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李德永
钱宾四先生是本世纪在思想文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学泰斗。早在40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我就怀着赤子虔诚之心，手抄、默诵他的名著《国学概论》和《国史大纲》，极大地唤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渴望。时光虽已过去五十多年，接受的思想影响尽管来自多方面，但钱先生在我少年心灵中播下的儒家思想的文化种子却仍然保持着活跃生机，未尝死灭。今年暑假，有幸第一次读到郭齐勇、汪学群同志撰写的《钱穆评传》手稿，油然兴起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思慕仰望之情，并以《评传》为指引线索，如饥似渴地粗读了他生前的一些主要著作，于是对钱老的德业文章、学术思想，有了比过去更深一层的认识。
钱先生不仅是思想深邃、著作宏富的著名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德高望重、堪称楷模的一代人师。他粹然儒者气象，时刻不忘“喫紧做人”：“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这种“未尝敢”的紧迫感来自他对“国家民族世道人心”的责任感。为了迎击民族虚无主义的狂潮，他义愤填膺，激情满怀，终其生诲人不倦，著述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疏理与弘扬的事业之中。他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古训诠释为为了正义事业而勇于承担、敢于牺牲、乐于创造的道德精神。他认为这种高尚的道德精神就是人生的生命、价值之所在。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有对正义事业的向往与追求，就会现实化为有益于社会、国家、民族的德业与事功，就会在宇宙乾坤面前显现人性的尊严、人格的伟大。对于这一人生真义，他志好之，乐言之，力行之，直到九六高龄临终前三个月还以“天人合一”这一儒家传统人生哲学问题“专一玩味”，由于最终“澈悟”而感到“快慰”。钱老确乎实践了儒家传统颂扬的那种“生由乎是，死由乎是”的“德操”之美。
在学术的殿堂上，钱先生既是功底深厚的专才，又是视野开阔的通儒。他把经、史、子、集熔于一炉，超越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宋学与汉学、义理与考据的纷争，把国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思想方法而论，他辩证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且首先是通过对个别材料的详细占有，然后抽引出其本身固有的内在义蕴。他的一些一新耳目、震惊学坛的创见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辛苦探求出来的。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立足于下，才能昂首于上。没有这种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所谓思想渊源、学派关系、范畴演变、发展圆圈等等，都可能流于空想臆断。用纯主观性的概念演绎来整理国故，其成果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以钱老的《论语新解》为例，其目的不过是“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以期成为一个人人可读之注”。但他为了准确把握《论语》“本义”，对宋儒义理、清儒考据详加比较参照，既不失之太浅，也不求之过深，务求把《论语》所涵义蕴阐发得恰到好处，以细针密缕之功夫，作平正笃实之文章。他善于守成，勇于创新，严于求是。这种认真对待文化传统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钱先生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是醉心古董的书斋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历史学家。他是为了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而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把中国传统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认为要革新，只有尽变其“常”，走全盘西化之路。钱先生与此针锋相对，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爱护传统，尊重传统。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他强调中国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文化精神、历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古与今、因与革的关系方面，他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发展具有因革损益的变异性，经过过去“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的积累与变异，才可能在今天“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因此，现代化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传统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参见《国史大纲引论》）。正如《钱穆评传》作者所云：“他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和敬意，对未来的企盼和信心。”钱先生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种种见解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对钱先生思想的点滴认识。欲知其详，请看《钱穆评传》。这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评述钱先生思想与生平的专著。作者苦心力索，凭着他们的洞识，从大量材料中疏理出传主的思想体系，自成条贯，颇具特色。这对进一步分析钱先生思想，乃至深化对当代思想文化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1994年8月序于武汉大学
§§第1章 文化生命与学术生命
钱宾四先生是本世纪在思想文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学泰斗。早在40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我就怀着赤子虔诚之心，手抄、默诵他的名著《国学概论》和《国史大纲》，极大地唤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渴望。时光虽已过去五十多年，接受的思想影响尽管来自多方面，但钱先生在我少年心灵中播下的儒家思想的文化种子却仍然保持着活跃生机，未尝死灭。今年暑假，有幸第一次读到郭齐勇、汪学群同志撰写的《钱穆评传》手稿，油然兴起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思慕仰望之情，并以《评传》为指引线索，如饥似渴地粗读了他生前的一些主要著作，于是对钱老的德业文章、学术思想，有了比过去更深一层的认识。
钱先生不仅是思想深邃、著作宏富的著名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德高望重、堪称楷模的一代人师。他粹然儒者气象，时刻不忘“喫紧做人”：“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这种“未尝敢”的紧迫感来自他对“国家民族世道人心”的责任感。为了迎击民族虚无主义的狂潮，他义愤填膺，激情满怀，终其生诲人不倦，著述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疏理与弘扬的事业之中。他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古训诠释为为了正义事业而勇于承担、敢于牺牲、乐于创造的道德精神。他认为这种高尚的道德精神就是人生的生命、价值之所在。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有对正义事业的向往与追求，就会现实化为有益于社会、国家、民族的德业与事功，就会在宇宙乾坤面前显现人性的尊严、人格的伟大。对于这一人生真义，他志好之，乐言之，力行之，直到九六高龄临终前三个月还以“天人合一”这一儒家传统人生哲学问题“专一玩味”，由于最终“澈悟”而感到“快慰”。钱老确乎实践了儒家传统颂扬的那种“生由乎是，死由乎是”的“德操”之美。
在学术的殿堂上，钱先生既是功底深厚的专才，又是视野开阔的通儒。他把经、史、子、集熔于一炉，超越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宋学与汉学、义理与考据的纷争，把国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思想方法而论，他辩证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且首先是通过对个别材料的详细占有，然后抽引出其本身固有的内在义蕴。他的一些一新耳目、震惊学坛的创见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辛苦探求出来的。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立足于下，才能昂首于上。没有这种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所谓思想渊源、学派关系、范畴演变、发展圆圈等等，都可能流于空想臆断。用纯主观性的概念演绎来整理国故，其成果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以钱老的《论语新解》为例，其目的不过是“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以期成为一个人人可读之注”。但他为了准确把握《论语》“本义”，对宋儒义理、清儒考据详加比较参照，既不失之太浅，也不求之过深，务求把《论语》所涵义蕴阐发得恰到好处，以细针密缕之功夫，作平正笃实之文章。他善于守成，勇于创新，严于求是。这种认真对待文化传统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钱先生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是醉心古董的书斋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历史学家。他是为了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而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把中国传统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认为要革新，只有尽变其“常”，走全盘西化之路。钱先生与此针锋相对，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爱护传统，尊重传统。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他强调中国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文化精神、历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古与今、因与革的关系方面，他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发展具有因革损益的变异性，经过过去“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的积累与变异，才可能在今天“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因此，现代化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传统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参见《国史大纲引论》）。正如《钱穆评传》作者所云：“他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和敬意，对未来的企盼和信心。”钱先生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种种见解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对钱先生思想的点滴认识。欲知其详，请看《钱穆评传》。这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评述钱先生思想与生平的专著。作者苦心力索，凭着他们的洞识，从大量材料中疏理出传主的思想体系，自成条贯，颇具特色。这对进一步分析钱先生思想，乃至深化对当代思想文化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1994年8月序于武汉大学
§§第1章 文化生命与学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