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天演论》的历史作用评估
严复翻译《天演论》，对自己有不同于一般译品和翻译家的要求，表现了超乎寻常的雄心，他既想将这本“新得之学”、“晚出之书”介绍给国人，借此显示自己超前的思想，又想将西学与中学熔于一炉，把赫胥黎所表达的思想以一种最能为当时高级士大夫所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既要作一种学理的探讨，以《天演论》为中心展现自己渊博的西学学识，又欲借外来的学理来剖析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大势，寻求中国维新、自强之道。他既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为中国译界译介西方学术著作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翻译佛典的新模式，又逢迎“桐城派”的文学审美趣味，以一种古奥、典雅的译文进行创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定位如此之高，以至它长久被人们奉为典范，故其在近代中国的诸多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对士人心理产生震撼性效应的第一本西书当是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此书之前，近代译书事业始于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局和一些来华传教士，当时的译书范围，第一类是宗教书，主要是《圣经》的各种译本；第二类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书，时人称之为“格致”；第三类是历史、政治、法制方面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而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则付诸阙如。对这一现象，胡适的解释是“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厉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还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中国人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当从严复的《天演论》始，而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则从林纾始，康有为所谓“译才并世数严林”，说的就是严、林两人在当时译界的这种地位。
《进化论与伦理学》初版于1893年，增订本出版于1894年，严复的翻译工作始于1896年，最早的译作发表于1897年，中译本与原作的出版时间相差不过二三年，几乎是同步进行，可以说《天演论》是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的创试，从此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工作在新的平台上同步进行，改变了以往中译本作品以陈旧的西方宗教经典（如《圣经》）和较低层次的自然科学作品为主的局面。
《天演论》是严复独立翻译的中文译本，也可以说是国人独立从事翻译西方学术经典著作的开始。在此之前，译书方法主要是采取西译中述的办法，此办法如傅兰雅所述：“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这种中西合作的办法相对来说有较大的局限性，它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外国人不精通中文、中国人不熟谙外文所采取的一种权宜的、便通的翻译办法。严复以其兼通中、英文之长从事翻译，对两种语言的会通之处了然于胸，这是国人在近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突破。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翻译的标准为信、达、雅，并躬行实践，其译文虽因效法周秦诸子，过于古雅；译文本身因只求“达旨”，过于随意，但毕竟已为中国近代翻译提出了新的可供操作的规范，而严译所取的意译方式，实际也在译界风行一时，成为近代中国继第一阶段“西译中述”之后第二阶段的主要翻译方式。对此，贺麟曾评价道：“他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五四”以后，译界虽多取直译方式，对严译所用的古文基本摒弃，对严译的意译方式多有批评，对直译意译的优长亦各有所见，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也意见分歧，但严复作为一翻译典范人物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则为人公认。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流行的西学译著。据曹聚仁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那是从‘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的世代，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曹聚仁列举的胡适、陈炯明、鲁迅这三个人都是在20世纪初读到《天演论》这本书，并受其影响。而比这些人更长的一辈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则是在19世纪末的读者了。20世纪初，许多新学堂使用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教科书，其普及率自然大大延伸了。
《天演论》问世以后，畅销不断，“海内人士，无不以先睹为快”，饱学硕儒和青年学子争相追捧，迅即成为影响他们世界观的思想教科书。最早阅读《天演论》的读者，如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感受到一种雷击一般的思想震撼。如吴汝纶读罢《天演论》稿本，即感叹：“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梁启超在《天演论》未出版之前，已读到《天演论》的稿本，亦对是著极为敬佩，传呈给其师康有为，“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可见，《天演论》未出版以前，读到此稿的维新志士已感悟到它所带来的冲击，并将之作为维新变法的依据。《天演论》出版以后，风行于学界士林。黄遵宪奉《天演论》为经典，反复嚼读，自谓“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1901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就读的鲁迅购到《天演论》，兴奋不已，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前，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味……”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鲁迅从此对严复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又将《天演论》赠送给自己的弟弟周作人阅读。以后，严复每出一书，鲁迅设法一定买来。“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是对青年鲁迅影响最大的外来思想理论。无独有偶，1905年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的胡适经老师推荐，买到了经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国文教员还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命学生作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谈及《天演论》对自己的影响：
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地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在《民报》上撰文承认：“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伴随《天演论》的风行，进化论成为戊戌运动以后二十多年间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思潮。
在学术界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误会，即以为严译《天演论》是第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译著，或者进化论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其实在19世纪70年代至1897年《天演论》问世以前，已有多种经由传教士翻译的格致书籍中夹杂有进化论的介绍。但《天演论》确是第一本系统介绍进化论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译著。自《天演论》问世后，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蔚然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思潮，许多人步严复的后尘，译介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可以说《天演论》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等新的外来思想的流行，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力逐渐退潮，《天演论》的读者群自然随之也大为缩小，傅斯年、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崛起的新青年敢于以轻蔑的语气调侃严译《天演论》，这表明作为思想范本的《天演论》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最后，对这里收入的《天演论》、《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做一简要说明：《天演论》系按1981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演论》（该版是在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译名著丛刊”基础上改进）收入；《进化论与伦理学》曾于1971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由该书翻译组直译，只译了第一、二部分，现据原文将全书的五部分全部译出；Evolution and Ethics是依1894年伦敦Macmillan and Co出版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收入，原作有五部分，现只收前两部分。之所以将这三种收集在一起，是便于读者对严译与原作的区别进行比较，以加深读者对严译《天演论》的理解。
2009年7月7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本文为作者2005年10月30日--31日在天津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严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收入（英）赫胥黎著、宋启林等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附录二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在近代中国，对士人心理产生震撼性效应的第一本西书当是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此书之前，近代译书事业始于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局和一些来华传教士，当时的译书范围，第一类是宗教书，主要是《圣经》的各种译本；第二类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书，时人称之为“格致”；第三类是历史、政治、法制方面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而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则付诸阙如。对这一现象，胡适的解释是“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厉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还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中国人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当从严复的《天演论》始，而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则从林纾始，康有为所谓“译才并世数严林”，说的就是严、林两人在当时译界的这种地位。
《进化论与伦理学》初版于1893年，增订本出版于1894年，严复的翻译工作始于1896年，最早的译作发表于1897年，中译本与原作的出版时间相差不过二三年，几乎是同步进行，可以说《天演论》是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的创试，从此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工作在新的平台上同步进行，改变了以往中译本作品以陈旧的西方宗教经典（如《圣经》）和较低层次的自然科学作品为主的局面。
《天演论》是严复独立翻译的中文译本，也可以说是国人独立从事翻译西方学术经典著作的开始。在此之前，译书方法主要是采取西译中述的办法，此办法如傅兰雅所述：“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这种中西合作的办法相对来说有较大的局限性，它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外国人不精通中文、中国人不熟谙外文所采取的一种权宜的、便通的翻译办法。严复以其兼通中、英文之长从事翻译，对两种语言的会通之处了然于胸，这是国人在近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突破。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翻译的标准为信、达、雅，并躬行实践，其译文虽因效法周秦诸子，过于古雅；译文本身因只求“达旨”，过于随意，但毕竟已为中国近代翻译提出了新的可供操作的规范，而严译所取的意译方式，实际也在译界风行一时，成为近代中国继第一阶段“西译中述”之后第二阶段的主要翻译方式。对此，贺麟曾评价道：“他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五四”以后，译界虽多取直译方式，对严译所用的古文基本摒弃，对严译的意译方式多有批评，对直译意译的优长亦各有所见，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也意见分歧，但严复作为一翻译典范人物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则为人公认。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流行的西学译著。据曹聚仁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那是从‘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的世代，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曹聚仁列举的胡适、陈炯明、鲁迅这三个人都是在20世纪初读到《天演论》这本书，并受其影响。而比这些人更长的一辈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则是在19世纪末的读者了。20世纪初，许多新学堂使用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教科书，其普及率自然大大延伸了。
《天演论》问世以后，畅销不断，“海内人士，无不以先睹为快”，饱学硕儒和青年学子争相追捧，迅即成为影响他们世界观的思想教科书。最早阅读《天演论》的读者，如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感受到一种雷击一般的思想震撼。如吴汝纶读罢《天演论》稿本，即感叹：“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梁启超在《天演论》未出版之前，已读到《天演论》的稿本，亦对是著极为敬佩，传呈给其师康有为，“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可见，《天演论》未出版以前，读到此稿的维新志士已感悟到它所带来的冲击，并将之作为维新变法的依据。《天演论》出版以后，风行于学界士林。黄遵宪奉《天演论》为经典，反复嚼读，自谓“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1901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就读的鲁迅购到《天演论》，兴奋不已，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前，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味……”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鲁迅从此对严复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又将《天演论》赠送给自己的弟弟周作人阅读。以后，严复每出一书，鲁迅设法一定买来。“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是对青年鲁迅影响最大的外来思想理论。无独有偶，1905年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的胡适经老师推荐，买到了经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国文教员还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命学生作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谈及《天演论》对自己的影响：
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地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在《民报》上撰文承认：“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伴随《天演论》的风行，进化论成为戊戌运动以后二十多年间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思潮。
在学术界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误会，即以为严译《天演论》是第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译著，或者进化论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其实在19世纪70年代至1897年《天演论》问世以前，已有多种经由传教士翻译的格致书籍中夹杂有进化论的介绍。但《天演论》确是第一本系统介绍进化论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译著。自《天演论》问世后，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蔚然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思潮，许多人步严复的后尘，译介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可以说《天演论》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等新的外来思想的流行，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力逐渐退潮，《天演论》的读者群自然随之也大为缩小，傅斯年、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崛起的新青年敢于以轻蔑的语气调侃严译《天演论》，这表明作为思想范本的《天演论》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最后，对这里收入的《天演论》、《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做一简要说明：《天演论》系按1981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演论》（该版是在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译名著丛刊”基础上改进）收入；《进化论与伦理学》曾于1971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由该书翻译组直译，只译了第一、二部分，现据原文将全书的五部分全部译出；Evolution and Ethics是依1894年伦敦Macmillan and Co出版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收入，原作有五部分，现只收前两部分。之所以将这三种收集在一起，是便于读者对严译与原作的区别进行比较，以加深读者对严译《天演论》的理解。
2009年7月7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本文为作者2005年10月30日--31日在天津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严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收入（英）赫胥黎著、宋启林等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附录二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