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约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尹飞舟、陈晋两兄盛情向“国学大师丛书”执行编委钱宏君推荐，希望他能收揽我为丛书的作者之一。钱宏君随即将丛书的体例详告于我。当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杂事繁多，来不及细密考虑和认真查找有关资料，随即选定《严复评传》。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适思想研究》，自己只得先全力以赴修改、扩充博士论文，忙了半年多时间，书稿杀青后，又赶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
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也许可资利用。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少。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栻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兹先生。周先生与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
王栻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史华兹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部关系鲜有论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稿，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亟需处理，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这些年来，我一直耕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园地。在研究胡适时，我着意阐释和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评价标准上明显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受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深。
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分，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
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表现，不如说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问题还不在这种评价本身，而在因这种评价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模式的置换。
应当承认，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摆脱“挑战--应付”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里，凡属近代史上对西方文明冲击作出正面反应，特别是对西方的最新观念或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作出最积极反应的人物，都被置于历史进步者的行列，反之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里，严复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很难获得人们应有的理解。类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的历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确认。
现在看来，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待重新发掘、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其中还包含一个历史观念的清理问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西方输入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响到今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反省这一历史过程，应该更多的是看到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应沿承历史的惯性，将其流弊加以放大。
学术不分国界，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学术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传统，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尚处在封闭、保守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与西方文化交流，强调认同世界文化的主潮，这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今天，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上来，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自身的学术--国学加以重新开掘和发展，从而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学术对话中的分量。当然，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最后，我想对《严复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帮助和指点的刘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我来北大研究期间，刘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我的学术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责任编辑钱宏本着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态度，在市场经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却为中国学术操忧，走向国学这块寂寞的园地。这种负责任的编辑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参加丛书写作的同仁感激。
欧阳哲生
1994年2月27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也许可资利用。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少。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栻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兹先生。周先生与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
王栻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史华兹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部关系鲜有论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稿，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亟需处理，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这些年来，我一直耕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园地。在研究胡适时，我着意阐释和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评价标准上明显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受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深。
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分，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
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表现，不如说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问题还不在这种评价本身，而在因这种评价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模式的置换。
应当承认，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摆脱“挑战--应付”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里，凡属近代史上对西方文明冲击作出正面反应，特别是对西方的最新观念或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作出最积极反应的人物，都被置于历史进步者的行列，反之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里，严复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很难获得人们应有的理解。类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的历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确认。
现在看来，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待重新发掘、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其中还包含一个历史观念的清理问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西方输入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响到今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反省这一历史过程，应该更多的是看到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应沿承历史的惯性，将其流弊加以放大。
学术不分国界，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学术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传统，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尚处在封闭、保守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与西方文化交流，强调认同世界文化的主潮，这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今天，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上来，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自身的学术--国学加以重新开掘和发展，从而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学术对话中的分量。当然，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最后，我想对《严复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帮助和指点的刘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我来北大研究期间，刘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我的学术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责任编辑钱宏本着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态度，在市场经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却为中国学术操忧，走向国学这块寂寞的园地。这种负责任的编辑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参加丛书写作的同仁感激。
欧阳哲生
1994年2月27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