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天演论》译文的评价
近代以来，西学流入中土，如何在语言上解决译介西学的问题？这是中国士人颇为头痛的一道难题。西学的新名词甚多，中文不易找到对应的语词；西文在句法结构上与中文有明显出入，中文表达有一定难度；西文词义多歧，中文难以反映西文词义的内涵。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
严复当时觉察到这些问题，在《译例言》中他备举译事之难，“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表达了一种既反对“直译”又不赞成“节译”，而提倡“达译”的理由。“新理踵出，名目繁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事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严复以Prolegomena为例，他先译“卮言”，夏曾佑据内典改译为“悬谈”，严复最后定为“导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严复在译书文字上，取先秦诸子散文为模范，是为“雅”。在桐城派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当时，严复的译笔风格显示了他与桐城派文学取向的一致，这显然有助于《天演论》取得高级士大夫群体的承认。
《天演论》的成功，尤其是得到士人的激赏，在于严复使用了当时的古典汉语（即先秦古文）来译介西方经典。吴汝纶在序中即肯定，“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对严译的语言功底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吴氏在晚清文坛的地位，在序中作如此隆重的推许，对《天演论》的流传和严复声名的传扬，自然会产生极大的作用。
《天演论》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围绕《天演论》的评论着重于其翻译方式和译文的正误，众多名家各抒其见。
吴汝纶是《天演论》的作序者，他一方面赞扬该著：“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文如其道，始可言译书矣。”表达了对严译文字倾向于古雅一面的“桐城派”文学风格的认同。一方面也委婉地批评“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对严译《天演论》不分中、西文制式而将二者熔于一炉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以为译西书宜取法古人译佛经的模式。
梁启超1897年春致信严复说：“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但他对严译的古雅风格不以为然，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读解”。梁氏对严复的批评，反映了其“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立场。
蔡元培肯定严复的西学成就。“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训，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
胡适早年深受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他评价严译：“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但也承认：“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
鲁迅对严译《天演论》则颇有好感，他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强调严译《天演论》主要是“达”和“雅”，于“信”较弱。
批评的声音以傅斯年为最严厉，他在评论“五四”以前中国译界的情形时说：“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严译的几种，最下流的是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严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傅斯年是“直译”和用白话文翻译的极力提倡者，他对严译的批评，实际上是为了贯彻他的这一主张。
瞿秋白对严译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致信鲁迅说，严复“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贺麟则批评说：“平心而论，严氏初期所译各书如《天演论》（1898）、《法意》（1902）、《穆勒名学》（1902）等书，一则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词，使人费解，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二则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求达旨，故于信字，似略有亏。”
范存忠以为严译《天演论》只能算是“编纂”。他说：严复的汉译在我国发生过启蒙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的译法有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翻开《天演论》，一开头就看到这么几句：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这段文字，通顺、能懂，专读线装书的人一定还觉得相当古雅。但是，毫无疑问，这不是翻译，而是编纂。严复的《天演论》，前有导言，后有案语。全书案语29条，除了讲解原文主要论点和西方学术发展情况而外，还针对当时中国政情阐述自己的见解。严氏自己也说：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严氏所谓‘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钱钟书对严译也略加评点：“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钱先生原有意在写完《林纾的翻译》后，有意再作一姊妹篇《严复的翻译》，惜未成文。后虽有汪荣祖先生补作此文，毕竟与钱氏无与焉。
围绕严译《天演论》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我国翻译西方经典翻译标准取向的争论。首先是关于意译与直译这两者何为优先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的译事标准，但他在翻译《天演论》时明显以“达、雅”为主，甚至有刻意追求“雅”的倾向，以致有为“达、雅”而伤害“信”的偏弊，所以《天演论》虽归类为意译，实则只能以严复自己的话来说“达旨”而已。对严译的过于“中化”，吴汝纶已有所不满，表示翻译西典宜别立制式，但吴氏对严译的古“雅”倾向仍给予鼓励。“五四”以后，译界多以直译为上，故对严译的这种“达旨”的意译方式更是批评甚多。严复本人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似也感受到自己“达旨”的意译方式的局限，中期的译作如《原富》等，越来越重视译文的“信”，几乎是取直译的方式，这一点已为论者所注意。其次是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译文语言的选择何者为宜的问题。严复崇信典雅，自信只有古文能得“达、雅”的效果，故其以上古文字为译文语言。但其译文因过于“雅训”，很难为一般青年学子所接受，梁启超当时即对此有所批评。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展，白话文逐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故对严译以古文为“达”的做法更为不满，严译作品遂成为时代的陈迹，只能作为古董供人们欣赏了。
严复当时觉察到这些问题，在《译例言》中他备举译事之难，“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表达了一种既反对“直译”又不赞成“节译”，而提倡“达译”的理由。“新理踵出，名目繁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事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严复以Prolegomena为例，他先译“卮言”，夏曾佑据内典改译为“悬谈”，严复最后定为“导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严复在译书文字上，取先秦诸子散文为模范，是为“雅”。在桐城派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当时，严复的译笔风格显示了他与桐城派文学取向的一致，这显然有助于《天演论》取得高级士大夫群体的承认。
《天演论》的成功，尤其是得到士人的激赏，在于严复使用了当时的古典汉语（即先秦古文）来译介西方经典。吴汝纶在序中即肯定，“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对严译的语言功底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吴氏在晚清文坛的地位，在序中作如此隆重的推许，对《天演论》的流传和严复声名的传扬，自然会产生极大的作用。
《天演论》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围绕《天演论》的评论着重于其翻译方式和译文的正误，众多名家各抒其见。
吴汝纶是《天演论》的作序者，他一方面赞扬该著：“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文如其道，始可言译书矣。”表达了对严译文字倾向于古雅一面的“桐城派”文学风格的认同。一方面也委婉地批评“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对严译《天演论》不分中、西文制式而将二者熔于一炉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以为译西书宜取法古人译佛经的模式。
梁启超1897年春致信严复说：“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但他对严译的古雅风格不以为然，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读解”。梁氏对严复的批评，反映了其“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立场。
蔡元培肯定严复的西学成就。“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训，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
胡适早年深受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他评价严译：“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但也承认：“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
鲁迅对严译《天演论》则颇有好感，他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强调严译《天演论》主要是“达”和“雅”，于“信”较弱。
批评的声音以傅斯年为最严厉，他在评论“五四”以前中国译界的情形时说：“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严译的几种，最下流的是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严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傅斯年是“直译”和用白话文翻译的极力提倡者，他对严译的批评，实际上是为了贯彻他的这一主张。
瞿秋白对严译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致信鲁迅说，严复“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贺麟则批评说：“平心而论，严氏初期所译各书如《天演论》（1898）、《法意》（1902）、《穆勒名学》（1902）等书，一则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词，使人费解，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二则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求达旨，故于信字，似略有亏。”
范存忠以为严译《天演论》只能算是“编纂”。他说：严复的汉译在我国发生过启蒙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的译法有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翻开《天演论》，一开头就看到这么几句：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这段文字，通顺、能懂，专读线装书的人一定还觉得相当古雅。但是，毫无疑问，这不是翻译，而是编纂。严复的《天演论》，前有导言，后有案语。全书案语29条，除了讲解原文主要论点和西方学术发展情况而外，还针对当时中国政情阐述自己的见解。严氏自己也说：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严氏所谓‘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钱钟书对严译也略加评点：“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钱先生原有意在写完《林纾的翻译》后，有意再作一姊妹篇《严复的翻译》，惜未成文。后虽有汪荣祖先生补作此文，毕竟与钱氏无与焉。
围绕严译《天演论》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我国翻译西方经典翻译标准取向的争论。首先是关于意译与直译这两者何为优先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的译事标准，但他在翻译《天演论》时明显以“达、雅”为主，甚至有刻意追求“雅”的倾向，以致有为“达、雅”而伤害“信”的偏弊，所以《天演论》虽归类为意译，实则只能以严复自己的话来说“达旨”而已。对严译的过于“中化”，吴汝纶已有所不满，表示翻译西典宜别立制式，但吴氏对严译的古“雅”倾向仍给予鼓励。“五四”以后，译界多以直译为上，故对严译的这种“达旨”的意译方式更是批评甚多。严复本人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似也感受到自己“达旨”的意译方式的局限，中期的译作如《原富》等，越来越重视译文的“信”，几乎是取直译的方式，这一点已为论者所注意。其次是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译文语言的选择何者为宜的问题。严复崇信典雅，自信只有古文能得“达、雅”的效果，故其以上古文字为译文语言。但其译文因过于“雅训”，很难为一般青年学子所接受，梁启超当时即对此有所批评。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展，白话文逐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故对严译以古文为“达”的做法更为不满，严译作品遂成为时代的陈迹，只能作为古董供人们欣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