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出体制外的抉择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内部急剧酝酿“求变”的浪潮。外有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他们在清廷之外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活动。内有清朝自身开始宣布“新政”，将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二者之间游移的士人学子，他们的政治动向虽受到内外的约制，但他们的动向却构成风气转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内外两种力量的搏斗和较量中，“中间力量”的归趋常常对时局的变化、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初的十年间，这些所谓“中间力量”包括地方士绅、名流、新兴的社会阶层（如商人、留学生、新型企业主）等，甚至对清朝忠诚度有限的汉族官吏、新军也可囊括在内。严复是这股力量的思想代表，他一方面寄希望变革，但又不愿意革命，因此与革命党人和在海外活动的保皇党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关系；一方面对清朝并不抱多大希望，而是尽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以发展自己的实力。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社会走向或趋向往往取决于两头的抉择，而社会的平衡度则有赖于中间力量的合作和选择。“中间力量”与内外两种力量的互动成为清末新的政治格局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文借以考察严复在清末活动的一个新的视角。
1900年6月下旬，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尽毁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水师学堂，严复遂由津转沪，从此脱离了他在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近两年间，严复虽未被牵连，但心情沉郁，颇感人事两茫。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实际上意味着他摆脱了现有体制对他的约制。
7月26日，严复参加了唐才常等人在沪上策划召开的“中国国会”，并被举为副会长。“中国国会”的成员成分复杂，意见不一。由容闳起草的对外英文宣言宣布：
中国独立协会（即自立会--引者注），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生命财产，均力为保护，毋或侵害，望我友邦人民，于起事时勿惊惶。
这份宣言据说由严复“译成汉文”。“中国国会”所存时间短暂，但它的成立和标榜“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之主张，实际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序幕。
1900年7月至8月间，严复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并自任会长。此后一段时间，严复常往“名学会”演讲，前往听讲的孙宝宣在其《忘山庐日记》对此常有记载。
1901年5月上旬，严复应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之邀，赴天津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一职。此职虽属虚衔，实权操诸英人手中，但给严复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每月五百银元。严复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寻求个人出路，亦曾自谋开矿，没有成功。现在他得以参与经营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任职期间，1904年12月他随张翼赴伦敦，在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三个月。这是严复继出国留学后又一次赴欧之行，前后相距近三十年时间，严复借此行“重游英、法两都，得见儿、媳，差为可乐；至于馆事，颇令人悔”。因对张翼之为人深感失望，遂在1905年1月底离开张某，辞去其所任华部总办一职。3月1日严复致信张元济，告称：“复此行毫无所得，惟浪费三千余金而已。”“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从欧洲归国后，严复遂将其精力主要投入学堂和译事两大领域，“开报”之事并未实施。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其人际关系网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举凡教育界、出版界、翻译界、朝野上下及新旧士人圈，严复都有广泛的联系。这一方面固然与严复个人知名度提高、社会声望扩大，其活动范围明显亦随之增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的社会阶层日益活跃的社会活动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互动加强亦有关联。严复在清末十年间，与从前主要局促于天津不同，其活动地域扩大到包括北京、上海、安庆、南京等在内的南北大中城市，时南时北，国内国外，奔波不已，真正成为一个集思想与活动、著述与行政于一身的大家。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士人被迫出走或愤然离开官场；庚子事变以后，许多地方汉族官员和实力派人士与清朝的关系亦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原有那种对清朝的忠诚关系实已不复存在。清朝政权真正面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危机。
1900年6月下旬，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尽毁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水师学堂，严复遂由津转沪，从此脱离了他在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近两年间，严复虽未被牵连，但心情沉郁，颇感人事两茫。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实际上意味着他摆脱了现有体制对他的约制。
7月26日，严复参加了唐才常等人在沪上策划召开的“中国国会”，并被举为副会长。“中国国会”的成员成分复杂，意见不一。由容闳起草的对外英文宣言宣布：
中国独立协会（即自立会--引者注），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生命财产，均力为保护，毋或侵害，望我友邦人民，于起事时勿惊惶。
这份宣言据说由严复“译成汉文”。“中国国会”所存时间短暂，但它的成立和标榜“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之主张，实际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序幕。
1900年7月至8月间，严复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并自任会长。此后一段时间，严复常往“名学会”演讲，前往听讲的孙宝宣在其《忘山庐日记》对此常有记载。
1901年5月上旬，严复应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之邀，赴天津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一职。此职虽属虚衔，实权操诸英人手中，但给严复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每月五百银元。严复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寻求个人出路，亦曾自谋开矿，没有成功。现在他得以参与经营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任职期间，1904年12月他随张翼赴伦敦，在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三个月。这是严复继出国留学后又一次赴欧之行，前后相距近三十年时间，严复借此行“重游英、法两都，得见儿、媳，差为可乐；至于馆事，颇令人悔”。因对张翼之为人深感失望，遂在1905年1月底离开张某，辞去其所任华部总办一职。3月1日严复致信张元济，告称：“复此行毫无所得，惟浪费三千余金而已。”“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从欧洲归国后，严复遂将其精力主要投入学堂和译事两大领域，“开报”之事并未实施。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其人际关系网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举凡教育界、出版界、翻译界、朝野上下及新旧士人圈，严复都有广泛的联系。这一方面固然与严复个人知名度提高、社会声望扩大，其活动范围明显亦随之增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的社会阶层日益活跃的社会活动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互动加强亦有关联。严复在清末十年间，与从前主要局促于天津不同，其活动地域扩大到包括北京、上海、安庆、南京等在内的南北大中城市，时南时北，国内国外，奔波不已，真正成为一个集思想与活动、著述与行政于一身的大家。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士人被迫出走或愤然离开官场；庚子事变以后，许多地方汉族官员和实力派人士与清朝的关系亦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原有那种对清朝的忠诚关系实已不复存在。清朝政权真正面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