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后国际形势的另一种解读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正式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终告结束。十天以后，严复携三子严琥、侄伯勋一行离开天津南下，从此严复告别了政治中心，这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到达上海时，严复看到西人庆祝胜利的狂欢场面。第二天他致信诸儿：“又昨晚抵沪，则遇西人庆贺得胜，举国若狂。大马路全不许横穿而过，跑马厅起个木塔，用纸帛糊成威廉帝全家，聚而焚之。数万人群集呼噪，摩托车千余辆，各装奇服鬼脸，饮酒歌呼，由黄埔滩直往静安寺以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严复当初预测的结局拉下帷幕，作为一战“观察员”角色的严复，到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1918年12月9日严复回到老家阳崎养病，在这里度过了余生最后三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围绕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先后召开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之间就如何处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问题展开谈判，这是一场新的较量。在国内，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掀起一股新的强劲的爱国浪潮。面对纷扰不安、激烈动荡的国内外局势，回到家乡的严复，病魔缠身，仍扶病关注时局。
面对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严复冷眼旁观，以为学生运动与救国无济：
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将三金刚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迩迺沪市有东人行毒之谣，三人市虎，往往聚殴致命，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苏、浙、鲁、鄂相继响应之后，最晚继之以闽。他所学商联合，而闽则学商界分。……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他的四子严璿在唐山工业学校参加学生运动，严复致信予以斥责。严复自认为：“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他对学生运动不以为然。由此，甚至推责蔡元培，严复对之亦不无微词，称蔡：“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济，且有害也。”严复对五四运动的这一态度，反映了当时政治上进步与保守两派之间的深度分化。严复虽已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但他心系北洋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
对于上海的“三罢”，严复别有所解，以为背后必得欧美的“默许”，为欧美制衡日本之举：“者（这）番上海罢市，非得欧美人默许，自无其事。而所以默许之者，亦因欧战以还，日本势力在远东过于膨胀，抵制日货，将以收回旧有商场，而暗中怂恿，以学生、康摆渡等为傀儡耳。”严复真正忧虑的是大正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再次抬头：“日本维新以还，所步趋者德国，欧战开场，群以德人为必胜，故外与协商联盟，而内与德人密约。去年德败，石破天惊，而近日其密约又为英、美人所发暴，故其处势最难。而自大正继统之后，国中革命之说，暗长潜滋，统用武力弹压，又数年中因以军械售与俄、华两国，骤富者多，而民碞日起，老成凋谢，公德日隳。弟书中所言，殆昔之日本，非今之日本耳。”严复的这一看法，后为日本进一步恶化的现实所证明。
对于国内民众拒签巴黎和约的强大声浪，严复似持保留的态度，他以为此举将令和约给予中国的利益因此失去：
和约不签字，恐是有害无利，盖拒绝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姜汉卿反对是也）。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受国不祥，为国家行一两害择轻之事。此自南宋以来，士大夫所以自为谋者，较诸秦缪醜诸人，为巧多矣。嗟乎！事真不可一端论也。
战后在俄罗斯出现新兴的苏维埃，东欧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亦随之兴起。严复以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比喻新兴的东欧和苏俄社会主义运动，这对国内当时匆匆做出的热烈反应自然是泼了一盆冷水：“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由此可见，严复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之说”仍存一份温情。反省欧战时，他曾谴责这一学说所造成的流弊；面对革命的无情，他又重温“自由、平等”之不可失缺。这种思想矛盾正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窘况。
严复的上述言论，与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张确不合拍。战后世界形势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化的新趋向，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由西向东，席卷而来，中国被其影响，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宗奉它自不待说，国民党、研究系也竞相研究、评介、宣传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在五四前后一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伴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国内兴起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继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学衡》杂志创刊，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严复与熊纯如的书札，严复晚年思想遂成为滋补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须加说明的是，严复重估中西文化的言论，早于梁启超、梁漱溟发出，他可谓开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之先河。但不管是严复也好，还是二梁也罢，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强大的革命浪潮中的确是微弱的，不过是一种边缘化的选择。也许在人们理解他们的合理性和内在逻辑后，他们的思想价值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被认可为一种富有价值的文化选择或文化互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围绕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先后召开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之间就如何处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问题展开谈判，这是一场新的较量。在国内，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掀起一股新的强劲的爱国浪潮。面对纷扰不安、激烈动荡的国内外局势，回到家乡的严复，病魔缠身，仍扶病关注时局。
面对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严复冷眼旁观，以为学生运动与救国无济：
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将三金刚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迩迺沪市有东人行毒之谣，三人市虎，往往聚殴致命，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苏、浙、鲁、鄂相继响应之后，最晚继之以闽。他所学商联合，而闽则学商界分。……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他的四子严璿在唐山工业学校参加学生运动，严复致信予以斥责。严复自认为：“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他对学生运动不以为然。由此，甚至推责蔡元培，严复对之亦不无微词，称蔡：“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济，且有害也。”严复对五四运动的这一态度，反映了当时政治上进步与保守两派之间的深度分化。严复虽已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但他心系北洋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
对于上海的“三罢”，严复别有所解，以为背后必得欧美的“默许”，为欧美制衡日本之举：“者（这）番上海罢市，非得欧美人默许，自无其事。而所以默许之者，亦因欧战以还，日本势力在远东过于膨胀，抵制日货，将以收回旧有商场，而暗中怂恿，以学生、康摆渡等为傀儡耳。”严复真正忧虑的是大正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再次抬头：“日本维新以还，所步趋者德国，欧战开场，群以德人为必胜，故外与协商联盟，而内与德人密约。去年德败，石破天惊，而近日其密约又为英、美人所发暴，故其处势最难。而自大正继统之后，国中革命之说，暗长潜滋，统用武力弹压，又数年中因以军械售与俄、华两国，骤富者多，而民碞日起，老成凋谢，公德日隳。弟书中所言，殆昔之日本，非今之日本耳。”严复的这一看法，后为日本进一步恶化的现实所证明。
对于国内民众拒签巴黎和约的强大声浪，严复似持保留的态度，他以为此举将令和约给予中国的利益因此失去：
和约不签字，恐是有害无利，盖拒绝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姜汉卿反对是也）。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受国不祥，为国家行一两害择轻之事。此自南宋以来，士大夫所以自为谋者，较诸秦缪醜诸人，为巧多矣。嗟乎！事真不可一端论也。
战后在俄罗斯出现新兴的苏维埃，东欧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亦随之兴起。严复以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比喻新兴的东欧和苏俄社会主义运动，这对国内当时匆匆做出的热烈反应自然是泼了一盆冷水：“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由此可见，严复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之说”仍存一份温情。反省欧战时，他曾谴责这一学说所造成的流弊；面对革命的无情，他又重温“自由、平等”之不可失缺。这种思想矛盾正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窘况。
严复的上述言论，与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张确不合拍。战后世界形势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化的新趋向，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由西向东，席卷而来，中国被其影响，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宗奉它自不待说，国民党、研究系也竞相研究、评介、宣传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在五四前后一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伴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国内兴起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继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学衡》杂志创刊，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严复与熊纯如的书札，严复晚年思想遂成为滋补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须加说明的是，严复重估中西文化的言论，早于梁启超、梁漱溟发出，他可谓开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之先河。但不管是严复也好，还是二梁也罢，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强大的革命浪潮中的确是微弱的，不过是一种边缘化的选择。也许在人们理解他们的合理性和内在逻辑后，他们的思想价值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被认可为一种富有价值的文化选择或文化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