穆就结束了早年求学教书的艰苦年代，从此开始了人生和学术方面的重大转折。
纵观钱穆早期的学习与教书生涯，一是天资聪明、勤奋苦读，二是庆幸遇到了那么多的良师益友，使他在学校读书期间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在以后长达十多年的乡间教书过程中，发奋苦读，积累了大量有关经、史、子、集方面的资料，为日后创立自己独特的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来学术思想史，出版有关著作，其学术名流地位已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渡，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这部著作于1940年出版之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抗战八年，先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具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先生于1949年移居香港，当年及次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艰危困苦之中正式创建新亚书院，并亲任院长。自此，钱、唐诸先生惨淡经营的新亚书院成为护持祖国传统文化的重镇，造就了许多人才，培育了可贵的新亚精神。20世纪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20世纪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亦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先生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宾四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皇皇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等，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苏化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这种潮流面前，钱先生与他的同道从不同的角度维护民族精神，护持“中国性”，张扬民族个性，抉发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创造性的重建。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啊！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钱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钱先生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是一种经验，一个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还指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他认为，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变化中有持续，在持续中有变化。“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定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钱先生的生命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血肉相联的。陈寅恪挽王国维，吴宓赠陈寅恪，都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说。同样的，作为民族文化的托命者，钱穆先生亦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人物。他的生命洋溢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民族文化的振兴为己任。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密切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度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困难，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宏道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的行为和高尚的情操，激励后人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继续努力奋斗！他是我国20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亦是我们青年学子立身行世的楷模！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与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既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更没有留过洋，也非西洋派。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正是中国社会乡村民间的朴实无华，铸造了他既坚实又伟大的学术与人生。他是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史学巨擘，一位营造“文化中国”的前驱。因此，他的学术心路历程，既奇特又平凡。
钱穆出生在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里。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曾谈到，江浙钱姓均源出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但未述及世系。后经罗义俊先生考证，钱穆这一代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第三十四世孙。七房桥这一支钱氏的远祖是心梅公，即钱穆的十八世祖。在元明时，钱塘江畔临安县住着很多钱姓，后因要躲避官府的迫害，逃散到各地。其中七八个人就迁居到无锡南门外。心梅公在七房桥，钱鸿声到鸿声里（故名源鸿声里），其余在荡口、马桥等地。当时无锡南门外一带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钱氏的祖先们就以田为业，逐步发展起来。钱氏发展到三十世时，七房桥已有棉花庄、茶馆等，形成了市面。
钱穆的曾祖父绣屏公，清嘉庆庚午年（1810年）生。祖父鞠如公，道光壬辰年（1832年）生。他祖父有手抄《五经》一本，由其父用黄杨木板穿绵带裹札，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全书用上等白宣纸，字体均正楷，一笔不苟。鞠如公中年体弱多病，抄完此书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钱穆从小听其兄说此书后半部纸上有许多泪痕印迹。他祖父还留下一部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有五色圈点，并附批注。钱穆的父亲讳承沛，字季臣，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生。其祖父去世时，其祖母年四十一岁，其父仅三岁。他父亲从幼年起就有神童的美称，十六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瘦弱，在南京乡试病倒，以后就再也没有求取功名。但他对幼年的钱穆谆谆教诲，寄予厚望。他父亲教子不从正面入手，而多从侧面启发。他父亲因体弱多病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世，死前对钱穆说：“汝当好好读书。”他父亲去世时，钱穆的哥哥十八岁，钱穆本人十二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
钱穆弟兄四人，有一个姐姐。兄名挚，字声一，即钱伟长之父；弟名艺，字漱六；次弟名文，字起八。父亲早逝，家庭清苦，手足之情，尤显重要。亲族们都知道他们大阿哥（指声一）拖（无锡土语，意帮带、扶持）大兄弟（指宾四先生），大兄弟再拖小兄弟。七房桥钱氏在三十世后因连遭大火而败落。钱穆一家的老宅鸿仪堂、素书堂均毁于兵火，只剩下两间破房子。屋毁后，他们无家可归，于是散居各处。他们兄弟成人后，长兄声一一直在七房桥兴办又新小学，服务于家乡；钱穆则在附近四乡小学执教，后外出到无锡城里和苏州教中学；两个弟弟到荡口教书。弟兄四人都是教师，每逢暑假都要到七房桥来过夏，侍奉老母，对桑梓故里的情深可想而知。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小学果育学校。果育学校由荡口镇华子才先生私人创办。学校分高初两级，各四年。他和声一先生遵奉父命同去应考。声一进入高级小学一年级，他进入初级小学一年级。当时教文史的老师不太受人特别重视，而教理化自然科学的老师则很难聘请到。教体操和唱歌的老师在一校乃至一镇更是众望所归。
对钱穆以后影响很大的有以下几位老师。
当时教体操的先生是钱穆的同族伯圭先生，鸿声里人，曾游学于上海，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一天，他问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回答，是。伯圭先生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头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一类的话，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因此才有这种状态。如今欧洲诸国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伯圭先生这一席话常常回响在钱穆的脑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谁优谁劣，这一问题困扰着近代中国人，钱穆一生也被困在此问题内。正如他指出：“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伯圭先生又告诉钱穆，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云云。钱穆自幼就抱有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也由伯圭先生启发。
唱歌先生华倩朔是影响钱穆的另一位老师。华倩朔先生是荡口镇人，早年留学日本。他风度翩翩，平易近人，是一校师生共同敬仰的中心。他擅长书法、绘画、吟诗、填词，其作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全国一二十年不衰。倩朔先生又兼任初级小学一年级国文课教师，钱穆也在此班就读。一天，倩朔先生以“鹬蚌相争”为题，让学生作文。钱穆的文章约四百字，倩朔先生评语：这篇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教科书中没有说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故事作比喻，可以说已领会题目的宗旨。钱穆在文章结束时说，如果鹬不吃蚌，蚌也不钳鹬，罪在鹬而不在蚌。倩朔先生评语：结束语如老吏断狱。钱穆因此文受到老师嘉奖并晋升一级上课。
升级后，国文老师是华山先生，钱穆因作文优秀又升一级。华山先生赠钱穆《修学篇》一书，是蒋百里翻译的日本人的著作。书中网罗西欧英法诸国不经学校自修苦学成才数十人，并一一记述这些自学成才者苦学的经过，对钱穆影响很大。他尽管没有上大学，仍苦学不倦，是受了此书的影响。
钱穆升入高级班，国文老师是顾子重。顾先生学贯新旧中西，尤其精通史地。后来钱穆治学喜欢史地，导源于顾先生。他对钱的才华十分器重，曾称赞钱“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在果育学校使钱穆终生难忘的还有倩朔先生的弟弟紫翔先生，他教授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钱穆治学喜欢从历史流变着手，寻求其渊源宗旨所在，多得力于紫翔先生的教诲。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加上自己努力勤奋好学，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穆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开始了三年多的中学生活。这时已是光绪末年。在中学时代，他最难忘的是监督（犹今称之校长）屠孝宽先生。当时钱穆年龄小，屠先生尤加爱护。钱穆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最偏爱国文和历史两门，屠先生告诫他应该每科平均发展，不要偏科。除了屠先生以外，给钱穆记忆最深的还有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他任教历史、地理两门课，是当时诸位先生中最年轻的一位。吕思勉先生不修边幅，上课很吸引人。后来，吕思勉先生成名后，钱穆还与吕思勉先生多次通信，讨教经学上的今古文等学术问题，并请吕先生校改《国史大纲》。他们之间的往来一直到1949年。吕先生的教诲之恩使钱穆终生难忘。
当时教国文的是童斐先生。他不仅讲国文，而且也擅长昆曲。各种乐器的演奏之道，以及生、旦、净、丑等角色的表演技巧，童先生都能一一传授。钱穆学吹箫、学昆曲较之学校中其他正式课程更用心，更愿学。他喜欢昆曲，爱吹箫，归功于童先生的引导。
钱穆念到中学四年级时，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有所改动，要求减去修身科，增修希腊文科等，推举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方商谈此事，结果校方不应允，大家再提议由钱穆等五位代表以退学相要挟。校监屠先生挽留不住，就推荐钱穆去私立钟英中学就读。这件事给钱穆留下深刻的记忆。
钱穆离开常州中学，1910年开始去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此时已是清朝末年。第二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钱穆回到家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1912年，钱穆十八岁，开始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钱穆决定应聘执教三兼小学，是因为家贫，升学无望，所以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大字木刻《史记》一书，便爱不释手地读下去。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一书，他精心阅读，发现朱子四书注居然也有许多错误，他感到大为惊奇。通过对这些书籍的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这是钱穆第一次投稿。
关于钱先生早年的为学经历、学术途辙，他曾在《宋明理学概述》的自序中说过。他入中学时，主要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作品，然后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民国元年（1912年）他十八岁时，辍学当小学教师，以为天下学术，无逾乎姚、曾二氏。受忘年交秦仲立先生启发，留意于文章分类选纂的义法，决定读诸家全集，以窥见姚、曾取舍之标的。于是读唐宋八大家韩、柳、欧、王之集。由韩氏“因文见道”的启发，于是转治朱熹、王阳明，由集部转入理学。由读阳明《传习录》、朱子《近思录》、黄宗羲《明儒学案》及全祖望补订的《宋元学案》，上溯五经及先秦诸子，即由理学上溯经学、子学，然后下及清儒的考订训诂。由深好宋明语录和清代考据，读书愈多，遂知治史学。可见钱先生堂庑甚广，终以史学为归。当然在1912-1913年间，他还尚未明确地由集部转入理学，也就更没有转入经史之学。而这种说法也不是绝对的，即在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他对经史、理学、清学都开始涉猎。
1913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学校（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也兼部分初级班的课，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到了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他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周二十四小时，而月薪增至二十元。当时钱穆在小学任教，心中常对未能进入大学就读而感到遗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登载：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他当时梦想得到章氏一些不多见的书。二十年后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他果然见到章氏这些稀有著作。可以看出钱穆尽管没有机会在北大念书，而后来却能执教于北大，是有因缘的。他爱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此书是北京大学的教科书。这本书对钱穆影响很大，使他得益匪浅。如钱穆知道经学上有今文古文的区别，夏氏书的最后附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才知道年表的重要。后来他著《先秦诸子系年》修改《史记六国年表》是受夏氏的启发。夏氏书皆仅标出几个要点，多抄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又不背离考据的这种精神，为钱穆所欣赏。以后他在北大讲史时常引以为据。
1914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能见缝插针，善于挤时间，哪怕是吃饭、课间休息、上厕所都在看书。即使是严寒酷暑，他也要坚持读书。夏天为防蚊叮，他学父亲将双足放在瓮中坚持夜读，致使他能博览群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定于每日清晨必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科学地安排时间。
他教《论语》时，读《马氏文通》，模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读墨解》一书，后改为《墨经解》。这是继《论语文解》后的第二部著作，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钱穆最初读书是从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入手，随后有意转为孔子、孟子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最后才是诸子。当时钱穆用朱笔标点《宋元学案》，对欧阳修、王安石诸家颇为不满，有意重编《宋元学案》，但未能成书。钱穆也很爱读《六祖坛经》等佛学书籍，他后来研究佛学是从这里开始的。1917年秋，钱穆完婚。1918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他锐意学静坐，每天下午四点后必在寝室静坐，由此他体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才能静，才能排除心中杂念，才能专心致志地攻读和思考问题。
1919年秋天，钱穆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转入初级小学的原因一是看到报刊登载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其二是当时提倡白话文，转入初小，想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所在。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从欧洲留学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一文寄去，刊载在《学灯》上，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过了几天刊出。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一文。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而且散文的体裁也与以前不同，这都是曹氏父子三人的贡献。两班学生听了钱穆的课都深表欣服。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船山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而不是湖南的湘水一说的启发，后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详细记述。此后的《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三苗疆域考》、《史记地名考》等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皆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船山注庄子的启发。
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此班从一年级至四年级毕业后，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钱穆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未付印。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也续成完稿。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苏州中学的校风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不同。三师风气纯良，师生亲如家人，钱穆执教四年未遭风波。他来苏州中学后，任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1928年春，是他任教的第二个学期。时有方壮猷为胡适《章实斋年谱》作补编，一天到苏州相访，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编《万有文库》，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接受了此项任务，他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这一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1928年夏秋之际，他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声一先生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两个月之内，连遭三丧，对钱穆的打击是可想而知了。翌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0年，常和钱穆通信论学的蒙文通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天来到苏州与钱穆相见，两人游山玩水，畅谈古今达数日，真是痛快之至。蒙先生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评价道：“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经蒙文通推荐，钱氏有关墨家诸篇发表在南京一家杂志上。这是他《先秦诸子系年》最先发表的一部分。
一天，胡适前来苏州女子师范演讲，欲与钱穆相见。胡适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二人见面时间短，虽未深入长谈，已知彼此意见不相合。又一天顾颉刚从广州中山大学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苏州家小住，与钱穆见面。顾颉刚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对钱穆说，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遂建议钱穆去中山大学。由于当时中山大学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钱穆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产生怀疑，又加之学校汪典存先生挽留，遂谢绝了中山大学的聘请。顾颉刚当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学报编辑，钱穆便把写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又简称《向歆年谱》）交给他，不久刊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
《向歆年谱》一文，是对多年笼罩中国经学研究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一次有力的批判。钱穆举证翔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杀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指出《新学伪经考》中关于刘歆伪造经书一说不可通之点有二十八处。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曲解一目了然。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燕大任教。这样钱穆就结束了早年求学教书的艰苦年代，从此开始了人生和学术方面的重大转折。
纵观钱穆早期的学习与教书生涯，一是天资聪明、勤奋苦读，二是庆幸遇到了那么多的良师益友，使他在学校读书期间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在以后长达十多年的乡间教书过程中，发奋苦读，积累了大量有关经、史、子、集方面的资料，为日后创立自己独特的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