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穷苛极酷”、“求其大欲”的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来说，同样是一次机遇。西方列强因倾力欧战，无暇东顾，这就打破了西方列强在华原有的利益均衡格局。日本正是想利用西方列强在欧洲相互厮杀之机，图谋实现其侵吞中国、独霸东亚的野心。因此，在军事上、外交上日本对中国不断施加各种压力，以达其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日本即乘德国陷身欧战，对德宣战，攻占德在山东的殖民地。如何处置此事，严复有他的独特看法，他并不主张轻言对日开战：
日围青岛，占及济南，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顾为中国计，除是于古学宋之韩侂胄，于今学清之徐桐，则舍“忍辱负痛”四字，无他政策。夫云山东祸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机，使之无所借词，则彼虽极端野蛮，终有所限，以俟欧洲战事告息，彼时各国协商，而后诉之公会，求最后之赔偿，无论如何，当较今之不忍愤愤者为胜耳。吾岂伈伈伣伣？但谋国之事，异于谋争，通计全盘，此时决裂，万无一幸。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战者，严复必不忍为是言也。试问雌弱之辱，方之万劫不复为何如，国民果有程度，则死灰之然，当尚有日，如其不然，战而徒送国民于沟壑，诚何益乎？社会情状，寂寂沈沈，恐此时政要其如此，无识之民，发扬蹈厉，转害事也。
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谋求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政府进一步提出“二十一条”，随后中日双方展开秘密谈判。身为袁世凯外交顾问的严复对当时中日秘密交涉之险恶情形十分清楚。1915年3月4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说：“日本于群雄战事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果如所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大总统于一无可恃之时，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弊，可谓能者。日来效果，虽秘不可知，然颇闻其不致决裂矣。”以“穷苛极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表示对日本所提条件的厌恶，足显严复对日本侵略野心之警觉。
对于近代日本的崛起和它的侵华欲望，严复亦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日本在中日之争中“未必长享胜利”，中国欲“雪耻吐气”，非“痛除积习”不可：
倭乘群虎竞命之时，将于吾国求所大欲，若竞遂其画，吾国诚破碎。顾从其终效而观之，倭亦未必长享胜利，如此谋国，其眼光可谓短矣。倭虽岛国，卅年已来，师资西法，顾所步趋，专在独逸。甲午以还，一战克我，再役胜俄，民之自雄，不可复遏，国中虽有明智，然在少数，不敌众力；又国诚贫，见我席腴履丰，廓然无备，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为最险也。雪耻吐气，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积习不能，盖雪耻必出于战，战必资器，器必资学，又必资财，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
4月21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辟谣英、法、俄三国认可日本对中国勒索之条件“实无其事”：
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此亦难以过信。至谓英、法、俄三国使臣，转劝吾政府承认要求者，则实无其事。此间洋文京津时报，半系英人机关，于中日交涉，大声疾呼，力劝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由此观之，欧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决其必无此事也。……总之，日来外间谣诼甚多。或谓日劝袁专制，即真为帝；或又谓日将逐袁，恢复帝制。朝夕百变，不可捉摸，大抵皆难深信而已。
5月6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次提及中日交涉、英日同盟和日本之野心，提醒国人不要授日本以开战之借口：
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说：一是欲趁此时机，使日得华，犹英得印；一是懔于白种之横，自命可为导师，欲提挈中国，用中国民命钱财，以与白横相抗。不知二说，实无一可。举国成狂，而后有此。假使今番之事，彼然一意径行。……则恐欧洲列强，至竟无奈彼何，而美人籍口孟禄主义，亦必退缩。然则日本求所大欲，行且迳得之欤？曰：“必不能。”彼之所为，将徒毁中国，而无所利，而数年之后，行且与中国俱亡，徒为白人增长势力而已！至于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妄交一锋，浪发一弹，政皆坠其计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万在吾国境。然使我处处退让，而不允许，则不知彼将如何开战交锋也。
一方面指出日本“求所大欲”必不可能，“行且与中国俱亡”，此说为后来二战的事实所验证；一方面指出日本强兵压境，中国除“忍辱退让”，别无选择，轻言战争实坠日本之计。
袁世凯在与日交涉中讨价还价，以争取减小损失。5月25日，中、日双方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及换文》。对于袁世凯在中日交涉中的表现，严复大为失望，在6月19日给熊纯如的信中，从外交转向内政，称袁世凯不过为“一才督抚”：
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中倭交涉，所谓权两祸而取其轻，无所谓当否，第五项一时似不至再行提议，但若政府长此终古，一二年后，正难言不与敌以间隙耳。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固事之所以重可叹也。
信中所提“第五项”（第五号）大概是指最为苛刻的、被袁世凯视为亡国条件的条款，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与日本协议等内容。这一条款经中国代表交涉，日本后来撤回。严复在此信中对袁世凯的不满溢于言表。严复后来虽被杨度等人强邀拉进“筹安会”，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始终消极无为，实际表现了他对袁世凯称帝不合作的态度，这大概与其不看好袁世凯称帝的前途有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日本即乘德国陷身欧战，对德宣战，攻占德在山东的殖民地。如何处置此事，严复有他的独特看法，他并不主张轻言对日开战：
日围青岛，占及济南，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顾为中国计，除是于古学宋之韩侂胄，于今学清之徐桐，则舍“忍辱负痛”四字，无他政策。夫云山东祸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机，使之无所借词，则彼虽极端野蛮，终有所限，以俟欧洲战事告息，彼时各国协商，而后诉之公会，求最后之赔偿，无论如何，当较今之不忍愤愤者为胜耳。吾岂伈伈伣伣？但谋国之事，异于谋争，通计全盘，此时决裂，万无一幸。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战者，严复必不忍为是言也。试问雌弱之辱，方之万劫不复为何如，国民果有程度，则死灰之然，当尚有日，如其不然，战而徒送国民于沟壑，诚何益乎？社会情状，寂寂沈沈，恐此时政要其如此，无识之民，发扬蹈厉，转害事也。
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谋求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政府进一步提出“二十一条”，随后中日双方展开秘密谈判。身为袁世凯外交顾问的严复对当时中日秘密交涉之险恶情形十分清楚。1915年3月4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说：“日本于群雄战事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果如所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大总统于一无可恃之时，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弊，可谓能者。日来效果，虽秘不可知，然颇闻其不致决裂矣。”以“穷苛极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表示对日本所提条件的厌恶，足显严复对日本侵略野心之警觉。
对于近代日本的崛起和它的侵华欲望，严复亦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日本在中日之争中“未必长享胜利”，中国欲“雪耻吐气”，非“痛除积习”不可：
倭乘群虎竞命之时，将于吾国求所大欲，若竞遂其画，吾国诚破碎。顾从其终效而观之，倭亦未必长享胜利，如此谋国，其眼光可谓短矣。倭虽岛国，卅年已来，师资西法，顾所步趋，专在独逸。甲午以还，一战克我，再役胜俄，民之自雄，不可复遏，国中虽有明智，然在少数，不敌众力；又国诚贫，见我席腴履丰，廓然无备，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为最险也。雪耻吐气，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积习不能，盖雪耻必出于战，战必资器，器必资学，又必资财，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
4月21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辟谣英、法、俄三国认可日本对中国勒索之条件“实无其事”：
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此亦难以过信。至谓英、法、俄三国使臣，转劝吾政府承认要求者，则实无其事。此间洋文京津时报，半系英人机关，于中日交涉，大声疾呼，力劝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由此观之，欧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决其必无此事也。……总之，日来外间谣诼甚多。或谓日劝袁专制，即真为帝；或又谓日将逐袁，恢复帝制。朝夕百变，不可捉摸，大抵皆难深信而已。
5月6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次提及中日交涉、英日同盟和日本之野心，提醒国人不要授日本以开战之借口：
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说：一是欲趁此时机，使日得华，犹英得印；一是懔于白种之横，自命可为导师，欲提挈中国，用中国民命钱财，以与白横相抗。不知二说，实无一可。举国成狂，而后有此。假使今番之事，彼然一意径行。……则恐欧洲列强，至竟无奈彼何，而美人籍口孟禄主义，亦必退缩。然则日本求所大欲，行且迳得之欤？曰：“必不能。”彼之所为，将徒毁中国，而无所利，而数年之后，行且与中国俱亡，徒为白人增长势力而已！至于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妄交一锋，浪发一弹，政皆坠其计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万在吾国境。然使我处处退让，而不允许，则不知彼将如何开战交锋也。
一方面指出日本“求所大欲”必不可能，“行且与中国俱亡”，此说为后来二战的事实所验证；一方面指出日本强兵压境，中国除“忍辱退让”，别无选择，轻言战争实坠日本之计。
袁世凯在与日交涉中讨价还价，以争取减小损失。5月25日，中、日双方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及换文》。对于袁世凯在中日交涉中的表现，严复大为失望，在6月19日给熊纯如的信中，从外交转向内政，称袁世凯不过为“一才督抚”：
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中倭交涉，所谓权两祸而取其轻，无所谓当否，第五项一时似不至再行提议，但若政府长此终古，一二年后，正难言不与敌以间隙耳。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固事之所以重可叹也。
信中所提“第五项”（第五号）大概是指最为苛刻的、被袁世凯视为亡国条件的条款，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与日本协议等内容。这一条款经中国代表交涉，日本后来撤回。严复在此信中对袁世凯的不满溢于言表。严复后来虽被杨度等人强邀拉进“筹安会”，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始终消极无为，实际表现了他对袁世凯称帝不合作的态度，这大概与其不看好袁世凯称帝的前途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