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演论》与严复的维新思想
《天演论》的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把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或者说，严复对赫、斯两氏理论的译述，使国人产生对自己境遇的联想，并迸发出自强、维新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演论》与其说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他为维新运动锻造的思想利器，它的现实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学术意义，事实上受到这部书感染的国人大都未必能真正理解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的理论差异，但他们为书中所使用的“天演”、“物竞”、“天择”、“进化”、“保种”等词语所震撼，这些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可以找到印证。
吴汝纶作为《天演论》的第一读者，最早敏感地觉察到《天演论》对中国自强的现实功用。1896年8月26日他致信严复道：“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1897年3月9日他再次致信严复，对严复的用心表示“钦佩”，“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吴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天演论》正式出版时，吴氏在序中称：“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如此反复地说明《天演论》对中国“自强”、“保种”的指导作用，可见吴汝纶对它的现实功用的高度重视。
如果我们将赫胥黎的原作与严复的译作加以对比，可以发现阅读原作本身很难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但是经过严复的迻译和案语（其实是阐释和发挥），确有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天演论》仿佛变成了一部指导中国现实改革的理论著作。严复究竟在哪些方面做了改造，使之产生了这样让国人心灵感到呼应的效果？
首先，严复所加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标题，对是书的宗旨作了新的诱导。如卷上的“察变”、“趋异”、“人为”、“互争”、“人择”、“善败”、“汰蕃”、“择难”、“制私”、“恕败”、“进微”、“善群”、“新反”，卷下的“能实”、“忧患”、“教源”、“严意”、“天刑”、“佛释”、“种业”、“佛法”、“学派”、“天难”、“论性”、“矫性”、“演恶”、“群治”、“进化”诸篇篇名，乍一看这些标题，仿佛它们都是讨论一些与中国现实有关的话题，其实这些新加的篇名，完全是严复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所做的归纳，有些篇名甚至是对原作的结构做了调整后所做的新归纳。
其次，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对原作的内容或有所增加，或有所减少，或有所舍弃，或有所改写，使之强化和突显严复所欲表达的立意。如《导言一 察变》中的结尾处所加“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段话为严复所加，意在点明“物竞天择”之理，这也是全书的宗旨所在。又如《导言八 乌托邦》中的“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一段，亦非原作所有，而是严复“借”赫胥黎的口发出自己的改革呼喊，它与严复在此前发表的《原强》一文所表达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发展教育的维新思想如出一辙，是严复认定的拯救中国之路。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作中并没有中国人名、地名，更没有引证中国典故，但严复在翻译时，却改变原文采用中文典故和中国人名、地名表达，以增加《天演论》的可读性。如卷上《察变第一》篇中“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此处的彭、聃，即彭祖、老聃，相传为中国古代的长寿者。卷上《制私第十三》篇中“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此处的李广为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卷下《能实第一》篇中“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这里的昆仑山为中国名山，梁、益、荆、扬则为中国古代地名。为了寻求与英文对应的中文概念，严复可谓煞费苦心，如selection（天择）、evolution（天演）、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天运）、the state of nature（当境之适遇）、obvious change（革）等，这些都是颇具创意的译文。严复自谓：“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
再次，严复以案语的形式，加入了自己的思想阐释或对原作的补充，为读者沿着他指引的思想方向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进化论与伦理学》原作本是赫胥黎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和自己的伦理学之间关系的一部著作。但严复翻译该著时，加进了大量的案语（《天演论》卷上18篇，卷下17篇，共35篇。严复为其中29篇写了案语，其中有4篇案语与正文篇幅约略相当，有5篇案语的篇幅超过正文），新加案语大大丰富了全书的内容，更便于中文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严复的案语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前所述，借案语介绍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并以之与赫胥黎的理论进行对比，使读者对达尔文主义的两支--赫胥黎与斯宾塞的思想理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二是在案语中介绍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西学背景知识，包括一些人物、地名的注释，如在卷上《趋异第三》篇的案语中介绍马尔达（即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在卷下《教源第三》篇中提到古代希腊哲学家德黎（即泰勒斯，前624--前547年）、亚诺芝曼德（即阿那克西曼德，前611--前547年）、芝诺芬尼（即色诺芬尼，前565--前473年）、巴弥匿智（即巴门尼德，约前6世纪末--前5世纪中）、般剌密谤（约前500年--？）、安那萨可拉（即阿那克萨哥拉，前500--前428年）、德摩颉利图（即德谟克里特，前460--前370年）、苏格拉第（即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亚里斯大德（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阿塞西烈（即阿塞西劳斯，前315--前241年）等，在卷下《真幻第九》篇中介绍法国哲学家特嘉尔（即笛卡尔，1596-1650年）等，以增进中文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三是与中学、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借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以使中国读者从《天演论》感受到严复本人的思想见解。故对这类案语的解读，也有助于理解严复的维新思想。
在案语中，严复多次将西方学理与中土学术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如把斯宾塞的“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的思想比附为“黄老之明自然”，以为赫胥黎的“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与宋儒言性之说相同，把先秦的孔、墨、老、庄、孟、荀诸子与古代希腊的“诸智”相对应，把卷下《天刑第五》篇与《易传》、《老子》作“同一理解”。凡此例证，说明严复有会通中西、中西互释的意向。应当说明的是，严复这种将西方学理纳入中土学术的框架来处理，并不符合赫胥黎、斯宾塞的原意，甚至有伤原作的本意，但在国人缺乏西学知识的背景下，有助于中国士人对《天演论》的理解。
为唤醒国人，刺激国人麻木的心灵，《天演论》中的案语多处表现了严复“保种”救亡的忧患意识。如以墨（美）、澳两洲“土人日益萧条”的事实，向国人发出强烈的呼吁，“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以美、澳土著“岁有耗减”的惨痛结果提醒国人不要再做“泱泱大国”的美梦，“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感叹“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愈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然”，而“吾闽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从古代印度、希腊和近代欧洲的“风教”与“国种盛衰”中，严复看到当时的世界“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名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诸如此类的事例，生动、具体地说明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
严复在翻译和案语中所做的“中国化”工作，大大加强了译作的现实感，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败的巨大创痛之后，《天演论》所传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对中国读者的冲击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读者阅读该书时不知不觉地产生共鸣，顺其思路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或投身维新热潮，或走上革命之路，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维新运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吴汝纶作为《天演论》的第一读者，最早敏感地觉察到《天演论》对中国自强的现实功用。1896年8月26日他致信严复道：“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1897年3月9日他再次致信严复，对严复的用心表示“钦佩”，“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吴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天演论》正式出版时，吴氏在序中称：“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如此反复地说明《天演论》对中国“自强”、“保种”的指导作用，可见吴汝纶对它的现实功用的高度重视。
如果我们将赫胥黎的原作与严复的译作加以对比，可以发现阅读原作本身很难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但是经过严复的迻译和案语（其实是阐释和发挥），确有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天演论》仿佛变成了一部指导中国现实改革的理论著作。严复究竟在哪些方面做了改造，使之产生了这样让国人心灵感到呼应的效果？
首先，严复所加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标题，对是书的宗旨作了新的诱导。如卷上的“察变”、“趋异”、“人为”、“互争”、“人择”、“善败”、“汰蕃”、“择难”、“制私”、“恕败”、“进微”、“善群”、“新反”，卷下的“能实”、“忧患”、“教源”、“严意”、“天刑”、“佛释”、“种业”、“佛法”、“学派”、“天难”、“论性”、“矫性”、“演恶”、“群治”、“进化”诸篇篇名，乍一看这些标题，仿佛它们都是讨论一些与中国现实有关的话题，其实这些新加的篇名，完全是严复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所做的归纳，有些篇名甚至是对原作的结构做了调整后所做的新归纳。
其次，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对原作的内容或有所增加，或有所减少，或有所舍弃，或有所改写，使之强化和突显严复所欲表达的立意。如《导言一 察变》中的结尾处所加“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段话为严复所加，意在点明“物竞天择”之理，这也是全书的宗旨所在。又如《导言八 乌托邦》中的“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一段，亦非原作所有，而是严复“借”赫胥黎的口发出自己的改革呼喊，它与严复在此前发表的《原强》一文所表达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发展教育的维新思想如出一辙，是严复认定的拯救中国之路。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作中并没有中国人名、地名，更没有引证中国典故，但严复在翻译时，却改变原文采用中文典故和中国人名、地名表达，以增加《天演论》的可读性。如卷上《察变第一》篇中“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此处的彭、聃，即彭祖、老聃，相传为中国古代的长寿者。卷上《制私第十三》篇中“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此处的李广为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卷下《能实第一》篇中“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这里的昆仑山为中国名山，梁、益、荆、扬则为中国古代地名。为了寻求与英文对应的中文概念，严复可谓煞费苦心，如selection（天择）、evolution（天演）、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天运）、the state of nature（当境之适遇）、obvious change（革）等，这些都是颇具创意的译文。严复自谓：“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
再次，严复以案语的形式，加入了自己的思想阐释或对原作的补充，为读者沿着他指引的思想方向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进化论与伦理学》原作本是赫胥黎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和自己的伦理学之间关系的一部著作。但严复翻译该著时，加进了大量的案语（《天演论》卷上18篇，卷下17篇，共35篇。严复为其中29篇写了案语，其中有4篇案语与正文篇幅约略相当，有5篇案语的篇幅超过正文），新加案语大大丰富了全书的内容，更便于中文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严复的案语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前所述，借案语介绍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并以之与赫胥黎的理论进行对比，使读者对达尔文主义的两支--赫胥黎与斯宾塞的思想理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二是在案语中介绍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西学背景知识，包括一些人物、地名的注释，如在卷上《趋异第三》篇的案语中介绍马尔达（即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在卷下《教源第三》篇中提到古代希腊哲学家德黎（即泰勒斯，前624--前547年）、亚诺芝曼德（即阿那克西曼德，前611--前547年）、芝诺芬尼（即色诺芬尼，前565--前473年）、巴弥匿智（即巴门尼德，约前6世纪末--前5世纪中）、般剌密谤（约前500年--？）、安那萨可拉（即阿那克萨哥拉，前500--前428年）、德摩颉利图（即德谟克里特，前460--前370年）、苏格拉第（即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亚里斯大德（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阿塞西烈（即阿塞西劳斯，前315--前241年）等，在卷下《真幻第九》篇中介绍法国哲学家特嘉尔（即笛卡尔，1596-1650年）等，以增进中文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三是与中学、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借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以使中国读者从《天演论》感受到严复本人的思想见解。故对这类案语的解读，也有助于理解严复的维新思想。
在案语中，严复多次将西方学理与中土学术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如把斯宾塞的“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的思想比附为“黄老之明自然”，以为赫胥黎的“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与宋儒言性之说相同，把先秦的孔、墨、老、庄、孟、荀诸子与古代希腊的“诸智”相对应，把卷下《天刑第五》篇与《易传》、《老子》作“同一理解”。凡此例证，说明严复有会通中西、中西互释的意向。应当说明的是，严复这种将西方学理纳入中土学术的框架来处理，并不符合赫胥黎、斯宾塞的原意，甚至有伤原作的本意，但在国人缺乏西学知识的背景下，有助于中国士人对《天演论》的理解。
为唤醒国人，刺激国人麻木的心灵，《天演论》中的案语多处表现了严复“保种”救亡的忧患意识。如以墨（美）、澳两洲“土人日益萧条”的事实，向国人发出强烈的呼吁，“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以美、澳土著“岁有耗减”的惨痛结果提醒国人不要再做“泱泱大国”的美梦，“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感叹“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愈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然”，而“吾闽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从古代印度、希腊和近代欧洲的“风教”与“国种盛衰”中，严复看到当时的世界“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名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诸如此类的事例，生动、具体地说明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
严复在翻译和案语中所做的“中国化”工作，大大加强了译作的现实感，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败的巨大创痛之后，《天演论》所传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对中国读者的冲击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读者阅读该书时不知不觉地产生共鸣，顺其思路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或投身维新热潮，或走上革命之路，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维新运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