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战后期世界变局的深刻透视
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倒袁声浪中，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急病薨于新华宫，严复以一首《哭项城归梓》表达自己对这位密友加上司去世的感伤情怀。中国政局随后发生重大变动，严复因列名“筹安会”，一度盛传为帝制“祸首”，后经李经羲替之说情，才从祸首名单中剔除。虽未被追究，严复却从此离开了政治核心圈。1916年10月2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叹谓：“迩来脱身政界，生事颇苦窘乏，长此以往，行为庚癸之呼，顾亦只得听之而已。”字里行间流露出低落之情绪。然其心未泯，对世局时借《公言报》加以评论。有的学者认定1917年2月10日至5月21日《公言报》所载以“地雷”笔名发表的十四篇文章即为严复所写，此说是否成立，仍待确证。不过，在严复与熊纯如等私人往来书札中，一战战况和世界形势仍是他常道及的主题。
到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已进入后期。对中国来说，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对德外交。是维持与德外交关系。严守中立，还是对德绝交？二是俄罗斯发生革命。对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如何评价？在这两个问题上，严复都给予了自己的回答。
对德外交 对德宣战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策，这不仅因当时德国对华政策比较友好，故许多人对德国怀有好感，而且在华的德国人大肆活动，对当政者有一定影响力。
1917年2月28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明确主张对德断交：“辰下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断交，三曰改组内阁。”“至其二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但政府抗议后，在中国境内德人极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当路游说，政府中人于欧洲兵事向少宣究，易为游言所惑，恐亦不能有贯彻之主张，后此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甚可叹也！”“欧洲战事日烈，德自协约国拒其和议后，乃以潜水艇为最后图穷之匕首。……此时中国，如有能者把舵，乘机利用，虽不称霸，可以长存，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以为若坐失对德宣战良机，甚或“一无所得，两不讨好”，将贻害无穷。
1917年3月3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谈对德外交：
吾国近日外交，自不佞观之，殆无第二策可行。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国当与绝交。今德之复文，于潜艇制限一节，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吾国不向第二、三步进行，前言复成何语。夫中国于胶州一事，已授德国口实，今者又起抗议，故使德人而胜，即如此中止，其执辞仇我，正与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济乎？至于协商一面，更缘中止而开罪益深，转不若前勿抗议之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与计事也。
若察欧洲战势，德人乃处强弩之末。潜艇虽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转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剧烈战事，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奥之即败，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则最终胜负，皦然可睹。
严复料定德国已是强弩之末，无限制潜艇战不过是图穷匕见、困兽犹斗，力主与德绝交。
3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宣布与德绝交。此举却引发了府院之争和国会各党派之间的纷争。身处边缘的严复并不愿袖手旁观，4月5日他致信熊纯如说：“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而吾国走到第二步之后，忽然中止，颇闻国会中党派尚有借此时机，作种种顾党人不顾国之计划。宣战固为正办，然如此之政府国会，其能有益于国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他希望中国步美国之后，对德宣战。4月26日他给熊纯如的信中，特别提到在华德侨运动反对中国参战情形：“加入战团，于德本谋无关出入，而以此为大祸，而将蒙莫大损失者，乃在三四千寓华营业之德侨。此等素与吾国大贾、军官亲密，今闻有此，则其大肆运动，不问可知，其以德之胜负为喜惧，而反对加入者，皆以此耳。”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政权，8月14日对德宣战。
严复的意见显然被采纳。朝野主张对德绝交、宣战者并不止严复一人，但在此问题上始终坚持如一的立场，严复则可谓代表。当时其他一些重量级人物对德宣战态度不一，如章士钊、孙中山即力持中立说，梁启超则主张见机行事。与这些意见相较，严复对德宣战主张明显计高一筹。
对德宣战之意义对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低估，“中国通过参战得以挽回部分国家主权，并废除德奥庚子赔款，从而部分地洗涮掉中华民族的耻辱。尽管参战所得没有完全达到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参战期望，但是中国至少能够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从而使中国的命运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更何况，中国的参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与冒牌的敌人德国签署第一个平等条约。假如中国当初没有主动参战，那么所有这些外交成就将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对德宣战，实在是一个明智而富有前瞻性的抉择。
俄罗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俄罗斯革命。严复对此事的进展亦颇为关注。1917年3月11日，严复日记载：“俄国革命开始。”3月15日又载：“俄国沙皇让位于其弟。”4月23日记道：“俄国全部战费至1916年底共计二十三亿四千五百八十万镑。”显然，这时他密切关注俄国事态的发展。
1917年4月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对俄罗斯革命首次表态：
俄之革命，有法之历史在前，群知为戒，当不至为其已甚，使数十年祸乱相寻。其当路人比之吾国程度为高，亦不至如吾国改革后之现象。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国幅员大广，中杂亚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学；皇室久为齐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观念，比之吾国常深，此皆最难解决问题。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
严复对俄国革命的初步印象并不抱成见或敌视的态度。
随着事态的发展，俄国革命波及中国北部边陲，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严复注意到这一情形：“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诘其影响，已及吾国北陲。”“自革命以来，世界日益豪侈，军政两界，皆以攫利为归，百万之室，目为小康，问其所由，大都造业。嗟呼！无天道则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往复平陂，特转瞬耳。不见俄国今日社会党专与资本家富官僚为仇者乎？”他开始探究指导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之前途似犹疑不决：“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严复感到没有持守不变的真理：“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对于新的思想变革，特别是俄罗斯采用共和制，严复则不以为然，他极力强调俄罗斯行使共和制可能产生的恶果：“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严复对俄国革命的抵制态度与他对国内国民党人的立场基本一致。
重估西方文明 在戊戌维新以后的十余年间，严复译介西方经典八部，较为系统地向国人展示西方近代思想世界，被人们誉为传播近世西方思想第一人。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战争的惨况，严复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重新估价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今所云西人之学说，其广者，曰平等，曰自由；其狭者，曰权利，曰爱国。之四者，岂必无幸福之可言？顾使由之趋于极端，其祸过于为我兼爱与一切古所辟者，殆可决也。欧逻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兹非孟子所谓率土地以食人肉欤！则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不本忠恕之效也。”严复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一面的后果。他借英人之语重申了自己这一观感：“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Miss Cavell）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从西人热衷研究中国文化的暗潮中，严复感觉到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可能显现新的价值：“不佞垂老，亲见脂（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中华文化终将有大放光彩之日。严复对中西文明的重新估价，常被人们解释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严复作为一个跨文化人，其倾注的思想主题始终是会通中西文化，前期着力译介工作是如此，后期对西方文明尚武、自私一面的揭露其实仍是未离其初衷。
从谴责战争的罪恶走向反省西方文明的缺陷，再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严复这些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言辞，与战时在西方出现的“西方的没落”的声音相似。它说明东西方的思想家通过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极影响，对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局限有了新的认识。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非资本主义化的浪潮，与这一认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到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已进入后期。对中国来说，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对德外交。是维持与德外交关系。严守中立，还是对德绝交？二是俄罗斯发生革命。对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如何评价？在这两个问题上，严复都给予了自己的回答。
对德外交 对德宣战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策，这不仅因当时德国对华政策比较友好，故许多人对德国怀有好感，而且在华的德国人大肆活动，对当政者有一定影响力。
1917年2月28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明确主张对德断交：“辰下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断交，三曰改组内阁。”“至其二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但政府抗议后，在中国境内德人极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当路游说，政府中人于欧洲兵事向少宣究，易为游言所惑，恐亦不能有贯彻之主张，后此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甚可叹也！”“欧洲战事日烈，德自协约国拒其和议后，乃以潜水艇为最后图穷之匕首。……此时中国，如有能者把舵，乘机利用，虽不称霸，可以长存，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以为若坐失对德宣战良机，甚或“一无所得，两不讨好”，将贻害无穷。
1917年3月3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谈对德外交：
吾国近日外交，自不佞观之，殆无第二策可行。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国当与绝交。今德之复文，于潜艇制限一节，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吾国不向第二、三步进行，前言复成何语。夫中国于胶州一事，已授德国口实，今者又起抗议，故使德人而胜，即如此中止，其执辞仇我，正与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济乎？至于协商一面，更缘中止而开罪益深，转不若前勿抗议之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与计事也。
若察欧洲战势，德人乃处强弩之末。潜艇虽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转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剧烈战事，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奥之即败，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则最终胜负，皦然可睹。
严复料定德国已是强弩之末，无限制潜艇战不过是图穷匕见、困兽犹斗，力主与德绝交。
3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宣布与德绝交。此举却引发了府院之争和国会各党派之间的纷争。身处边缘的严复并不愿袖手旁观，4月5日他致信熊纯如说：“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而吾国走到第二步之后，忽然中止，颇闻国会中党派尚有借此时机，作种种顾党人不顾国之计划。宣战固为正办，然如此之政府国会，其能有益于国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他希望中国步美国之后，对德宣战。4月26日他给熊纯如的信中，特别提到在华德侨运动反对中国参战情形：“加入战团，于德本谋无关出入，而以此为大祸，而将蒙莫大损失者，乃在三四千寓华营业之德侨。此等素与吾国大贾、军官亲密，今闻有此，则其大肆运动，不问可知，其以德之胜负为喜惧，而反对加入者，皆以此耳。”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政权，8月14日对德宣战。
严复的意见显然被采纳。朝野主张对德绝交、宣战者并不止严复一人，但在此问题上始终坚持如一的立场，严复则可谓代表。当时其他一些重量级人物对德宣战态度不一，如章士钊、孙中山即力持中立说，梁启超则主张见机行事。与这些意见相较，严复对德宣战主张明显计高一筹。
对德宣战之意义对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低估，“中国通过参战得以挽回部分国家主权，并废除德奥庚子赔款，从而部分地洗涮掉中华民族的耻辱。尽管参战所得没有完全达到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参战期望，但是中国至少能够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从而使中国的命运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更何况，中国的参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与冒牌的敌人德国签署第一个平等条约。假如中国当初没有主动参战，那么所有这些外交成就将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对德宣战，实在是一个明智而富有前瞻性的抉择。
俄罗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俄罗斯革命。严复对此事的进展亦颇为关注。1917年3月11日，严复日记载：“俄国革命开始。”3月15日又载：“俄国沙皇让位于其弟。”4月23日记道：“俄国全部战费至1916年底共计二十三亿四千五百八十万镑。”显然，这时他密切关注俄国事态的发展。
1917年4月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对俄罗斯革命首次表态：
俄之革命，有法之历史在前，群知为戒，当不至为其已甚，使数十年祸乱相寻。其当路人比之吾国程度为高，亦不至如吾国改革后之现象。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国幅员大广，中杂亚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学；皇室久为齐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观念，比之吾国常深，此皆最难解决问题。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
严复对俄国革命的初步印象并不抱成见或敌视的态度。
随着事态的发展，俄国革命波及中国北部边陲，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严复注意到这一情形：“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诘其影响，已及吾国北陲。”“自革命以来，世界日益豪侈，军政两界，皆以攫利为归，百万之室，目为小康，问其所由，大都造业。嗟呼！无天道则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往复平陂，特转瞬耳。不见俄国今日社会党专与资本家富官僚为仇者乎？”他开始探究指导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之前途似犹疑不决：“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严复感到没有持守不变的真理：“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对于新的思想变革，特别是俄罗斯采用共和制，严复则不以为然，他极力强调俄罗斯行使共和制可能产生的恶果：“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严复对俄国革命的抵制态度与他对国内国民党人的立场基本一致。
重估西方文明 在戊戌维新以后的十余年间，严复译介西方经典八部，较为系统地向国人展示西方近代思想世界，被人们誉为传播近世西方思想第一人。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战争的惨况，严复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重新估价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今所云西人之学说，其广者，曰平等，曰自由；其狭者，曰权利，曰爱国。之四者，岂必无幸福之可言？顾使由之趋于极端，其祸过于为我兼爱与一切古所辟者，殆可决也。欧逻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兹非孟子所谓率土地以食人肉欤！则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不本忠恕之效也。”严复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一面的后果。他借英人之语重申了自己这一观感：“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Miss Cavell）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从西人热衷研究中国文化的暗潮中，严复感觉到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可能显现新的价值：“不佞垂老，亲见脂（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中华文化终将有大放光彩之日。严复对中西文明的重新估价，常被人们解释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严复作为一个跨文化人，其倾注的思想主题始终是会通中西文化，前期着力译介工作是如此，后期对西方文明尚武、自私一面的揭露其实仍是未离其初衷。
从谴责战争的罪恶走向反省西方文明的缺陷，再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严复这些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言辞，与战时在西方出现的“西方的没落”的声音相似。它说明东西方的思想家通过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极影响，对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局限有了新的认识。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非资本主义化的浪潮，与这一认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