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语
清末的政治舞台主要有四大政治势力。一是清朝以满族为主的统治集团，他们是清朝的核心集团。二是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新贵势力，这股势力可以上溯到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两系，张之洞、袁世凯是为其继承者。三是活跃在北京及各省的立宪派，他们是各种新兴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事业的推动者，构成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四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清朝的对立面。严复是游移在二、三股力量中的一员。这几股力量的互动和人员组合，构成清末政治力量离合的关键。1909年，当清朝将袁世凯罢官遣回原籍，张之洞“老臣凋谢”，当朝汉族新贵失去了他们所依托的重心所在。1911年清朝成立“皇族内阁”，堵塞了立宪派力图借“预备立宪”之机发展自身实力和拓展新的政治空间的可能。第二股力量原有与清朝的合作关系和第三股力量与清朝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迅速向离异的方向演变，清朝满族核心集团为加强自身对全局控制力的举措反而成了自我孤立的败笔。革命终于成为突破这一政治缰局的瓶颈。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革命党人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主导了时局向民主共和制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清朝满族统治者因失去其他两股势力的合作，孤立无助，只能拱手让出皇位。革命党人以建立共和制为满足，以礼让总统大位换取了袁世凯的合作和对共和制的承认，达到了其革命的初衷。袁世凯虽不具革命、共和之思想，但对清朝的忠诚度因其下野闲置早已不复从前，故在获得革命党人的承诺后，转向对清朝满族皇室“逼宫”，表面上成了这场大戏的赢家，实际上他不得不接受民国政制对他的钳制。
严复本人并不是一个心怀大志的政治家，也非有意玩弄权术的政客，他缺乏传统官僚的圆滑、练达和内敛，这是他在晚清官场频频失意的主观原因。在清末十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他转向发挥自己所长，凭借自己的西学素养和背景，在教育、翻译、出版、宪政等方面获取重要地位，并登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一显赫位置，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点，这是严复一生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从这个例证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荣光并不仅仅属于革命派，社会新兴力量、立宪派，甚至汉族官僚、地方实力派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并实际分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虽然是在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但为达成这一最大目标，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思想、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甚至这些变革为政治革命做了重要铺垫。从这个角度考察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革命派以外其他革新势力和社会新兴力量的历史作用，他们与革命党人的互动、合作最终成就了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将革命党人与其他新兴社会力量、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妥协视为“软弱”，或将袁世凯、立宪派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定为“投机”，都是不恰当的。革命党人以袁世凯承认共和制为交换条件，礼让总统大位，以避免内战的激化和升级，这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和成功不必在我的高尚品德；袁世凯及其立宪派势力背弃清朝，转向选择共和制，是其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虽然迈出这一步在后来有所反复甚至倒退，袁世凯并不情愿接受民国的政治规范，但民国建立已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转折。可见，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各方妥协、合力推动的一个成果。
本文为作者2011年6月26-29日赴澳门参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收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版。
§§附录三 严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革命党人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主导了时局向民主共和制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清朝满族统治者因失去其他两股势力的合作，孤立无助，只能拱手让出皇位。革命党人以建立共和制为满足，以礼让总统大位换取了袁世凯的合作和对共和制的承认，达到了其革命的初衷。袁世凯虽不具革命、共和之思想，但对清朝的忠诚度因其下野闲置早已不复从前，故在获得革命党人的承诺后，转向对清朝满族皇室“逼宫”，表面上成了这场大戏的赢家，实际上他不得不接受民国政制对他的钳制。
严复本人并不是一个心怀大志的政治家，也非有意玩弄权术的政客，他缺乏传统官僚的圆滑、练达和内敛，这是他在晚清官场频频失意的主观原因。在清末十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他转向发挥自己所长，凭借自己的西学素养和背景，在教育、翻译、出版、宪政等方面获取重要地位，并登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一显赫位置，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点，这是严复一生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从这个例证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荣光并不仅仅属于革命派，社会新兴力量、立宪派，甚至汉族官僚、地方实力派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并实际分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虽然是在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但为达成这一最大目标，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思想、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甚至这些变革为政治革命做了重要铺垫。从这个角度考察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革命派以外其他革新势力和社会新兴力量的历史作用，他们与革命党人的互动、合作最终成就了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将革命党人与其他新兴社会力量、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妥协视为“软弱”，或将袁世凯、立宪派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定为“投机”，都是不恰当的。革命党人以袁世凯承认共和制为交换条件，礼让总统大位，以避免内战的激化和升级，这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和成功不必在我的高尚品德；袁世凯及其立宪派势力背弃清朝，转向选择共和制，是其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虽然迈出这一步在后来有所反复甚至倒退，袁世凯并不情愿接受民国的政治规范，但民国建立已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转折。可见，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各方妥协、合力推动的一个成果。
本文为作者2011年6月26-29日赴澳门参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收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版。
§§附录三 严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