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严译的“中学”根柢
严复的翻译虽为稗贩事业，但他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移植过程，它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严复的译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这是与他对西方文化所作的特殊处理分不开的。
对于严复的中学根柢，同时代许多人包括那些古文大家曾作了很高的评价。严复的《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加以推崇：“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对严译《社会通论》颇有微词的章太炎，论到时人对严的看法时，也说：“闻者不僚，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更是推崇备至：“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驰而不相入也。”他还致书严复说：“鄙意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容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可见，严复的翻译，不仅是以介绍西学见长，而且是以其中学为根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严复的翻译具有深厚的中学根柢，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翻译的语言，严复译书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他以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具体言之，严译主要是借鉴汉人翻译佛经的笔法，试以他的译作《名学浅说》为例，该书一百六十一节云：
人或认假，信以为真。是故比拟，究易失误。由似求似，常非断然。试为举之。乡间小儿，食椹而甘。出游林中，见相似者，采而食之。不料有毒，或至致死。菌之毒者，西名蟾则。人或煮食，误谓香蕈。故欲别采，须人指示。晋史蔡谟，蟚蜞作蟹，二螯作跪，形似性非。误取食之，遂致狼狈。凡此皆用比拟之术而得误者。此种别识，不独人能，鸟兽下生，固常为此。受击之狗，见枚而逃。汝若伏地，彼谓拾石，将以掷之。即使无石，亦疾驰去。孳雁惊弓，至于自陨。山鸾舞镜，以影为雄。对之悲鸣，至于气绝。比拟之误，如是如是。
严复采前人译佛经之法翻译西书，不另立体裁，这自有他的用意，因为他当时想改变普通士人对西学的轻视态度，给那些顽固守旧的老朽开一点窍，他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进而看得起“西学”，这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他说：
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
严复认识到自己所译的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一服服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一般士人所醉心的汉以前古雅文体。这种招徕术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胡适说：“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又说：“严复译的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原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二是翻译的标准。关于严复翻译的方法，鲁迅曾说过“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里所谓“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雅”是指脱离原文而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严复的这三项要求贯彻到自己译文中去，实际上是强调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在古代中国，早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即有人开始进行佛经翻译活动，著名的有安世高、娄迦谶等人，他们翻译了上百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颇大，但这些翻译者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到了苻秦时代，在释道安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由原来的民间私人活动成为一项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的。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罗什考察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进而一改以往名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时人称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从他以后，中国的佛教翻译步入了正轨。
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事业高度发达。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对于翻译理论钻研尤勤，他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公元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玄奘去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组织大量人力进行翻译。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玄奘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翻译家“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严复借鉴古人的经验，特别是受到汉唐时期古人翻译佛经方法的影响。所以鲁迅说，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
总之，严复的翻译从内容上说，是输入西学；从形式上看，则是承继中学。此外，在他的译著所加“按语”中，还有大量讨论中西学术的文字，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严复会通中西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严复个人的学术见解，其中不乏对传统学术的评价和精审。所以，对于严译名著，我们不应只视为一般的翻译著作，还应看到它的学术价值。贺麟先生认为，严复的翻译“于中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翻译的副产品于中国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确非虚言。
§§第四章 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
对于严复的中学根柢，同时代许多人包括那些古文大家曾作了很高的评价。严复的《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加以推崇：“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对严译《社会通论》颇有微词的章太炎，论到时人对严的看法时，也说：“闻者不僚，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更是推崇备至：“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驰而不相入也。”他还致书严复说：“鄙意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容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可见，严复的翻译，不仅是以介绍西学见长，而且是以其中学为根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严复的翻译具有深厚的中学根柢，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翻译的语言，严复译书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他以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具体言之，严译主要是借鉴汉人翻译佛经的笔法，试以他的译作《名学浅说》为例，该书一百六十一节云：
人或认假，信以为真。是故比拟，究易失误。由似求似，常非断然。试为举之。乡间小儿，食椹而甘。出游林中，见相似者，采而食之。不料有毒，或至致死。菌之毒者，西名蟾则。人或煮食，误谓香蕈。故欲别采，须人指示。晋史蔡谟，蟚蜞作蟹，二螯作跪，形似性非。误取食之，遂致狼狈。凡此皆用比拟之术而得误者。此种别识，不独人能，鸟兽下生，固常为此。受击之狗，见枚而逃。汝若伏地，彼谓拾石，将以掷之。即使无石，亦疾驰去。孳雁惊弓，至于自陨。山鸾舞镜，以影为雄。对之悲鸣，至于气绝。比拟之误，如是如是。
严复采前人译佛经之法翻译西书，不另立体裁，这自有他的用意，因为他当时想改变普通士人对西学的轻视态度，给那些顽固守旧的老朽开一点窍，他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进而看得起“西学”，这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他说：
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
严复认识到自己所译的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一服服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一般士人所醉心的汉以前古雅文体。这种招徕术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胡适说：“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又说：“严复译的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原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二是翻译的标准。关于严复翻译的方法，鲁迅曾说过“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里所谓“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雅”是指脱离原文而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严复的这三项要求贯彻到自己译文中去，实际上是强调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在古代中国，早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即有人开始进行佛经翻译活动，著名的有安世高、娄迦谶等人，他们翻译了上百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颇大，但这些翻译者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到了苻秦时代，在释道安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由原来的民间私人活动成为一项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的。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罗什考察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进而一改以往名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时人称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从他以后，中国的佛教翻译步入了正轨。
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事业高度发达。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对于翻译理论钻研尤勤，他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公元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玄奘去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组织大量人力进行翻译。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玄奘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翻译家“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严复借鉴古人的经验，特别是受到汉唐时期古人翻译佛经方法的影响。所以鲁迅说，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
总之，严复的翻译从内容上说，是输入西学；从形式上看，则是承继中学。此外，在他的译著所加“按语”中，还有大量讨论中西学术的文字，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严复会通中西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严复个人的学术见解，其中不乏对传统学术的评价和精审。所以，对于严译名著，我们不应只视为一般的翻译著作，还应看到它的学术价值。贺麟先生认为，严复的翻译“于中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翻译的副产品于中国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确非虚言。
§§第四章 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
