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置身风云诡谲的辛亥变局
1911年前九个月严复的个人生活并无波澜，他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名词馆四处兼职，并行走于这些部门，出席会议，与朋友应酬往来，其生活并无多少变化。这一年他的个人著述明显减少，译作几无，官场公务应酬增多。但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带来的风云变幻，明显增强了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和世事难测的不确定感。这一年，严复占卜算卦的次数明显增多，日记中频繁出现这方面的记录。这对一个倾力西学、提倡科学的新学者来说，不无讽刺，反映了严复此时心境的紧张和焦虑。
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时局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是形势变化的显著标志，严复的个人生活亦开始面临新的抉择。10月以后的严复日记打破以往的常规，多处记载形势发展和京城动向，而对其个人行迹着笔反而不多。10月9日“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10日“武昌失守”。14日“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15日“起袁世凯督鄂，用岑西林督蜀”。23日“长沙失守”。26日“数日风声甚恶”。11月7日“数日风声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12日“报言江宁恶战。福建松督自尽，朴留守被害。报言武昌内讧”。在大局已变的情势下，严复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他与林纾商量应对时局之策，决定搬离北京。10月18日“晤林畏庐，以或云其尽室南行也”。26日“十一箱往天津，寄荣官处”。11月8日“家轸来电话，催出京”。第二天，离京赴津，“寓裕中洋客店”三日。12日“由津同三儿回京”。13日“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薪水。袁项城到京”。严复回京似为领取薪水，同时可能与袁世凯回京上任有关。严、袁两人早在天津时即已结交，当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据陈宝琛所作严复墓志铭称：“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蜂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显然，严复与袁世凯同时回京，给人以无限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严对袁主持内阁的期待和他们双方的某种默契。果然，12月2日“四点，往袁世凯内阁，得晤”。随后，9日“九点赴汉口”。12日“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17日“到沪，住沧洲旅馆”。严复在此非常时期南下武汉、上海，据《郑孝胥日记》披露，是作为“袁世凯指派之各省代表”之一，而前往汉口专见黎元洪，从这可以推测他极有可能是借其与黎的师生关系，斡旋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的关系。
在严复的《宣统三年辛亥日记》册最后空白页留有六条和北方议和人员名单。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这六条现有两种解释：一种意见认为是严复12月2日与袁世凯会晤时所提出的六条建议；一种意见认为是严复从南方回京以后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时间则应在12月下旬。这种意见认为“得杨士奇同意，严复先回北京。到北京后，严复告了唐绍仪一状，后为袁世凯献策”。这些策略即归之为六条。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即均肯定这六条是严复往谒袁世凯时提出的策略建议，只是在时间上一前一后，说法不一。不过，两说对于这六条的含意均没有做进一步的解读。从这六条的内容来看，如确系严复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则不可小视。它至少可说明两点：一是严复自袁世凯内阁成立后，严系袁所罗致的“幕僚”或非常亲近的高参，二是严向袁所提建议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关系政局的重要意见。当然这六条也有可能是严复个人心迹的流露或看法的记录，如第一条“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似乎谓严复心迹的流露更为合适，因对袁世凯来说，不管是前往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还是留在北京担任大总统，都不存在“车驾无论何等”的问题，而对严复来说，南下还是驻京，则可能有很大区别。此条如果系严复个人的选择，对政局影响相对就会较小，只是反映严复的倾向而已。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形，这六条所隐含的政治密码值得解读。第一条如系向袁世凯提出的策略，则袁世凯后来不肯南下就任总统，其中有严复的“作用”存在，甚或可能出自严的意见。这表明了严复在南北和谈中所持的与南方对立立场，也不排除系严复个人的打算。即严复本人作出“不离京”决定。据郑孝胥12月21日日记载：“幼陵读余近诗曰：‘子生平数有奇辟之境遇以成其诗之奇，此天相也。’又曰：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此中所谓“南方学者”可能是指章太炎诸人。由于学术、文风的不同，严、章二人早已构怨，1906年章太炎曾作《〈社会通诠〉商兑》称：“严氏皮傅其说，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贵人为畏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日营菟裘以娱老耳。”“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鸣载飞，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章氏此恶诋，与1900年9月康有为《与张之洞书》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以及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发表《绍介新著〈原富〉》盛推“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高评俨然形成鲜明对比。对与革命党人有深厚渊源关系的南方学人的不满，可能是严复打定“不可离京”主意的主因。第二条表示严复认识到报界舆论的重要性，需要有人帮助“料理”。此人从后一语来看，极有可能是指梁启超。第三条表示严复认识到梁启超的分量，欲将其“罗致到京”。据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载：“从去冬起（指1911年--引者注），先生就有联袁的趋势，所以今年春间，先生直接间接与袁氏往来讨论各种问题的信电很多，现在把袁氏就临时大总统前后先生和他往还的几篇材料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时联袁情形之一斑。”袁世凯与梁启超建立联系应与严复的献计和搭桥在其中所发生的作用有一定关系。第四条表示严复已对清皇室失去信心，将希望转向袁世凯内阁。第五条为其对政制改革之设想，即废除宦官制度和传统的官场礼仪制度，这可能意味着严复甚至袁世凯已有弃清另寻它路的打算。本来12月21日、22日严复与郑孝胥在上海会面时，谈到何去何从时，亦表示其拥清立场不变。严复对郑表示，自己“不剪辫，以示不主共和之意”（21日）。“或询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也？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22日）在此之前，11月28日严复曾致信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表明自己倾向君主立宪的立场，以为中国现状适合于“保存君主，削其权力，适度立宪以使政府比前更具活力，得因时制宜，不断进步”。从这一则材料看，在1911年11月底以前，严复的“君主立宪”立场确无改变。但在与革命党人展开的南北和谈中，严复探得南方革命党人的“和谈”底线，这在他12月13日给陈宝琛的信有明白交代：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借革命党人开出的条件，严复显然有胁迫清室“逊位”之意，这正是袁世凯后来之所为。此举是否为袁所托，或严代袁有意所为，值得进一步考证。将严复与郑孝胥的谈话内容与此信的内容相比照，可以看出，严复当时一方面向清朝方面（郑、陈是清朝忠臣）“输诚”表忠，一方面借革命党人开出的严苛条件，隐含逼迫清室退位之意。这样左右逢源，为自己在未来的政治舞台谋得最大利益。严复的这种做法实为袁世凯当时的抉择。当南方革命党人在1912年正式建立中华民国时，北方一派的汉族实力派（包括严复）亦迎立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这样清室先逊位，孙中山再让总统位于袁，中国重归一统的局面得以形成。严复等南北汉族实力派终于在这场变局中获取了最大利益。第六语提出募用洋人领军。实际上是清朝在镇压太平军时“借师助剿”旧戏的重演，是严复为袁世凯避免两面作战的又一献计。这些意见除第六语“设法募用德、法洋将”外，其他五条在后来都得以实行。有的论者以为严复《民国初建》诗中的“美人”系指袁世凯，但这个袁世凯应是在民国建制后受到民国政纲箝制、准备出山的“袁大总统”，而不再是替清朝收拾残局的“袁内阁”。在这一点上，严复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民国建立这个事实。
1912年严复的日记空缺。这究竟是严复未写，还是其本人或保存日记者在后来作了处理？我们现不能遽断。不过，后一种的可能性较大。1912年应是严复与袁世凯相互合作、互动更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南北议和以及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事，均是严袁密切合作的历史见证。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严复因列名筹安会，遭到国人的诟病之后，严复可能不希望保存自己与袁氏合作的这些历史纪录，从而出现了撕去其这一年日记的一幕。
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时局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是形势变化的显著标志，严复的个人生活亦开始面临新的抉择。10月以后的严复日记打破以往的常规，多处记载形势发展和京城动向，而对其个人行迹着笔反而不多。10月9日“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10日“武昌失守”。14日“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15日“起袁世凯督鄂，用岑西林督蜀”。23日“长沙失守”。26日“数日风声甚恶”。11月7日“数日风声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12日“报言江宁恶战。福建松督自尽，朴留守被害。报言武昌内讧”。在大局已变的情势下，严复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他与林纾商量应对时局之策，决定搬离北京。10月18日“晤林畏庐，以或云其尽室南行也”。26日“十一箱往天津，寄荣官处”。11月8日“家轸来电话，催出京”。第二天，离京赴津，“寓裕中洋客店”三日。12日“由津同三儿回京”。13日“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薪水。袁项城到京”。严复回京似为领取薪水，同时可能与袁世凯回京上任有关。严、袁两人早在天津时即已结交，当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据陈宝琛所作严复墓志铭称：“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蜂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显然，严复与袁世凯同时回京，给人以无限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严对袁主持内阁的期待和他们双方的某种默契。果然，12月2日“四点，往袁世凯内阁，得晤”。随后，9日“九点赴汉口”。12日“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17日“到沪，住沧洲旅馆”。严复在此非常时期南下武汉、上海，据《郑孝胥日记》披露，是作为“袁世凯指派之各省代表”之一，而前往汉口专见黎元洪，从这可以推测他极有可能是借其与黎的师生关系，斡旋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的关系。
在严复的《宣统三年辛亥日记》册最后空白页留有六条和北方议和人员名单。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这六条现有两种解释：一种意见认为是严复12月2日与袁世凯会晤时所提出的六条建议；一种意见认为是严复从南方回京以后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时间则应在12月下旬。这种意见认为“得杨士奇同意，严复先回北京。到北京后，严复告了唐绍仪一状，后为袁世凯献策”。这些策略即归之为六条。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即均肯定这六条是严复往谒袁世凯时提出的策略建议，只是在时间上一前一后，说法不一。不过，两说对于这六条的含意均没有做进一步的解读。从这六条的内容来看，如确系严复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则不可小视。它至少可说明两点：一是严复自袁世凯内阁成立后，严系袁所罗致的“幕僚”或非常亲近的高参，二是严向袁所提建议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关系政局的重要意见。当然这六条也有可能是严复个人心迹的流露或看法的记录，如第一条“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似乎谓严复心迹的流露更为合适，因对袁世凯来说，不管是前往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还是留在北京担任大总统，都不存在“车驾无论何等”的问题，而对严复来说，南下还是驻京，则可能有很大区别。此条如果系严复个人的选择，对政局影响相对就会较小，只是反映严复的倾向而已。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形，这六条所隐含的政治密码值得解读。第一条如系向袁世凯提出的策略，则袁世凯后来不肯南下就任总统，其中有严复的“作用”存在，甚或可能出自严的意见。这表明了严复在南北和谈中所持的与南方对立立场，也不排除系严复个人的打算。即严复本人作出“不离京”决定。据郑孝胥12月21日日记载：“幼陵读余近诗曰：‘子生平数有奇辟之境遇以成其诗之奇，此天相也。’又曰：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此中所谓“南方学者”可能是指章太炎诸人。由于学术、文风的不同，严、章二人早已构怨，1906年章太炎曾作《〈社会通诠〉商兑》称：“严氏皮傅其说，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贵人为畏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日营菟裘以娱老耳。”“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鸣载飞，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章氏此恶诋，与1900年9月康有为《与张之洞书》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以及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发表《绍介新著〈原富〉》盛推“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高评俨然形成鲜明对比。对与革命党人有深厚渊源关系的南方学人的不满，可能是严复打定“不可离京”主意的主因。第二条表示严复认识到报界舆论的重要性，需要有人帮助“料理”。此人从后一语来看，极有可能是指梁启超。第三条表示严复认识到梁启超的分量，欲将其“罗致到京”。据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载：“从去冬起（指1911年--引者注），先生就有联袁的趋势，所以今年春间，先生直接间接与袁氏往来讨论各种问题的信电很多，现在把袁氏就临时大总统前后先生和他往还的几篇材料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时联袁情形之一斑。”袁世凯与梁启超建立联系应与严复的献计和搭桥在其中所发生的作用有一定关系。第四条表示严复已对清皇室失去信心，将希望转向袁世凯内阁。第五条为其对政制改革之设想，即废除宦官制度和传统的官场礼仪制度，这可能意味着严复甚至袁世凯已有弃清另寻它路的打算。本来12月21日、22日严复与郑孝胥在上海会面时，谈到何去何从时，亦表示其拥清立场不变。严复对郑表示，自己“不剪辫，以示不主共和之意”（21日）。“或询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也？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22日）在此之前，11月28日严复曾致信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表明自己倾向君主立宪的立场，以为中国现状适合于“保存君主，削其权力，适度立宪以使政府比前更具活力，得因时制宜，不断进步”。从这一则材料看，在1911年11月底以前，严复的“君主立宪”立场确无改变。但在与革命党人展开的南北和谈中，严复探得南方革命党人的“和谈”底线，这在他12月13日给陈宝琛的信有明白交代：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借革命党人开出的条件，严复显然有胁迫清室“逊位”之意，这正是袁世凯后来之所为。此举是否为袁所托，或严代袁有意所为，值得进一步考证。将严复与郑孝胥的谈话内容与此信的内容相比照，可以看出，严复当时一方面向清朝方面（郑、陈是清朝忠臣）“输诚”表忠，一方面借革命党人开出的严苛条件，隐含逼迫清室退位之意。这样左右逢源，为自己在未来的政治舞台谋得最大利益。严复的这种做法实为袁世凯当时的抉择。当南方革命党人在1912年正式建立中华民国时，北方一派的汉族实力派（包括严复）亦迎立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这样清室先逊位，孙中山再让总统位于袁，中国重归一统的局面得以形成。严复等南北汉族实力派终于在这场变局中获取了最大利益。第六语提出募用洋人领军。实际上是清朝在镇压太平军时“借师助剿”旧戏的重演，是严复为袁世凯避免两面作战的又一献计。这些意见除第六语“设法募用德、法洋将”外，其他五条在后来都得以实行。有的论者以为严复《民国初建》诗中的“美人”系指袁世凯，但这个袁世凯应是在民国建制后受到民国政纲箝制、准备出山的“袁大总统”，而不再是替清朝收拾残局的“袁内阁”。在这一点上，严复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民国建立这个事实。
1912年严复的日记空缺。这究竟是严复未写，还是其本人或保存日记者在后来作了处理？我们现不能遽断。不过，后一种的可能性较大。1912年应是严复与袁世凯相互合作、互动更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南北议和以及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事，均是严袁密切合作的历史见证。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严复因列名筹安会，遭到国人的诟病之后，严复可能不希望保存自己与袁氏合作的这些历史纪录，从而出现了撕去其这一年日记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